隆中对
诸葛亮
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日：“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大，而智太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
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
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
羽、飞乃止。
毛泽东两评《隆中对》
《隆中对》是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时向其提出的兴复汉室、谋取天下的战略策划书。而此后刘备正是根据诸葛亮的这些策划，建立了蜀汉政权。因此，这篇名文颇为后人津津乐道。根据笔者看到的材料，毛泽东对此文曾经有过两次评点。
一次与皖南事变有关。
1941年1月，国民党在皖南发动突然袭击，企图消灭新四军。皖南事变发生后，针对复杂的形势，毛泽东借用刘备伐吴战败身亡的典故教育全党。他说：三国时期，蜀汉所据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和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
在这里，毛泽东对《隆中对》确定“东联孙吴，北拒曹操”的战略方针是赞许的。诸葛亮通过对当时天下形势的深入分析，区别了各种矛盾的主次，抓住曹刘这一主要矛盾来制定刘备集团的发展战略，进而明确“东联孙吴，北拒曹操”的方针。正是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通过赤壁之战等多次战役，刘备成就了一番政绩，魏蜀吴三足鼎立局面形成。但在处理诸多具体的矛盾关系时，能不能始终看清主要矛盾所在，并不是件简单的事，稍不冷静，就会铸成大错。刘备派关羽镇守荆州，但关羽刚愎自用，与东吴交恶，结果败走麦城，身首异处；之后，刘备不听劝谏，感情用事，出兵伐吴，颠倒了矛盾的主次，破坏了孙刘联盟，结果兵败彝陵。
联系当时的形势，毛泽东举这个例子，意味深长。皖南事变后，在如何对待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问题上，党内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些同志认为，皖南事变可能会“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所以应该对国民党立即进行全面反击。这种想法事实上没有摆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位置。当时，党对形势的基本判断是，“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全国各派力量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皖南事变固然使阶级矛盾在局部领域激化起来，但整体上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主次关系并没有变化，因此，正确的选择是对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以达到在斗争中求团结的目的。否则，“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矣”！因此，毛泽东这个时候以刘备兵败东吴为例，就是告诫全党要分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统一认识，以避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分裂。
引发毛泽东另一次评点《隆中对》的，是《古文辞类纂》收录的苏洵的《权书·项籍》一文，并涉及诸葛亮为刘备集团提出的另外一个发展战略。
苏洵认为，诸葛亮只以关羽守荆州而以主力到西蜀建立根据地，很难实现两头兼顾的目的。孔明以为有高山险隘相阻，就可以免于灭亡，而实际上西蜀之险，守不可出，出不可继，保证安然偏于一隅都很困难，以此为根据地图取中原就更不可能了。苏洵还形象地举了一个例子：要成为富人，必须占据四通五达之都，收取天下之利。而赚到一点小利，就藏在家里，天天守着，是求不失，不是求富，要是来了大盗，又怎么知道真的不会失去呢？
毛泽东赞同苏洵的这一观点，并批注道：“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毛泽东对《隆中对》在战略上的这个失误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兵法曰：“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而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因此，集中优势兵力战胜敌方，特别是己方处于劣势时，主动调动敌方而不被敌方调动，使己方兵力相对集中，敌方兵力相对分散，各个歼灭分散之敌，便成为用兵者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然而《隆中对》在力量部署上分散用兵，违背了这一原则。按照《隆中对》的部署，刘备“跨有荆、益”之后，将面临这样的形势：既要派兵守卫荆州门户，又要费力经营川蜀；“一旦天下有变”，还要兵分两路，进取中原，“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刘备则“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更为不利的是，荆、益两州相距千里，更有“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相隔，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两路兵力很难相互呼应，协同作战。真可谓“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待到后来，关羽镇守荆州，守卫门户；孔明留守成都，巩固后方；刘备驻守白帝城，以应东、西之变，更是“三分兵力”矣。倘若实力足够强大，客观条件对自己足够有利，则二分、三分兵力或当无妨。但实际上，从当时实力对比看，蜀国力量最为薄弱（汉末十三州，魏占其九，吴、蜀各占其二）。本就力量单薄而客观条件又不允许，却二分以至三分兵力，正如毛泽东所言，“安得不败”？
