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我的工作单位实行军事管制了，把我们一锅端端到太行山，一个不落进了劳动学校。说是学校，没有课本，没有教室，没有教员。我编在三连三排八班。
我们每日的功课，就是下地干活，叫耙地就去耙地，叫浇水就去浇水，倒也省心，我不心安理得也得心安理得。
我在十二年前曾去农村劳动锻炼，虽然也尽自己力气去干，可总也不得要领，累了一天，晚上去牲口屋记工分，只记四分，顶不上一个妇女劳力，这还是照顾呢。蔻儿在我心目中是个地里活的能手，也只记四分，因为她只有十四岁，我只能够把惭愧深埋在心底里。
在劳动学校，不记工分，我只要随大流跟着干就行了，班排长都了解我不会耍滑，也不会干活，体力一向不行，所以派活时总说：“老伏，跟妇女队去点种。”
邹平分不仅没有我那样的幸运，可以随大流，可以得到好心的班排长的照顾，而且被列入重点管制的行列，竟有两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轮班对他进行人盯人的监督，我猜想他可能属校一级的甲级管制对象。他头上的帽子是一顶摞一顶，管制规格如若定低了，与其身价不能相称了。
十六年前，我来这个单位上班的第一天，工间操时候，其他人到天井里活动身子去了，却看见有一位大约比我大五、六岁的同事，放下编辑稿件的笔，随即翻开一本外文书来读，以后天天我都是这样看见。这人就是今天在劳动学校获得高规格监督的邹平分。
我渐渐的通过闲谈了解到，邹平分是广西人，在当地高中毕业后，考取同济医学院，在医学院就读中，他出于正义感，出于争取民主自由的激情，参加了反饥饿，反独裁的学生运动，后又加入地下共产党，并将从家中带来用作上学费用的金戒指小金元宝，捐为地下党的活动经费，可说是十足的无私热血青年。全国解放了，他医学院的学业没有念完便参加工作，工作几年后，读书的念头泛活上来，他想把医学院念完，当医生是他自小的理想。他原想这个想法并不过分，也与革命并不矛盾，组织上会理解和尊重他的个人要求，不承想不仅得不到许可，还开会批评他的个人主义，不安心革命工作。这使得邹平分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新社会不要个人爱好和理想，不批准可以，怎么给戴上个人主义帽子呢。由于思想不通，在小组会上他一言不发。小组长也是这个编辑组的负责人问邹平分：“经过大家的帮助，谈谈你的认识。”邹平分不予理睬，站起来走了。
邹平分从此寡言少语，除本份的工作外，就是用功读书，把德文重新拾起来，还从头学俄文。
也正在这时候，邹平分家乡开展土改运动，他父亲被定为恶霸地主，就地处决了。邹平分上高中时就已娶妻，其妻受不住这家庭的变故，一狠心，一跺脚，跳河自尽了。
邹平分隔了半年才得知家中此消息，随即向这位负责人汇报了，可是他不善言谈，谈认识时说得含含糊糊，不得要领，加之近来寡言少语，因而被这位负责人认为情绪低落，不能正确对待家庭问题。
这位负责人与邹平分年龄相仿，差不多同时参加工作，而入党却比邹平分晚了一年多，他总疑心邹平分不服他当负责人，并有觊觎之野心。当他听了邹平分关于家庭情况汇报后，时时注意邹平分的言行，注意来注意去，也注意不出什么名堂，无非是沉默寡言，这就很难说一定是什么问题。
这位负责人查阅邹平分的档案，看到邹平分在入党申请书上有这样一段文字：“我在提出入党申请前，曾有这样的顾虑，我入了党，而党如果腐败了，我怎么办。”然后写了这个顾虑是多余的，这是代表先进阶级先进生产力的党，它绝对不可能腐败。
这前面一段文字给负责人抓住了，入党时便怀疑党要变质，只有阶级敌对分子才会有这种想法。负责人此时在脑子了里印下了邹平分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
档案里还有一份表彰材料，记录着邹平分献金党组织。负责人看到此处，皱了眉头沉思，他想，邹平分当时为无经济收入的学生，哪来这些昂贵的金器，只能是从地主家庭拿来，可见他接受剥削来的钱财，并用这钱财来讨好组织，为其混入党内创造条件。
