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洞庭锻炼 (1969/07-1970/02)
第一节 军垦扫描
1968年的中国，“文革”刚过去一半，“文攻武卫”形式上结束了，上海市首先成立革命委员会，随后全国“山河一遍红”，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打败了他的所有对手，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反修防修”，毛泽东发出了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必须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并向全国各高校派驻了执行最高指示的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那时，我与各大学学生一样，感觉实在没劲，也回家了。自然，我也接到了“军宣队”关于返校学习和保证安全的通知，回到了久违的学院，参加“工作分配”学习班。我的工作分配与90%的同学一样：到洞庭湖军垦农场“劳动锻炼”。
7月的一天，我和学院的同学一同坐自长沙开往益阳南县草尾镇的轮船来到洞庭湖军垦农埸。这里原名尼姑湖，是人迹稀罕之地。军队开赴围湖造田后改名为南湾湖，有点继承延安359旅“南泥湾精神”的意思。其实，属于洞庭湖底的区域，在“备战备荒”和“人定胜天”的时代背景下，选择了它。我们去的时候，这里原本就驻有广州军区的一个师。从营区的房屋与周围的树木看，已有几年时间了。比那个师军人人数还多的“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的到来，一下子使本来静寂的洞庭南湾湖热闹了。
我被编入第一团一营有4个排16个班130多个大学生的学生一连。开始，班长以上都是现役军人，半年后改为排长以上为现役军人。连长县德功是一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此前的他原是邻近机枪连连长。那个连里有一个由30多位原广州军区宣传、文化方面的老干部组成的“黑帮”排。排里有一个人是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副师职干部。还有些人是写过名声很大的电影剧本的老作家，官衔比副师还高。他们早于我们一年就来“劳动锻炼”了。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早请示，晚汇报”外，农活样样干，看不出有什么照顾与特殊。他们自已很谨慎小心，从不多说一句话。我们偶尔照面，相互并不打招呼。但他们不时转过头来向我们这边的张望，表达了他们对外界及突然到来的我们的关切。
住，营房内清一色两条木凳架一块两米长的木板搭成一张床，两个两个并在一起；一个排住一个统房，排长住在一间与统房相通但有隔墙的单间里，随时可以“照顾”我们；连首长有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住在单独一栋小屋的连部，仅有的一部通向上级的手摇电话机就安装在那里。学一连住的是原机枪连的土砖旧房，冬暖夏凉。有的连队住的却是马架棚新营房，据说那是战备营房。是一种可以拆卸的钢架结构撑起来后再加湖区自产的芦苇与毛草编织的把子扎成墙、敷上稀泥做成墙的房子，这是冬凉夏暖的另一类。有时大风起时，会把整个房子掀翻。同学们所带为数不多的被雨水淋湿的衣被就只有靠老天爷开眼出太阳了。春天多雨的洞庭湖区，等着见太阳的同学有时不得不把亮出的衣被一次又一次赶紧收进屋。
吃，开始时天天清一色的冬瓜南瓜辣椒，同学们戏称“东南亚”。南方同学还好，苦的是北方同学，他们“辣”不得。好在湖区土地肥沃，种什么长什么。每个连划出一个班种菜养猪，由南方农村出身的同学为主组成，差不多三个月就能自给自足了。
行，对于北方的同学是又一大难题。被安置在师部附近的另一个团女生连的北京第二外国语专科学校的同学，他们大多是北方出生的，走不惯南方的泥泞路，更过不了有些摇晃、很窄的木板搭建的桥。每当过那座桥时，她们差不多是手脚并用，流着眼泪一步一步爬过去的。