毛泽东深谙中国古代兵法，经常强调“一个拳头打人”，并且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导演了多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经典战例，对于《隆中对》在战略上的失误，当在深谙之中。
英国学者迈克尔·爱略特·巴特曼称毛泽东“既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又是最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对《隆中对》的这两次评点无疑很好地印证了这个评价。在皖南事变后极其复杂的政治局势下，着眼长远，着眼全局，以刘备违背《隆中对》确定的“联吴抗曹”方针导致兵败之典故，教育全党分清矛盾主次，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伟大政治家的过人气魄；而在赞同苏洵文章的批注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刘备之败“其始误于隆中对”，认为《隆中对》在力量部署上分散用兵是一个战略失误，道前人之所未言，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伟大军事家的独到眼光。
诸葛亮《隆中对》试析
诸葛亮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先后辅佐刘备、刘禅父子，为创立蜀汉基业、为“兴复汉室”统一天下的大业，北伐曹魏，耗尽了毕生精力。诸葛亮在辅佐刘备、刘禅父子中取得的业绩和忠于蜀汉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受到历代人们的称颂。而诸葛亮这一切成就的取得，都与其著名的《隆中对》(也称《草庐对》)的战略决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隆中对》是诸葛亮对汉末时代风云观察的杰作、蜀汉政权立国的建国方略，同时也是诸葛亮善于审时度势，决策北伐的战略方针。本文试就此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诸葛亮《隆中对》产生的社会背景
东汉末年，由于东汉王朝的残酷压榨和自然灾害的猛烈袭击，广大的农民家破人亡，颠沛流离，无以为生，被迫挺而走险。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在张角兄弟的领导下，爆发了著名的黄巾起义。起义军用黄巾裹头，呼喊出“苍天当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义军到处，“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川黄巾起义的浪潮迅速席卷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沉重地打击了东汉豪强地主的反动统治。面临灭顶之灾的东汉王朝为了维护风雨飘摇的统治，急忙调兵遣将，向农民起义军疯狂反扑;各地的豪强势力也趁此机会招兵买马，加人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行列。
经过黄巾起义沉重打击，东汉王朝已经是奄奄一息，名存实亡了。而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豪杰并起，跨州联郡者不可胜数。”各地的军阀势力纷纷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经过十多年的火并厮杀，公孙瓒占据幽州;公孙度占据辽东;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并州;袁术占据扬州;曹操占据充、豫二州;刘表占据荆州;孙策、孙权占据江东;韩遂、马腾占据凉州;刘焉、刘璋父子占据益州，唯独刘备没有固定的地盘，率领部队辗转四方，先后依附于公孙瓒、曹操、袁绍、刘表等。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到许，政治上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图的有利地位。并先后率军消灭了吕布、袁术、袁绍等割据势力，占领了冀、幽、青、并等州，平定了北方，大有一举平宁南方，一统华夏的趋势。
诸葛亮出身名门氏族，少时就才华横溢，超群出众。史称其“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z]《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珪，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亮早孤，从父诸葛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颖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诸葛亮就是在东汉末年的战乱年代出生成长起来的，他亲眼目睹了战乱给百姓造成的家破人亡的痛苦。特别是诸葛亮随同叔父诸葛玄南下过程中，沿途那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凉悲惨景象，更是在年青诸葛亮的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同时也为后来诸葛亮立志消除分裂割据，统一天下奠定了思想基础。公元197年诸葛玄病逝，年方十七岁的诸葛亮就开始了独立生活， “躬耕陇亩”于湖北襄阳以西二十里的古隆中。在隆中，诸葛亮度过了十个寒暑春秋。
诸葛亮高卧隆中，“躬耕陇亩”的十年，过的也并非是与那种世隔绝的世外桃源生活。在隆中，诸葛亮认真研读史籍，总结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密切注意当时的政治形势，冷静地观察与分析各个政治集团实力的消长和斗争的成败。并且经常与当地及因避战祸而流亡到荆州的名士司马徽、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等人纵论时局变幻，交换政见，畅谈未来。
他最佩服春秋时期齐国的名相管仲和战国时期燕国的名将乐毅，并“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立志要象管仲、乐毅那样，干一番有益于天下统一的事业。为此，诸葛亮高卧隆中，静观天下风云变幻，等待时机，期遇明主，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宏伟抱负。