在我这个不大不小的编辑组里，就这样出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阶级观念极为强烈因而从编辑组临时负责人任命为正式负责人，处级；另一个既是共产党员，却又内定为阶级异已分子。
有了这顶不明讲的异已帽子在头上牢牢地套住，邹平分在以后各种政治运动中总逃不脱批斗对象的命运。反右定为中右擦了右派的边，还算徼幸，反右倾是机会主义分子。
到了劳动学校，起初邹平分同大家一起劳动，没有享受高规格的监视待遇。一天，在地头休息时，大家东拉西扯说些闲话，邹平分先是低着头似在想什么心事，突然，他自言自语道：“别的都叫干部学校，这里叫劳动学校，可能有点讲究，突出劳动，强调改造，怪不得除了劳动还是劳动，连看书的时间都不给，同劳改一样了。”此言一出，立即遭到几个积极表现的人的一阵怒吼；“邹平分，你嘟噜什么，攻击军管！”当然，等到汇报上去，邹平分反动言行册上又添了一条。
这邹平分也实在不长记性，他就不能安安份份多干活少说话。没过几天，晚饭后大家从食堂敲打着饭碗菜盆回到宿舍，有的歪在床上歇脚，有的拉出床底下的脸盆，搓洗早晨出工前泡在盆里的衣裤。邹平分守着火炉烤窝头片。此时挺安静的，各干各的，各想各的，邹平分不甘寂寞，像煞一回事地对大家说：“别把左看得太神圣了，同右是一样的。”说时，伸出左手：“这是左吧！”然后，他在原地把身子一步一颠往左手转了一圈，从右手那头回来，他伸了伸右手，说：“这不是右了吗？这叫左右逢源，我们老祖宗早有这话。”宿舍里有位姓贡的表现出奇积极的人，从床上跳起来：“邹平分，你又在放毒了。”气势汹汹地把门一摔，跑到连部去报告军代表，其他人一声不啃，歪在床上面面相觑。
从这天的第二天起，连部专门派了一人负责监督邹平分劳动，只许他老老实实劳动，不许他乱说乱动。
于是，每天在晨曦或者晚霞的映照下，总可以看到监视人和邹平分各拉一辆装满粪土的板车，奔跑在田野地头上。监视人乃二十来岁小伙子，自然拉得快，着令年过四十的邹平分必须跟上，如果跟不上，就责骂他抗拒改造，磨洋工。
与邹平分拉粪土相邻的庄稼地里，有一男孩用一块砖头当坦克车，趴在地上，用啪啪啪的叫喊声当坦克炮声，玩得正在兴头上，天快擦黑了，也不回家。这是我的同事晓白最小的儿子，名叫鸣鸣，五五年出生，五七年两岁时得了脑膜炎，当时他父亲正受批判，划为敌我矛盾，他母亲忧心忡忡，以泪洗面，鸣鸣就在这样的家庭境遇中落下了脑膜炎后遗症，如今十六岁了，一块砖头就把他玩得兴高采烈。
当邹平分拉车拉到离鸣鸣不远处，对着鸣鸣，用不着大声却大声地喊道：“鸣鸣，玩得好吗？好好玩吧！”
我们一般人的劳动有一定的作息规定，而邹平分却打破了常规，天不亮就得出工，干到摸黑才收工，他回到宿舍就瘫在床上，把布置下来填写履历表的事忘了精光。
那天一早，天还大黑着，邹平分正在穿着衣服，连部来人推进门来问邹平分：“你为什么至今不把履历表交来？”他这才想起，马上从枕头底下抽出表来，摸黑在床边的木箱盖上填写，他匆匆填就交与来人。
干了二个小时，回来吃过早餐，邹平分被告知先在宿舍等着，他等到的是三排召开的火线批斗会。
批斗人拿着清晨邹平分填的履历表问：“这是不是你的亲笔？”
邹平分摘下近视眼镜看了看，答：“是。”
批斗人又问：“这表是不是你填的表？”
邹平分答：“是。”
原来邹平分在履历表“何时参加什么反动党团组织”一栏填上“一九四七年八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何时参加中国共产党”一栏，填上一个无字。
邹平分把履历表拿在颤抖的手上，仔细看了前后的栏目后说：“我填错了，不是故意的。天太黑，实在看不清。催着我交，宿舍里都还没起床，开灯怕影响人家。”
但这话说多少遍都没有人听，何况，在“胡说胡说”的声浪中，根本不许他多说。
邹平分的反革命加上现行，已是铁板钉钉了。
从此，邹平分要承受更加繁重不堪的劳动改造。
原来是一人监督劳动，现今再增派一人，两人轮流，一人“上岗”，一人歇息。而邹平分却得不到一分一秒的喘息。
这一天，天大黑了，邹平分吃了晚饭，正走在回宿舍的道上，我碰见他，见四周无人，走近去轻声问：“身体能顶得下来吗？”他好象笑起来，把鼻子嘴眼整个儿面相歪向一边，说：“还行！还行！”
