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医疗改革再掀波澜。国务院一个报告，将医疗改革又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一时间，群情激愤，各类专家纷纷出场，各抒己见。慷慨激昂之际，医生由天使变成了白狼；挥手谈笑之间，医德败坏，收红包沦为医改失败的罪魁祸首。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言人在媒体杂志尽情表演，极尽炫事之所能，以便在将要登场的 新一轮医疗改革中，分一杯羹。但在这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讨论中，来自医疗第一线的声音是苍白无力的。没有真正医疗一线人员参与的医疗改革，注定会再次失败。
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不仅经历了国内的医疗市场变革，而且也对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有一定的了解。因此有些话，如哽在喉，不得不说，要一吐为快。希望能够对真正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促进医疗改革有些益处。
一。政府在医疗服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谈医改，首先要定目标和方向。市场化也好，非市场化也罢，只不过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最终的目的和方向是要明确的，就是要为人民健康服务。可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期，社会发展不同，地区差异存在，各种不同的经济阶层从人民群体中分化出来。对于健康，不同的阶层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的目标要为不同的社会阶层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扶助弱势群体，普及基本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是国家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一点上，过去的十年，我们政府明显做的不够，定位不准确，以为医疗服务市场化是灵丹妙药。实践证明，这是错的，而代价也是惨痛的。
数量巨大的农民，下岗工人，城市的边缘人，民工等群体是目前医疗服务的弱点和盲点。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弱势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主动获得必要的医疗保障。所以国家和政府应该针对这样一群人，有相应的政策和资金倾斜，应该尽可能的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为最大多数的人提供基础的医疗保障。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市场化是不可行的。从技术上看，这是一个低端的医疗服务市场。只要国家和各级政府管起来，承担起真正的责任，结合各地区经济发展情况，治定相应的政策，确实落实下来， 就可能达到这一目标。
而经济条件好的群体显然也不满意现在的医疗服务。他们除了能够及时得到必要的基础医疗服务外，还有更高的要求。人性化服务，高技术，高质量的医疗高端市场是满足这一类群体的必然。现在国内各大型医院人满为患，医疗纠纷就主要出现在这里。纠纷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及时提供优质的服务。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在国家政策方向指引下，彻底开放医疗高端市场。
我们喊了十年医疗服务市场化，但真正的市场化还远没有实现。引进市场的资金多数在中低端市场服务，难以在高端形成竞争趋势。曾经有报导，高质量的外资或合资医院要引进来，但在现阶段利益获得者的阻挠下，多数是无疾而终。因此真正引入高端竞争，让高端技术服务竞争发展，带动中低端医疗的进步，让医疗服务从低端到高端形成立体化网络化服务。这样才可以破解看病难，服务效率差的难题。
