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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耕：一个环保主义者的节制生活
穿过市声如潮的北京南城，向南，再向南，一直杂乱无章地颠簸下去，公共汽车最终在一个名叫旧宫的地方停住不动。在那里忐忑地等上5分钟，便有一辆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巴呼啸着冲到面前，不由分说捎上你，然后半路将你扔下，扬长而去。环顾四周，是清秋特有的荒芜与萧瑟，跃过路边那道颜色、气味皆十分可疑的水沟，横亘在眼前的又是一条能使你发疯的羊肠小道……而就在这尘土飞扬、宿命一般的道路尽头，郭耕正猫在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的树丛里快乐地观鸟。
5年来，他几乎每天都乐此不疲。
“我每天都与大自然交流，日无虚度。”郭耕洋洋得意地说，“如果你的工作与你的心智相符、意趣相投并富于创造力，这种人生就是幸福的人生。”
从1987年的1月到1998年的8月，郭耕服务于距此不远的北京濒危动物驯养繁殖中心，担任那里的灵长类研究室主任和动物保护教育基地主任，并完成了《世界猿猴一览》一书的写作。
1998年9月以后，郭耕获得了在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暨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专事环境教育的工作机会。他在这里先后完成了“世界灭绝动物多米诺骨牌”、“动物行为模仿游戏”、“动物之家系列”等创意，编著了《灭绝动物挽歌》、《为保护环境随手可做百件小事》等书籍，其中《鸟兽的绝唱》于2001年获得全国科普优秀图书一等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这使得他在某种程度上更愿意被人称为“科普作家”。这位精力充沛的知识分子还为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人与自然”栏目译写节目脚本，频繁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进行动物保护科普宣传，在大、中、小学讲台上声情并茂地进行题为“生态、生命、生活”的科普讲座，因此他有一副好口才，名言警句出口成章。
事实上，不甘寂寞的郭耕最近还打算写一篇文章，兜售自己这些年来在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获得的秘密的快乐。“我看见过一只白色的麻雀！”他迫不及待地说，眉飞色舞。
“我蹲在草丛里观鸟，一只野兔径直走到脚下，它将我当成了一棵树。”他又说，这叫“守足待兔”。
“麋鹿苑里还有狼！”他故作神秘地挤眼睛，将自己舒舒服服地埋在椅子里，双手一摊，“不过是黄鼠狼，一只大的，带着三只小的，在清晨露水晶莹的草丛间鱼贯而行，简直妙不可言！”
这种“妙不可言”的生活是否真的给予了郭耕独特的感受和心态，我们无从得知。2003年10月的最后一天，动物保护主义者郭耕安静而惬意地窝在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二层小楼朝南的一间办公室里，单人床、办公桌、书柜，还有五花八门的摆设使得这间本来就狭小的屋子更显得凌乱和拥挤。阳光斑斑驳驳地照进房间，窗外的雾尚未散尽，树林间鸟雀的啁啾清脆而动人。郭耕戴着宽边眼镜，躲在光影里，这使他看上去酷似老电影中经常出现的那种知识分子。
然而，对于混迹在城市里的人们来说，这里更像是一片道德上的无人之地。人们一方面像躲避流感一样远离这个偏僻之所，心灵空虚的时候偶尔来到这里，迫不及待留下某些溢美之词，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偌大的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郭耕和他的伙伴们，还有中心聘请的二十几位临时工，每天在此工作，寂寞喧嚣，喧嚣寂寞。在中心没有开通到市区的班车之前，郭耕必须像文章开头写到的那样，每天来回花上至少4个钟头挤公共汽车。
“我每天都与大自然交流，日无虚度。”郭耕洋洋得意地说，“如果你的工作与你的心智相符、意趣相投并富于创造力，这种人生就是幸福的人生。”
1985年夏天，郭耕出差去内蒙古，适逢一位大学教授带领一群学生考察昆虫。他兴冲冲地加入到这支快乐而富有诗意的队伍中。那次经历使郭耕童年时代某些已然模糊的记忆仿佛苏醒过来，那一刻，他激动得几乎跳起来……
在成为一位动物保护主义者之前，郭耕拥有3年零3个月的商业经验。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商业经济专业经济学学士，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顺理成章地对商业产生了兴趣，毕业后他进入北京农工商开发贸易公司所属北京正大进出口服务公司，从事着那个年代十分时髦的进出口贸易工作，并在两年之后因工作业绩出众而获得了“北京市新长征突击手”称号。
