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故事之三：童年的政治

“狗日的邓小平！”我曾经这样骂道。

那时候，我五六岁吧。实际上那时我连邓小平是谁都不知道，自然也不会知道世事难料，他后来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

但我那时骂他是出於真心的，我并不知道邓小平是如何的“坏”，因为大家都说他“坏”。

我们那村子，总共百十来户人家，全村一个姓，不要说五百年前是一家，恐怕仅仅一百年前，也还在一个锅里搅勺。村里的房屋都是连着盖的，屋檐接屋檐，里弄连里弄，村子正中南北朝向有个大天井，住西边的人家叫“西屋的”，住东边的就叫“东屋的”。据说是当年两兄弟分家，一东一西，他们各自生子，儿子娶妻再生子，生生繁衍，“西屋的”就是当初住西头的那个兄弟的后代，“东屋的”就是住东头的兄弟的子孙。西屋跟西屋的人家，东屋跟东屋的人家，难免彼此多少亲厚一些，但是大家都是一个祖先传下来的，两边倒也还和睦，虽然说暗地里比来比去，悄悄地校劲儿，那是解放前的事情。共产党一来，打破了旧的宗族势力，起码我就没见过东屋西屋分帮派明显对立的情形，我看到的，都是全村齐心把斗争矛头指向村里的那两家地主和几家富农。另外，还搭上几家缺少男丁的单门独户，因为人穷不一定同情弱小，欺压弱小并不分强弱。

我亲眼看见过村里的地主，一天到晚那种畏畏缩缩的模样，也见过地主儿子，二三十的壮汉找不到媳妇，在屋场上跟人吵架相骂，人家一句“地主崽”能够立即叫他脸如死灰，霜打的茄子一样焉下来。我家不是地主富农，应该是我要庆幸的事情，但是那时我爸在城里工作，奶奶和妈妈还在乡下，我只有五六岁，算是家里最大的男人，正好欺负。我在小村里受到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政治迫害”，我被无端诬指偷了生产队的梨子，居然还有几个小孩，我平时的玩伴来指证，言之凿凿，我根本无从“抵赖”。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那几个孩子，显然是受到家长的怂恿指使的，可是为什么呢？而整我奶奶妈妈这两个弱女子，又是为了什么？为了这事，生产队开了全村大会，我被藏在屋子里没有出门，据说我家被批了一晚上，翻了好些老账出来：比如说奶奶的娘家是富农，妈妈的娘家是反革命，诸如此类。至於奶奶的哥哥曾经是湘北地下党组织领头人，妈妈的父亲是起义军官这些，全然不提。奶奶妈妈从批斗会回来，聚头窃窃细语了一晚，没有任何责怪我的话，她们是心知肚明我的无辜的。记忆中，我曾经以为从此我也成了反革命了，没想到第二天起来，天并没有变，一切仍旧是老样子。生产队大会照旧依时开，不过批斗的对象换了而已，似乎这不过是个游戏，经常换换内容，人们才更有劲。遇见那些批斗我家的人，我照旧要叫“叔”或者“伯”，偶尔也会一闪念，我们原来是一家人的啊！当然，这样的时候到底还是少，多数时候，我兴致勃勃的参与了对地主富农们的批斗，我不懂大人们说什么，只是无由地对这种火热的场面感到幸福和兴奋。

我那时不懂“热爱”这个词的真实含义，热爱爸妈吗？热爱奶奶吗？还有弟弟妹妹，现在想起来应该是肯定的吧？可是，那时候，我明明确确地知道并认定，我是热爱毛主席的，我还时刻准备着作毛主席的好孩子，保卫他老人家哪！到处都是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标语，生产队大队公社开会都要喊“毛主席万岁”，爸妈都是诚实勤恳的老百姓，老老实实将他们受到的教育传给儿女。我上学了，老师也勉励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听毛主席的话。我是班长，那时上课下课，班长喊“起立”之后，还要喊一声“毛主席语录”，上课的时候同学们就接着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下课则是“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小小男孩儿嗓门又尖又亮，我心里又觉得特光荣，那一声吆喝就加倍的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据说小学另一头的校长办公室都能够听见我的声音。有一天，我突然看见自己桌子前面的地上有一只极大的蚱蜢，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飞来的。农村的孩子没有玩具，这种抓到的小东西就是我们的玩具。我想抓住它，但是坐在我前面的那个孩子也看见了，只是老师在前面，我们都不敢动。他比我近，比我更方便抓到。我急坏了，刚好老师宣布下课，我大喝一声“起立”，大家都起立，接着就听见我闷闷的声音：“毛主席语录”，原来我已经迫不及待的已经钻到桌子底下去抓蚱蜢去了，边抓边喊的，同学们大哗，那声呼号：“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就喊得乱七八糟的。幸运的是那天老师有事，只是瞪了我一眼就匆匆出去了。应该说我热爱毛主席是真诚的，只不过当儿童的自由天真的天性涌起时，世间的什么都要让位。

所以，在那个夏日的午后，不记得阳光是否灿烂，是否万里无云，只记得满地干焦火烫。我和我的几个堂兄弟，小孩子不怕晒，在田野里一边玩，一边采野菜。那是一块大麦地，实际上我也不知道种的到底是大麦还是小麦，反正都有点象，只知道生产队里今年新种上作试验的，以前从来没有种过，是公社里派下的任务。长大后回想，明白这是瞎胡闹，我的家乡是江南，水田居多，应该种水稻的。那大麦长得稀稀疏疏的，跟我们人差不多高矮，我们就在大麦杆中穿来穿去，捉迷藏，逮蚱蜢，累了就坐在阴凉里讲故事，甚至谈政治。堂哥比我们都大，已经上小学三年纪了，他把从学校里学到的道理转述给我们听，说到邓小平掀起右倾翻案风，阴谋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什么叫做“右倾翻案风”我是半点不懂，但是知道毛主席是绝对不能反的，不仅如此，我是那么的热爱毛主席，以至于我根本无法想象有谁会跟我不一样，更别提反他了。这邓小平如此之“大逆不道”，所以那一声狠狠的“狗日的邓小平”从我嘴里吐出来，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后来毛主席逝世了，他的去世，实话说让我感到非常迷茫，因为我曾无比坚定地相信他是不会死的，我真诚地问父亲我们没有毛主席怎么办？我也得承认，我心里不懂什么叫难过，记忆中，似乎还没有老爸打我一顿屁股那么伤心。我心里甚至有种兴奋的感觉，感觉天下要大乱了，肯定很热闹吧？我兴奋，也暗暗地期待。再后来，华主席领导我们“继续新的长征”，他的大幅画像被敲锣打鼓地迎到我们公社，我夹杂在欢迎的人群中，幸福莫名，可是当鞭炮炸响，我和其他的小孩们立即飞奔去抢没有爆的爆竹了。尘世间的喧嚣又一次让位于儿童自由天真的天性。

不久，当生产队的干部搭起梯子，把墙上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石灰标语铲去的时候，我没有害怕，因为我周围的人都骂了邓小平，我还是个小的哪！不过，我到底没敢问大人为什么邓小平反毛主席，也可以平安无事。再到后来，华主席不再是主席，我震惊，我以为华主席会永远领导咱们的呢。再后来，后来… … 我长大了。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