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娘回家后，筹划着要去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做手术，可是家里5个孩子谁来管呢？接姥娘来回要二十天，也来不及。后来爹说，把孩子都放家里，锻炼锻炼他们。
就在爹娘做准备的时候，有一天爹遇到当时在俺县里武装部“支左”的徐州军区某师的张副师长，爹因为也是部队出身和他特别谈得来。说起娘的事儿，张副师长一拍爹的背说：伙计，你怎么舍近求远呢？我们军区的“八一医院”有最好的骨科医生，我给你写封信，去徐州。爹一想，对啊，文化大革命地方医院的设备和医生都不行了，部队没事儿啊，咋早没想到呢？张副师长当即写信给徐州军区八一医院的院长，让俺爹马上带俺娘去。
那时已经到了11月份了，爹在外面到处借车，娘就在家里给我们几个孩子做棉衣。娘说眼看天要冷了，这一走不知多长时间才能回来，孩子们没有棉衣会冻坏的。娘不愿求人，自己的半边身子动不了，时间又紧，娘就日夜不合眼加班加点地做。常常是爹半夜醒来，娘还在那里一针一线地缝着。五个孩子要十件棉衣棉裤，正常的情况下也要做一个星期，娘拖着病体做了两天两夜。爹说有一次看见娘瞌睡着了，不舍得叫她，娘朦胧一觉醒来，打着自己的头说：我让你睡！我让你睡！这件事让爹对娘又敬又爱，到现在回忆起来，爹都是拉着娘的手说：她打自己的头，你说她傻不傻？娘则开心地笑着。而我们兄妹的心里，只觉得那感动的泉水轻轻地，和泪水一起涌出。娘的爱，都在那一丝一缕，千针万线之中。
不知道娘当时是怎样千叮咛万嘱咐，眼泪汪汪地离开我们兄妹五个的。那时大哥只有12岁，和二哥每天去上学。我太小，二姐也没到上学的年龄，大姐辍学在家照顾我们。大姐只有11岁，要负责买菜做饭，洗衣；大哥负责拾柴、挑水。爹走的时候给大姐留下30元，这就是我们五个孩子三个月的生活费。大姐是个勤俭持家的女孩子，用这点钱买完米、面、油，剩下就光买白菜吃。所以那时候家里顿顿白菜，后来我长大后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饭桌上有白菜就很厌烦，追朔往事我就取笑大姐。大姐说：有白菜吃就不错了，一个月10块钱能做什么？
大哥二哥调皮捣蛋，俗话说那个年龄段的男孩子调皮的连鸡狗都嫌烦。大人不在家，大哥就占山为王，把家里掉了个底朝天。大姐每天做饭洗衣，走到哪儿都背着我这个小妹妹，领着二姐，绝对起了一个小母亲的角色。大姐那段时间可以称为“忍辱负重”地生活，她是个及其任劳任怨的女孩，那时大哥到了讨厌女孩的年龄，不论在外面还是在家，他都不和大姐说话。大姐却很爱哥哥，什么都和哥哥商量，大哥从不理她，弄的大姐每次都讪讪的不知所措。后来都长大了，大姐质问大哥那时为什么那么讨厌自己，大哥羞惭地摸着自己的脑袋说：我也不知道，老觉得和女孩说话人家会笑话。大姐说我是你妹妹，又不是别的女孩。大哥说：觉得别人不知道会误会。所以家里如果有两个年龄极相近的兄妹，在12到18岁之间有矛盾的时候家长要理解，那是因为荷尔蒙的问题，大了自然就好了。
