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幼时的记忆几乎为零，有的人能记起幼时伙伴的名字和发生的一些事，对这我感到很惊奇，他们大概都是神童吧。上学后的事当然能记起很多，譬如搞队活动啦、课间与放学后和同学玩耍啦、上课时某些男生搞的恶作剧啦等等，但特别记得清楚的是每年的春游秋游，其实也不是什么远足，只不过是到离家远一点的几个公园，另有一次是到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馆），有一次是到是少年宫，如此而已。但在那时，我会期盼着兴奋着，出游那天必是睡不好觉，绝早地就醒，尽管母亲到时会叫我们起床。 我上学后，全家从没有一起出游过，哪怕是到附近的公园去玩一下，拍拍照什么的。长风公园的银锄湖挖出来后，父亲带着我两个哥哥和我去玩过一次，租了条小船，两个哥哥划船划得很好，不像有的孩子把船弄得团团转，我们沿湖兜了整整的一大圈，我感到很自豪。还有一次是暑假，表哥从合肥回来度假，带我们到高桥海滨游泳，那时觉得是远行了，海滩边的海水不是书中写的蓝蓝的而是黄黄的，他让我们在水里扑腾，太阳把皮肤晒得通红，上岸后他还买了瓶装的汽水给我们喝，玩得太开心了。 十年动乱初期，在中央文革煽动下学校停课，学生搞大串连，沿途为学生提供便利，免费交通、住宿、饮食，对精力旺盛急于开眼界而兜里没钱的学生来说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串连中真正闹“革命”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是借串连之名去游山玩水了。待我们班长来约我时串连已近尾声，只允许步行出行了，我们从学校打了证明后在寒冬沿着铁轨从上海走到了杭州，一路吃睡都有招待所接待，在杭州乘的是免费的敞篷卡车，到了西湖、灵隐、钱江大桥等处，也算我的一次旅游。 插队落户我没走远，户口落在了宁波农村。往返时为省钱，有二次乘棚车的经历。棚车，说穿了就是用货车装人，车厢角落里置个便桶解决“出口”问题，乘客都在混浊的空气中席地而坐。这种镜头，现在只能在二战片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的场景中才能看得到。不说当时插队的心情，光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我离家出行的距离又远了些。 那时的我，不是不知道祖国的疆域辽阔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众多，乡风民俗各异，知道了也不可能有什么奢望，二十出头的人了，没户口没工作，怎敢有游山玩水之非分之念？那么好吧，弄张上海地图，看看上面标出的十一、二块绿色，就让我把上海所有的公园都游玩一遍吧。去公园也要预算，乘车要车钱、公园要门票、买些小零食要解解馋或者要在外解决一顿午饭。过十天半月的，我就带着未到学龄的表妹一起出行，她高兴，我也算有伴。有两次路远累了，表妹回家喊脚疼，于是舅舅婉转地对我母亲说让我不要带表妹东跑西颠的，还真是吃力不讨好了。现在想想好笑，游遍上海所有公园？吃饱了撑的吧。话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那时的想法只能算是蝼蚁之志吧，不是胸无大志，试问在那个年代，安有鸿鹄生存之环境呢？ 很羡慕经常有出差机会的人，比如我的一位姐夫，贫农出身，党员，厂里的人事科长，经常出差“政审”，全国各地跑，借机探亲、游玩一下。但不会羡慕同学中去往吉林黑龙江插队的，他们探亲时曾中途停下来在北京等地玩玩，但得到这种机会是靠付出青春、付出无限艰辛换来的。 终有云开雾散时，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终于落下了帷幕。那种带着一大堆行李坐棚车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那种出差得一级级审批、乘飞机要政审合格才能买到票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我有了工作的第三年头上，和单位同事到无锡游玩了两天，那是真正的旅游。而后，单位也有了福利，组织员工旅游。在女儿六足岁上学前的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我和她第一次乘飞机到了杭州。以后出门旅行的机会越来越多，路也越走越远。扳指算算，旅游过的地方也不算少了。尤其是现在，旅游已成了产业，喜欢旅游的人，在衣食住无忧的情况下，尽可舒心地去往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在东南亚、在欧洲、在澳洲，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旅行团（尽管公费旅游占了很大比例）。 关于旅游我还有许多梦想，有生之年，我还能实现许多我的梦想。 2006.01.16.http://yunhuawang.spaces.liv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