但这位“新长征突击手”很快对纸醉金迷式的庸俗商业文明产生了不可遏制的厌恶，在那些近乎奢侈的商业宴席上，他表现得更多的是尴尬而不是高兴。在频繁的出差中，商业上的交往与游戏渐渐成了附属性的活动，他开始沉迷于游山玩水、到处乱跑。尽管如此，他最后仍能想办法完成任务。1985年夏天，郭耕出差去内蒙古，适逢一位大学教授带领一群学生考察昆虫。他兴冲冲地加入到这支快乐而富有诗意的队伍中，在夜晚的草原上打开手电筒，吸引来各种各样的昆虫，围绕光柱热烈地飞舞，郭耕看得目瞪口呆，童年时代某些已然模糊的记忆仿佛苏醒过来，那一刻，他激动得几乎跳起来……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急剧变化的社会进程，生活的场景也随之变得让人眼花缭乱。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在这一时期开始严肃思考起自己的志趣与未来，并时常闷闷不乐地发现它们并不像原先设计和预期的那样。郭耕的内心陷入兵荒马乱，如同经历了历史上的“安史之乱”。虽然，在某些人眼里，他不过是一个看上去有些大大咧咧的聪明的家伙。
1987年1月，郭耕所在的公司与林业部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共同筹建北京濒危动物驯养繁殖中心，郭耕做下了青年时代最为重要、但也足以让熟悉他的人目瞪口呆的一个选择——26岁生日那天，他来到北京南郊大兴榆垡一个叫东胡林的地方，成了一名动物饲养员！
这些年来，郭耕的角色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1995年以前，郭耕是以人的身份面对动物；1995年以后，他代表动物面对人类。
郭耕在北京濒危动物驯养繁殖中心的11年里，每天的工作是看笼子里的猴子，而猴子们也龇牙咧嘴地看他。11年的时光就像是一根猴皮筋，被一天天地抻长，晃晃悠悠，无尘无埃。郭耕日复一日地为这些灵长类动物切香蕉、蒸窝头、撮粪、冲洗笼子、打扫卫生，然而爱心、细心总有敌不过耐心的时候。天长日久，单调、重复的日常生活渐渐替代了当初逃避商海、亲近动物、解脱自我的那种原始快乐，寂寞像霉菌一般开始在内心滋长。当郭耕如监狱长一般在一排排铁笼边巡视，慈眉善目地看着这些衣食无虞、慵懒无聊的囚徒，他觉着自己的青春也被这些模样讨巧的家伙囚禁了。每到这时，他都忍不住皱眉，转身迅速离开。
值得吗？！
不光郭耕在扪心自问。他的亲戚朋友，包括妻子、女儿也感到纳闷。毕竟，在一个物欲、功利的世俗社会，一个人——尤其有家室责任的成年男人，是不可能披发入山、坐享无事之福的。清教徒一般的隐士生活，难道是郭耕所追求的快乐和幸福么？
一天，郭耕照例背着手巡视他的囚徒们。当走到一只养黑猩猩的笼子前，他看到它长久地注视着其他猴子在枝头上跑上跑下，然后低下头来，孤独而烦躁地涂抹起自己的粪便。郭耕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理解黑猩猩的感受，它是在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极度无聊。特别是当他看到黑猩猩在囚笼里向他伸出企求的双手，嘴里不停发出“哼哼哼哼”的声音时，郭耕突然明白过来，自己绝不能只做一个单纯养笼中动物的饲养员，而应该成为一个野外动物的研究者、教育者、保护者，尽自己最大努力为动物们争取最起码的生存权利。
一种要为动物们切切实实做点事情的责任感油然而生，郭耕郁闷已久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
他的工作方向随之发生了改变。从那时起，郭耕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动物保护实践和环保志愿活动中，多方面地与国内外自然保护同仁合作、交往，加深对中国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社会、环境状况的关注，同时积极推动生态旅游、动物认养、媒体报道、国际合作以及组织青少年参观等活动，来进行自然保护宣传教育。在进修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函授课程的同时，郭耕几度赴秦岭、岷山、邛崃山等地进行野外考察探险，先后赴爱尔兰、美国、印度、德国进行动物展览、繁育及生态教育的考察。1994年，他发起创立了动物保护教育基地，主持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迁地保护中的公众教育”课题，后来被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推荐在印度进行环境教育国际培训与交流。
郭耕说，他将自己的工作分成了两个阶段：1995年以前，他是以人的身份面对动物；1995年以后，他代表动物面对人类。
在一篇写给报纸的文章中，他写道：“现在很多人都以为我们这些动物保护宣传者目的是拯救动物，其实不止是这样，而是我们把动物的故事和境遇告诉世人，反过来拯救我们。还有一些人认为，我们保护动物就应该把它们关进笼子里保护起来，研究它们。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保护野生动物的根本途径其实不是把它们笼养起来，而是把人类自身的行为管好。不是管它们。而是管我们，用一句话说就是‘爱它就别理它’……”
这位自诩为“全天候”科普工作者、被同事戏称为“环保神父”的知识分子，甚至将自己也比喻成“四不象”……
南海子，位于北京南郊大兴区，历史上曾是清代皇家猎苑“南苑”所在，水草丰茂，鸥鹭翔集。1865年，即清同治4年，法国神父阿芒·大卫在此发现民间俗称“四不象”的麋鹿，次年偷运标本至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经鉴定为新属新种，遂轰动西方世界。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生灵涂炭，明清时已属罕有的麋鹿被抢劫一空，彻底从中国领土上消失。后英国乌邦寺主人福特公爵将世界上仅存的18头麋鹿集中收养，使濒于绝迹的麋鹿奇迹般地逐渐繁衍起来，至二战时已逾200多头。
