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娘一生最后悔的事恐怕就是那天晚上去上夜班了。同行的几位阿姨都躲过了灾难，唯独俺娘没有。
娘说实际上她是感到那天有些不对劲的，娘有点迷信，她说老天爷是给了她预兆的。那天白天，娘和大姐到河边去漂洗全家人过冬后拆好的棉衣，大姐在水浅的地方洗，娘到水质清澈的水深的地方洗最后一遍。当娘洗完后从石头上站起来刚要跨出去的时候，阵风吹过，水流湍急起来，一向稳当的几块大石头突然摇动下滑。娘说那时年轻，一翻身又跨到旁边的石头上。娘上岸后心跳如兔，觉得好生奇怪。
到了晚上，娘早早地把我们几个孩子摁到床上，自己也赶紧眯上一小觉。睡梦中娘和她的那帮同事阿姨在冷清的大街上走着，忽然前面平地起了一堵大墙，墙上有个缺口，阿姨们一个个身手敏捷地跳过去了，当娘走近准备跨过那缺口的时候，突然之间，那缺口升高了，娘又气又怕，赶紧往上爬，可就是爬不过去。娘一急把自己急醒了，想起今晚要上夜班，娘赶紧起床。这时，就有阿姨在外面呼唤她了。
天黑没有路灯，刚下了场小雨路有些滑，“老德国”又高又重，但所有的原因加起来，都没有那几只凶恶的大狗，和肉联厂的看门人疏于管制狗的罪过多。本来那几只狗一开始是安静的，不知为什么，当娘最后一个经过的时候，一只高大的黑狗却向娘吠叫起来，于是群狗狂吠不止。大家都有些害怕，一下骑的飞快，娘也拼命往前赶。这时那只大黑狗嗷地一声扑上了俺娘的后车座，娘吓得尖叫起来。再往前几十米就是娘上班的食品厂的大门了-----人的命运有时就差几秒钟。就在那一霎那，娘摔下车子，右腿重重地打击在路边的石头上，娘的后半生成了残疾人。
几位阿姨借了厂子的地排车把俺娘拉到县医院，爹也火速赶到。那时建县没几年，医院小而简陋，又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骨科医生，没有x光透视，没有任何的急救措施，娘在医院躺了一天一夜。第二天爹找了个拖拉机把娘拉到济宁市，那时乱的很，连汽车都停运了。拖拉机突突地颠簸着，爹抱着娘的断腿，娘疼痛地几乎昏迷过去。到了济宁最大的医院，医生拍了片子，说：要开刀，在断骨上砸上钢钉固定住，再缝上肉，等它长好，过一段时间再割开肉把钢钉取出来，再缝上肉。
娘听了，觉得很象她给家里人做棉衣一样：剪刀裁了，套棉花，缝上。来年拆了洗了，再缝上。可是这是血肉之身啊，还有那钢钉，不知道是用什么样的铁锤砸进骨头里。娘听了在床上吓哭了，爹蹲在床下也掉泪了。爹一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他打仗时受过伤，做过几次把子弹从肉里取出来的手术，爹知道那很疼，更何况要往骨头上砸钉子，爹不敢想象。这时医生说现在做不了手术，最好的骨科大夫都被关到牛棚里去了，只有一个实习的年轻大夫，技术不过关。这一下好像让爹娘找到不做这个可怕手术的理由，于是，爹娘又坐着那辆颠簸的拖拉机回了家。
这时有人推荐了一位江湖医生，说的天花乱坠，死人复活。俺爹急病乱投医，赶紧请了来，那乡里郎中到家里看了俺娘，拍着胸脯说：没事，按我的法子治，伤筋动骨100天，100天准好。他的法子是把一只活的大红公鸡连皮肉带骨头砸成肉泥，掺上麝香等名贵药物，糊到断腿的地方，此法叫做“糊公鸡”。爹晕了头，因为没经过这样的事，也觉得这样不用开刀砸钉子，就信了。于是就“糊公鸡”。
