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1
在我独处的时候，我总是在想。想我的家乡 —— 在中国地图上处于边远偏僻的高原地带；想我的父母亲的时代，想我的童年生活；后来，想我的中学时代，一个充满战乱的抗日战争时期。想我的最初也是最后的十分短促的近乎戏剧性的恋爱经过。后来，思想陷入在北京的半个世纪的生活漩涡里。
（一）
我的家乡—— 云南省昆明市，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大概只有三十万人口，是地处高原的一个美丽而宁静的城市。因为地处高原，面貌不像北京城那样平整方正，那样开阔，那样气派。昆明城里有山，云南省政府就在市中心的五华山上，它的北面还有一座山，叫圆通山，山上有一个圆通公园，公园里有佛教的寺庙。五华山山麓的南面正中有一条沿山而下有一定坡度的笔直的青石板马路，叫正义路，正义路向南延伸，到了近日楼公园。公园不大，现在看来只能算是一个用铁栏杆围起来的立着许多灯柱的圆形的街心花园。这里有一个花市。昆明市的人爱花，每天清晨都有人到花市去买花，即便不买也要去看一看。有几种年轻妇女们特别喜爱的花，一种是白色的茉莉花（是做茉莉花茶的那种，不是北京人叫的那种茉莉花），有香味，可以用线串起来做成花环或花球佩戴；还有一种是乳白色的缅桂花，颜色柔和，花型漂亮，香味纯正；穿旗袍的妇女可以在胸襟的扣襻上挂上一两朵作为装饰，很有韵味。老年妇女喜欢购买带着荷叶的莲花，回到家里插在大花瓶里面供菩萨，老人常说：湖里面有莲蓬的花叫做莲花，没有莲蓬的花叫做荷花，这是有区别的。但是一般的人都统称作荷花。莲花和菩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有许多菩萨的画像，都是菩萨在莲蓬上面打坐，如果是荷花，没有莲蓬，菩萨就不能打坐了。老人还喜欢买一种叫做珠兰的盆花；珠兰的花也是白色的，小球形，有香味，像珍珠一样漂亮。我上中学的时候，喜欢买上一束亭亭玉立的夜来香（在北京我就没有见过这种花），说她亭亭玉立，是因为它草绿色的茎细长，叶子也细长，花白色，花瓣儿也细长。我把它插在床头桌上的花瓶里，在花瓶的水里放上一点红颜色，然后等待观察和欣赏白色夜来香的花瓣慢慢添上淡红的颜色，同时闻着它散发出来的幽香，怡然自得。
如果穿过近日楼，在昆明市的南部有一条东西走向的长马路，中段叫金碧路，因为昆明城外有两座山，一座叫金马山；一座叫碧鸡山（两座山都有相关的一些神话传说）。金碧路由此得名。金碧路上立着两座牌楼，就叫“金马坊”和“碧鸡坊”；据说经过多少年的时候，太阳和月亮会同时出现在东方和西方的天空，他们的光辉各自穿过牌坊，显现出“日月交辉”的奇特景象。我一直盼望着能够见到这一景观，却没有机会。金碧路上还有基督教的教堂。金碧路往西，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路，叫“护国路”，是纪念蔡锷 、唐继尧组织云南护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功勋起的路名；金碧路往西再延伸，就是拓东路。金碧路以南，有巡津街，还有商务酒店。总的布局，大概城北是政治文化区域，城南属于商业区。
昆明市城里的水，有名的就算是翠湖了，本地人有时也叫它“海子边”。高原小城市的人没有见过海，所以把一个小小的湖也称作海。其实，昆明市城外有一个比“翠湖”大得多的湖泊，叫“滇池”，又叫“昆明湖”（到了北京以后才知道北京的颐和园里也有一个昆明湖，但比云南的昆明湖就小了许多），也叫“草海”。由此可见昆明人对于池、湖、海的概念不是十分清楚。