（55）
既然我们的劳动学校是军管单位，军队的味道当然会重些，譬如，人员的编制按班排连的序列，我们都成了战士，除了班排连首长，还配备指导员，教导员什么的；又譬如，早晨起床号吹响后，十分钟内定须把背包打好，跑步上操，下地干活要列队行进；隔三差五进行一次军备拉练，有拉一天的，也有拉两天三天的，住老乡闲房冷炕上。我们就差穿上军装了，一颗红星头上戴，两面红旗挂两边，这多稀罕啊，能让你穿吗？想的美。不过，即使穿上也不三不四，我三十郎当，倒可能有几分像，而我们八班的老明，五十了，三七年老革命，如今抗着铁锨走在上工的路上，甩起胳膊，踏着一二一的口令走，像扮小兵张嘎，还是像扮敌后武工队，该怎样描述这镜头呢？有趣？滑稽？幽默是绝对说不上的。
这样喊着一二一过的日子让我过腻烦了，这只能私下里想，不敢公然地说。本想春节这个中国传统的节日来临，可以趁放假这几日松快一下，甚至盼望与家人团聚。然而劳动学校军管小组一纸决定，除特殊情况，一般都在劳校集体过。我曾想以妻子参加医疗队去了大西北，把两个年幼女儿留在京城需去照顾一下为由请个假，可我晓得在他们的眼里这完全是个人的事，算不得特殊情况，何苦去讨个没趣，不提也罢。
春节三天倒是免除了劳动，却安排了去附近各村庄慰问退伍军人和烈军属。
年初一那天，我们三排一干人敲锣打鼓来到刘庄。这个庄里有三个退伍军人和两家烈军属，我们准备逐家给他们拜年。锣鼓敲到哪儿，一群孩子跟到哪儿，这份热闹劲全仗着这些孩子才给哄抬起来。
第一家是刘二娃家，孩子们把我们带进一个破败的院落，里面有几眼窑洞。锣鼓敲打得震天动地，却引不起主人走出窑洞迎接，我们只好不请自进。
一进窑洞门，迎面可见灶边的一张大土炕上，竖躺着一人，把一床破棉被蒙头盖住。有一孩子走过去，一面扯着破被一面喊道：“二娃叔，有人给你拜年啦！”
躺着的人一动不动。
这孩子继续更加使劲地扯动被子，并推动他的身子，他依然不动，连嗯一声也不出。
这孩子推得无味了，退到一边不言语了。
见此情况，我们把锣鼓停歇了，都站着，看被子蒙住头的人的动静，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去扭转这尴尬的局面。
孩子们感到自己的热情和兴高采烈受到无情的戏弄，无趣地悄悄地散走了，像煞他们做了不恰当的事情似的。
这时，我想道，我们干吗敲打锣鼓家什闹出这热闹去打扰白天睡在被窝里的二娃，人家愿意还好说，人家确实不愿意。
我的身子似乎悬在这暗然无光的窑洞里，我的心更是没着没落地悬着，想来想去都是一个莫明其妙，最后总算想到，刘二娃是否因为穷不愿见人，可这穷不只是你二娃一人，这穷因也不是由于你二娃，你二娃不必如此拗着不见人，上过战场，不致于见不起几声锣鼓几个生人。
我还估摸着刘二娃很可能这么想：“我已经这个处境，你们还拜什么年，这不是存心糟尽我吗？”二娃是应该闹个气，硬不掀开被子见我们这等不懂人心的公家人。
我接着还这么想，刘二娃对于我们这些来这破窑拜年的公家人也是不知情，像我这样的公家人，最近都填了履历表，听说要遣返我的家乡去，那时可能也有当地的官员来到我的屋里客客气气向我拜年，时不时的来慰问慰问，我也非常可能像刘二娃一样赖在床上不起来，不搭理这份热情。如此说来，我和刘二娃彼此彼此了。彼此了，就容易理解了。
我们拿着锣鼓家什退出刘二娃徒有四壁的窑洞，抄近路回到劳动学校，大家的心头好像堵了一块硕大的石块。
有了刘二娃的教训，我们三排初二初三再也无人提起搞什么拜年、慰问这样的活动。
春节过后，春的脚步走快了，没几天，柳树绽芽了，再没几天，桃花开了。
春的张扬和欢笑，并不能抹去刘二娃留给我的阴影，也是我自怜的阴影。
几声震天的春雷，一阵动地的暴雨。这天我正好从春回大地的大地上耕作回来，躲避在路边一个去年看秋留下的窝棚。
我蹲坐在砖块上，等待雷阵雨的过去。
一位中年村妇也钻进窝棚来避雨，她顶了一块油毡布，不像我那样被淋得精湿。
彼此无言地呆了好长一会儿，雨点越来越大越密，毫无停歇的意思。
“这雨何时能停下来。”我自言自语道。
村妇往外看了看天，没有说话。
我看她焦急的样子，礼貌相问：“你是哪个村的，远吗？”
她说：“刘庄，倒是不远，这大的雨，怎走?”
