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四大词人及其研究（一）

清季四大词人词学交往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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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维城
【内容提要】
本文述论清季四大词人即桂派的词学交往。这一交往的前期，他们居身在京都，这是桂派的形成时期。交往的中期，这些词人居身在江浙一带，这是桂派的发展时期。交往的后期已进入民国，这是桂派的总结时期。朱氏完成了《彊村丛书》与三校《梦窗词》，况氏写出《蕙 风词话》，使桂派有了自己的词学理论。
【关键词】 桂派 《彊村丛书》 《蕙风词话》



清季词人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继武前贤，光大词学，时称桂派 ① ，亦称清季四大词人，为清代词学之结穴。王鹏运（1848—1904）字幼遐，自号半塘老人，晚号鹜翁，广西临桂人，原籍浙江山阴，有《半塘定稿》行世。况周颐（1859—1926）原名周仪，避清废帝溥仪名，改周颐，字夔笙，号玉梅词人，晚号蕙风词隐，亦广西临桂人，原籍湖南宝庆，有《蕙风丛书》、《蕙风词话》等行世，晚年自定词为《蕙风词》二卷。桂派之名由王、况二人籍贯而来。朱祖谋（1857—1931）原名孝臧，字藿生，一字古微，号沤尹，又号彊村，浙江归安人，有《彊村丛书》、《彊村遗书》行世，晚年自定词为《彊村语业》。郑文焯（1856—1918）字俊臣，号小坡，又号叔问，晚自署大鹤山人，先世高密郑氏，清初改隶正黄旗汉军，至文焯始复姓，奉天铁岭人，以贵公子隐吴中三十余年，有《大鹤山房全书》行世，晚年自定词集为《樵风乐府》。



由于四人身处易代之际而心恋胜清，故论者鲜少，细数起来，有况周颐撰《半塘老人传》，郑文焯婿戴正诚撰《郑叔问先生年谱》，朱祖谋弟子龙榆生撰《清季四大词人》，分论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文廷式，况周颐弟子赵尊岳撰《蕙风词史》。以上记载，除《郑叔问先生年谱》堪称翔实外，其他则多论其词，少记其人，且所记间有错讹;而对四家之交游则鲜有论及。清季四家实际是一词学派别，是清季词学的结穴;且处在新旧交替时期，对传统词学有总结意义。笔者查阅了大量清末民初的词集、文集与笔记、日记，旁及野史、逸闻，尤其以四大词家的词集序与词作小序为依据，爬梳、董理出四人之词学交游始末，并纠正上述数文记载的讹错，以就正于方家。



一 前期:任职京都之交往



王鹏运在桂派四子中年最长。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赴京，次年光绪元年乙亥（1875）任职内阁中书。按况周颐《半塘老人传》 ② 云:“（同治）十三人（“人”字当为“年”字之误），以内阁中书分发到阁行走，旋补授内阁中书。”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 ③ 记姚亶素语云:“光绪乙亥，以内阁中书到阁，旋补内阁中书。”此后于光绪八年壬午（1882）前在汴梁初会朱祖谋。据徐珂《近词丛话》 ④ 云:“朱古微少时，随宦汴梁，王幼霞以省其兄之为河南粮道者至，遂相遇，古微及纳交于幼霞，相得也。”又龙榆生《清季四大词人·王鹏运》 ⑤ 云:“（鹏运）以癸未冬，省兄于大梁，越岁，乃返都。（据端木埰《词序》）”考陈三立《朱公墓志铭》 ⑥ “举光绪壬午乡试，明年成二甲一名进士”，则光绪九年癸未（1883），朱祖谋考取二甲一名进士，于此时再见半塘，《学词日记》记姚氏语云:“（朱）癸未入京，见半塘。”朱氏入京会试在春天，故称春闱，不可能此年冬又返大梁去会王鹏运，故定王、朱于光绪八年壬午前相识，次年在京都再见是可靠的，龙榆生据端木埰《词序》定王氏癸未冬省兄河南，初会朱祖谋是错误的。而此前，况周颐仍在家乡临桂埋首书斋，见《况周颐年谱》 ⑦ 。又据戴正诚《郑叔问先生年谱》 ⑧ ，郑文焯从光绪元年至六年，寓居北京，未闻与王鹏运交往。光绪六年，郑氏应苏抚吴子健之聘，赴苏州。此后，光绪九年癸未，郑氏晋京应试未中，朱祖谋于是年取为传胪，郑与王、朱仍无往来。



