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中间阶层和有钱不敢花

年终，家家户户在掐指算计一年的收入。圣诞刚过，元旦来临，春节也不远了。这些日子应该是消费旺季，但不少中国百姓还是捂紧着钱袋子。
中国经济全球领跑，百姓的收入不能说没有提高，但百姓还是喊穷。
月收入4,700多元人民币（下同）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前主持人周忆军（阿忆），前不久在博客中也叫穷，引发网上争论热潮。
阿忆月工资1,918元，津贴1,368元，教学补助1,333元，其它补助167元，总计4,786元。每月供房、供车，一双儿女的读书，家庭生活开支全数相加，总支出为5,285元。言下之意，每月支出比收入要超出499元，因此无奈中他要去电视台主持节目、当嘉宾，以增加收入。
网友们批评说：“以你的收入，在北京过个衣食无缺的日子肯定绰绰有余。当然你得将私家车卖了，改乘地铁和公交车。多看看比你收入更低、生活状况更差的干部、教师和群众，你的心理就平衡了。”
其实，贫穷和富有永远是相对而言的。阿忆认为自己穷是与上比，网友要他与下比，他当然算富裕了。
阿忆是中国当今典型的“新中间阶层”。
“新中间阶层”
中国国情研究会刚公布了一项“新中间阶层生活调查”的最新调查报告。进行这次调查的负责都来自国家统计局，因此这一调查的权威性颇高。
调查于2006年9月在北京、上海、深圳等47个大中小城市展开，内容包括旅游、汽车、品牌、消费等8个方面。从这份调查的样本中，可发现中国官方所指的所谓“新中间阶层”的标准定义。
它的定义指标是：家庭月收入方面，中小城市的受访者要求在1,500元以上，大城市要求在2,000元以上，结果整体受访者70%的收入在4,000元以上。其它的指标是具有高学历，受过专业化训练；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工作；以工资薪金为主要谋生来源；对社会公共事务有一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强调自我成就、自我实现，对社会意识形态有相当的影响力；拥有生活必须的体面财富和休闲时间。这与通常人们所说的"中产"似乎差别不大。
说“新中间阶层”穷，其实他们也不穷；说“新中间阶层”富，其实他们并不算富有。不少网友认为阿忆的生活消费太高，应当减少消费。
有趣的是，如何让百姓的消费更快增长，却是时下最热点的话题之一。可以说，底层百姓是中国各阶层中消费倾向最高、储蓄率最低的群体。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收入不高是制约消费的关键因素之一。底层百姓原本收入就不高，把不多的收入全部拿去消费而维持低水平的生活了，至于孩子上学、医疗看病往往都没有着落，买新楼、驾私车、外出旅游更是一种奢望。
就业人员中，80%是低收入阶层，农民年收入才3,000元，蓝领工人才1万元。正如北京经济学家樊纲所说：“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收入越高，消费倾向越低；收入越低，储蓄倾向越低。中国多数的收入增长都集中到只占20%高收入群体手中，因此整体消费倾向很难再提高。”
手中有一组官方披露的数字：2006年前三季，中国消费比2005年同期增长13.5%，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5.7%，而投资则达49.9%。消费冷清，而投资火热，消费这驾拉动内需的马车，呈现疲软之势。消费率偏低，必然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
不敢花钱
尽管就业人员中，八成是储蓄倾向低的低收入群体，但当今中国，却又是40%的高储蓄率，这透露出有一点钱的百姓不敢花钱的倾向。
三个月前在安徽省黄山市采访。市民陈嘉俊早年做点小生意，积攒了十多万元，如今年龄大了，不再做小买卖了，没有了新的收入。
他说：“我没有加入社会保险，孩子在南京读大学，还需要花钱，积下的钱不敢乱花，按老话说，一块钱也得掰着两半花，万一自己和老伴得个什么病，那些积蓄还能顶上。”
当下，世界劳工组织确定的公共养老保障体系覆盖面的最低标准是20%，中国百姓参与养老保障的只占总人口的15%，参保医疗保险的人数为1.5亿，中国人口基数是13亿人，覆盖面相当低。
两个月前，在广西采访。武鸣县双桥镇农民郭根义刚刚治病出医院，花了他3,000元，一说起就感到心痛，三儿子结婚盖房，又花了他5,000元。
他说，虽然村民每年的收入有所增加，但手上的钱不经花，所剩不多，能不花就不花，小女儿在柳州上学，还需要钱，日子不说艰难，也是不好过的。
2006年前三季，中国农民现金人均收入达2,762元，实际增长11.4%，连续三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但人均纯收入仅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
百姓捂紧钱袋子，有钱不敢花，这就是现实。要增加整体百姓消费，唯有提高80%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而这还是要靠经济的持续增长来解决，没有其它根治的办法。
新的一年，执政当局能有什么灵丹妙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