一听刘庄，我想起了刘二娃，便说：“那你同刘二娃是同村，他是退伍军人。”
“嗯。”村妇只出了这一声。
“春雨贵如油，这场雨对庄稼倒是好。”我换了个话题。
“这地方倒是不愁不下雨，年年的雨水都是丰足的，很少旱情。”村妇说。
我接上去说：“听说这儿人少地多，每人合五亩多，生活应该过得去。”
“也难说。你知道我们吃什么，上顿下顿，拿上来拿下去，十来半拉月，就这么一碗酸菜。”
我说：“这我就有点不明白了，为什么还这么穷？”
村妇好像想说而又不便说，我猜想，可能有顾虑，我是公家人，怕说得不妥，招惹是非。
我不便再问什么，也不期望她解答我那“不明白”的问题，我也有顾虑。
雨渐渐变小了，渐渐变无了，我们把雨躲过去了。
村妇起身抖了抖油毡布，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受穷不受穷，就看大队这些干部怎么样，他们做人本分，想着大伙儿，大伙儿好过；他们霸道，光顾自个儿，我们怎的不受穷？”
说了，踏着泥泞的路，踩一脚，拔一脚，家去了。
我也起身回劳动学校，泥泞给了我一双沉重的脚，村妇的一声叹息给了我沉重的心。雨过天晴，而我的心仍旧阴着。
（56）
我从太行山区的劳动学校回到京城后，大概过了好些年，才有人告诉我，林碧如也早从干校回来了。她惦记着我因受了她的牵连吃了什么苦头，我也挂念着她被炒家后必定挨斗，一个孤老太太如何经受得了这样的困境。
我还渐渐的获知，在林碧如处境最为困难的时候，平日里与她走动得最勤，“林工、林工”叫得最为热络的那些人，都坚决同她划清界线，有的还在批斗会上英勇的上台揭发。
林碧如在批斗会上原则上不让自己开口，如果勒令她交待某个问题时，便以平和的口吻说：“我的认识水平很低，立场转变得更差，所以我只把事情照实讲一讲，供革命同志分析批判。”当她的那位侄孙女婿上台气急败坏的揭露她用美人计腐蚀他时，她待这人说完后，从从容容地说：“我的侄孙女从上海高校毕业分配在京城工作，寄住在我家，你天天来讨好她，追求她，我因为了解你过去在个人作风上有些劣迹，是很反对的。”弄得这位侄孙女婿哑口无言，一时下不了台，只得装出极其气愤的样子，举起双手，喊了几声口号：“林碧如负隅顽抗，绝没有好下场！林碧如必须老实交待！”才红着大红脸下去了。
即使我已知道林碧如从干校回来了，也无法与她联系，说实在的，我也没有想法去联系，到底心有余悸。
还是林碧如的同事，一位好心的女同志，说不定受了林碧如之托，给我打电话，说林碧如已从干校回来了，并搬了房子，最近摔了一跤，走动困难些。我接了电话，随即不耽搁找到她的新址去看望她。
我乘电梯上去，敲开门。老太太坐在椅子上，那位侄孙女婿把老太太红肿了的脚丫子捧在他的大腿上轻柔地拿捏。
我见此情景，问：“怎么摔的？”
侄孙女婿俨然以自家人的身份替老太太回答：“一帮愣头青小子打乒乓球，还是在机关大楼的走廊里，只顾大力扣杀，刚巧婶婆走过，把她撞倒在地，你说，该怎样说这帮愣头青好呢？”
林碧如倒笑了笑说：“不要紧的，没有大伤，也怨我经过的不是时候。”
侄孙女婿一面说着话，一面颇为内行的拿捏老太太的脚背和脚趾。老太太说：“捏捏是觉得松活些。”
如此过了大约近一个小时，侄孙女婿立起身，把老太太的脚搁置于他刚才坐的凳上，说道：“我得先走了，今天还有事要忙去。捏捏有用，我隔天来一次，不忙，我每天来，这两天实在忙了些。”
林碧如留我用饭，我没有推辞。我本想听她诉说这十来年的情况，但她不提往事，也不问我的往事，只对有些事情表示了她的看法。