政府在医疗服务中任务是很重要的，面对中低端服务市场，面对疾病预防免疫，传染病的控制，面对经济上弱势的群体等，我们政府有太多的工作要做。这是不可逃避的责任。特别是各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要放下利益心结，真正为老百姓做点事情。而在高端市场方面，下放医疗管理部门的权力，真正给医院和医生自己选择发展的自由，执行起医疗监管功能，这样才是医疗改革发展的正道。
现在的医疗行政管理部门，从卫生部到地方卫生厅，卫生局，做工作的不是没有。但是该管的不去管(低端服务)，因为没有经济效益，该放的反而放不开(高端服务)，同样是出于经济角度考虑。没有人真正从国家大局，稳定社会的角度出发，没有人真正考虑广大人民的健康要求，因此出现了医疗改革不伦不类的现象。远远落后的整体医疗服务水平，管理部门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在这个关键历史时刻站出来真正敢面对挑战，承担责任的领导者。而不是只会在媒体上炮轰医生医德败坏，转移公众视线的伪君子。
二，看病难，难在哪里？
都说看病难，到底难在哪里呢？我认为，目前医疗市场，有两个问题要处理。一是经济上困难的群体看病问题。二是人人都到大医院看病的无序的市场行为。
首先谈谈经济上困难的群体看病问题。这类人也分为二类。一类是真正的经济上收入低于当地人均收入水平的，生存是他们第一需求的人群。他们没有能力去负担基本的医疗服务，所以往往是有小病不看，大病看不起。真的大病来临，就意味着倾家荡产。这类人在数量上是不少的，也是我们政府应该重点照顾和考虑的，是应该无条件的。因为他们不会有医疗保险，不会有单位的医疗保障。而且他们是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他们有健康保障的生存，是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另一类是在经济上收入是属于当地中等水平的，但是这类人群往往要到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专家看病。他们的经济水平与他们心里需要的医疗服务比较起来是不够的，是属于相对经济困难的群体。而这一群体往往是医疗纠纷的主流，媒体上关注的也多为这类人群。这也是为什么70%的医疗纠纷发生在地区的大型医院的原因。而挂号难，药费贵，医生所谓态度不好，服务质量差等等，许多目前人们关注的焦点就在这里。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医疗资源分配的合理性问题，和医疗市场无序性问题。特别是人力资源的分配问题。县市级医疗机构没病人，设备空闲，病人都跑到了大型医院。为什么呢，因为病人需要最好的服务质量，县市级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没有让这一类人满意。而高级专家教授，虽然心里也希望能够将自己的技术提供给更多的患者，但也因为政策限制，不可能经常到县市级医院交流。这就是一个怪圈。一方面有需要，一方面有技术，但是为什么没有形成良性市场，反而使医疗服务恶化了呢？
我们的政策是造成这个怪圈的根本。没有彻底开放的医疗市场，僵硬的医疗管理制度是罪魁祸首。特别是大型医院，更是限制教授专家的外出诊断治疗活动，害怕病人分散，降低效益。其实地区的大型医院，不仅应该是提供最高医疗技术的地方，还应该是一个地区医疗服务的枢纽。不仅要吸引更多的下级医院的医生到这里进修学习，还有经常选派专家到下级医院指导。甚至参与下级医院的医疗活动。特别是对于一些经济条件相对差的病人，在下级医院，可以邀请上级医院的专家给予治疗。这样不仅可以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还可以增加下级医院的服务水平，还使病人得到了更好的满意的医疗服务。一个好的大型地区医院，应该是个地区医疗服务的造血中心，通过自己技术的提高，通过互动的医务交流学习，带动下级医院，为本地区病人提供较好的医疗服务。
目前我们的收费政策也有偏差。医疗服务人员的技术和服务没有通过医疗收费体现出来。廉价的诊断费用，廉价的手术费用，廉价的咨询费用等，一些需要体现专家和教授技术含量的东西，没有通过经济手段来调节。因此即使是大型医院的最著名专家，几十元的挂号费，对任何敢来这里的人都不是问题。这也从另一方面鼓励相对低收入人群到大型医院看病，造成大型医院病人拥挤的场面，一号难求了。相反倒是一些药物费用，新型仪器检查费用大幅度提升到令人不解的程度，所以病人治疗总体费用中，药物费用居高不下，给病人造成很大负担。
