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 年前的中国人是有言论自由的，虽然程度上不尽人意，总胜于无。就是在中共在全国范围内掌握了政权以后，也不可能一下就控制所有的新闻出版行业。自由是一点一点失去的。从八大民主党派成为共产党的附庸开始。当民主党派的领袖如，章伯钧,罗隆基，史良，成为共产党的部长，享受四级或六级待遇开始，他们也失去了做为独立声音的资格。共产党又通过公私合营掌握了一切社会经济资源。通过了历次运动，1958年以后主旋律以外的声音不但会被群起而攻之，发出声音的肉体也会陷入经济上的困境。毕竟，鲁迅在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时候，每月有一千大洋的薪水。而大多数右派在失去政治权利的时候也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
改革开放二十几年后，中国又有了私有资产。人们不领政府的工资也能生存，甚至活得更好。在收起了共产主义大旗以后，中共能聚集民众的只剩下了民族主义。官方对不同声音的口诛笔伐即是力不从心，剩下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禁”了。可惜在商品社会里禁止只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效果是适得其反。以至有人认为是书商炒作。
但这一切只是言论自由的必要条件。自由不能赐予。在极权社会争取言论自由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1989年以前就开始了。最近章诒和等对新闻总署的禁书令的几次公开声明，又是一次在法律范围内的有力抗争。章诒和们正用他们的行动去夺回在他们父辈手中失去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