1956年，英国伦敦动物园曾将两对麋鹿作为礼物赠送北京动物园，未能繁育后代。1985年8月24日，经多方呼吁、促成，22头侨居海外的麋鹿还乡，重新落户阔别近1个世纪的南海子。目前全球麋鹿总数已达3000多头，已无绝种之虞，其野化繁殖堪称全球携手拯救濒危物种最成功的案例，也是我国迄今惟一一项成功的“重引入”工程。
1998年9月，郭耕进入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暨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专事环境教育工作。他敏感地注意到，当年这片皇家园囿的“海子”（水洼），大部分已被改做养鱼池，仅剩960余亩的泥沼荒野还依稀保留着湿地风貌。然而，随着国家当初特设的“麋鹿苑派出所”于2001年1月1日撤消，麋鹿苑周边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现象开始与日俱增，水源匮乏、植被枯萎、湿地干涸、地表沙化……麋鹿的生存质量正每况愈下，每年都有数起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
“这960亩麋鹿苑，可以说是中国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生态状况的一个缩影。”郭耕举例说，土地荒漠化这一世界性生态灾难正在危害我国的国家生态安全，它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我国境内由西向东扩展，而河北怀来县南马场的沙丘距北京天安门仅72公里，而且每年还在以3-5公里的速度南推！
在麋鹿苑内，有一片“世界灭绝动物墓地”，在一个苍凉的十字架上，排列着近300年来已经灭绝的各种鸟类和兽类的名单。在这清凉萧瑟的秋天，一座座具有象征性的坟冢、横斜的枯木、低飞的寒鸦，将整个墓地笼罩在一派悲哀、肃穆的气氛中。“当‘森’变成‘林’，‘林’变成‘木’，继续砍伐下去，就只剩下‘十’字了，这是人类为自身奏响的挽歌！”郭耕说。这是他一手策划和设计的。
他甚至改编了“新保卫黄河”歌：“风在吼，沙在叫，/黄河断流了，黄河断流了。/河东山岗万丈焦，/河西河北森林砍了，/万山丛中水土流失真不妙，/母亲之河欲哭无泪憔悴了。/挥起铁镐钢锹，/快快护树护草。/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每当前来参观的青少年学生们集体宣誓，唱响这首歌时，百感交集的郭耕几乎热泪盈眶……
这位自诩为“全天候”科普工作者、被同事戏称为“环保神父”的知识分子，甚至将自己也比喻成“四不象”：在讲坛上人称“教授”（像老师不是老师），在编辑部人称“作者”（像作家不是作家），在媒体上人称“专家”（像专家不是专家），在麋鹿苑对游客讲解时人称“导游”（像导游不是导游）。2000年4月，郭耕入选“第4届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同月获得全国环保界著名奖项“地球奖”的教育大奖。
从一个动物保护主义者到一个环境教育工作者，郭耕渴望实现一种节制的生活，自2002年以来，他甚至开始食素。
16年动物保护生涯，郭耕看到了无限的自然之美和野兽之美，他同时也感叹起人类残暴自私的一面。在他的办公室书柜上，写有一行字：“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是什么？”
“是人！”郭耕说，“在动物眼中，人就是最大的恐怖分子。”他甚至使用了大量的排比句以示强调，双手挥舞作演讲状，语速惊人。“人自身也是动物，可是人是惟一会制造污染的动物，是惟一在制造生态失衡的动物，是惟一以所有动物为敌的动物，难道我们成了万恶之源了吗？不！我深深地感到，人类不应该是这样……”
在郭耕看来，西方强调敬畏生灵，东方强调厚德载物，二者异曲同工。当我们在向孩子们灌输科学知识，扬言战胜自然、征服世界时，其实更应该提醒他们，如果自然被征服、被毁坏，那么，我们实际上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根基。他说，“我是一个环境教育工作者，西方叫Environment Educator，我们环境教育不同于其他教育的是，我们不仅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有才有识、合格的社会公民，更要把孩子们培养成一个有德有情、合格的地球公民。德才兼备是我们的期望；无德无才，是我们的失误；但有才无德则是我们的悲哀。因为，科学知识掌握在有德者手中，会造福；科学知识掌握在缺德者手中，就会造孽。”
从一个动物保护主义者到一个环境教育工作者，郭耕渴望实现一种节制的生活，自2002年以来，他甚至开始食素。对于常人眼中这种近乎自虐的生活方式，郭耕列举出了自己的幸福公式：幸福=物质占有/物质欲望。每次谈到这个问题，他都喜欢引用他所崇拜的圣雄甘地的一句话：“作为人类，我们的伟大之处与其说是能够改造世界，还不如说是能够改造自我。”
最崇拜的一个人：圣雄甘地
最喜欢的一句格言：“睡去，感到生命之美丽；醒来，感到生命之责任。”
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唐锡阳的《环球绿色行》
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有幸见到天际飞过的雁行
出生年月：1961年1月
毕业学校：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
学位：经济学学士
目前所在单位：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
现任职务/职称：副主任、高级经济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