1969年6月29号的夜间1点，娘摔断腿，一直到10月初，整个夏天，娘躺在床上，生不如死。爹白天上班，晚上回家还要买菜生火做饭，伺候5个未成年的孩子，还有病痛的娘亲。实在没办法，爹让11岁的大姐辍学在家看顾年幼的我和还没上学的二姐，也帮着照顾母亲。娘坚持不让写信告诉姥娘这件痛苦的事情，怕年近七十的姥娘受不了。娘暗暗盼望姥娘再来的时候看见的是健康如昔的女儿，只要熬过这100天吧，娘抱着希望。
但是每日俱增的疼痛噬咬着她坚强的信念，娘说那时家里开关门的动静，都能震动她疼得喊叫出来。孩子多调皮不听话，钻心的疼和炎热的天，把娘的意志完全崩溃了。有一次大姐带我和二姐出去玩，哥哥们上学去了，娘抽出自己的腰带，一头勒住脖子，一头系在床头，正在娘自己往床下一寸寸地下滑的时候，爹正巧回家取东西，发现了这一幕，当时爹一个箭步跑过去，把娘抱住了。从此，娘的床上一个绳头儿也不敢放，吃完饭的碗也会马上挪开。娘连死的机会和能力也没有，娘只好每分每秒地捱着她一生最悲惨的日子。这期间有明白的人也劝过爹娘，县长刘凤合的妻子是县医院的院长，她曾告诫爹三次，要到上海等大的城市去做手术。可是那时已经过去50天了，爹娘期待着100天后“糊公鸡”后的奇迹。
终于“糊公鸡”拿下来了，娘的皮肤溃烂出血，娘还是站不起来。爹知道这是自己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败仗，爹悔恨莫及，比娘还难过。
这时有朋友说临近的滕县有个著名的骨科大夫，经他的手治好了无数病人。为避免上次陆路的颠簸，爹绕道换了平滑的水路。到了滕县才知道，那名医已经因为“反革命”的罪名关到监狱里去了。爹只好去求监狱长，说了无数的好话，终于使他同意放那名医出来半天。名医被两个狱警押送过来，看了娘说：我可以治，但是医院的手术设备都砸坏了，没法子，现在只能给你写几味止痛的药名，回去赶紧找大医院，再不做手术人就完了。
从滕县回来的路上，爹背着娘走了十里路，准备坐船回家。娘虚弱地伏在爹宽阔有力的背上，感觉着坎坷不平的路途，体味着酸楚不已的人生。娘对爹说：我是个命苦的人，这辈子跟你过我知足。你别再费心了，以后找个善心的女人，把孩子们抚养大，我就谢谢你，在下面也给你磕头-----娘的泪水把爹的后背打湿了一大片。
快到渡口了，爹把娘放在路边树下有突起的树根上，秋风吹着树叶沙沙作响。娘说一辈子就看见爹哭过三回，一次是爹婚后带娘到祖籍山西爷爷奶奶的坟前，一回是在济宁的医院里。这次爹几乎是涕泪滂沱，爹攥着娘的手，摇头说不出话来。
正在爹娘执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的时候，远远地，传来二哥稚气的歌声。
二哥是为给娘帮忙扛拐带上的，爹走的快，他人小走的慢。他那时只有8岁，不懂爹娘的忧愁，小小孩童心里有着天真的自然的快乐。只见他光着小脑袋瓜子，穿着大哥穿小的、他穿着还宽大的旧衣服，肩头上一边一个扛着娘的木头双拐，仰头愣脑地快步走来。天色正晚，夕阳如血，金黄的田野笼罩在迷蒙的薄纱一样粉红的光色里，树木葱茏，初秋的大地流淌着成熟的果实和庄稼芬芳的幽香。二哥唱着那首“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豪迈歌子，一路快乐地奔着爹亲娘亲而来。
想到家里还有四个这样的天真地翘首盼望亲爹娘的孩子，娘的心里，百味翻腾。
难道就让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们这么小就没娘了吗？难道真的就放弃了吗？难道生活的希望抵不过这一时的灾难吗？难道老天爷真的要毁了这个家吗？
不能，不能够。
于是，娘擦干自己的眼泪对爹说：歇完了，咱们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