这里有个医生药物回扣问题，经过媒体爆炒，卫生部长的痛骂，好像是医生收药物回扣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了。其实我们医生也需要一个清静的医疗环境，也希望开给病人即便宜又有效果的药。但问题是，我们没有选择。因为市场上真的很难找到这样的药了。而一个药物从出厂到病人手里，一路过来，几十倍的加价，是国家的调节出了问题，而不是医生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希望管理部门，能够从解决问题的实践出发，不要指责医生，不要搞几十次的降价把戏来愚弄人们，最好一次解决不合理的定价机制和药品流通问题。还医生清白，还百姓好药。
三，我们的临床医疗服务究竟是什么水平？
除了看不起病的群体，那些能够看上病，有条件享受大型医院服务的群体，对现在的医疗服务也有不满。抱怨基层医院医疗技术差，抱怨大型医院服务治疗不好是基本表现。那么相对于外国的医疗机构，究竟我们的临床医疗服务水平出于什么样的地位呢？
可以肯定的说，在具体学科的高精尖临床科研部分，我们的差距是显著的。而且在目前体制下，差距还将越来越大。目前的临床医务人员，在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应付非医疗事务外，已经没有精力和激情去追求更高层次的医学技术了。可以说，目前的人事管理制度和医疗混乱环境，以及医生相对低下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是限制新兴医学技术在我国发展的瓶颈。
在普通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上，我们是先进的，是高效的。医学从某个角度来说是个经验科学，经治病例的多少，直接反应为治疗水平的高低。从这一点上，外国很多医生是很难和我们比较的。比如说肝癌的治疗，我们有的医院有几千例手术经验，所以在临床肝癌的治疗上，外国人是不敢说三道四的。其他疾病也是如此。我曾经历过其他先进国家和地区的临床医疗讨论。一些临床病例的并发证和意外情况的发生，真的让我非常惊讶。因为在国内同级别医院，这完全是罕见的情况。可以说如果他们的病例拿到国内，90%以上会处理为医疗事故。而国内所谓的医疗纠纷，拿到国外去，90%会是正常的诊断治疗后果。国外医生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国外病人家属对医学的尊重是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
国内看病难，挂号难，住院难。但再难的事，比较起国外来，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其实很幸福了。国外挂号要预约，少则得十几天，多则几个月，甚至半年。没有预约就要看普通门诊的病，除非是看私人诊所，公家的服务是没有那么高效的。这也是欧美社会主要的医疗问题，虽然不用花大价钱了，但效率没有了。如果是普通疾病，还好说。如果是癌症病人呢，等半年才有住院床位的事情也是有的，而等你真的有了床位后，预约个CT检查，又要2-3个月，这样下来，癌症病人已经不行了。更不用说急诊了，我在国内的时候，急诊接诊后，五分钟要从病房赶到急诊部，开始诊治病人。而在国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我就亲身经历过4个小时拔一个卡在喉咙的鱼骨头的事情，而心肌梗塞的病人到急诊室后，2个小时没人处理死掉了，也是不了了之。这种情况在国内，医疗纠纷是肯定的，医生可能已经被打了，而且还要给病人赔礼道歉还赔钱的那种。当然先进国家和地区也有其先进之处。但总体比较起来，普通门急诊处理，我们不落后，甚至效率还要高一些。
所以说，相比较其他先进国家和地区而言，我们的大众临床医疗服务是高水平的。但是我们缺少合适的土壤，培育真正的医学大家和专家。急功近利的治学思想，恶化的医疗环境，以及媒体不切合实际的宣传是造成我们人心浮躁的根源。
四，媒体在医疗改革中的作用
媒体在医疗改革中的作用是值得探讨的。我们新闻工作者也会本着他们的职责，参与医疗纠纷，医疗改革的讨论，也希望从一个不同角度看问题，帮助客观的解决问题，提高医疗服务。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媒体如何可以保持他们的客观性。