夏天，洞庭湖很热很热，田里的水象开水锅一样，热气腾腾，真让人受不了。有一次，我们团女生五、六两连与所有的男生连一起在我们连驻地附近修大堤时，很多女生中暑晕了过去。每当有一位女生晕过去，连长就命令我们去四个同学用一块床板把她抬到团卫生队去。这一天，实在太热了，我们连的床板抽得差不多了。但直至太阳下山，大家盼望的“撤兵”命令却始终没有下来。
冬天，洞庭湖很冷。我们军垦农场附近有一个关押重刑犯的赤山劳改农场，当那个农场的犯人都不出来劳动改造时，我们这些旧学校培养出来接受再教育的大学生还是被告知要去修渠道。我与连里其他同学一样，上身着棉衣，下身穿条裤衩，站在泥浆里，首先用带去的面盆把稀泥捞干，然后用湖区特有的指甲锹一锹一锹把成条的湖泥码到渠堤上。每个连，包括部队连队在内，差不多都分几十米修渠任务，按指标完成任务后可以休息一两天。
不管天气如何，路有多远，炊事班的同学总是及时把木桶装的饭菜送到施工工地。有不少时候，当各自拿出碗筷打饭菜时，天下着大雪。我们在露天吃饭，打出来的热气腾腾的饭菜没有两分钟就冰凉的了。我们就象夏天吃冰棍一样，冰碴式的饭菜和着雪花一碗一碗地往肚皮里倒，劳动强度太大了，我们实在太饿了。连队放假允许三分之一的人请假外出时，轮到的同学几乎没有不请假的。为了解馋，我知道很多同学往返六七十来里要到一个小镇自已花钱去痛痛快快吃一餐。
有一天，渠道差不多修成了，大家都兴高采烈。不知从哪个连队传来的用芦苇杆往下钻，抽出芦苇杆，用火柴一点，燃起的火苗有二米多高，同学们不约而同围了上去，继而，整条渠道象一条火龙。不幸的是，一会儿，花费好几天辛辛苦苦挖成的渠道一下子合拢了。部队没有处分“出风头”的学生，但是命令不准休息重修渠道，且不准再用芦苇杆钻孔取火了。
最冷时，所有的水面都结上了厚厚的冰。我们到师部米厂去拉大米，只要把两根长的，三四根短的林木绑起来做一个雪撬放在渠道里，上面可以放十几袋大米并不十分费劲就能拉回来。
第二节 洞庭魔鬼
洞庭湖区可怕的是血吸虫病。我们连河对面沅江县人民公社的社员不少人的肚子大大的，一问准是患有血吸病。那时的农民怪可怜的，部队从东北运来做肥料的豆饼撒往田里，只要我们一收工，他们就潜过来捡回去充饥。刚到洞庭湖时，天气很热。加上，一下子增加一倍多人，有些连队连厨房都还未来得及建好，学生就到了。我们男生连不得不集体到小河里去游泳、洗澡。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天渐渐凉下来了。此时，我们才被告知，河里可能有血吸虫，每人要服一大把“预防”药。
说什么就是什么。有一个连的一位同学到洞庭湖没几天就感觉浑身无力，不断向连里要求请假休息。连队卫生员问他什么地方不舒服，他讲不出。连首长只好要他到营卫生队去看病。营里的军医说他们诊断不出，又送他去团卫生队检查，谁知团里的军医也查不出他有什么病。这样一来，潜台词是这个同学根本在装病。谁也不给他好脸色。这个同学无奈。只好自已要求到师医院去看病。虽然，一级一级同意往上转诊，但当这个同学还未进师医院的门时，团卫生队的电话已经打了过去。师医院不但不给看，还把这个同学数落了个够。可是，不久这个同学病情加剧，死去了，死因就是急性传染血吸虫病。学生家长和同学们都非常义愤，要求部队领导做出解释，处分相关人员。这个事，当时闹到了广州军区。据说，广州军区就这件事下过一个文件。此后，解放军干部对学生的管制放松了许多，特别是对请假看病一类，没有人敢随便说学生爱装病、懒惰一类的话了。
除了血吸虫病，“湖区病”是很可怕的。在洞庭湖区住些时日后，由于潮湿得很，一些人的大腿肌肉发生萎缩，变得干干的、细细的。一次，我在师部医院附近执行勤务，见到几个得了这种病转往长沙163军医院治疗的女生上船，真叫人揪心。以后，听说她们离开湖区，一个个很快好了起来，以后并无大碍！
最可怕是汛期。每到汛期，同学们披一块裹得紧紧的塑料布，一手拿电筒，一手拿铜锣，上大堤担负一段100米左右的巡堤任务。如果发现险情，就用敲响手里的铜锣报警。一天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堤外一片泽国；狂风大浪掀起的湖水猛烈地冲击着堤防，象一只吞噬人类的猛兽，给人一种天塌地陷而又孤立无援、随时可能葬身鱼腹的意识。这时，我才深深地感到，高喊“人定胜天”多年的人类是多么渺小，在大自然面前又是多么地无能为力。