我一直喜欢“翠湖”这个名字，觉得它和绿色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个地方也给城市里的人多了一份欣赏自然风光的去处。翠湖也算是一个公园，里面有一个“轩”，是几间面临湖水的平房构成的，屋子里空空荡荡，没有桌椅，没有卖茶水的，只有一个食品摊，行人可以在那里吃到凉拌小螺蛳、油炸臭豆腐、拌凉粉（荞凉粉、豌豆粉）等小吃。轩内靠湖的一边有带座椅的栏杆，湖水里有红色鲤鱼，可以坐在那里凭栏观赏。如果游人在那里买一些鱼食喂鱼，就可以看到成群的红鲤鱼聚在一处争食的嬉戏场面。翠湖的周围有堤坝，堤边有许多树，人们可以沿着湖边散步。昆明的冬天不冷，不常下雪，翠湖的水也不结冰，所以像柳树这样的绿色植物总是四季常青。到了春天，翠湖堤边的樱花一团团一簇簇开得热闹，还有垂丝海棠与之争奇斗艳，招蜂惹蝶。翠湖中也有岛有亭，有好几个湖面，有路可以通行。翠湖公园里还有一个方形的井，井口很大，水就漫在井边，十分清澈。附近许多人家都到这里来取水做饭。我家住在华山西路，所以也用翠湖的井水做饭。有的地方，湖水里漂着一种植物叫做水葫芦，长着一个圆实的茎，茎上长着几片厚实的叶子。如果拿起一个水葫芦，掰开它的茎部，就可以看到蓬松的白色纤维，我曾经把它拿回家来像用海绵一样用它来涮洗我的残留着墨汁的毛笔。
昆明的城外也有山有水。从小西门出去，水路到篆塘坐船，可以到大观楼公园，也可以从陆路到大观楼。这也是一个可以游览的地方。大观楼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它滨临滇池，周围林木苍翠，楼阁耸峙，还有一座人工堆砌的有许多洞穴和通道的假山，是孩子们最喜爱玩捉迷藏的地方。
从大观楼可以坐一种农家私有的简便的窝棚船，经过滇池到西山游览；西山又叫碧鸡山。水浅的地方船夫就用很长的比较粗大的竹竿撑篙，到了水深的地方船夫一般都站在船头或船尾的地方划浆。他们划桨的姿势和动作都很有意思，他们用的是双手同时用力的一种单桨，划动的时候脚步向前再退后，反复来回移动，双手也把桨推出去再拉回来，很有节奏，好像全身都在用力的样子；窝棚船的船身不大，船的中间顶部架有一个弓形的棚，棚下是船身最宽敞平坦的地方，所以放着一张矮桌子，租船的人可以弯腰进到棚里，坐下来喝水休息，聊天；如果想要观赏风景，就要从窝棚里出来。站在船舱里远眺。远望西山，像一个恬静地卧在昆明湖边的美女，所以有人叫它睡美人；信佛的人就叫他“卧佛山”；曾经传说山上出现过绿色的孔雀 ，所以也叫“碧鸡山”。不过叫的最普遍的是“西山”。近看湖水清澈，有时蹲在船舱里，顺手就能捞到一些水生植物。西山上面有有名的佛教寺庙：华亭寺和太华寺；也有道教的三清阁，还可以攀爬到悬崖峭壁边上的龙门，据说是清朝时候，一个石匠在这里花了好几年的工夫雕刻一个魁星的塑像；本地人传说中的魁星，如果用他右手握的笔点在谁的头上，就预示着谁可以考中状元。所以这支笔是构成这个塑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道具。偏偏石匠不小心把魁星右手握的笔刻断了；他认为前功尽弃，很伤心，竟然聳身跳崖牺牲了。小的时候，到了龙门总是不厌其烦地喜欢听人讲述石匠舍身跳崖的故事，长大一些，就会远眺三百里滇池的湖光山色，可以看见湖面上星星点点的窝棚船就像中国水墨画上随意点染的那样缥缈。
（二）
在我的印象中，昆明是一个有汉人、苗人、回民、彝族人，多种民族混居的城市；当时云南省的省长龙云就是彝族人，他穿汉人的服装。他原来是军阀唐继尧的部下，1927年一次兵变成功，唐继尧下台，他成了云南王。好像昆明人对此也没有太大的反对意见，不管他是什么族的人，只要老百姓生活过得去就行。回族的一些生活和服饰已经汉化了，很不容易区分；议论起来，觉得回族人的长相有些高鼻凹眼，皮肤比汉人白一些；年轻女孩大多很漂亮，老了就很难看；还知道他们不吃猪肉；他们有自己的节日。只有穿蓝色土布衣服，头上缠着包头布，背着背篓在街上叫卖他们自制的米面粑粑的妇女，才会被人认出他们是少数民族。因为是省会，所以也有外县的人在昆明工作。拓东路那边有一个迤西会馆，就是大理县一带的人设的办事处。
