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大串联”
“文革”初期，经过从６月的“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到８月里红卫兵的“破旧立新”“灭资兴无”运动，我所在的学校的党支部的领导被打倒了，核心组织的成员是党支部书记赵岩、宣传委员王家骏和组织委员王静华都成了走资派。学校里由高中学生的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掌权。他们打走了６月初“刘少奇派来的工作组”，对学校里的党支部领导成员实行强有力的专政。在听到党中央号召进行“革命大串连”的时候，红卫兵顺应革命大形势纷纷外出串连。北京大学的红卫兵也一样，学校里边的运动也暂时处于停顿状态。我所在的中学校里，虽然绝大多数学生不在学校，老师们可不敢在家里呆着，仍旧每天按时到学校去。到了１０月里，老师当中也有外出串连的。我们几个女老师商量着，也想跟上革命形势，出去串连。于是向学生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提出申请，经过他们对我们进行政治审查，同意我们串连，才给我们开了通行证。我和其他五个人（都是女同志）一起动身离开北京，外出串连。我们的路线是往西，经过成都、重庆、贵阳、武汉、广州，然后返回北京。我的孩子们也出去串连。他们知道自己的家庭情况，不能和那些“红五类”相比，那些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８月里就开始出去串连，有的往返好几次。但是我们家的孩子没有一个戴红袖章的，但是争取做一个革命群众的愿望促使他们积极行动起来。上中学的女儿开了一个外出串连的通行证，和在另一所中学的儿子以及他的两个同学，加上在小学未毕业的女儿，一共五个人同行。就凭着女儿的这一张通行证，他们沿着上海、武汉、昆明这条路线走。儿子在武汉生了病之后返回北京。两个女儿和儿子的两个男同学到了广西。大女儿告诉我，其中有一个男孩的父母老家是昆明，他一个人去了昆明，剩下他们三个人因为带的钱不够，滞留在广西，受了些委屈，昆明没有去成，最后回到北京。
我和学校里的同事，一共六人，都是女性。其中我的年纪最大。我准备了一份简单的行装，都是必备的生活用品，捉摸着一定要自己能够扛得动的。据说学生外出串联的时候，坐火车和吃饭都不花钱。我们是老师，所以还是带了一点钞票。我们从北京坐上往西进发的陇海线的火车，看见火车上尽是年轻学生。既然是参加串连的，革命志向一定相同，因此即便素不相识，也能一见如故地聊起天来。火车上有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告诉我们：“党中央号召学生展开大串联，是到外地去完成任务的。北京的群众运动搞起来了，外地的运动还起不来，所以要到外地去‘煽风点火’，要去发动群众，揪出‘党内的走资派’”。我听了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才是真正出去革命的！我们只是为了一己的私利，想借着外出串连的名声，证明自己是革命群众。不过既然出来了，到了一个地方总要看一些大字报。了解一点和运动有关的情况。
火车到了西安，我们没有下车。串连火车的乘客都是革命小将，坐火车不用买票，也不用对号入座。供学生串连乘坐的火车里没有软卧，也没有硬卧，都是硬座。在硬座的火车车厢里面，连车窗上边放行李的架子上也坐着人，他们的两只脚就悬吊在半空中，有的就会碰着坐在下面椅子上的人的头。有的坐在放茶杯的小桌子上。人行道上也有站着或者坐着的人，连厕所里也挤满了人。按照常规，乘客在火车行进当中可以上厕所，但是串连火车不行，因为人太多，无法走动。等火车到站，有的人要下车的时候，才有一点松动的机会。有的人从行李架子上下来，踩着桌子或者用脚尖踩着椅子边沿地方就能下到地面，或者就从这个椅子跨到那个椅子，再蹭到厕所门口，把厕所里的人都叫出来，才有人进去方便。
在串连车里，有一位从新疆来的人，他并不年轻，而且自己声明是出差的，一路上他发着高烧，没有水喝，也没有用药，吃尽了苦头。到了成都就看不见他了。