1968年秋，洞庭湖水涨得很急很猛，连长开完防汛会议回来，一再叫同学们不要怕，说军区首长派了五条登陆舰泊在师部，如有问题，随时可以把我们送出去。同学们悬浮的心好象一下子掉了下去，踏实多了，激动的神情无以言表。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们多么的单纯。那五条小小的登陆舰都是退役的，有的还只是一个摆设，如果每条装载120人，总共只可装600人，超过5000人的军垦农场，有的还得走上三四个小时才能到达师部，能保几分平安？从广州军区先代会的报告中透出的一点点，证实了我们由“谣传”得到的与我们类似的广东牛田洋军垦农场发生海啸，部队发动同学们手拉手护堤，结果酿出堤毁人亡的惨剧。每每想起这些，有些心惊胆颤。
当时大家年轻，聚在一起，知道“出身”不好，劳动艰苦，是皮肉之苦，好象还不是太在意。让人难受的是我们这些“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大学生，在当时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警）察、宪（兵）、特（务）之后，叫“老九”，“臭知识分子”。春节期间，省地县慰问团很少有肯到学生连来的，军区每年一次发的慰问品只是每人一套“毛选”。一次，全团一千多学生与一千多解放军官兵同台坐在一起观看演出，一个地区慰问团带来的节目就叫“臭知识分子臭烘烘”，节目从报幕、演出过程、到谢幕，解放军那边掌声雷动，学生这边却以静寂无声表达抗议。
第三节 可爱的黄可欣
我们学生一连发生过不少有趣的故事。一位中央民族学院、广西壮族籍同学，叫黄可欣。由于患神经官能症，加上体质不好，不能从事体力劳动，好心的县连长便派他看守团里的渔塘。为什么要守？因为附近老百姓常来偷鱼。老百姓很聪明，把背上的筐子放上些毒鱼的“菜枯”，用烂衣服、草帽一类东西掩盖上。到了渔塘，把筐子放下，筐底的“枯”开始化解，附近的鱼中毒昏迷，老百姓便检往筐子，上面盖些渔草带出去。当然，有游开去的鱼老百姓不会拾到。我们可爱的黄同学便一条二条地检回连队交给炊事班做鱼汤喝。在那种环境下，能见到鱼汤，同学们欢喜的心情是难于形容的。被称赞的黄同学便更加勤快，有时一天竟能捡回七条八条。学生一连经常有鱼吃的消息不径而走。管塘的团生产股长闻信前来调查。一天中餐，平时并不多见的股长在连里亲眼见到了一连吃鱼汤的事实，把他认为最姑息“老九”的老连长当着学生的面克了个够。连长什么话也不说。待股长走远，他慢吞吞走到黄可欣面前，轻轻地对黄说，按他说的做吧！全连为连长和黄同学不平。连里再也没做过可口的鱼汤 。
自股长交待以后，黄同学再也没往连里炊事班送过鱼。但心里的气却一直未消。看渔塘里的鱼死不少，却什么也不能做。于是，他心生一计，把臭了的死鱼在正午时分送到团部，挂在每个团首长办公室的门扣上。大热天的臭鱼引来无数只苍蝇，团长午睡后来上班，看到这种情形，大发雷霆。卫兵报告说鱼是学一连的黄可欣送来的。团长命令连长带黄可欣立刻来团部。黄可欣振振有词：“生产股长说，今后凡是捡的鱼，不管死鱼活鱼都要送到团部来！”“我反问股长，那臭鱼呢？股长也说把它送到团部来！ 所以我把鱼都送来了。”团长听后，七窍生烟，不好对黄同学发作，把生产股长大骂了一通，叫他立刻转业。我们听了这个消息，都为黄可欣同学的智慧和勇气感到高兴。
1969年2月，上面下来了红头文件，我们终于熬到了“锻炼”结束。“锻炼”期里，我先在水田班，后调到蔬菜班。由于公认我种的大白菜长得很不错，离开军垦农场时被评为连队级的五好战士。当然，要在此前出席师团、兵团（军区）一级“先代会”就不一般了。有一位同学，由于经常凌晨二点起床干活，才被广州军区授予连里的“五好战士”。
离开洞庭湖军垦农场后，我被分配在长沙市三中教书。到职后两年里，先后被提拔为教务主任、副校长。我不知道那种“锻炼”是不是毛泽东“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原意。但我想，由于吃过了苦中苦，才感觉到当教师的苦无所谓，能忍耐，能比别人多出力，才会技高一筹，得到多一些机会。
摘自牧童著天堂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