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大学，我的专业是俄语。 那时俄语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中苏两党论战的硝烟还没散尽，两国关系处在冰点。“防止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是六十年代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列的政治口号。在这样的背景下学习俄语，显然是出于“反修防修”的需要。那时我们谁也不会去考虑将来毕业以后的出路是什么，学俄语有没有用？“一切交给党安排，一切服从党安排”，是我们那代青年人的共识 。
在报考大学的时候，按爱好和特长，我的志愿是新闻专业或是文学专业，当无冕之王和作家是我的理想。但在填写志愿前，校长召集我们学生干部开会，动员我们根据国家需要，考文科的尽量报考外语院系。那时我们极为单纯，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我报考了 5 个外语院系，并选择了俄语专业。
虽然学外语，但我对文学还是情有独钟。还在中学时代，冯德英在《苦菜花》中塑造的母亲形象，王愿坚的小说《党费》、《后代》对我的影响极大，冯德英、王愿坚这两位作家成了我心中的偶像。学校的图书馆藏书极为丰富，阅览室里有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这为我洞开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每天上完正课，我就呆在阅览室，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世界名著、俄罗斯名著和中国古典名著，学习了大量的古典文学和唐诗宋词。在这段时间里我阅读了许多翻译作品，其中草婴先生翻译的肖洛霍夫名著《一个人的遭遇》和方重教授翻译的长篇爱情叙事诗《特罗勒斯与克里希德》，使我看到了翻译的无穷奥妙，那时我在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像他们一样，把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出来，介绍给中国的读者。这就迫使我更加刻苦地学习外语和阅读各种书籍。厚积薄发，这为我以后走上文学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上海是海派文化的发源地，百年上海，涌现出无数文人墨客。我喜爱书画艺术，星期天就去参观各类书画展。海派文化给了我极大的影响，那种细腻的笔触，丰富的情感，抒情的叙事，体现在我日后的文字之中。
我们这届学生绝大多数是工农兵子女，而且都是祖祖辈辈的第一个大学生。我们怀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朴素感情，投入了学习。因为我在中学里担任过学生会主席、团支部书记，入学不久，我被选为系团总支宣传委员，担任《上海青年报》通讯员，被系党总支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年级政治辅导员组织了党章学习小组和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并组织我们参观了中共一大旧址，瞻仰了鲁迅墓和王孝和烈士墓。那时，积极向上，又红又专，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如果循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很可能是一帆风顺。
我和远在北京的 G 保持每周通一封信，交流着各自的见闻，随着感情的交流，我们真正处在热恋之中。
然而就在我们发奋学习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一场特大的将持续十年之久的政治风暴正在中国上空积聚，并将迅速改变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