“本来劳动是光荣的事情，劳动创造世界么，我们都是这样宣传的，也教育孩子从小热爱劳动。可是，这些年来说是通过劳动改造思想，而事实却把它变为惩罚的手段。他们用劳动惩罚我，羞辱我，叫我抗木头，今天从这儿抗到那儿，过不了几天，又从那儿抗回这儿，把我们当把戏玩，黑帮队其他人受不了这等侮辱，愁眉苦脸的，躲着人走。我是越是人多的地方越去，而且在人前要求自己必须面带笑容，不是劳动光荣吗？我得此光荣，多么愉快！我是捡我能抗得动的木头抗，我那时已是古稀之人，应该得到尊重，别人不尊重我自己来尊重，抗不动为什么要去硬抗，这不叫锻炼，叫苦役。”
我只听着，感受着老太太的正气和硬气。
“这次运动确实是史无前例，”林碧如继续说：“它的最大破坏不光是现在人们常说的那些个，而是把人的脸皮给撕破了，这将是贻患无穷，却不被人们所注意。没有比把脸皮撕破更令人可怕的事情，一个人脸皮撕破了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破罐破摔，一切文明荡然无存。”她说时还是那么的慢声慢气。
“我原来也这样想，革命要触及灵魂是理所当然的事，经过这十来年的事情后，我倒有些不以为然了，灵魂有美好和丑陋之分，美好灵魂是千万年文明发展所积存的精神财富，为什么要去触及，倒是那些无端触别人灵魂的人，暴露了他的丑陋灵魂。”
我觉得老太太变了，同十几年前我第一次造访时，她坐在窗户底下小板凳上戴着老花镜补袜子的样子，已完全两样了。
老太太说到这里时说：“这些话题太沉重了，你来了我才说说，说别的吧！”她想了想，说起她在干校养猪的事，这可能是她最得意也是最轻松的话题。
“……在养猪场，我起先同大家编在一起，这些同志大多为老弱病残，从大田剔出来的，数我年岁最大，他们总照顾我。我想，既然是劳动，要人照顾做什么，我向养猪队长提出，分我几头，由我负责养好。队长说什么都不答应，我使劲坚持，他才松了口，把五头刚断了奶的猪仔放在一个猪栏里，由我饲养。”
我听到这里，猜想老太太已放在群众中劳动，大概批斗审查已告一段落，可能连屁大的事都找不出来，养猪队长才答应她的要求。
林碧如告诉我她为什么提这样要求，她的生性做不来跟在人家后面混混。
老太太接着说：“反正把这五头小猪喂大就是了，一天二十四小时自主安排，我不信我这老太婆对付不了这五头小猪。”的确，何时喂食，何时饮水，何时清扫猪舍，几天称一次体重，她都有周到安排。当然，一开始时提饲料桶、提水、清扫猪舍感到吃力些，却难不倒她，咬咬牙渐渐的也过来了。后来竟能腾出功夫坐在猪舍边，一面晒太阳一面观察猪们的习性，体验它们的心理活动。
林碧如不无得意地告诉我，她饲养的这五头猪，在全猪场长得最快最壮。
我着实为她叫好，这事看去不大，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体制上的事，却让一个搞自然科学的老太太不自觉作了成功的探索。
那天林碧如同我谈的大多是这些令她高兴不已的事情，挨整受辱连一句也未谈及，她把她的悲情消融在乐事里。
以后我经常去看望她，一次，老太太对我说：“我都快八十了，岁月真是无情。我这一辈子很想做点事情，可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出来。我留德的专业是药物化学，所做博士论文是中药延胡索的成分分析和它的药理研究，而一直让我在情报所工作，不过翻译和校阅德文技术资料，回过头来看我这几十年太多的是白白浪费掉宝贵的光阴。不管来得及来不及，我要把光阴追回来，重新捡起我的专业，现在患癌症的这么多，北方太行山区有些县的胃癌、食道癌，南方有些地方的肝癌、肠癌、鼻咽癌。我从今天起，把自己忙起来，上图书馆查阅资料，还争取出门搞调查，打算从地质环境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我纯粹是外行，只有点头称是的份儿，但是，我似乎也意会到她的设想还符合天人相应的机理。