记得在国内行医时，中央电视台有个栏目，会时不时的在热点时间探讨热门问题，这其中也包括医疗纠纷。我记得有两个案例。一个是别人的纠纷，在家属不能够接受医疗鉴定结果后，向电视台求助，以求公道。我们电视台的主持人出马了，慷慨激昂的，本着客观的观点去报导的。可问题是，不懂医学的主持人，虽然号称客观，但在医学面前，已经不自觉的和家属站到了一面，一个以求公正为出发点的报导，却成了媒体和病人家属集体声讨医院的闹剧。另一个是我们医院自己的病例，病人举报有报复之嫌，而我们的媒体，也是中央电视台栏目，应邀而来，暗地里记录下一些所谓的内幕后，开始做下来和医院谈条件。用最俗气的话说，要摆平这件事，出价吧。一时间，医院人心慌慌，颇有鬼子进村的架式。最后的结果是医院出钱了事，媒体不再报导这件事。特别是一段时间后，和当时斡旋这件事的朋友一起聊天，那种无冕之王的丑恶嘴脸，至今也忘不了。
媒体关心医疗纠纷事件，主要因为其轰动的社会效益，和其背后隐含的经济效益，某些媒体乐此不疲。而关于医生的苦，医生的奉献，医生的风险，媒体是视而不见的，很少报导的。目前国内70%的医生受到过人身攻击，50-60% 的医院院长受到过非正常骚扰。欠费不交，赖床不出院的大有人在。 在医院停尸体，摆灵堂，家属病人大闹科室的事件已经是普遍行为了。更有一些医生因此被病人家属残害致伤致死。医生如今已经不再是令人尊敬的行业了，而是一个高风险低报酬，不安全的职业了。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哀，知识和科学的地位之低下，让人汗然。
更有甚者，虚假的医疗广告宣传，在媒体屡禁不止。这媒体宣传的医疗服务，是医疗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一些广告的宣传之恶劣，我们的媒体竟然不闻不问，照发不误。我们不禁要问，我们媒体报导医疗纠纷时所谓的公正哪里去了，良心哪里去了？
在国外，很少见到媒体上的医疗广告，也很少看到媒体涉足医疗纠纷领域。真正的医疗纠纷应该由专业仲裁委员会来解决。可以说，我们的媒体是医疗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也是医疗纠纷的受益者。 现阶段，应该让媒体远离医学，学会尊重医学，尊重医生这个行业。这样才可以提供一个良好的医疗环境，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这是国家安定团结，和谐发展的政治上的需要。
五，如何正确科学的面对医学
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弱势群体，特别是在法律和社会科学人士口中。而不幸的是，这个说法又引入到医学领域。有些人，以代言弱势群体为荣，以为医生是学习医学的，掌握了医学，就定义在医生面前，所有的病人和家属是弱势群体。所以出现了医疗纠纷，需要鉴定的时候，最好不要医学专家参与，因为他们掌握了不对称的信息。需要举证的时候，出现了举证倒置的法律规定。
我们真的不可以说这些有多么愚蠢，但是我敢肯定，这些法律和言论的出现，是代表了社会上一小部分掌握了舆论和法律工具的人的观点的。而医生是肯定不同意的。为什么呢？如果真的如某些人所说的，医生应该为弱势群体负责，医生应该去举证倒置的话。那么前提条件是，医生真的掌握了医学。事实是，医生在疾病面前，往往也是一愁莫展。现有的医学知识，不仅没有使医生变得更强大，反而让我们在不断发展的疾病面前，显得更加的无知。因为我们真的 不能控制疾病的发展，不能控制疾病的预后，我们只能尽我们的最大努力，但结果却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好。这不是我们医生想看到的。在疾病的认识上，医生和病人是大圆和小圆的关系。而大圆的未知的外部世界，明显比小圆大多了。
还有一个观点是医疗纠纷由谁来管的问题。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谁都要管，谁又都管不好，但反正不要由专家鉴定委员会来管。因为专家是和医生一类人，会不公平，会偏袒医生。但我们要承认，技术就是技术。涉及到专业技术鉴定的工作就要由专业专家完成。我们医生也最恨害群之马，我们也不希望少数道德败坏，医疗技术恶劣的医生，危害医生群体，也遗害病人。
