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策九：新思维下的中国大战略

中国崛起策九：新思维下的中国大战略©Liu Tao, September 6, 2006 @ 8:15 a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本文简介：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大战略不应该受意识形态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干扰，我们应当清楚判断出当前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谋取国家利益最大化。具体策略是（1）思维创新，建立“议题式联盟”；（2）强俄，中俄在一系列区域问题上结盟；（3）强法，中法俄在全球议题上结盟；（4）改善中日关系应是当务之急，如不成功，则当强韩。这其中，中俄结盟是生存基础，中法俄结盟是开创国际政治经济新局的关键，中韩间的关系则是补充。

承接上一篇文章作者将在本文中尝试着提出一些新思维并提出中国的大战略。

I 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应当“去意识形态化”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应当为当前的国家利益服务，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意识形态不应干扰和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和长远战略的设定。

这一点上美国人堪称是典范，做得最好。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国内兴起了对如何处置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的讨论，许多美国人希望永久削弱这两个富有军国主义传统、侵略成性的国家，美国士兵也质疑如何在德国分辨“谁是纳粹以及谁不是纳粹”。总之在一个国家战胜另外一个国家之际，战胜国通常的想法是彻底削弱对方，让对方的经济产出能力和国民的精神意志受到毁灭性地打击而无恢复能力。鉴于美国与纳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代表了自由民主和法西斯的殊死斗争，如果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严厉惩罚德国和日本几乎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后来历史的发展让人瞠目结舌，美国击败两个国家后立即对两个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美国不仅实施马歇尔计划向两个战败国大量输血，而且还通过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了美元不可以对马克和日元贬值，相反德日两国却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对美国的出口。之后爆发的韩战更是为德日两国送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两国利用战争所需要大量军需品之际，扩大了生产线和生产能力，这把两国送上了经济大国的道路。

美国这种在哪里击败某国就立即在那里进行建设的思路是极为高明和具有前瞻性的，也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这需要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克服其固有的报复心和复仇意识，冷静下来从长远的观点来为国家战略利益服务。美国手中的两个战败国成为美国在世界大棋盘上两个绝佳的棋子，美国重建德日两国并扶植两国对美国而言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1）美国担心，德国日本的战败和被削弱会导致亚欧两大洲失去均势，法国和中国会成为亚欧两大洲的新强权。美国的全球战略里不希望有任何一国成为该地区的霸权国家，因此极力反对削弱德日，甚至要增强德日的经济实力来制约法国和中国的独大。（2）重新让德日两国经济强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要用德国来制约共产苏联的扩张，并利用日本来制约红色中国。德日两国因为成为反共的前沿阵地国家而立即由战前的敌国转变成战后的同盟国。（3）德日经济的发展为美国的产品提供了重要的出口市场，之后德日两国经济上追赶美国，也为美国的产业升级和更新提供了重要的契机。（4）德日两国的经济奇迹起了一个“橱窗展示”的重要作用，紧邻西德的民主德国和其他东欧共产国家在西德的经济奇迹下黯然失色，许多东德公民冒死流亡到西德严重损害了东部阵营的稳定性，西德在后来的苏联和东欧阵营的解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的经济奇迹也间接刺激了中国进行改革开放，让中国告别了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体制向西方靠拢。（5）富裕的德日两国成为美国重要的财政来源，美国在进行战争、财政匮乏时，德日两国总是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政援助。

总之，美国没有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进行简单的民族复仇主义，而是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政策，在其全球大战略下进行了对德日的支持和改造，谋取了最大的国家利益。