火车到站的时候，上车的人特别多，因为不用车票，谁都可以按照自己需要的时间上车。列车员大概无法维持秩序，只好在火车到站的时候让下车的人尽快下车，然后赶快把车门关起来。上火车的人，年轻的，有力气的，机敏一些的，趁车门打开的时候，用力扒住车门，从下车的人的空档中挤上去。有的人直接从火车的窗户爬进车厢。这样的情况，火车当然无法正点运行，坐火车的人也从未提出准时到达的要求。
到了成都，我们下了火车，住在四川大学招待串连学生的接待站。在四川大学校里看了一些大字报。看了四川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的罪行展览。接着到了重庆。在重庆，住在歌乐山的一所学校。成都和重庆的天气差不多，冬天不下雪，但是老阴天，毛毛细雨轻飘飘地落在人们头上脸上，湿不了衣服，根本用不着雨伞。我们参观了红岩村、渣滓洞。在四川，可以看见“打倒李井泉！” 的大标语。写在河堤上的特大的标语非常醒目。我想：这大概和我在火车上听大学生说的“煽风点火”有关。是从北京出来的大学生们“揪党内的走资派”的功劳吧？我还听说有从被我们学校的红卫兵赶走的工作组的成员，回到四川成了革命派。我还去看了一个在四川省委党校工作的同乡，也是曾经同在一个中学校里学习的校友。他一见着我就告诉我，他没有犯路线错误（因为当时党中央正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和他不敢多谈，因为怕引起别人的怀疑（那时“莫须有”的罪名会随时加到头上，说也说不清楚）。
在成都的时候，我曾经给丈夫写了一封信，简单地谈了我外出的情况，并且表明我对他的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因为我从他的单位贴出来的大字报来看，不外乎对他的历史问题的审查和思想批判。所以我在信里告诉他：只要抱着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相信群众相信党的信念，耐心等待，问题是会解决的。
在我们离开重庆，要往南边走的时候。同事当中有人表示不去昆明，因为昆明的交通太不方便。而且，我知道我的老家是昆明，我的出身不好，现在的家里被红卫兵抄了家，丈夫被批斗。有人说：在串连活动中不能去自己的家乡，怕有人借着革命串连的名义给反革命家庭通风报信，或者进行反革命活动。其实，我和我的娘家早就失去联系，到了昆明，我都不知道找什么人才能打听到娘家人的下落……所以我不发表意见，只跟随他们一致行动。
我们在重庆的火车站准备搭乘开往贵阳的火车。在等车的时候，我们的同事当中的一个人大声叫起来说她的钱包被人偷了。车站上人山人海，乱糟糟的，根本无法寻找，只能自认倒霉。我们等着上火车的时候，因为人太多，车门不开。一个在月台上的列车员把我们带到一个车厢旁边，告诉我们可以从窗户里进去。我们听了他的话，六个人顺序从车窗里爬进去。爬窗户的时候，要有一个人站在下面做人梯，一个人踩着他的肩膀才能进去。窗户里面有一张小桌子，进去的人先爬在桌子上，再坐到椅子上。我们六个人正好占据对着桌子的两排椅子，两两相对地坐下了。火车开到贵阳的时候，因为下车的人少，上车的人多。火车停在站台上既不能开门，也不让开窗户，因为怕有人从车窗里爬进来，因为火车已经超载了。有人一定要上火车，就站在铁轨上不让火车出站。这样的局面僵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不知如何打开这样的僵局，最后火车终于启动了。我们本来是要到武汉，然后南下广州。可是火车到了株洲就停住了。据说武汉那边通知，火车不能进站。于是我们从株洲车站下了火车，沿着铁轨，步行到武汉。因为在火车上没有活动的空间，长时间一个姿势呆着，下车以后，发现六个人都双腿浮肿起来。于是到医院里找医生给每个人开了一点药。在武汉看到的大标语是“打倒王任重！”在武汉，我们参观了孙中山领导的武昌起义的
离开武汉，我们曾经去参观毛泽东的故乡韶山村，看到他在农村老家的房子，离住所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池塘，据说毛泽东青少年时候曾经在里面游泳。我们串连的最后一站是广州。
到了广州，住在一所小学校设的接待站里。已经是１１月下旬，广州的天气还是很温暖。在学校的操场里他们为串连的人提供洗浴。用塑料布围起来形成成一个接一个的简易露天浴室。沐浴的人提一个装满温水的塑料桶，进到里面。用这一桶水就可以完成你自身的清洁工作。
