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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高棉的血洗大屠杀极其历史研究
懒风 发表评论于
回首恐怖的红色高棉时代:“戴眼镜的全消灭”
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到底有多少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并没有一个得到公认的数据，一般估计从100万人到300万人不等。无论哪个数据，对这个战前仅仅拥有700万人口的小国来说都是惊人的。
2007年11月20日，由联合国和柬埔寨组建的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开庭开始审理此前被逮捕的5名前红色高棉高官。为医治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留下的创伤，此次审判之前，联合国已经在这个国家进行了有史以来最昂贵，也是耗时最长的维和工作。
这个人口不足1000万的小国，本来仅是国际后殖民地独立运动和国际共运里的“小龙套”角色，但却因为惨烈的屠杀和长年的动荡，促使国际社会第一次开了为了维护人权而“干涉他国内政”的先例。
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共运领导人
柬埔寨曾长期是法国的殖民地。二战后，诺罗敦·西哈努克是法国人选定的柬埔寨王室继承人———尽管日本人在1940年就已经占领柬埔寨，但王室一直在法国人的帮助下流亡海外。
二战结束后，法国人重返印度支那，西哈努克也回到了他的祖国，并很快继承了王位这一年。他年仅18岁。与此前的傀儡国王不同，年轻的西哈努克聪明而傲慢，雄心勃勃而又长于谋略。1953年，在平息了新国王班底内部的矛盾之后，西哈努克开始谋求彻底的独立。
与此同时一群年轻的柬埔寨人正在法国留学。和所有殖民地前往宗主国留学的年轻人一样，这些依靠奖学金生活的学生往往出身中上层阶级的富裕家庭，其中包括胡宁、英萨利、乔森潘、切春，以及萨罗沙———也就是后来的红色高棉头号人物波尔布特。
这群年轻人后来成为亚洲共运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领导人———其中最杰出的“大脑”乔森潘拥有巴黎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胡宁则于1965年获得金边大学的法学博士。很难相信，这些出身上层的知识精英们后来导演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自我屠杀。
“安卡”时代
西方媒体习惯称红色高棉掌权的1975-1979年为“波尔布特时代”，而柬埔寨人则更愿意称之为“安卡”时代———波尔布特对自己的身份极为保密，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谁是他们国家的领导人，只知道，现在掌权的是“安卡”———柬埔寨语“组织”的意思。
波尔布特在1977年的一次讲话中声称，革命之前，柬埔寨存在着五大阶级：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由于红色高棉跳过了一切过渡措施，新的柬埔寨只有一个阶级“农民、工人以及其他劳动者”，“人人平等”。红色高棉把那些金边解放以前生活在农村里的农民称为“旧人”，而那些寄生在资本主义毒瘤里的市民们则是“新人”，或称“4月17日人”，需要到值得信赖的“旧人”中间去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金边成为一座空城，所有的人都被送往集体农庄。
红色高棉废除了货币，废除了私有制，废除了家庭，废除了婚姻。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共产主义大家庭，所有产品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在集体农庄中，“新人”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以完成每日的工作量，食物配给则往往少于“旧人”———“安卡”的同志们则获得更多的配给，国家甚至专门为“安卡”的同志们沿着河边修建别墅以让他们更安心于每日繁重的工作。
波尔布特等领导人的“伟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实际上一个人的伟大往往代表着他的家庭的出类拔萃。波尔布特的妻子乔藩娜莉是柬埔寨全国妇联的领导人，她的妹妹乔蒂迪则是社会运动部部长，乔蒂迪后来嫁给了英萨利，改名为英蒂迪。而这对姐妹同时也是乔森潘的表亲。英萨利的女儿担任柬埔寨最先进的一家医院的院长———她具有高等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
有谁听到“新人”哭
“‘新人’们毫无价值，失去他们我们毫无损失。”英萨利在他起草的一份文件中这样表示。无数的人因为生病而要求得到医疗和食物，这就是“资本家的反攻倒算”。