可笑的是，还有消费者协会也来插一腿。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没有明确法律规定不属于消费行为的就要归他们管。医疗服务，一个化钱买服务，一个收钱提供服务，理所应当是消费行为，他们就要来管一管。我也经历过一个消费者协会参与的病例，调节的名义下，对我们老教授的恶劣态度，如同当年的运动一样，要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交出指定字数的材料。可怕之极，愚昧之至，无出其右者。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把医疗服务定义为消费服务的话，我们真的想问一问，我们花多少钱可以手术顺利，花多少钱可以治愈癌症，花多少钱可以长生不老呢，是不是我们花了钱就可以买到我们想要的理想治疗结果呢？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医疗管理机构，可不可以出来说两句，让别人少操点心呢？这个时候，我们的部长在哪里？
六，医生的待遇及其他。
谈到医生的待遇，在普通人眼里，感到很难理解。医生不是收红包，收回扣，富的流油了嘛。其实不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承认有部分医生靠收红包，收回扣提高了个人收入。但这不是医疗市场的主流行为。而且这部分收红包的医生里，主动索要红包，以红包决定治疗行为的，更是极少数。这些人是害群之马，我们也希望能够肃清我们的队伍。但是个别现象经过媒体的放大效应，就变成了医生群体的现状，这是不公平的。
现在的社会，特别是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不论是否医疗行为，很多社会活动都要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来维持，而中国特色的社会关系活动，不外乎请客吃饭送礼。这是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我们不可否认。这种潜规则反应到医疗行为中就主要表现为红包现象。这是在我们医疗界广泛存在的。特别是一些经济条件好的病人，为了能够在疾病的诊断治疗过程中，更好的与医生交流，取得医生的信任，多采取请客吃饭送礼的方式。这是产生红包现象的一个客观条件。
问题是收与不收红包，对医生的治疗行为有多大的影响呢？可以说，没有一个医生希望自己的病人出意外，都希望病人会顺利痊愈出院。收红包反而加重了医生的心里负担，治疗上有时会缩手缩脚了。对于没收红包的病人，医生其实也是一视同仁，大家充分相信对方，互相配合，对治疗的效果会更积极。索要红包是卑鄙的，没有红包不看病是没有医疗道德的。我们知道我们队伍中还有这一类人，我们也鄙视他们。但我们要说，对于那些大多数医生，不论收与不收红包，都会尽心竭力给病人治疗的，我们要给予理解。收不收红包不是医德问题，是社会问题。而没有尽自己最大努力给病人治好病才是医德败坏的表现。
我们谈谈我们的正常收入吧。以我在国内时的地区大型医院为例。小住院医生，工资从270元到500元不等。加上津贴，补助，和奖金，月收入1000-2000 很正常了。主治医生好一些，但正常收入一般也就在2000-4000范围了。而我们的老教授，基本工资也就是1000多一点，加上其他收入，虽然高一些，但相对于其几十年的医疗经验和技术，这个收入完全没有反应出教授应该有的价值。其中奖金是大部分，如果每月工作完成不好，奖金就会少很多，甚至没有。特别是一些欠费不出院的，欠费逃跑的，他们欠下的费用，要由医生的奖金里扣除。往往一个这样的病人，全科一个月的奖金就全没了。更不用提一些医疗纠纷了。可以说在大型地区医院里，真正的医疗事故是极少数。多数情况是少数病人和家属利用一切机会，用最简单的非暴力手段，达到了快速致富的目的。因为没有医生和院长可以为了不讲道理的医疗纠纷耗费大量的精力。于是医院的无奈之举就是花钱消灾。于是只要有闹的，医院就要赔。到最后，很多病人和家属觉得不闹一下，好像亏了很多钱一样。于是有理没理都先闹了再说。于是也就有了打医疗纠纷的专业户。专门利用慢性病人，刻意隐瞒病情，误导医生，以达到赚钱的目的。而他们索赔的钱，有一部分要转嫁到医生个人头上。往往一件纠纷赔偿了，医生一年的收入也就没有了。这些医疗纠纷病人，是不会求助医疗鉴定委员会的。他们会找各种借口，而媒体往往被他们利用，轰击医疗鉴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正常的收入如此而以。而我们付出的努力更是外面人看不到，也理解不了的。还是以大型医院外科为例。住院医生基本上要求24小时在岗。除了周末外，基本上都要在医院里，随叫随到。特别是病人较多的春秋两季，小医生就基本没有休息的。当年小医生时，曾经有半年时间，每个月13-14个夜班，上下夜班还没有休息。那就是说要连续工作36小时，才可以回去睡觉，第二天还要继续上班。周末基本上是一天值班，剩下一天就是补一周里缺的觉。特别是外科的夜班，基本没有晚上可以睡的，急诊的电话一晚会响不停。曾经有一次一夜没有电话，自己竟然吓醒了，以为出了什么意外。