在广州，和其他地方一样有揪出走资派的大标语：“打倒赵紫阳！”（当时赵紫阳是广东省的第一把手）。在广州，我们仍旧是参观一些革命遗址，还看到五羊城（广州市的别称）内五只羊的雕塑。我们还有幸参观了正在举行的“广交会”，这使我们大开眼界。“广交会”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窗口，我们看到中国出口的花色那么漂亮的丝织品，真是想象不出别的国家的人民是怎样生活的？我们国家的人民普遍穿着灰色和蓝色的服装，解放军和红卫兵穿的绿色服装就够让人羡慕了，谁会想到穿那些花色繁多的丝织品制作的衣服，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要。我们不施脂粉，不化妆，不戴任何首饰，才能显出我们的革命性！
因为到广州串连的人多，离开广州的火车票拿不到。就滞留在广州。在广州，我收到丈夫给我的信。信里谈到北京的一些运动情况：
总理号召１２—３月共四个月搞各单位的运动，串连暂停。但实际上本单位运动至少须到一月份才可开始，现在人都不在，外地还在来人，……北京各校运动都在停顿状态，大字报只有首长讲话引人重视。聂元梓是参加了最近召开的工作会议的，回来就有此大字报，可知路线斗争尚需延续多日。……现已明确放假最少到明年暑假，看来事情还多。明年恢复串连时，可能即以步行为主……
家中已生火，我的情况如旧，看来是挂起来了，在批斗前不会有什么变化。即祝
旅安
Y
廿三日中午
本来我们还有可能去上海。但是中央已经发出号召，让外出串连的人尽快回到原单位参加革命。
最后我们离开广州，乘京广线的火车，直接回北京，回北京的串连车里并不拥挤，比出北京的时候好多了。火车在汉口车站停靠的时候，我和另一个同事下了火车去买桔子，等回到车站，火车已经开走了。我的行李包还留在火车里。这时，我们急忙跑到武昌的站台，想追上我们的火车。可是不行，只好找车站的同志，请他们帮忙。他们让我们上了一个正常运行的列车。我们发现车厢里很暖和，比串连火车舒服多了。算起来我们这一次外出大约一个月多一点。路上虽然辛苦，思想上却很放松，比较愉快。
十二月初回到北京，发现学校已经变成了接待站，总务主任（因为他的出身好，所以没有被打倒）正在学校里忙着接待外地来北京串连的学生。教室里面用桌子椅子拼起来当床；或是在地上铺了稻草连成一个通铺。北京已经很冷，所以准备许多棉被、棉大衣。总务处和没有出去串连的老师，每天忙着给外地来北京的学生烧水、做饭。校内的运动处在停顿状态。
回到家里，因为北京大学的运动也是处在停顿状态，丈夫只能在家里呆着，既不能上讲台，也不能写文章，只是看与业务有关的书，更多的是看小说。
这个时期引人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掀起批判红卫兵的“联动”组织。
记得在批判“联动”的时候，有一些中学校搞了展览，许多人去参观。我去参观过“八一学校”的展览。“八一”学校原来是一所部队子弟学校。地址在海淀镇西边的一个园子里。平常路人只看见汽车接送一些小学生。知道是部队的子弟学校，但是从来不对外开放，谁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这些学生是怎样学习和生活。办“联动”罪行展览的时候，进去一看，才知道他们的生活是完全贵族化的。他们在“文革”中砸毁了许多学校为他们设置的电视机（当时使用电视机也是一种奢侈），毁了宿舍里的钢丝床。校园的环境很美，有像公园里的山石庭园。我还参观了校址在长安街的第六中学的“联动”罪行展览，看到他们私设公堂，用各种异想天开的酷刑，刑讯拷打他们认为是“敌人”的人。其中有几件事让我久久不能忘记，一件事情是一个学校的老工人，被他们用冷水浇，再用开水烫，活活给折磨死了；另一件事情是一个学生因为出身不好却外出串连，回到北京以后，被他们打死了。我心想如果我的三个孩子仅仅是由于出身不好遭到这样的下场，该是多么可怕！
这一段时间，因为学校的运动处在停顿状态，所以我和几个同事又到海淀区的“七一棉织厂”去劳动。我还带着小女儿一起去。棉织厂里的工人每天在纺织机旁边干活，他们好像不太清楚工厂外面发生的许多事情。工人们教我们在织布机上学习接线头的方法。
后来学校的运动开始了，我又回到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