从此，林碧如每日提着小提包，带上面包，去图书馆，早出晚归，风雨无阻。她还联络好几位测试专家、地质环境专家，赴太行山区进行防治肿瘤的实地考察。
林碧如这双裹缠过又放开了的解放脚，行走在崎岖的山道上。
(57)
我进了办在山西太行山区的劳动学校后，粮油关系带到那里去了，京城就等着把我的户口销掉。我原来住的单元宿舍因为人去楼空，冬天也停了暖气，在没奈何中，我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在她服务的医院找了一间十平米的房间住下。过了两年，我在一个大寒时节来到这十平米的家。
我经常在楼道里碰见一个显得老态龙钟的中年人，戴一顶帽檐疲软得支楞不起来的帽子，肥大的老棉袄外罩一件褪了本色比棉袄小了一号的中式罩衫，肩头和两袖都打了补丁，前后摆挂着丝丝拉拉的毛边。然而，一切的不修边幅，却依然遮掩不住他那老九的本相，我在心底里揣摩着，他该也是回家过年的干校生。
我讲出模样，问我妻子，证实了我的猜想。他是工业学院的讲师，名为邬云章，妻子是医院护士。
“我是不是应该拜访他。”我问。
“索性年初二去拜个年吧。”妻子答道。
邬云章对于我这个拜年客，表示出几乎是受宠若惊的样子，从房间这头走到那头，找找这，摸摸那，不知道该怎么招待我，拿出大把的糖块硬塞在我孩子手中，特外给我重新沏了一壶新茶，捧着烟给我点上，生怕怠慢了我这个生客。
同我家一样，一间屋里挤着四口，我妻与他妻本是熟人，说她们两人的话去了。我的两个女儿与他的两个女儿挤在床边玩沙包。邬云章与我到底见生，相对坐着，一时找不着话题。他很想先开口，也不知说什么才相宜，见我快抽完一根烟，随即起身供第二根。我这时才从他掏烟、递烟、划火柴的一连串动作中，体察出他很有些笨拙，手指头而且不住地抖动。
“你们的干校在哪里？”我破了这闷局。
“不远，就在河北，过去叫茶食农场，曾经是劳改农场。”
我点了点头，表示我过去也听说过这地方，接着问道：“活儿忙吗？”
“总是忙的，一年到头没有闲趟的时候。”
我因为也有同样的经验，故而不等他问我，主动说了我那劳动学校种水稻的情况。我说：“公历三月，农历才二月，就着手灌水把旱地改成水田，还结着冰岔，我们光脚下地耙田，起码耙三遍，名不虚传的战天斗地，在太行山上种水稻军代表说是劳动学校一项创举呢！”
邬云章侧着头好像很有兴味地听我的述说，光这劳动话题便把我们说到一块儿了。末了，我说：“我们办的叫劳动学校，办学方向非常明确，用劳动来改造人的思想，所以有拖拉机也尽量不用，就是要人拿锄头耕作，天下着雨，也不收工，把棉袄淋得里外湿透也不足以去顾惜，越是艰苦越能改造人。”
“不过，”邬云章说：“我们的领导倒是对我挺照顾的，让我干的都是轻活，点种啦，捡粪啦，拾草啦，我都怪不好意思的。”
然后，我们说到探亲这事情上来，我说，我们那里很严，前两年春节还不许回，今年宽了些，审查对象到现在还不放这个假。邬云章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干校还好，这大概同不是军管有关系。我们大多人都愿意赶在春节探亲，几乎要走光，伙房几乎开不了伙了，我却嫌春节火车挤，想在干校过，可组织上照顾我，生产连长关照我说，春节回家团聚几天，我这不又成了照顾对象，怪过意不去的。”
邬云章不停歇地说下去：“春节总不能停了生产，总得留下几个人。我们生产连规模不算小，两个系的教职员工有靠百人，抛去专案组二十多人不下地，种四百来亩麦子，一百来亩水稻，十来亩菜园，一个猪场，三十七头猪，其中一头是乌克兰种猪，它吃得比人还好，每天牛奶鸡蛋，可它的任务也重，周围农村都赶母猪来找它配，每天要配五六头，有的时候甚至十来头。”说到这里，老邬挺不自然地笑了笑。“我还忘了说，还有五头老母猪，好像都是约克夏。”