另外一个很好的在外交和国家战略中采取实用主义立场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和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是和苏联领导下的东部阵营结盟，1972年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的会晤事实上标志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结盟。当时我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举国上下都处在狂热的意识形态革命中，任何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和“西方”的东西都被彻底禁止，更谈不上与西方世界发生任何联系了。就在这样一个泛意识形态化的时期，就在中国和美国事实上还处于越南战争交战状态中，毛主席通过他的大战略创造了中国外交战线和国家总体战略的全新局面。当时无论是左派国家和左派力量，还是右派国家和右派力量，都没有能预见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和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这两个互为敌手长达20多年的国家能够戏剧性地改善双边关系。中美乒乓球外交突破更是让世人耳目一新，双方事实上结成了针对苏联的准结盟关系。中国迅速摆脱了孤立的外交局面，和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和西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走向世界的大戏从那以后就徐徐拉开了序幕，一直到邓小平上台推动改革开放的国策。可以说，毛泽东和那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富有远见，没有让当时国内的意识形态狂潮来干涉我国的外交战线，是中国能迅速转向采取新兴国家大战略的重要原因。1978年中国和日本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也是倍受当时的政治观察家和评论家关注的一件大事。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是两个互相为仇敌的国家，居然能够实现和解走向和平结盟的新局面，这确实是中日两国具有远见的领导人的壮举。特别是考虑到二战才仅仅结束30多年，许多痛苦的历史记忆依然清晰，那个时代的中国领导人能够超越历史，开创新局，真的是高瞻远瞩，富有远见。当时西方媒体对中日缔约的报道多是用“难以置信”来描述，有的媒体甚至用“黄黄结盟”（黄种人和黄种人的结盟）来报道。通过中美和中日的准结盟关系世界政治版图和战略版图被重新划定，各大列强之间重新洗牌，国际政治的全新局面诞生了：中国被包围的困局被彻底打破，在全球处于战略攻势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反而处于被包围的战略局面，美国和中国加上西欧和日本对苏联事实上构成了强大的战略包围事态，苏联感受到了空前的战略和地缘危机，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美国由于经历韩战的平局和越战的惨败处于战略守势，通过与中国的准结盟关系得到一定缓和和恢复，重新处于有利的国际战略局面。这从当时苏联国内的反映也能得到印证，苏联的媒体塔斯社强烈批评和攻击中日缔约是针对苏联而来、是不可饶恕的反苏阴谋，苏联官方的报纸更是连篇累牍地攻击中国，并刊登了大量的漫画来讽刺中日结盟，认为两大黄种人民族配合美帝来疯狂反苏。按照毛主席的观点，敌人反对的正是我们要赞成的。敌人害怕的正是我们要作的。苏联当时歇斯底里地攻击正反映了苏联强烈的不安和恐惧，中日改善关系戳到了苏联帝国的痛处。

话又说回来，如果当时毛坚持“共产主义永远不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教条主义的路线的话，邓如果坚持“日本侵略过中国，中日永远是世仇”的民族主义观点的话，中国是不可能打开外交战线的新局面，是不可能建立前瞻性的战略大格局的，也许中国今天还处于四面为敌、被全面战略包围的局面，那我们也就谈不上实施改革开放的国策和经历今天中国和平崛起的新局面了。历史的经验和中外的范例告诉我们，要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一定要把国家大战略的建构、外交方略的制定和意识形态脱钩。我们不能让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想以及其他任何意识形态来干扰国家战略，否则其结局是国家长远利益被损害。我们的一切方针和政策应当从国家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中国国家总体战略应当拒绝少数极端主义思想的绑架，其目的在于维护绝大多数国民的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具体说来，在今天世界上“一超多强”，美国越来越退化成“军事产业复合体”的局面下，中国不应当排除跟任何一个国家结盟（除了美国以外），不应该预设任何立场和先决条件。国家利益，只有国家利益才是我们最大的政治。特别是中日关系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中日两国既然在1978年，在那个离二战结束不远的年代能够缔结和约，共释前嫌，开创中日关系的新局面，就没有任何理由在二战结束后近60年的时间依然被过去的历史所绑架。我们如果总是沉浸在过去的历史和痛苦的回忆中的话，那我们就不能拥有更美好的明天。当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日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日本政府，特别是小泉个人的性格和行为特征，要负主要的责任。当日本领导人一次一次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时，就一次一次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挑动了中日两国最敏感的神经。更为复杂的是，美国一步步把日本绑上美日同盟的战车，日本国内日益右倾化让中日改善关系越发困难。的确，有许多因素我们无法完全主导，我们无法直接把日本从美日同盟的战线拉回来，但我们必须问我们自己：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作为让日美同盟更加稳固还是更加松动？我们的行为和行动是有利于争取广大的日本民众还是在把越来越多的普通日本人推向右翼阵线？我们是否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以争取日本人民？我们是否能够把民间反日的口号改为“反对日本右翼或者是反对日本极右的军国主义分子”？我们是否给予了日本国内许多左翼进步人士、因反对右翼势力而遭受生命威胁的进步日本人士和日本友华团体以足够的道义上的支持？我们是否意识到了我国民间的反日狂潮和激烈的反日标语事实上损害了中日两国人民的观感，并间接支持了日本的极右翼势力？我们是否意识到狭隘的民族主义让包括左翼在内的日本进本人士也感受到了“中国威胁论”？

中日关系只是中国建立大战略的重要一环，关键的是我们必须转换思维，让我国的外交和国家战略回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场上。