“安卡”的同志们想尽一切办法清洗不纯洁的“新人”。会说法语当然是死罪，识字的，即使是柬埔寨文字，也难逃后脑勺上一铁锹，戴眼镜的更应该彻底消灭。曾有西方留学经历者，最后只有15人幸存。
除了劳动以外，所有的“新人”和“旧人”都必须参加长时间的政治学习，这被称为“生活会”。在这些生活会上，干部们鼓励“新人”忏悔自己在过去犯下的错误，有些“新人”们这么做了，他们得到了所有同志的掌声和鼓励。当天晚上，他们就消失了。
为彻底切断对下一代的恶劣影响，“安卡”决定消灭“家庭”这一概念。孩子们被从父母身边带走，接受新的教育。在集体农庄里，男人、女人、孩子各自住在不同的宿舍里，而孩子们则以报告大人的“反动行径”为工作。一些人为活下来，装作不识字，但却被自己的孩子发现私藏了书本，然后报告给“安卡”。于是，父母被杀害了，而孩子们则得到奖励。
到了1977年和1978年，红色高棉增加了对各个集体农庄的粮食征收额度。粮食配给越来越少，而体力劳动则越发繁重———某些具有专业知识的“新人”开始自制一些较为复杂的农具，“安卡”制止了这一资产阶级的腐蚀伎俩，那些想偷懒的“新人”则被消灭。另外一些人则尝试着自己采集野菜甚至昆虫，他们也被拖走，打死。悲伤的情绪是对党的路线的不满，要被消灭；高兴则是小资产阶级的腐败堕落，也要被消灭……
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到底有多少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并没有一个得到公认的数据，一般估计从100万人到300万人不等。无论哪个数据，对这个战前仅仅拥有700万人口的小国来说都是惊人的。
S21集中营
当上百万柬埔寨人在集体农庄里慢慢走向死亡，另外一些人和他们的家属则被贴上“政治犯”的标签，在红色高棉的“审查中心”里面临更为直接的恐怖。所有这些审查中心中，最著名的被称为“S21集中营”，这是金边郊外的一栋砖石结构的法式建筑，以前是一所中学。
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共产主义战士被逮捕，然后送往S21，其中包括红色高棉的一些最忠实的高级干部，如外务部副部长胡宁、信息部部长沃维。据战后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统计，总共有约2万名有名有姓的人先后进入这片建筑，他们大多是红色高棉自己的同志，仅有6人活着从里面走出来。
大部分进入 S21的人实际上都没有犯下被指控的罪行。S21的运作逻辑是，首先抓住一批“叛徒”，然后严刑拷打逼迫他们承认他们的罪行。因为不认罪是不被接受的，即使是最忠诚的红色高棉同志也会最终承认他们为CIA做间谍，当越南人的走狗，暗中反对中央，甚至是强奸幼女。接下来，他们被要求供出新的名字———其他同党，然后他们就被杀害了，而另外一批人又有了新的罪名，于是再被带进来，重复这一过程。
红色高棉对自身组织的纯洁追求近乎偏执，波尔布特喜欢用细菌来形容党内的异己思想，“它们”无处不在，所以党的眼睛必须时刻睁开。红色高棉在马不停蹄的大清洗中，先后宣布破获了越南、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和台湾国民党4个特务系统。
与历史上所有大清洗不同，红色高棉内部清洗的对象可以使用“全称判断”，即清洗对象可以是某个地区党政组织、军队系统的全部成员甚至总人口。譬如1978年对东部大区地方干部和军队系统的大清洗半年内处决了10万人。
刽子手的黄昏
在摧毁了自己的国家，杀光了自己的同志之后，红色高棉日薄西山———而刚刚实现南北统一的越南则蒸蒸日上。尽管两国都是共产主义国家，但民族传统仇恨似乎更占上风。
1977 年9月，波尔布特第一次拿起国家广播电台的麦克风，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演讲，主题思想是反对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柬埔寨国民，包括许多红色高棉的中高级干部，都是第一次听到自己领袖的声音，许多人甚至是第一次听到波尔布特这个名字。之前，他们只知道统治者是“安卡”。
1978 年5月，大清洗激发了反波尔布特的叛乱，被镇压后，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领导者是红色高棉曾任师长、省委书记的高层领导人韩桑林。1978年，苏联和越南签订友好同盟条约，12月25日，10万经历越战洗礼的越南“志愿军”发动势如破竹的进攻。1979年1月7日，越南人攻占金边。2月15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过期失效，2月17日，中国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这一系列军事行动，被称为第三次印支战争。尘埃落定，红色高棉退回山区继续打游击，越南人在金边建立了新的政府———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和越南人一起回来的韩桑林受到热烈欢迎。那些传说中红色高棉对自己人民犯下的暴行的证据，很快在各地发现，越南人将所有证据公之于众。
为缓解国际压力，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在80年代中期纷纷表示退隐，尽管有国际观察人士认为，这些“退隐”的人物实际上依然控制着红色高棉的运作。1989年，越南占领军撤出柬埔寨，1991年，柬埔寨冲突各方签订了和平协定，但红色高棉此后宣布抵制大选结果，再次向政府军发起进攻，但这已是回光返照。