睡觉是小事情了，吃饭是另一件头疼的问题。一般手术安排比较多，能够吃上饭的很少的，能够正点吃饭的几乎没有。而且下面还有手术要等着，5-10分钟吃完一个盒饭很正常。有时参加器官移植手术，十几小时没饭吃也正常，最高记录是36小时没有吃饭，到了最后已经不知道饿了。还有些时候由于往返颠簸，吃下的饭在上手术前都吐了出来，然后喝口水，继续参加十几小时的手术。所以外科医生的胃没有好的。这也是职业病之一吧。辛苦的工作让医生衰老的特别快。曾经有个病人和我说：“某某医生，您技术这么好，还这么年轻，真不容易，今年您有四十几了吧”。可怜当年的我呀，30没到，老婆孩子都没有呢！而我的同事中，30-40岁左右，身体或多或少出现不同疾病的大有人在。我们有的医生在手术台上累的出现频发室性早搏，吃片药后，休息一下，还要继续上手术。我们的老教授，手术后累的心肌梗塞，生命垂危，进入ICU 抢救。但半年后，他们还会回来，还会出现在手术台上，给病人治病。这里我们不是说他们有多么高尚，但他们骨子里流着医生的高贵血液，那是他们的一生追求。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为病人服务。
最后再谈谈家庭。医生的特殊职业，注定了医生在家庭事务里的尴尬地位。我们没有时间照顾家人，没有时间关照孩子的成长，几乎每一个公众节日，我们一定是最忙碌的人。从医十年，没有在家里过过一个大年夜，我们注定了不是好父亲，好儿子。我们每个周末都要到医院看看自己的病人，这不是规定，而是我们老教授的言传身教，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还要写文章，申请课题基金，开展新的临床项目。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唯一缺少的是时间和精力。问每一个医生，都会说，下辈子再也不当医生了，孩子也坚决不让他们学医。但是谈到自己，都说我真的爱这份事业。到国外以后，很多回，梦里回到从前，和同事们一起开心的为病人做手术。虽然国内医生的生存环境很恶劣，但那种治好疾病的成就感，让我们十分怀念。
中青年临床医生的流失问题严重，是我们目前比较严峻的考验。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医疗环境的恶化，越来越多的年青医生选择非临床科室，一些检验，物理治疗科室，影像医学等科室成了刚毕业医生的热门选择。而即使分配到外科工作的年青医生，很多选择工作量小，压力不大的科室。因为更多的工作就意味着更多的风险，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而这种压力，甚至大到可以彻底摧毁年青医生的自信心。因此我们大型医院里，甚至有一些主治医级别的青年医生，不敢独自做阑尾炎的手术。因为害怕承担莫须有的责任。正是这种恶劣的医疗环境，将一些青年医生培养成只会做堂，不敢看病的医生。还有一些优秀的医生，虽然能够成长起来，但付出的辛苦和承受的压力，外人是难以理解的。而且面对新技术的开展，新项目的引进，大多会持谨慎态度，不敢创新，这也是限制我们医疗技术提高的瓶颈之一。当然还有一批年青医生，通过自己努力，到发达国家和地区继续医学的研究和学习。少数可以通过努力在外国临床行医，而多数要到外国的实验室，作为廉价的劳动力，给动物做手术，做些科学研究，以度光阴。最后还有一批医学生，通过辛苦的医学院校学习，通过毕业考试后，因为害怕恶劣的医疗环境，直接投入医药销售行业，不再接触病人。
这些年青医生的成长情况是普遍现象，如果不再适当控制，采取措施挽回我们年青医学人才的流失。十年后我们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到那时，我们有普普通通的医生，但是我们优秀的专家教授就很难出现了。我的老教授曾经感慨的谈到，等我们老了以后，如果病倒了，真的没有可以相信的技术上过硬的年青医生给我们治病了。在医学界的老专家眼里，年青医生的成长问题已经成为忧患了。
七，几点想法。
我们的国家是人口基数巨大的，经济发展刚刚起步的国家。没有外国和其他地区的具体经验可以借鉴。而且即使是经济最发达的欧美，其医疗体系也有着巨大的漏洞和不公平性。因此医疗改革，立足自己的国情，结合我们医疗的实际情况，本着医疗为人人的出发点。我们是可以搞好医疗改革的。医疗改革的成功与否，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我们必须做好。