老邬滔滔不绝讲开了他那猪场的猪：“年根前，一头约克夏老母猪一窝下了八只。临产那天，我也去帮忙接生，累了一身臭汗。可是我们光会瞎忙乎，还是死了五只，那三只不知现在怎么样了呢！”
邬云章妻子许是隔耳朵听见他说的，嘎然插上嘴说：“大过年的，不能说说别的。打回来这没几天，就是你的老母猪，我听得耳朵都快起茧了，就会显摆你的不怕苦不怕累。”
这几句话引得两家人全体的大笑，老邬被妻子揭了老底，脸红到耳朵根上，只好把嘴咧了咧，也跟着笑了个笑模样。
“嗨！都是滚在烂泥地上的人，碰到一起，还不是只能讲讲这些。”还是我圆了场，让邬云章笑得自然些。
拜年完了，我回到自家屋里，悄声问妻子，老邬左上角额头，看上去有个窟窿似的，有一根筋不停地一跳一跳。妻子说：“文革中，他被整得可厉害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只听说他同一位要好朋友在私下谈话中，议论了一位大人物，这个朋友把他出卖了，揭发了他如何恶毒攻击这位副统帅，而把自己推得精光。一下子他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任何一个班级，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力把他揪去挂上牌子游斗。老邬哪里经历过这阵仗，心眼儿也窄了些，觉得做人做到这步田地还有什么做头，他妻子也爱面子，感到没脸见人了，两人约同带着两个女儿——小的还不满周岁，一起闯火车去。”
讲到这里，妻子有点讲不下去，我焦急也没有用，呆了好一会，她才接着说：“结果倒是没有闯成，他妻子可能决心不够大，见火车呼啸而来犹豫了，未能一往无前地闯进去，没有受什么伤，抱在手里的孩子也无恙，而老邬真是铁了心寻死，可是，想不到被凤驰电掣的力量刮了出来，只在头部受了重伤，开了头颅才救下这条命。”
“他妻押回来马上被隔离了，要闯火车，不可能没有严重问题，当时的人都是这样想事情的。老邬担架抬到医院，楞放在门口没有医生接诊，谁经过那里只能带着同情心默默地走开，而不能伸出手帮一把，对着医生喊一声。
“咦！幸亏他有个弟弟，闻讯赶来，高举语录本，大声朗读：‘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嗓子都读哑了，才算给住进医院。”
我妻子知道的就这许多。
我听罢，只生出一个念头，既然与他做了邻居，该常常去看看他。
可是，这“常常”不过只是愿望罢了，满了假期，我们便各自回到战天斗地的劳动岗位去了。
又是一年。我也在春节前挤火车探亲，老邬大概如他常常念叨着的受到组织的照顾，同我前后脚回到京城。
这次，我们的来往，不讲究拜年不拜年的礼数了。
老邬还是一身补钉衣裤，脸颊不像一年前还有点儿血色，看起来瘦了一些，我以“身体好吗，干校吃得怎样”来问候。
老邬只以“可以”两字来回答。
我说，我所在的三连伙食办得最糟糕了，司务长是个抠门大爷，人称老西，顿顿都是清水萝卜汤，每月还能结余近百元。
老邬说：“我们食堂可能比你们强一些，三天两头有带点晕腥的菜，就是活紧张些，好些人用各种借口不去干校了，剩下没有几个人，像我这样算有点自知之明的人，不便找因由，才在那儿坚持，还种一样多的田地，猪倒是少养了，可能只有十来头了。”
“我想，我又不能为国家创造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