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父已近九十，老儿四十开外，但这四年中，每年一次的回国探亲，每周一次的越洋电话，倒是拉近了父子间的距离，倒使父子间的话题变多了，父子间的情感比以往的任何岁月都浓了。或许，因为都有了年纪， 以往的血性被这岁月磨软，以往的固执被宽容代替，以往的代沟也被理解填平；或许，因为都经历了人间沧桑，岁月起伏后，霍然回首，悟透人情，看破炎凉，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来日无多的父子亲情，家庭亲情；或许，因为再也不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人际关系不必上纲上线，不必全面紧张，多了人情味，少了火药味。
这份迟来的亲情虽然以童年的孤独，少年的困惑，青年的愤怒，中年的叹息为代价，但这浓于水的血缘亲情，毕竟有着金钱无法衡量的价值，时空无法隔断的牵挂，语言无法表达的回味，在这老父的暮年，在这老儿的余年中闪光。
以前我以为童年挨训的原因是长得不讨人喜欢，因为时至今日，依然有人说，“你爸英俊小生，你妈大家闺秀， 你呀，没有他们的优点！”又听说，我父亲第一次见到才出生的我时，一个劲地喊我，“小邱，邱吉尔！”而我不知邱吉尔为何物，后来见到叼个雪茄烟，斗牛犬模样的邱吉尔漫画，坐在马桶上怒目圆瞪的邱吉尔照片，才觉悟不讨人喜欢的原因。但上周打电话时，父亲说翻出我两岁时坐在北京台基厂头条二号的门前，自己玩手指的照片，“大头大脑的，很是可爱。”又说见到母亲抱着才满月的我，写着“你看囡囡象谁？”的照片，还有刚到上海时，搂个洋娃娃，牵个小汽车，咬着棒头糖，站在虹口公园树下的照片，“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呀。”于是顿感受宠若惊，于是顿感腾云驾雾，原来我也曾可爱过，也曾是父亲的“囡囡”。因为从我记事起，只见别人的父母“心肝”，“宝贝”，“囡囡”地乱叫自己的儿女，而我与那两字无缘，只能跟在保姆身后走开，只能心中含泪。
父亲又告诉我，因为母亲生病，我一真是全托的，只有每个星期天的中午，他带我外出两小时，共进午餐。有时他晚到了，即使是下午一点，两点，我却依然蹲着，等着，常常是挂着满脸湿的，干的眼泪，一见到他便笑着，喊着跑去，抓着不放。每次送我回去，又总是不肯，哭着喊着，“我要爸爸，我要爸爸，我不去，我不去！”父亲说，“你那时只有两岁多，真惨呀！”又叹息着时至今日，依然会梦见我喊他的声音，听到我的哭声。我却茫然，缺少父母的童年固然沉重，但毕竟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实在遥远，仿佛是别人的事，又仿佛童年时已流光了今生的眼泪。
老子看儿子要看到年老时，才可以看出点可爱来，也是悲哀，却又是个无奈。即使是童年时想要慈父，成年后想当慈父的我，在看到血淋淋，黄糊糊，刚刚剖出来的女儿时，也是愕然，也是恍惚，而后来对女儿的评价也是负面为主。一会儿说，她有四个下巴，“象个吴法宪！” 一会儿又说她的前世大概是个和尚，喇嘛，头上“颗粒无收，寸草不长。”想来看自己的下一代，挑刺的多，而看到第三代的父亲却在同样的照片上看出了许多的可爱。“大眼睛，双眼皮，大额头，樱桃小嘴。” 至于那不高的鼻子也是中国特色，“不要紧，不要紧，以后会长高的。”使我在为女儿庆幸时，更为自己的塌鼻子叫屈，不但父母的高鼻梁一个也没给我，而且从小便被亲戚朋友，邻家毛毛，加上自己的双手捏个通红，失去了高度，更失去了自信。
后来我带十一个月的女儿第一次回上海探亲时，父亲不仅兴师动众，要了汽车，请学生陪着，到机场苦等四小时接机，而以后每次出门，更抢着推童车，向门房老伯，菜场阿姨，左邻右舍，单位同事一一介绍，“孙女儿，美国回来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而害得刚毕业便失业的儿子心里打鼓，硬挤出个笑脸，编话儿蒙混过去。一次在淮海路上，我正和邻居说话，偏偏手推车的闸锁死了，父亲又不得要领，情急之下，连孙女带童车一把抱起，一鞠一躬地走着，把路人看了个发呆。