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朱祖谋出任江西副考官，据夏孙桐《朱公行状》 ⑨ :“戊子科江西副考官。”况周颐于是年二月入京，得识王鹏运，次年己丑考取内阁中书，从王鹏运治词，半塘进以“重拙大”之说。赵尊岳《蕙风词史》 ⑩ 云:“自佑遐进以重大之说，乃渐就为白石、为美成，以抵于大成。”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况氏出京，历苏沪至广州，回临桂，再出由杭而苏，壬辰春（1892）始回京师。其间，从辛卯到壬辰春，小住苏州，得会郑文焯。况氏壬辰春回京后，仍入值薇垣。五月前后，助王鹏运校《梦窗词》，《蕙风词史》云:“ 迨 桐娟生辰，则又制青山湿遍一曲……时半塘校刊梦窗词，先生助成之，并赋玉漏迟、浣溪沙。”《锦钱词》 11 中有《玉漏迟》、《浣溪沙》，《玉漏迟》序云“直庐夏夜校梦窗词赋呈半塘前辈”，《浣溪沙》序云“校梦窗词毕后书”，详见《况周颐年谱》。癸巳年（1893），况氏助王氏校《四印斋词》，尽一年之力，校刻成功。王氏《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跋》 12 云:“右汇刻两宋名家词别集二十四家，元七家，家为一卷，共三十一卷。始事于癸巳正月，至腊月讫工。……是役也，定讹补阙，夔笙中翰用力最勤。”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秋，况氏离京南游，况此次出京，由金陵而维扬，而武昌、常州，直至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才再见半塘。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朱祖谋重至京师，始从王鹏运学词。考朱氏《彊村词原序》 13 ，有云:“予素不解倚声，岁丙申，重至京师，半塘翁时举词社，强邀同作。……贻予《四印斋所刻词》十许家，复约校《梦窗四稿》，时时语以源流正变之故。旁皇求索，为之且三寒暑。”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郑文焯入京应试，此为郑氏最后一次应试，仍不第，始会半塘、古微。据《郑氏年谱》:“晋京应会试，时王佑遐给谏举咫尺词社，邀先生入社。朱古微侍郎、宋芸子检讨（育仁）皆当时社友也。”郑氏邀王鹏运寓苏，有西崦卜邻之约。按郑氏《苕雅余集·鹧鸪天》 14 序云:“余与半塘老人有西崦卜邻之约。”又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吴小城”条 15 云:“叔问尝谓之曰，去苏州三四里，有半塘彩云桥，是一胜迹，宜君居之，异日必为高人嘉践。王因之赋点绛唇词，见《蜩知集》中。”王氏《蜩知集》 16 收戊戌年词，故知文焯之约正在是年京城结社之时。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王、朱在京同校吴文英词，有刻本行世。据王鹏运《校本梦窗甲乙丙丁稿跋》 17 :“是刻与古微学士再四雠勘，俶落于己亥始春，冬至初断手，约计一岁中无日不致于此。”王氏以新校写本寄郑文焯苏州，郑氏为题《水龙吟》词，王氏即以印于刻本卷首。按《郑氏年谱》云:“王佑遐给谏以新校刻梦窗词寄示，为题水龙吟词。”郑氏《比竹余音·水龙吟》序云:“半塘前辈以新校刻梦窗词稿寄示，感忆题赠。”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庚子事起，八国联军入京，朱与同年刘福姚就王鹏运以居，成《庚子秋词》。据《半塘定稿》朱祖谋序 18 云:“三人者痛世运之凌夷，患气之非一日致，则发愤叫呼，相对太息。既不得他往，乃约为词课。”又据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王半塘、朱古微同居四印斋”条，王鹏运还寄书郑文焯，云:“困处危城，已逾两月，如在万丈深阱中。……亦以闻闻见见，充积郁塞，不略为发泄，恐将膨胀以死”，并期许“当此时变，我叔问必有数十阕佳词。若杜老天宝至德间哀时感事之作，开倚声家从来未有之境”。



以上考述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任职京都，郑文焯入京应试时期，四人之交往，四人中，只况、朱二人尚未识面。这是桂派的形成时期，以京师为中心，以王鹏运为师长，形成了一个词学圈子。其词学理念基本由王氏提出，在词学活动中，其他三人尤其况、朱基本处于学习与参与状态。而桂派的词学在王鹏运的主持下，已经形成了三个特点:“第一，校勘整理，结集为王氏的《四印斋所刻词》，况周颐参与其事。在王鹏运的积极倡导下，汇刻校勘宋元人词集在光绪间成为高潮，此前只有明代毛晋的《宋六十名家词》，重在收集保存，而疏于校勘;王氏《四印斋所刻词》为词坛第二大丛刻，开始重视校勘，纠正了前人只重诗文校勘，而不重词集校勘的偏颇，进一步提高了词的地位，同时为朱祖谋氏的《彊村丛书》的问世导夫先路。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况周颐也热心参与其事，“用力最勤”。第二，丛刻中尤以《梦窗词》为精校，一般只知朱氏助校梦窗词，而不知此前况氏亦与有力。校梦窗乃桂派功力所聚，王鹏运导其始，朱祖谋毕其功，遂使梦窗词善本流传;校梦窗又透露出桂派的词学倾向，以梦窗词为词学之宗主 （参见拙著《况周颐与蕙风词话研究》） ，这既继承了常州词派的词学，又有所发明与演进。校雠词集，尤其精校梦窗词是桂派的主要特点与主要贡献，王氏与朱氏一以贯之，郑文焯也嗜校梦窗，只有况周颐有不同见解，他后来说:“余癖词垂五十年，唯校词绝少。……盖心为校役，订疑思误，丁一确二之不暇，恐读之乐不可得，即作词之机亦滞矣。” 19 但在当时，况氏亦积极参与，看出这一时期王鹏运的主导作用，也看出况氏个人的词学观念尚未成型。第三，在词学理论与鉴赏上，况周颐等人服膺王氏的“重拙大”理论，王氏则受到同任内阁中书的端木埰的很大影响，龙榆生《清季四大词人·王鹏运》云:“其官内阁时，与端木埰往还尤密。埰固笃嗜碧山者 （《碧瀣词·自序》） ，于周氏《宋四家词选》之说，浸润最深。鹏运声气之求，不觉与之俱化。”朱祖谋《半塘定稿·序》云:“君词导源碧山，复历稼轩梦窗，以还清真之浑化，与周止庵氏说，契若针芥。”再分析王氏“重拙大”理论的内涵，可以看出浓厚的常州词派的气息 20 。由此可见，桂派在这一初期阶段，其观念的框架已经形成，而内涵尚未成熟，尤其词学理论还没有走出常州词派的樊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