我们的传统中医是我们民族的宝贵遗产。在70年代，中西医结合医疗探索出了一条很好的路。现在我们是要重新重视中西医结合的时候了。特别是对偏远山区，缺医少药，缺少设备的地方，降低中西医人才培养的门槛，让更多热爱医学，热心为人民服务的年青人走入医学院校。让这种中西医结合人才承担起基层医疗保健服务是很关键的。我们应该加大医科学院中医教学部分，促进临床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只要坚持下去，不仅可以解决中医的发展难题，而且还可以降低临床医疗费用，普及基础医疗服务。
对于偏远地区，医疗卫生条件差的单位，上级医院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其发展和提高。要以地区大型医院为核心点，建立地区村，乡，县，市等各个级别的医疗服务网络，加强地区内医务人员交流和流动。做到医疗人力资源和物质的共享。上级医院要为下级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负责，为下级医院的技术提供保障。大型医院不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承担地区医疗事务的中心所在，要承担地区医疗标准的制定，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就业医生的再教育等很多地区医疗事务。
关于外资医院和合资医院的市场准入问题。有了狼的森林，动物们才有了生存的危机感。引进新鲜血液是有利于我们的医疗市场发展的。没有竞争的地区大型医院，前进步伐是缓慢的，进步是有限的。引进外资，特别是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是对整个医疗市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而我们的政府也要在引进竞争者的同时，加大对地区大型医院的资助力度，放宽对地区大型医院的管理。让教授专家管理医院，让地区大型医院走向国际，面向国际竞争。这样我们的医学才可以真正的发展起来。
医疗人力资源的管理是医疗改革成功的关键。现有高技术人才缺少的情况下，合理的人才流动是充分利用人力资源的关键。同时加大力度对下级医疗市场的人才培育，普及医疗基础服务人才。国外的医疗人才也是宝贵的财富，特别是从中国走出去，在外面从事过医疗临床服务的人才。我们应该提供有利条件，吸引这一类人才回来，甚至吸引外国医疗专家到国内来开展临床医疗服务。加强与国际上的交流，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的整体水平显著提高。
宣传科学，尊重科学，也要善待科学。在科学面前，我们是愚蠢的，但不要因为我们的愚蠢，就可以为所欲为。因此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卫生医疗管理部门，我们的法律政策的制定者们，应该在尊重医学的前题下，多听听医学专家和第一线工作者的声音和意见。不要凭感情用事，不要被利益驱使，真正齐心协力为医学改革做点贡献。媒体的引导对病人和家属的情绪是及其关键的。平息医疗纠纷市场的风浪，加强医疗服务的正面宣传，是媒体应该负起的责任。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医生，尊重医学，尊重科学的风气。这也是关系到国家安定团结的大事。
明确医疗纠纷的正确处理办法。在没有明确的法律指导下，确立医疗鉴定委员会的权威地位。确保医院正常医疗秩序的维持，防止恶意医疗纠纷的发生，严厉惩罚采取非正常手段干扰正常医疗服务工作的个人和集体。在建立正常就医环境的基础上，才能够改善医疗服务质量，提高医疗技术。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医疗改革要成功，关键的问题是人才。没有一群以为天下人人谋健康为理想的医疗管理人才，医疗改革是不会成功的。最终医疗改革会成为口号式的，运动式的，短暂性的怪胎。往往会成为一些懂为官，懂钻营的小人晋升之阶。而踩在他们脚下的是百姓的健康和医生的悲哀。真正的医疗改革是长期的，任务是艰巨的，没有十年之功，难以小成。因此，要由真正可以付出十年心血，甚至更多时间的管理人才，在政府一贯的支持下，坚持不懈的努力，才可能取得成功。而如果我们一旦达到了人人健康，社会和谐发展的阶段，我们的国家就真的强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