II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实际上朋友和敌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断变化的。中共的历史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都以铁的事实证明了，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不是永恒的，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也就是朋友可能变成敌人，敌人也有可能变成朋友。这里就是一个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问题。如果中共不能正确判断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成功，如果新中国成立后历届中国政府不能根据不同时代的需要进行科学的判断“什么是主要矛盾”，那么中国就不能摆脱同时被两个超级大国包围和敌视的困局，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1972年中美乒乓球外交正是基于毛泽东主席的战略判断：苏联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苏联也是那个时候中国最大的战略威胁。苏联在漫长的中苏边界上陈兵百万，并扬言随时会进攻中国，还狂妄的宣称苏军的坦克集团军可以在三天之内通过平坦的东北平原攻到北京城下。苏联领导人也多次扬言要对中国实用大当量的原子弹攻击。中国政府完全把苏联的这种军事威胁和战略威胁看成是真实而又巨大的威胁。当主要矛盾一旦确立，其它矛盾就成为次要矛盾，中国就可以和宿敌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联盟。同样，当时美国的战略判断也认为苏联的共产帝国主义扩张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矛盾，是对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胁，而同样是共产主义的中国因为脱离了苏联和东欧的体系并与苏联彻底交恶而成为美国极力拉拢的对象，这也是基于美国人对全球战略局势的基本判断。当主要敌人确立了，次要敌人就不再那么面目可憎、而变得温情脉脉了。

美国除了对全球的战略局面会进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判断，还会对每一个区域进行全面综合的战略判断。比如在欧洲美国要利用英国和东欧来牵制德法，以达到欧洲大陆的战略均衡。在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美国扶植阿根廷来牵制巴西，因为巴西面积广大、人口众多，极易发展成为拉丁美洲大陆的领袖，美国的算盘是扶植次强来牵制本区域最强大的国家。在亚洲美国知道中日一定会是亚洲的主导国家，因而日本过于强大时，要压住日本的风头，并要略微扶持一下中国，让中国不能过于衰弱。比如1980年中国刚改革开放时，日本的经济风头正健，一度有要赶超美国的气势，美国给予了中国很多帮助，并通过广场协议和强迫日元升值来狠狠打击日本。当中国强大了，日本相对衰弱时，美国则要扶植日本，稳固美日同盟，并极力拉拢亚洲第三强国印度，来防止中国在亚洲大陆取得主导型的强权地位。

我非常欣赏刘亚洲将军在其“中国未来二十年的大战略”一文中提出的论点：美国对付中国最重要的牌不是台湾牌，而是日本牌。笔者认为，如果中美两国是牌局的两方的话，台湾牌就相当于美方的小王，日本牌就相当于美方的大王。美国可以根据中国发展的速度打不同的牌出来，当美国打日本牌时，就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判断发生重要变化，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亚太地区最主要的战略矛盾，因此要把日本进行一定的松绑。对日本进行松绑的程度与中国崛起的速度成正比，中国崛起的速度越快、越是势不可挡，美国就会越快加固美日军事同盟，并进一步为日本修改战后的和平宪法开绿灯。但不管美国如何给日本松绑，美国都不会让日本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政治军事大国，因为美国深知日本人可怕的民族精神和性格，完全独立的日本不排除会反噬美国，让美国尝到自作自受的苦头。但是美国打出日本牌向中国发出了极为危险的信号，因为这毕竟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和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的联盟，这必将对中国在战略事态上构成极大的威胁，并在某种程度上鼓励极端的台独分子，让已经处于下坡路的台独运动得到刺激，死灰复燃。前一段时间我国曾经试图说服美国关注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问题，因为对二战历史观的挑战按道理不仅是对中国的挑战，也是对美国的挑战，但美方拒绝干预中日两国历史争端的问题。这再次反映了美国的立场：那就是一旦拉拢日本遏制中国的主战略一确定，日本领导人参派靖国神社的问题就属于次要矛盾，美国人当然不愿意插手。

我想，美国人对亚洲人的民族性格（特别是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的研究一定很透彻，知道亚洲民族骄傲自大并以自我为中心，每个民族都想压倒别的民族成为本区域的霸主。亚洲各国复杂的历史、文化、种族和民族国家矛盾成为美国最好的切入点。因此不要寄希望美国来调停亚洲国家的历史冲突，美国最大的战略利益在于亚洲国家（中日韩朝）因为历史而继续冲突下去，最好这种冲突延续到22世纪都不结束，这样美国将永远“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让亚洲国家永远不得自立，还得依赖外来的保护神山姆大叔来调停和仲裁，也得依赖美国来为大家划定的非军事区来维持恐怖平衡。如果是这样，亚洲人的独立将永远是个美梦。同时，美国人在全球每个大洲都会找出相应的鹬蚌，欧洲的、拉美的、中东的鹬蚌都是美国可以利用的最大的资产。