爹娘不在家，只有我们五个孩子，晚上睡觉不敢关灯，怕鬼、怕坏人。那时街上什么都没有卖的，连馒头都要自己做。爹娘走的急，还没来的及教会大姐做饭，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吃半熟的食物。那时都是用土灶烧饭，过段时间就要通通烟囱，因为烟灰会把烟囱堵住的。可是我们兄妹哪里知道这些，所以每当做饭的时候，别人家的烟囱是往外冒烟，我们家就往屋里冒烟。一屋子都是黑烟啊，五个孩子一起大咳，四个跑出去，剩大姐一人坚持作战。一顿饭下来五个孩子的脸像扒煤灰的小孩，鼻子、脸和眼珠、头发一样黑。几个孩子的衣服开线或者刮破了，大姐哪里知道颜色搭配，蓝衣服用白线缝起来，黑裤子用白布贴补丁。爹娘走了三个月，我们五个孩子吃的面黄肌瘦，穿的破衣烂衫，活脱脱就是一群没有爹娘的孤儿一般。所以现在看到崔健、梁咏琪主演的电视剧《我的兄弟姐妹》，看到他们四兄妹在爹娘死后各自分散及四个孤儿凄惨地沿街流浪的场景，自己也深有感触，曾经狠狠地大哭了一场。
和爹娘在一起工作的同事有好心的就来家看看，帮帮忙。有一个娘的同事不光自己不帮，还劝别人：可不要上她家去，了不得，她家五个孩子脏的要生蛆了。后来别人告诉娘亲，到现在娘也不原谅那个阿姨，说她心地不善良。而对那时帮过俺们的，爹娘一直尊敬有加地相待。
虽如此，俺们五个孩子都还挺壮实没生过病。只是等三个月后，爹过年回家的时候，一进门爹就愣住了：这五个黑乎乎的像非洲黑人一样的孩子是我的孩子吗？等我们欢呼地扑到爹的怀里，他才确认。爹二话不说，先通烟囱，然后教大哥烧火，教大姐认识馒头熟了是什么样，教二哥怎样喂鸡，给俺和二姐洗脸。爹在家呆了三天，又赶紧回徐州军区医院照顾正在恢复身体的娘亲。
那时娘已经做完了大手术。但是因为耽误了治疗，娘的断骨处已经沤烂发黑了，医生把那一段黑骨锯掉，所以娘亲的右腿就短了2寸。俺小时候不明白自己的娘亲为什么和别的阿姨不相同，总觉得是别人不正常，后来长大了才渐渐知晓。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觉得娘亲的残疾会给我们丢人，后来我考到省城去，毕业后又幸运地分到一个省级部门工作，介绍自己的娘亲总是会说，俺娘腿不好，俺娘人很好。
爹再回徐州的时候带上了六岁的二姐。
二姐是负责给躺在病床上的娘打饭、倒尿盆去的。娘的病情稳定以后，爹就定期回来工作，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上班也不是那么正规，但是爹还是认认真真地做着自己分内的事情。
娘说二姐当时年龄小，脾气也拗，每到医院开饭的时候就是二姐出去到尿盆的钟点，娘怎么劝也不听。二姐目不斜视地端着尿盆和那些端着饭盆的人们交错而过，二姐过处众人皆绕道而行，俨然现在武打片中大侠出场众人惊恐闪开的镜头。
二姐在医院伺候娘亲半年多，她和一个叫盖盖的小男孩成了极好的伙伴，盖盖的爹娘都是部队的播音员。二姐回家以后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话都是绕着舌头，甜甜的像高粱米软糖一般，让我产生了严重的陌生感和极端的羡慕。大家都笑话她说：“撇着喝”。这是俺们家乡讽刺说普通话人的一句家乡语，大意是人太做作。后来我在省城生活了十几年，也学到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回家一不小心说漏几句，二姐开始笑话我：“到家还‘撇着喝’，赶快打住，浑身小米粒”。所以现在回家或往家打电话，马上变成家乡口音。丈夫对他家人也一样，变的那叫一个快，绝对不敢在家人和乡亲面前“忘本”。
怎么能忘了本呢？
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人都吃过苦，都是在伤痛的环境中长大的。可是那些艰难岁月也磨砺了人的意志，俺们那代人，做人的根本一点也没有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