怎样才能够实现自己的鸿鹄之志呢?综观其时军阀混战的结果，到赤壁战前，只剩下了曹操、孙权、刘备、刘表、刘璋、公孙度、韩遂、马腾等人。那么，为什么诸葛亮不投靠已经平定了北方，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或是已“据有江东，已历三世”的孙权，而要为四处奔走，无固定的地盘的刘备出谋划策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虽然曹操实力最强，政治上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并先后率军消灭了吕布、袁术、袁绍等割据势力，占领了冀、幽、青、并等州，平定了北方，大有一举平定南方，一统华夏的趋势。但诸葛亮深知，曹操的手下有荀彧、郭嘉等一批贤才谋士，如投其帐下，难以其施展才能。同时东汉王朝虽已名存实亡，但在汉末士人中仍有较大的影响。在许多汉末士人的眼中，曹操名为汉承相实为汉贼。道不同不相为谋，诸葛亮自然不肯为其出谋划策。2．孙权虽据有江东之地已历三世，但其缺乏统一天下的雄心，而诸葛亮志在结束分裂割据，完成统一大业。况且孙权承继父兄基业，属下早已有张昭、周瑜等一批元老重臣。诸葛亮深知如到孙权之处，同样难以施展其盖世之才。因此，在张昭荐亮于孙权时，诸葛亮不肯留下，人问其故，诸葛亮曰“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3．刘备在当时虽无立足之地而依附于荆州刘表，但自起兵以来，虽屡经挫败，壮心不已，为时人所敬重。就连曹操也认为：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刘备)与操耳。”诸葛亮审时度势，认为刘备可以夺取荆州、益州作为立国之基，效法高租刘邦，成就帝业。同时刘备身边一直缺乏真正的谋略之士，诸葛亮认为自己辅佐刘备，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实现其抱负。因此，当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欣然应允出山辅佐刘备。
二、《隆中对》踌躇满志，制定天下三分和北伐战略
东汉建安十二年(207年)，诸葛亮的好友徐庶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而此时刘备正依附于荆州牧刘表门下，尽管刘表以宗室之谊对刘备待以上宾之礼，让刘备所部屯兵新野(今河南新野)。但刘备作为一代枭雄并不甘心寄人篱下，急切地盼望壮大实力，以求能实现其逐鹿中原的大志。刘备对诸葛亮其人是早有所闻，据《襄阳记》载：“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风雏。”，因此，当徐庶力荐诸葛亮时说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四十七岁的刘备便迫不及待地冒着隆冬的严寒和大雪，三往隆中，向年方二十七岁的诸葛亮请教统一天下的大计。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将“三顾茅庐”描述成了一段十分精彩的故事。诸葛亮认为刘备是与他志同道合，可以信赖的明主，便把自己对当时社会形势的观察与分析和盘托出，并且针对刘备集团的处境，向刘备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三分天下，建基立国和北伐中原的战略方针，这便是著名的《隆中对》。
《隆中对》曰：“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联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联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是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着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从《隆中对》中我们可以看出，《隆中对》是诸葛亮对当时政局的看法，并且针对刘备集团无根据地的处境提出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方针。概括起来，诸葛亮《隆中对》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当时的形势是“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而荆州和益州乃用武之地，应利用荆州刘表、益州刘璋不能守成的机会， “若跨有荆、益，”取代割据荆、益的刘表、刘璋，建立起可靠的根据地，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
2．在夺取荆州和益州的同时，利用“帝室之胄，信义着于四海，”的声望，招揽人才，“内修政理”，逐步增强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
3．在益州要妥善处理好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解除以后北伐时的后顾之忧。
4．在荆州要“外结好孙权，”与孙权建立抗击曹操的联盟。待“天下有变，”再分兵两路，“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如果这样的话，刘备“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
综观后来的历史进程，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基本上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为刘备集团制定的战略决策，大体上也是行之有效的。
三、《隆中对》的历史局限