早晨，经常能听到背着背篓叫卖“米面粑粑”的声音。听到叫声，赶紧出门把她叫住，买几个“米面粑粑”做早点。这时她会掀开背篓里的布，捡出还有一些热气的米面粑粑递过来。不知怎么做的，看起来平平常常，吃起来就是有一种米香的味道。还有回族“把斋节”的食品，也好吃。在昆明，人口不多的家庭，总喜欢用一种“风炉”来做饭。这种炉子是用粘土做成的，燃料用木炭。点燃木炭之后，常常要用蒲扇对着炉口扇动，使火势加大，所以才叫“风炉”。一些少数民族就是在山里烧了木炭，用背篓背到城里来卖。过年的时候，昆明人习惯用松针（松树的叶子，本地人叫松毛）铺地。也是少数民族用背篓背了苍翠的松针到城里来卖。过年以前，我家也会买许多松针存放起来，过年的头一天在堂屋的地上铺上一层厚厚的松针。绿茵茵的、蓬蓬松松的、软软的，像张大地毯。孩子们高兴地在上面翻跟头、打滚。松针铺地要维持好几天，看见旧的松针有些发黄，就加上一层新的绿的，这样越铺越厚，越软。孩子们越高兴。
除此而外，还有外省人。外省人当中我记得的有江西人。昆明有一条街叫做文明街，有许多卖瓷器的商店，据说就是江西人开的店铺；拓东路也有江西会馆。另外，我觉得广东人比江西人还要多。广东人聚居的一条街叫做同仁街。它的房屋的建筑形式和其他路段不同，也带有广东特色，一般是两层楼房，楼下是商店，楼上居家。楼房延伸到人行道的上面，所以人行道的边沿上有许多支撑楼房的柱子；过路的行人倒是不怕下雨了。但是买东西的人要推开店门进到屋子里去买。同仁街卖的东西比较高档，如钟表、服装、首饰之类。昆明市内一般的小商店都是铺面临街，货物就摆在店铺的货摊上或者货柜里。在昆明市的许多街道都有广东人的小杂货铺，也是这种形式。他们用大玻璃瓶装着各种糖果和干果食品。他们卖的食品花样很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小昆虫都做成食品，放了学的小学生就喜欢围在他们的店铺门前买零食。广东的大食品店冠生园就设在金碧路上。在正义路的路西，有一个有名的大百货商店，叫“汇康”，老板是浙江绍兴人。他们就是从上海运来货物做生意的。他们的买卖以绸缎、布匹、绒线、服装为主。四川和云南是邻居，所以拓东路也有一个“全蜀会馆”。昆明人还有吃宵夜的习惯，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会听见叫卖担担面的声音。这是挑担卖小吃的来了。其实“担担面”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也许这就是在昆明做小本生意的四川小商贩。本地人的印象和说法是，云南穷，四川富。但不管怎么富也还会有一些穷人的。云南和西藏临界，印象当中，昆明的许多佛教信徒曾经传说“西藏活佛”要到昆明来，都现出特别敬仰的神情，可惜我没有见过活佛。
因为云南是边疆，和法国的殖民地安南（即今越南），英国的殖民地缅甸和印度为邻，在清朝（十九世纪末）的时候，云南就属于英法两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昆明有英国和法国的领事馆，还有他们开办的医院。现在只记得英国的“汇滇医院”，地址可能在金碧路往东的方向，法国人的医院在城北的翠湖附近。还有日本领事馆。
很长时间，云南省和外界沟通的交通要道，只有唯一的一条法国人修的“滇越铁路”，从昆明到越南的河内，现在改名昆河铁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云南人要到外面做生意，走的是国际路线，就是从昆明搭乘滇越铁路的火车，到海口、河内，到香港，到南洋群岛，或者到上海办了货物，到昆明来卖。
