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就读台北建国中学。那时候大部分的老师都是外省人。而且几乎每位老师都是国内名大学出来的。我们的老校长贺翊新就是北大国文系出身的。贺校长把建中治理的井井有条。是难得的一位好校长。那时候（在实行本土化以前），学校内本省籍的老师简直就是凤毛麟角。我初高中六年，就只碰到两位本省籍的老师。这两位老师，个性完全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经常把小日本拿出来在课堂上歌功颂德一番。
教我们高一生物杨义贤老师是一位主张读书要活学活用。他一天到晚批评我们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可惜，他道地的台湾国语说成了“读俗书，俗读书，读到最后就去苏（死）拉“。他的口语变成了我们这些外省同学经常在课余的模仿题材。
记得开学第一堂上课，他一一问我们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如果是本校毕业的就报告时那一班的。问到一位从外地毕业的同学，老师随口问了他一个生理卫生的问题。显然他答错了。可是这位同学，还使劲的抬杠。还加上一句说是教科书是这样写的。老师立刻就问他教科书用的是哪一本。老师听后，用手敲了他一下脑袋，很得意地说，那本教科书是他编的。全班问完话后，老师说这次暑假作业考试，全班至少有一半不及格。结果考后是给他说中了。
杨老师，生物学的不错，还在学校成立了一个课外的科学研究小组。每年都参加台湾的科学展览比赛，还往往得奖。那年还代表台湾到日本参加比赛。老师平常穿的很简朴（其实是土啦）。逢雨天，时常穿这一双长及过膝的雨靴，托拉脱蜡就来上课了，实在有点象个日本浪人。那年从日本回来，似乎看啥都不顺眼了。第一天到学校教课就出了个大事。那个时候，学校每天上课前有两位同学站在校门口，算是站岗吧。老师每天都是 骑机动车来上课。不巧，这两位成绩优秀的同学，没注意到老师的进门，没有敬礼。这下好了，这两位同学，一人一个大过。这两位同学百般的解释，老师骑车速度太快，他们没反应过来，其实说穿了，他们以为是工人送货的。后来连导师，家长相继向老师道歉，但是过还是记了。许多其他老师就在课堂上为此批评这位杨老师的度量狭小。
后来，杨老师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开始把自己打扮得象个东洋鬼子。有一天穿了一件长毛带絮的羊毛衫，还挺鲜艳的。一进教室，我们有位同学吃惊的叫了一声“咿”。好了这一声“咿“，正课就不上了。老师开始教训这位同学，瞧不起他。问他甚麽意思。是不是认为做老师的就买不起好衣服。反正就没完没了了。同时不忘强调他去日本的观感。说人家日本人多尊师重道。看见老师就九十度鞠躬。人家把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如何的发扬光大啦。每个学生都写毛笔字啦（其实我们每个礼拜也写的）。结果是要记这位同学大过。为此，我们这位同学的爸爸来到学校，和校长沟通。沟通了半天，校长建议由学生和家长向老师道歉。看看是否可以免除老师的处罚。因为有过前车之鉴，这位家长坚持自己的孩子没有恶意，拒绝道歉。结果还是挨了一过。这件事，在当时也在学校热闹了一阵子。许多老师都提醒我们要特别注意，看到杨老师老远的就要敬礼，千万别再伤到老师的自尊心。
杨老师打成绩非常严格。许多同学到了学期末了都不及格。有位同学的妈妈就打听到老师的家，去送了两盒饼干，希望老师手下开恩。饼干是收下了。可是第二天上课，老师当着同学的面，告诉同学下课后，到办公室把饼干取回。回来后，大家都议论纷纷。有位同学问他，饼干盒里有没有塞红包。我的同学才恍然大悟。我们大家都把那位同学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他实在是瞧不起老师。老师怎麽会看得上 小小的两盒饼干，真是自讨没趣。当然，这位同学那学期的生物课就没过。
另外一位台籍老师张丰茂。张老师那时因省办高中，市办初中，由台北一个不太入流的学校，连学生带老师整个转到建中来。后来因为老师很优秀，就被聘为正式的老师。张老师长的文质彬彬，带付黑框眼镜。一看就是个老老实实而且很用功的老师。每天穿着整齐干净的西装，打着漂亮的领带。他不开口，光看人，大家都以为他是外省人。可是一开口，台湾国语就出来了。张老师教我们三角及平面几何。每次上课，不忘记提醒我们他的讲题都是参考路本（日本）啊十（二十）几本参考书整理出来的。当时，我们并没有觉得老师有多好。后来，听同学说，老师教到代数时，连建中几位有名的老师都一致称赞张老师的功力。张老师从不到补习班任课，只在家中开班。显然收入菲薄，我们那时实在算不出，他到底有多少套西装，皮鞋。老师为人非常低调，从不多言。一堂课五十分钟的课，他会全用在讲正课上，没有笑话，也没有废话。是个一板一眼很正劲的老师。
杨老师的一举一动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十足的台湾同胞。由他的自卑感而表现出来的自大狂，在当时师生里的确引起了很大的议论。而张老师，可是一位脚踏实地，做事非常认真的老师。他的独善其身，一付与世无争的态度，是很获得大家尊重的。这两位老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小日本奉为一切的标准。这也是早期日本对台湾控制了近五十年的后遗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