在《隆中对》中，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当时形势后，又为刘备谋划了“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建基立业的宏伟蓝图。应该说，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的形势分析和提出的战略决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和可行的，但同时也存在着它的困难和局限，这在后来形势的发展中逐渐显现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跨有荆、益”和“外结好孙权”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在《隆中对》中，诸葛亮为刘备制定了首先夺取刘表的荆州和刘璋控制的益州为根据地，然后“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刘备“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 “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宏伟蓝图。但是，荆州“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联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占有荆州，向南可威慑江南，进而扫荡割据江东之地的孙吴；向北可出兵宛、洛，北定中原。因此争夺荆州，无论是对曹操、刘备、孙权都至关重要。在赤壁战前，面对来势汹汹的曹操大军，唇亡齿寒，共同的利害关系，使刘备、孙权结成抗曹联盟。赤壁之战曹操战败，退出了对荆州的争夺，而赤壁战后，刘备与孙权荆州争夺的序幕就拉开了。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孙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孙权)遂置南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为争夺荆州地区，吴、蜀不惜兵戎相见。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集团留驻荆州的大将关羽率军攻打曹魏占领下的樊城，水淹曹操派来援助曹仁的于禁所督七军，“羽威震华夏”，曹操甚至“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刘备集团势力的发展，不仅对曹魏集团是一种威胁，对孙吴集团也是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和孙权又暂时结成同盟。孙权趁关羽出兵樊城，后方空虚的时机，命大将吕蒙袭取荆州，斩杀了关羽。
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为了夺回荆州，刘备不惜倾巢出动，沿长江而下伐吴。夷陵之战，蜀军大败，刘备的蜀汉再也不能对孙吴构成威胁，这时倒是曹魏对孙吴的威胁更加显现。于是，孙吴向蜀汉“遣使请和”，蜀汉与孙吴又结成了抗曹联盟。由此可见，“跨有荆、益”和“外结好孙权”之间是存在着极大的矛盾，是有一定条件的。
二、荆州的失去，使得北伐的基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诸葛亮《隆中对》“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的提法，也逐渐了失去了原有的号召力。诸葛亮《隆中对》认为在军事战略上要分两步走：首先利用荆州牧刘表、益州牧刘璋的弱点，不失时机地夺取荆、益二州；然后再以荆州、益州为根据地，等待时机成熟，两路出兵，对曹魏实施两面夹击，以达到逐鹿中原，兴复汉室的目的。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形势也正是按照诸葛亮提出战略决策发展的，刘备集团先后夺取了荆、益二州。此时真可谓万事俱备，只欠“天下有变”的东风了。
然而，荆州的失去，使得后来诸葛亮北伐时的条件，已异于《隆中对》中提出的北伐战略条件。失去荆州，使得蜀汉政权处于偏安一隅的窘境，经济实力大大削弱，军事上丧失了“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与“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遥相呼应，两面夹击曹魏的可能。
尽管诸葛亮后来与孙吴重修盟好，解除了可能来自孙吴方面的威胁。同时诸葛亮对蜀汉政权在政治上加强治理，整顿吏治，举贤任能，调整了蜀汉集团内部，主要是随刘备入川的荆州集团和原属刘璋的益州集团的关系；经济上则大力奖励耕战，务农植谷；军事上治戎讲武，为北伐作准备。经过几年的励精图治，蜀汉出现了“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的局面，训练出了一支十余万人的精兵。为了安定蜀汉的后方，解除北伐的后顾之忧。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经过两年的准备，亲率大军南征， “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迅速平定了南中四郡南夷首领的叛乱。同时，又得以征收南中地区出产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物资以给军国之用；并挑选劲卒万人编入蜀军，号曰“飞军”，加强了蜀汉的军事实力。但仅管如此，蜀汉与曹魏、孙吴相比，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还是最弱的。
为了完成“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统一天下的大业，诸葛亮从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春开始，到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病死北伐军中，七年中先后五次兴兵北伐曹魏。以诸葛亮之才，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却功败垂成，收效甚微。客观地讲，北伐的失败，与其北伐时的条件已异于《隆中对》时提出的北伐战略有关，蜀汉和曹魏两国力量过于悬殊，蜀汉以一州之力难以蹈覆雄据九州之地的曹魏，失败是必然的。唐代大诗人杜甫对诸葛亮十分崇敬，他在《蜀相》诗中写道：“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对诸葛亮北伐未能成功深感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