也有外国人在昆明做生意。我见过当时的安南妇女摆地摊。他们穿着圆领紧身的长袍，戴着尖顶斗笠，露着棕色的牙齿嚼着槟榔，坐在路边卖香蕉。食品店里也有卖法国面包的，但是我没有看见法国人。那时候，日本货也很多，都是在商店里。日本的仁丹、日本的儿童玩具充斥市场。记得有一次路过日本领事馆门前的时候，大人小声告诉我，日本人会把小孩骗了去挖眼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怕日本人；可是日本的儿童玩具却吸引我，一直到我进入中学的时候，家里人还讲述我小的时候站在商店的玻璃橱窗前面不肯离开，缠着父亲给我买了一个日本用赛璐珞制作的四肢和头部都能转动的一尺多高的洋娃娃，肉色的皮肤，金黄的头发，高鼻子，蓝眼睛；能坐、能躺，还可做衣服给她穿。
（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后许多外省人到了昆明，特别是北方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昆明这个小城一下子变得拥挤起来。一些教授和大学生们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纷纷办起了中等学校，比如私立天祥中学（据说是江西籍的学生办的）、与基督教有关的天南中学（名誉校长是清华大学的马约翰教授，授课的教师都是联大工学院的学生和教师）；有一个由本地名宿李根源先生的哲嗣李希泌（他曾经是西南联大历史系的学生），约请西南联大的一些教授（如有名的朱自清教授）和学生合办的五华中学等。这些举措给本地学生创造了极好的学习机会。我在五华中学读高中的时候，朱自清、汪篯、张澜庆、李赋宁等都曾经是我的老师。那时上课都没有按照规定的中学课本学习（根本就没有课本）。这些老师的学问都装在他们肚子里，他们有的印发一些讲义，有的就是口述，学生写笔记。现在想起来，感到不足的是有些知识没有得到一个比较完全系统的概念。物理课和化学课虽然也是好老师，但是没有实验室，缺少实验课，学的印象不深，知识很不扎实。
昆明人称抗战时期涌到昆明来的外省人叫“下江人”。云南地处长江上游，暗地里自己把自己看作“上江人”。过去曾经和长江下游的人有过一些来往，所以昆明老百姓对于长江很熟悉。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忽然涌进许多人，昆明人有些糊涂了，也来不及打听这些外来人的来龙去脉，所以不论你是从东北的黑龙江、松花江，还是从黄河流域来的人，都统统称为“下江人”。有时候就抱怨“下江人”欺负本地人。有时候看见北方人自己做面食，就说北方人的生活一定很苦，不然怎么会自己做面食呢？昆明人习惯吃米饭，如果想吃面食就到饭馆去吃，或者到食品店去买现成的面食，比如有一种现烤现卖的发面饼“锅煃”，很好吃；还有当街叫卖的“破酥包子”；还有小贩挑担叫卖的馄饨和担担面，在自己家门口就可以买到，完全不用自己费力。
到了1941年，美国空军飞虎队也来支援中国抗日了。美国军队的到来，带来了美国文化，昆明城南增添了许多电影院。好莱坞的电影源源不断地来到昆明。昆明的晓东街、南屏街，成了当时最繁华热闹的街区。昆明城里还多了一些“吉普女郎”，是和美国军人的到来有关。吉普车是美国的军用车，有时可以看见美国的军用吉普车里坐着中国女孩。老百姓就称这样的女孩叫“吉普女郎”，意思是这些女孩是陪美国军人玩的，多少带有不屑的意思。我们中学生当时就躲着吉普车。但是对美国电影却着了迷的喜爱。不仅看美国电影，还唱电影里的歌曲，收集保留电影明星的照片------。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昆明的市场上多了一些美国军用物品，因为他们随着中国的中央政府北上了，或者有的回国了。抗日战争时期，珍珠港事件以后，昆明几乎变成当时抗战的前方。我还看见一些从缅甸逃到昆明的难民，他们带着一些翡翠宝石、红宝石、一些镶嵌宝石的戒指，为了解决生活问题，特别想要把这些宝石卖给昆明人。