美国利用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现行的世界战略格局，如美元霸权、世界银行和IWF、军事霸权、各大洲的战略均势和结盟关系榨取了无限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且这样的体制也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是，判断出世界主要战略矛盾的世界各大强国甘于臣服在这种体制下吗？如果我们中国怀有自己的历史使命，认为中国应当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强国，并致力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多级格局的话，我们就应当积极的进行结盟，和其他二级强国的结盟(俄、法、德、日、印)。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被削弱的不应该是上述二级强国的任何一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国家的势力应当被削弱的话，那就是美国。因此中国最重要的对手不是我们东边的邻居，也不是我们北边的邻居，而是太平洋彼岸的那个国家，那个天上、地上和海洋都想要独霸的国家。

III 一个新概念：“议题式结盟”
谈到这里，笔者必须申明一下我在这里不是要提倡一种反美主义的思想。事实上，反美和反日的提法是同样有害、不理智的，我们不可能、也作不到完全地反美。作者在中国崛起策一“从中美经济共生体谈起”和中国崛起策四“中国对美大战略的初步探讨”已多次指出，中美在经济上早已紧密相连，分别成为世界两大经济火车头，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要全面反美，不购买美国的产品的话，那损害的不仅是美国公司的经济利益，也损害中国自己的利益，多少美国大公司和跨国公司的生产线已经迁到中国，多少中国的产品每年都出口到美国，在全球化化时代，国家与国家的利益早就交织在一起，我们甚至无法说清楚一件写着Made in China的产品是否完全是中国的产品。另外，西方许多国家的民众虽然厌恶小布什，但依然对美国有很强的依赖和很深的感情，毕竟美国把欧洲国家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也抵抗了苏联帝国对欧洲大陆的扩张和吞并，维护了自由民主世界的生活方式，今天东欧国家把美国看成是救世主和解放者，这些笔者都表示理解。

笔者要传扬的一种信息是：我们反对的不是美国，更不是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念（美国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当然是一种进步的模式），我们反对的是美国在许多领域里独霸世界的图谋。正如民主制度所包涵的基本推论一样：我们并不是不放心某一个人和某一批人，而是不放心“人”本身。一个再好的人都可能垄断权利而形成个人独裁，造成很大的损害。我们要有一种机制防止权利的垄断和独裁，这就有了民主政治的制衡。同样我们也不是要针对某一国进行牵制，我们反对的是任何一国因为权利过大而形成垄断，进而为所欲为，而国际机制和国际法失去了任何牵制和平衡的能力。这样，再“好”的国家都会权利膨胀而走向反面。笔者当然认为，美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很正面积极的国家，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今天美国对国际权利的垄断，对天空、外太空、土地和海洋的垄断已经让世界失去了基本的平衡。美国以占全世界5％的人口享有全世界30％的能源，美国一国的军费就超过了全球其他190个国家军费的总和，美国正在积极谋取全球所有海道和咽喉要道的控制权，这再次印证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识：没有制约的权利就会导致腐化堕落，美国人也是人，不是神，他们也有人类普遍的缺点，他们也需要制约和监督。

回到这一节的基本话题，我们该如何结盟。当今世界的多元化和多层次化的特征让传统的结盟方式受到很大的挑战。世界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早已互相依赖，国际贸易也让大家互相依赖，结成命运共同体。我们很难结成过去那样的全天候的排他性同盟，比如一战和二战中列强的各种结盟关系，冷战时期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结盟关系。这些国家，一旦结成盟国，就是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全面伙伴，一方盟国的存在致力于消灭和铲除另外一方，双方誓不两立，没有任何妥协余地可言。 就今天的国际条件而言，这样的结盟关系基本上已不太可能，除了残留的冷战尾巴 －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日韩军事同盟以外，即使是美日和美欧同盟也已经很难说是全天候的同盟关系。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巨变早就让北约组织失去了共同的敌人而无所适从了，美欧和美日内部的经济和贸易矛盾却如火如荼，经常发生的美欧贸易战就是明证。