每次我喂女儿时，老父亲总在一边张嘴使劲，“啊呜，啊呜，囝囝吃，多吃好长大呀。”有时他的表情太多，弄得女儿停了下来，一蹦一蹦地看着他笑。而从来没有换过一片尿片的父亲又总是催我去检查女儿的尿布，“湿了以后小屁股会难过的。”即使我几次告诉他这是尿不湿的美国尿片，他却总是忘记，似乎那湿的尿片正贴在他的身上。有时见我二十四小时围着女儿而转，让我出去逛两个小时街，或者看一场电影，由他陪女儿“玩骑马”，“开火车”，“办家家”。我进家门时，常见到老的骑在椅子上“呜呜”的学火车叫，小的两脚四轮的在学步车里横行，“嘎克嘎克”地笑；有时素性把小的驼在背上，满房间的学马跑，学马叫，忘了楼下的邻居会抗议，忘了自己的年龄，似乎我童年没有的欢乐，他正加倍地给我的女儿，为他自己，也为我早逝的母亲。
人生一世，父子一场，有多少人能说清这父子间的情仇爱恨；有多少父子因为个性，因为政治，因为金钱，因为代沟形同陌路，形同水火；有多少父子最终还是无法相互理解，相互体谅，相知而不相亲。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和父亲住在一起的时间里，只是体会到严父的无情，体会到代沟的无奈，体会到特定时代的冷酷。虽然我在文革中不信他是军统特务，中统特务，CIA特务，不信他是坏人，但感情上依然是不可亲的成份居多，认为他严厉过头了。况且看不起他一会儿被人打倒，一会儿又去打倒别人，尤其是嘲笑比他更落魄更惨的人。当然，我曾从垃圾箱里爬进父亲的学校，为了远远看看低头扫地的父亲，或者看看排队从“牛棚”里走出请罪的父亲，而看见红卫兵打落父亲的眼镜，抽打父亲耳光时比打在自己的脸上还火热，还疼痛。但是，即使是在文革后，还是不能和父亲谈政治，谈文革，谈历史，谈人物，因为两代人截然不同的观念，截然不同的论点在这社会大变革的时候，常常显得异常的敌对，异常的矛盾。
然而，最近的十几年中，父子间的各种观念却相近起来，共同的语言却多了起来。尤其是在我经历人生挫折，事业困境的艰难时刻，父亲处事的沉着，冷静，有条理有远见使我受益匪浅。而对名利对金钱的淡泊，对社会腐败的鄙视，对人生价值的反思，对自己错误缺点的反省，倒使我敬重起父亲，心灵上走近了父亲。我不会忘记，他对我说过，各人的成就有大有小，但人生的追求不可停止，学习不可停止，人生的目标不可缺失。有清晰的人生，才会有充实的生命。一生的意义不是看给自己留下多少，给后代留下多少，而在于给大家留下多少。杭州的百姓忘了比苏东坡，白居易官大权重钱多的人，但却没有忘记给百姓造了堤坝的小小县令，以白堤，苏堤来记念他们。又说灯红酒绿总是一时，红楼艳梦也有散时，醉生梦死折寿，平平淡淡延年。于是父子间常常大笑，笑天下可笑之事，笑天下可笑之人。而带他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林肯记念堂，尼亚加拉大瀑布，更是和我一样留恋忘返，津津有味，共同欣赏，赞叹，同时又记笔记，又背下英语的词句，令老儿自叹不如。
今年六月十六日带女儿回国探亲，十七日晚上十点二十抵达家门，却见门口有个熟悉的身影翘首待望，只是再也不象往年那样不停走动，而回家的步子也迟疑了许多，但那神情十分开朗，讲话非常清晰。进了家门，看着我女儿直笑，一个劲地说长高了，长高了，象个小大姑娘，随后又去厨房替我端出一碗稀饭，指着桌上放好的鼎日有福建肉松，高邮咸蛋，茭白炒鳝丝，连连催我快吃，还特地指着一碟豆瓣酥说，那是他三月剥好的蚕豆，放在冰箱里，专门烧给我吃的。“你出国十九年没吃到了。”那神情酷似当年每天给我盛饭，等我吃饭的老祖母。而在上海的一个月，他又是请客去北京旅游，又是请客看各种表演，又是给女儿教育经费，几乎是他全年工资的十分之一，但他自己却在没有空调的小间居住，把空调的大间让给我们。
父亲的人生十分坎坷，青年时祖父八一三抗战死去，中年时妻子去世，老年时唯一的儿子又在天涯。可是他说，“小时候你每星期天等我，现在我每星期六等你电话，每年等你回去，我们扯平了。”但是我知道，随着分别的临近，他越来越频繁地一个人用麻将攻五关，不知是为我们祈祷，还是安慰他孤寂的心灵。一个月的时间对他来说，总是太少，太短，因为要再等十一个月才会再见，而八十九岁的人又是等不了多少年的。父亲为看到十二岁的孙女高兴，更希望能看见孙女进大学，我希望他的愿望能够实现，再和他一起，半夜两点，三点看世界杯足球半决赛，决赛，和他一起，迎来家中第三代的留美大学生。
记得我在失意，失业的时候，看的最多的是父亲带我女儿的录像带，女儿说，“阿姨古里，阿姨古里，大大大。”父亲也说，“阿姨古里，阿姨古里，大大大。啊呀。”“大大大大大。”女儿又说，“大大大大大，滑稽呀。”父亲接着说，“哈哈哈，嘎嘎嘎。”一老一小同时笑了，弄得看录像的我也笑了，笑出了满脸止不住的泪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