（四）
1946年，我离开昆明到了北京。原来家里不同意我离开昆明到遥远的北方生活，他们当心我这一去就很难再回到昆明了。我不听，也不信。 1975年夏天，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回到昆明的时间。这一年，我姐姐的一个孩子从长春回昆明路过北京，忽然找到我家，从此和我取得了联系。他们兄弟姐妹，有的在成都，有的在长春，有的在重庆，还有两个在昆明。于是和我相约到昆明聚会。因此，我有机会回到昆明。在北京的时候，丈夫和我商量好，我回到昆明，可以住在原五华中学代理校长于乃义先生的家里。我的女儿小米陪我一起回昆明。去了之后，感觉昆明大变样了！怎么能不变呢？三十年过去了呀！
1975年正是“文革”浩劫末期，经济情况不好，生活用品都限量凭票供应。
有人讲述生活的困难，我还听到一个回民村在“文革”中被毁灭的故事！
再看城市的变化也太大了。近日楼没有了，花市没有了；正义路的青石板路没有了，“金马”、“碧鸡”牌楼没有了;翠湖的水没有了，据说市政府的人在翠湖已经干涸的塘里灌注自来水，但很快就漏了，渗下去了，像一个无底洞。昆明西郊的滇池被当地“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动员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围海造田”，“海”变小了，造出来的田也没有长出庄稼来；从海埂这边可以踏着填起来的土埂步行到西山的峭壁下面，再上一百多级台阶就到龙门，不像小时候有那种神秘探险的心境了。我的母亲没有了，她一个人是怎么生活的？什么时候去世的？谁也说不清楚。姐姐没有了，听她的女儿告诉我：姐姐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犯心脏病去世的。她的两个大一些的女儿分别把小弟弟小妹妹带走，担负起抚养的责任。我的弟弟不知下落了！有人说他被劳动教养了。但是劳动教养也有期限，劳教的地方也应该有他的姓名啊！就像我姐姐的一个孩子，劳动教养期满以后被安排了工作，还结了婚，有了孩子。这些都不得而知。找到儿时住过的老房子，觉得也变小了，就像北京的一些被改造了的四合院那样，增加了许多住户自己搭起来的小房子，像一个大杂院。街道干部也不知道我母亲和弟弟的下落！
昆明人听不出我说的是昆明话了。我成了完全陌生的外地人！
三十年后第一次的昆明之行留下了更多的遗憾！对自己的母亲和弟弟的愧疚之情越发深沉了！
（五）
第二次回昆明是在1986年。我的丈夫要到昆明参加一个会议。
我在1982年已经从我工作的单位退休。也许是我有恋栈情结，其实，另有一些不便明言的别的更主要的原因，促使我退而不休，积极参加学校的一些活动，特别是一个民主党派（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活动，后来工作小有成效，于是向学校党支部领导表示了想要加入共产党组织的愿望。和往常不同，我竟然非常意外地得到领导的关怀，安排了入党介绍人和我谈话，最后得到党支部的批准并报上一级党委等待正式批准，但是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自己设法取得我父母的政治历史情况的材料，上报组织。
因此，我和丈夫说明希望和他同行。到了昆明之后，因为我们夫妻都和原来的一所中学有关系，所以这次的活动有两个：一个是和老同学见面；一个是寻找与我父母有关的证明人，争取拿到证明材料，带回北京。
这一年见到的昆明城市的面貌比1957年好多了，翠湖也仍然美丽迷人。但是我的心思都在寻找多年不见的朋友和寻找我父母的证明材料。