因此今天我们中国和其他国家结成这样的全天候的排他性同盟的机会是微乎其微，即使结成了这样的同盟，也会给全世界带来新冷战和世界大战的阴影，让人联想起二战前协约国和轴心国的对立和二战后美苏的对立，这势必不符合当前全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总体趋势，而给中国国家利益带来很大的损害，给中国的国家形象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坐实了西方世界一些右翼人士所宣扬的“中国威胁论”的指责。如果中俄结成过去类似华约的全面结盟关系，那么中俄势必会冒着被整个西方世界孤立和敌对的危险，这样中俄将失去西方国家的投资、技术、贸易和市场，从而让两国的现代化进程被大大地阻碍，这是两国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而且现在两国都把与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看成是远远重要于双方之间的一种关系，因此这样的中俄结盟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样，假设中国和日本全面结盟，这到的确可以改变世界经济版图，把两个有巨大生产力的黄种人的民族联系起来，但是这将坐实了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里所宣扬的那样，儒教文化国家结成联盟对抗西方文明，从而为全世界带来巨大的不安和阴影，这也必将损害两国的利益。如果中俄再加上伊朗或者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结成全面的排他性联盟，这也是在印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俄罗斯虽然也是基督文明国家，但所信奉的却是基督教的旁支 — 东正教，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国家一般把俄罗斯看成是“非我族类”。因此这样一个排他性的结盟也会被理解为儒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对抗基督教－天主教的西方文明，从而带有强烈的文明冲突和宗教冲突的特征。这也显然不符合时代潮流。

因此笔者要提出一个新概念，那就是议题式结盟。当今世界各国的结盟不再是单纯的理念结盟（比如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也不是文明和文化间的结盟（如儒家文化，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等），也不再是传统的你死我活的排他性军事结盟（协约国－轴心国），而是一种复杂的结盟关系。这样的结盟关系是多层次和立体的，依照不同的题目和问题各国可以进行多样的排列组合，结成不同的联盟关系。这样的结盟关系笔者称之为议题式结盟关系。比如按照经济议题各国可以组成联盟关系，但这样的联盟不是以消灭另外一个联盟为目的，而主要是维护本联盟内部的经济利益（比如欧盟，东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按照政治议题各国也可以组成联盟关系（比如致力于非洲统一议题的非洲统一组织）；按照能源议题各产油国结成的联盟关系（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根据地缘政治和反恐结成的联盟关系（比如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跨地区经济沟通的联盟（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两个在某些领域里对抗的国家可能在另外一个议题里却是结盟的国家，比如中美两国既有地缘政治的冲突、包围和反包围，又有经济的合作和结盟。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美国和中国在不同的经济议题上的合作将越来越多，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和中国会放弃在中亚和伊朗的地缘政治的争夺，相反，双方在这个议题上的斗争会更加激烈。这两种相反、看似矛盾的发展会长期同时存在。

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没有全面的敌人，也没有全天候的朋友，一切都将视议题而订，这要求我们与其他国家的结盟关系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

IV 中国的结盟方向和策略
笔者将在这里从中国的地缘安全和建立全球政治经济新次序的角度提出中国未来15到20年的大战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当前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矛盾是美国对我们在地缘政治上的挤压让我们面临的生存性危机（如伊朗和中亚问题）和美国对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垄断形成独霸的局面。笔者提出的具体战略思考是：

（1）强俄
美国成为独一的世界超级大国和苏联解体是后冷战时代最重要的战略性事件，它重新塑造了全球新的战略格局和地缘形式。俄罗斯的历史性衰弱让俄国经历了空前的地缘大灾难，欧亚大棋盘的战略边界被重新划定，俄罗斯丧失了重要的战略要地。中国也从苏联解体中部分获利，中国通过与俄罗斯缔结边界和平条约让中国北方遭到严重威胁的战略局面得以改变，中国也能够进入中亚诸国谋取中国的经济利益。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标志中国成为中亚地区到伊朗的重要棋手。

但是俄罗斯的衰弱也让全球均衡的战略格局被打破，美国得以肆无忌惮地对亚洲大陆上黑洞区域和巴尔干地区进行插手，美国人已经借反恐的名义无声无息进入了阿富汗和中亚，让中国的战略出口 － 大西部受到严重的地缘政治威胁，如同芒刺在背。美国在欧洲通过北约东扩让北约的边界一直抵达波罗的海三小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俄罗斯经历了地缘大灾难后又经历了北约咄咄逼人的战略包围。欧美甚至策动乌克兰进行颜色革命，让这个俄罗斯文化和精神的发源地远离俄罗斯。俄罗斯什么都可以失去，却不能失去乌克兰，失去了乌克兰的俄国很难说自己仍然是一个欧洲国家，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精神残废的国家。欧美甚至要对俄罗斯同文同种的白俄罗斯下手，彻底剥夺俄罗斯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残缺的一点点尊严。