我见到一些朋友，听他们讲述他们的故事：一个故事是曾经积极参加“一二一”学生运动的朱振，后来考上了大学，但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政治热情促使她放弃学习的机会，跑到外地寻找革命组织（边纵 —— 是云南省的群众配合中国共产党的解放战争自发组织起来的地方游击队），找到组织的时候，受到组织的怀疑和严酷的拷问，最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送到劳改农场劳动改造。后来在劳动中被机器轧伤了右臂被截肢，成了残废。她的丈夫是在劳改农场认识的一个右派知识分子。后来两个人都得到平反，工作都被安排在高等学校。他们结婚的时候都已经过了生育年龄，因此他们没有孩子。她的工作是美化校园，专门经营管理校园的花草树木，进行规划设计。她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工作积极性很高。我不敢再多询问关于她过去的故事，但是我对她的生活态度产生一种敬佩。还有一个同学是在结婚以后丈夫被划成右派分子。为了保护妻子和孩子，丈夫主动提出和妻子离婚。还有一个同学，原是云南军阀唐继尧的亲戚，母亲是广东人，很漂亮，她自己也很漂亮，又很活泼；学习不太好，但是会跳踢踏舞，听说有时候她也会去参加跳交谊舞的晚会，白天上课的时候就没精打采。我自己对那样的活动不积极，因为我自己有对人生的看法，特别拘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她和一个国民党的军官结了婚，新中国成立以后自然吃了许多苦。这次和她见面，也没有敢冒昧地询问她的家庭情况。另外还见到昆华女中的一个同学，她也告诉我一些她的经历，是和中国共产党南下工作的干部有关的，反映出外来干部对本地干部的不信任和排挤，她曾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后来又平反了。这些故事并不是我有意搜集，而是自然接触的时候听到的。这样的故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到了昆明的时候，我曾经寻找一位佛教的熟人，希望她能给我提供一点与我母亲有关的证明材料，结果一无所获。最后我想到去找昆明市公安局，请他们帮我寻人。公安局的人还不错，第一他们告诉我昆明市建立户籍制度比较晚，已经找不到我弟弟的名字。他们的推测是：我的弟弟在五十年代初期已经不在昆明，很可能在外地。这个情况和我1975年的估计相吻合，而且可以确定他没有成为劳教对象。另外他们建议我到昆明市的几个敬老院去寻找我母亲的材料。敬老院都在昆明市郊外。我跑了几次，都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我要查找的人的时间是在1960年前后，距离当时已经二十多年，或者他们不会保存一些已经死去的人的姓名；或者他们觉得翻阅几十年前的人名单太费事。总之，毫无结果。最后，我只得请身为民主同盟成员的丈夫，代我委托云南省民主同盟，通过组织关系弄一份证明材料。这个办法很见效，他们和敬老院联系之后写了正式的证明材料，直接寄给我的单位，同时给我寄来一份抄件。从证明材料知道我的母亲是三年困难时期在敬老院里饿死的。
关于我父亲的证明材料，是我从昆明的熟人那里知道有一位名叫施子瑜的，他们家的人曾经去我父亲最后工作的一个地方见过我父亲。而且一定会知道我父亲去世的大概时间和情况。是他帮了我的忙，为我写了证明材料。我的丈夫去世以后，我送了施子瑜先生一本《纪念集》，他给我来了一封信，从来信我才知道这位施子瑜先生也是我丈夫读研究生时候的同学，他们的来往还比较频繁。
后来有人不无惊异地对我说：“你是党员啊！”，我“嗯”了一声。我感觉这话里有话。还有我的孩子说：“你是我们家唯一的党员！”说这话的语气和态度并不是赞扬，而是带有一些嘲讽的味道。好像我“死乞白力”争取要做一个党员是一种“软骨病”的表现。
还有我的一些老同学和朋友半开玩笑，但是真诚地说：“你都退休了，还入什么党呢？”我也自嘲地说：“是呀，退休以后入党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唯一可做的只有交党费一件事情。”又问：“党员不开会吗？”我说：“没有啊！退休的党员住的地方分散，也没有什么必须退休党员做的事情------。”这样的问话多了，我也自己问自己：“退休了还要入党吗？为什么？是满足虚荣心，还是填补一种内心的空虚？还是要找回一个答案？”
1946年我离开昆明的时候是二十岁，到了1986年，我已经六十岁了。两次回昆明都是急匆匆的，而且心情都不愉快，没有留下什么太好的印象。对于故乡的美好回忆都留在童年时代了。
（六）
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西南联大的校友们怀念那一段艰苦而有意义的日子，要举行纪念活动，所以我有第三次机会回到昆明。时间是1988年。丈夫是名人，受到学校优待，可以坐飞机，几个小时就到昆明了；我自己则通过西南联大校友会，在北京大学的办事处买到了去昆明的火车票。从北京去昆明的校友特别多，所以火车都开专列。整个车厢里都是西南联大的校友。到昆明的火车的行程是两天三夜。火车上的人都是一个心愿，朝着一个方向前进，不是熟人的也显出“似曾相识”的样子，一种互相谦让友好的态度随处可见。我并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但是我是昆明人，我中学阶段的生活学习和西南联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我也凑了一份热闹。
到了昆明，西南联大的校友们看不见近日楼，都说可惜了。昆明为了迎接校友，设有专门的接待处。我在那里首先见到朱德熙先生，他告诉我丈夫的住处，很快就找到了。后来他们开了庆祝会，校友们回忆当年的生活，举行纪念仪式。集体活动之余，丈夫和他的一些朋友们就到昆明北门街的一个茶馆去喝茶，那是他们学生时代经常光顾的地方，在那里他们的怀旧情结可以得到充分的表露。最后是分批分组的旅游活动。有到石林的，有到大理的。丈夫和我到了大理，晚上住在旅馆里还没有息灯，就发生了地震。第二天组织活动的人就把大家送回昆明了。后来丈夫和我坐火车到了贵阳，在贵阳买了飞机票就回北京了。
（七）
今年是2004年，已经到10月下旬，再过两个月就要跨入2005年的门槛了。距离我在1988年回昆明又过了16年。在这十六年中，我听说昆明举行过世界园艺博览会，从昆明到金殿都是世界园艺博览园区的范围。我还听说云南有一个近乎世外桃源的香格里拉，还有傣族的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还有丽江的东巴文化。我也知道云南是走私毒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我还从报纸和其他一些媒体上知道昆明曾经出现过“人体宴”和三十八万元一份的“天价”月饼。我为他的被开发感到高兴，也为他显露出来的腐败和庸俗感到羞耻和伤心。我还担心人为地急功近利的过分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应该保护的文化的摧残毁坏！
我特别想回昆明，向云南，向昆明，向翠湖和西山 —— 我的故乡，做最后的告别！
我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2004年10月27日星期三于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