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深刻意识到：俄罗斯的继续衰弱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中国国内的某些分析从民族主义和民族复仇主义立场出发, 认为俄罗斯是历史上夺去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俄罗斯的蚕食鲸吞让中国失去了西伯利亚和中亚大部分领土，并策划了外蒙古独立。对中国来说，俄罗斯是仅次于日本的加害国，因此中国应当落井下石，乘机削弱俄罗斯，中国可以大量收复失土。也有人从简单的“远交近攻”的角度来看待中俄关系，认为中俄两国互相接界，中国的“得”就是俄罗斯的“失”，中国的“失”就是俄罗斯的“得”。因此中俄两国只有利益冲突，而没有合作的可能。中国应当连接远方的欧洲来削弱近处的俄罗斯，可以获取最大的地缘利益，永久地削弱侵略成性的俄国，新时代的远交近攻仿佛跃然而出。

这两种看法都是完全不正确和错误估计了当前形势的。如本文开头所讲，历史不应该被忘记，但也不应该干扰我们今天的大战略。当主要矛盾一经确定（美国独霸欧亚大棋盘和世界），其它的矛盾就成为次要矛盾（中俄历史问题），我们决不能让过去的问题来干扰我们今天的生存。想想唇亡齿寒的道理吧，虞国国君贪图小利让晋国借道攻打虢国，结果两个国家一起灭亡。中国和俄国今天当然不会被灭亡，但是却会被削弱、颠覆、分裂和分解。当俄罗斯被分裂成更多的国家而彻底失去世界大国和世界棋手的地位的话，美国也许会先分给中国一些甜头，然后就会把所有的矛头对准中国，进行肢解中国的战略计划。想想看日本右翼和台湾极独分子讨论的把中国分成七个国家，让中国成为再也没有“侵略”能力的国家的讨论吧，这绝不是空穴来风的讨论。我们真的应该居安思危，常备不懈呀! 完全用地缘政治的“得”和“失”和远交近攻来看待中俄关系也是刻舟求剑，用过去的逻辑来分析今天的问题。美国的军事投射能力早就超越了过去简单的地缘政治，把欧亚大陆许多远离美国边界的国家变成自己国家势力的延伸，把许多战略要地变成美国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这个时候的主要冲突早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相邻国家的冲突，因为美国能自己划定边界，把美军投射到和中俄相邻的地区，任意挪动美国势力范围的“边界”。这时候，再简单地谈远交近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世易时移，今天的国家安全观念已经被彻底改变，规则也被彻底修改了。

中国联欧弱俄也是很值得商榷的。欧盟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超国家体，成为真正独立于美国的世界一级，现阶段来看是很难说的。欧盟内部复杂的矛盾和美国的介入更让欧盟统一蒙上浓厚的阴影 （见中国崛起策八）。美国势必会尽一切力量发展欧盟内部的均势，让欧洲国家互相牵制，阻挠独立的欧洲防务。即使欧洲整合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也很难说欧盟是否会选择与中国结盟。由于欧洲国家与中国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即使今天欧洲人对中国的经济崛起越来越感兴趣，对美国政府越来越反感，但是真正要让欧洲人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作二择一的选择，欧洲普遍的民意一定会选择美国，而不是中国。 欧洲人的普遍观点基本是这样：美国虽然不够好，但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超级大国，胜过俄罗斯或者是中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欧在文化、宗教、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接近和亲近远远大过他们之间的分歧。想想看欧盟对华军售解禁在美国强势干预下被搁浅的政治现实吧！我们甚至不能排除欧盟成为世界独立的一级后有可能会与美国携手构筑西方文明永久的霸权地位，如果是那样，人类历史恐怕又要被大大地改写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中欧应该多加强各个领域的战略对话，但是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跟欧盟缔结全面的盟友关系至少在20年内是不可能的，联欧制美，联欧弱俄，都不是可行的战略，也不值得我们花力气去白作功，跟欧盟的关系还是更多的以经济关系和科技合作为主。当然笔者不排除20年后或是50年后欧盟与中国是否会发展出那样的结盟关系，因为世界上什么事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不过那样的讨论对今天的中国国家利益来说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也不值得在这里多着墨。

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和俄国在多项议题上需要发展结盟关系，这是今天历史的需要。中俄两国结盟不是因为中国人喜欢俄国人，或是俄国人特别喜欢中国人，双方结盟是因为双方的利益。俄罗斯战略上被挤压已经达到它能承受的顶点，中国也深深感受到从东西两个方向的战略压迫。中俄结盟是不得已，但是双方在许多议题上一旦结盟，就发现中俄两国的结盟是优势互补、双方获利的战略结盟。中国是世界经济强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缺陷是军事实力不够强，在许多地区政治影响力不够大。俄国是世界军事大国，具有超强的军事震慑和打击能力，由于前苏联的政治影响强大，俄罗斯在世界许多重要地区依然发挥着政治大国的作用。俄罗斯的缺陷是经济实力虚弱、贫穷，跟世界其他大国不成正比。有钱没枪的中国和有枪没钱的俄国一旦结合起来，就能在许多议题上有效地遏制美国的独霸局面，让中俄两国同时谋取国家利益最大化。具体说来中俄必须在以下问题上紧密结盟： a.针对美日军事同盟，中俄同时感到巨大的战略威胁，于是中俄在此议题上结成针对美日军事同盟的中俄军事同盟，中俄同盟略弱于美日同盟，但也基本建立了战略均衡格局。b.中亚五国和伊朗问题是中俄的生死线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底线，中俄的战略联合不仅为双方注入了强心剂，也可以吓阻美国吞并伊朗的阴谋，让美国的军事侵略野心难以得逞。c.中俄还应当在中东建立针对中东冲突特别是“巴以冲突”和“阿以冲突”议题的同盟。中俄共同发出的强音会让两国同时成为中东地区重要的棋手以平衡超级棋手美国独霸的局面。在中东议题上中俄如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是单打独斗进入该区域都有可能让双方共同边缘化，造成没有多大发言权或是发了言也没人听的局面。d.中国和俄罗斯应当在南亚印巴问题上结成南亚议题同盟。印度是新兴强国，巴基斯坦是地缘上重要的伊斯兰国家。美国同时在拉拢印巴两方，想要两方通吃。印度不放心中国，巴基斯坦却是中国的好朋友；有意思的是，印度过去跟苏联关系特别好，是俄国的好朋友，巴基斯坦却跟俄国的关系一般。中俄应该利用各自的优势各拉住一个，中国让巴基斯坦，俄国让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双方共同努力发挥双方的优势，让印巴两国达成历史性大和解。如果能走到那一步的话，中国就能打开中印关系的死结，开创全新的局面。鉴于印度是不结盟国家的领袖，因此拉拢印度入盟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双方应当力阻美国把印度拉过去，给中俄组成新的地缘灾难。

就当前的局势来说，俄罗斯的继续衰弱也将损害中国自身的利益，中国不仅不应该落井下石，反而应当通过经济贸易和金援加强俄国的实力。一个经济过于疲弱的俄国可能会失去世界棋手的资格，让中国陷入完全的地缘困局和战略包围，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国家的整体战略就失败了，我们在欧亚大棋盘上的回旋余地就被大大缩小，可能棋到中盘就会弃子认输。今天的基本战略格局是：弱俄就等于弱中，强俄就等于强中。中俄在目前的世界局势下没有内斗空间，只有强强结合，谋取生存。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内应当是平等的双领导的关系，不存在着谁压倒谁的问题。中俄的结盟第一次突破了一方占主导地位、领导另外一方的局面，中国也不要因为经济的强大和富裕而洋洋自得，而要领导俄罗斯。俄国是世界大国，有大国基本的尊严，欧盟和北约的过快东扩羞辱了俄罗斯，剥夺了俄罗斯的大国尊严，这是导致俄罗斯转向中国的重要原因。中俄一定要防止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挑拨离间，中俄同盟越稳固，西方世界就会越重视双方，双方就能越好地捍卫双边利益。

（2）强法
中俄在许多区域议题上结成“议题式同盟”是保障两国战略安全的根本。但是在全球范围内中俄如果要促进世界多级格局的形成、结束一超独霸的局面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次序，光依靠两国的力量是不够的。因为两国都不是西方国家，容易让他国有“东方对抗西方”的联想。

在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议题上，中俄两国当然也互相离不开，但双方必须寻找到一个有实力的、有独立意识的、有独特文化和影响力的、不满足国际政治和经济现状的西方国家。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法兰西共和国。意大利有雄心没实力，英国有实力没雄心，德国有实力有雄心却没胆量。只有法国人既有雄心，又有实力，还有胆量敢于在国际一切场合向美国的霸权呛声。德国在施罗德时代也差点把德国带上了世界独立的一级，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中差点形成巴黎－柏林－莫斯科反战同盟，这是美国最恐惧的联盟，美国尽了一切力量拆毁了这个同盟。随着右派的默克尔政府上台，德国重回美国的怀抱，再次建立了对美国的依附关系，而施罗德敢于向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呛声的举动是二战以来唯一的一次，恐怕也是绝响。今天法德俄同盟已经灰飞烟灭，不再是欧洲政坛的一个话题。这里反映了德国人深深的困境，尽管德国人已经被认为是欧洲良民和世界好公民，德国已经对二战中纳粹的罪行做了最深刻的反省和悔罪，德国也取得了完整的国权并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是德国任何对世界独立一级和地缘政治的追求都会在本国内被反对党视为是不能容忍的，德国周边的国家也会立即关注而再度引发对过去历史的痛苦回忆。因此对比日本被“硬限制”（美军军事占领），德国事实上是被“软限制” 了（道义上的约束），对过去纳粹德国侵略历史的记忆让欧洲许多小国对德国怀有永远的怀疑和偏见。哪怕是德国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也会被美国人抹黑成“德国新纳粹复活了”。因此德国完全成为世界独立一级的前景并不乐观。相比较而言，法国人有独立的传统和性格，是天然的反霸重要成员，是天然的多级世界的支持者。法国从戴高乐时代发挥的独立精神和勇气塑造了今天法国人的民族性格。法国在今天欧洲联盟陷入困境的时刻自身也感到非常失落，因为欧洲人的独立 － 法国人最大的梦想看起来是那么近，实际上却是那么遥不可及。山姆大叔的介入让骄傲的高卢雄鸡深深受到挫折。北京和莫斯科给予巴黎的支持将提高法国国际地位，让法国从欧洲的法国发展成为世界的法国，让法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强法）。法国虽然经济不如中国（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却远远好过俄国；法国虽然军事不如俄国，却要好过中国。法国还在世界许多地区（西非、北非、中东甚至是加拿大部分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世界政治大国的作用。法国还属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在加上璀璨的法兰西文化和民主革命的传统，法国在世界上的独特作用是无法被替代的。

中法俄在建立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和贸易新次序的结盟将最大限度地削弱美国独霸世界的地位，有钱的中国，有枪的俄国和有强大软实力的法国，再加上三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必将开辟国际政治全新局面。

（3）强韩
刚才笔者已经提到了针对美日的军事同盟这个议题中俄也建立了相应的中俄军事同盟，但是我方的实力略弱于对方。因此我们的策略是应当尽力松动美日同盟，尽快实现我国领导人和日本新领导人的会晤。因为元首的互访将大大有利于中国展示新时代中国和平发展的新形象，有利于日本人建立良好的中国观感。中国应当大力加强同日本人民的沟通，向日本民众展示中国是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在美日军事同盟这各议题上我们不仅仅是被动的旁观者，我们应当主动出击争取日本民意，在改善中日关系问题上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

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能够阻止美日同盟变成全面的针对中国的盟国关系，我国在战略上应当考虑强韩，也就是让韩国更加强大，同时促进朝鲜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让朝鲜的经济实力能够得到恢复。当前，在韩半岛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韩国社会的急剧左转，韩国青年一代反美的情绪扩散，韩国与美韩军事同盟越走越远，要求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和中美进行等距交往的呼声越来越强。二是两韩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强，几乎失去理智，这种超强的民族主义首先针对日本和美国，其次也针对中国。中韩在高句丽历史、端午节节庆的争端上产生的争议让人看到高丽民族主义强悍的一面，韩国人在修改古代历史上的随意性已经达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当然，韩国人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日本人和日本对朝鲜半岛长达50年残暴的殖民统治的。我国应当妥善应对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应当让一个具有中等实力的韩国成为战略上抵制日本的重要一环，正如同东亚千年的历史一样。

鉴于强韩这个题目相当复杂，几乎可以开辟专文来讨论，笔者在这里就不多加讨论了。笔者希望提出一些战略思考供大家参考，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能够对本文的观点加以补充和批评。本文的中心论点是：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大战略应该不受意识形态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干扰，我们应当清楚判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谋取国家利益最大化。具体策略是（1）思维创新，建立“议题式联盟”；（2）强俄，中俄在一系列区域问题上结盟；（3）强法，中法俄在全球议题上结盟；（4）改善中日关系应是当务之急，如不成功，则当强韩。这其间，中俄结盟是生存基础，中法俄结盟是开创国际政治经济新局的关键，中韩间的关系则是补充。

文章完成于2006年9月4日 德国，比勒费尔德

http://zhiqiang.org/blog/437.html

（刘涛：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在读博士生。欢迎引用本文观点或将本文全文转载，请注明出处和作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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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 中国崛起策, 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