1995 年前后，红色高棉爆发内讧，波尔布特于1997年被自己的同志们逮捕、审判，1998年4月16日，波尔布特被他的同志宣布死于心脏病，但其尸体照片上颈部的痕迹，似乎印证了其被战友吊死的说法并非虚言。“二号大哥”乔森潘1998年向政府投降，随后，英萨利、切春、农谢等人也在得到政府的安全保障后纷纷投降。他们都对大屠杀表示道歉，但都坚称自己“毫不知情，没有责任”。
就在本次聆讯之前，联合国特别法庭发表声明，向国际社会的捐助国 ———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申请，将特别法庭的总数达5600万美元的预算扩大3倍，以期在预定的审理结束期限2009年之后仍能继续工作———在数以百万计的人被杀害之后，国际社会还要付出数亿美元的代价，保证刽子手们接受公正的审判。
（据《凤凰周刊》胡贲黄章晋/文）
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红色高棉杀人场”（Choeung Ek）是柬埔寨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也承载了无数民众的痛苦记忆。
杀人场地处柬埔寨首府金边以南约15公里，又被称作“钟屋”，是所有柬埔寨“屠宰场”中最著名的一个。在红色高棉政权统治时期，有大约17,000人在这里被处死。
如今，“钟屋”被建成一座纪念馆，以一座佛塔为标志。这座佛塔用树脂玻璃构造，里面陈放着大约5,000个左右的头骨，佛塔底部几层向参观者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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骇人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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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址：http://culture.yntv.cn/category/2080106/2005/04/18/2005-04-18_227330_2080106.shtml
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
程映虹
《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九年六月号·第五十三期
二十年前，红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权被十万越南大军和自己倒戈的军队推翻。此
后，有关这个政权血腥历史的材料逐步公诸於世，主要见之於柬埔寨难民的陈述、西方记者
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来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但是有
关红色高棉的历史记载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主要因为红色高棉制订和推行政策时的隐秘性，
执政时国家的对外封闭状态，以及其寿命过於短暂，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档案。然而，这种
材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究的困难正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反映了柬埔寨革命的特点：它如同
一场飓风，肆虐过后除了留下一片废墟以外，没有任何清楚的踪迹可寻。
但是过程和细节的有待填补或充实，并不妨碍我们对这场革命的后果作出基本的判断：
这是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杀。所谓民族屠杀，是以1975-78 年红色高
棉统治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虽然至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计，从保守
的40万到有所夸大的300 万。一般认为，100 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估计。然而对於一个当时
人口在700 万到800 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100 万也是一个难以想像的数字，它远远超出
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Jean Lacouture）
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autogenocide）。种族屠杀是指在柬埔寨的
2 万越南裔全部死亡，43万华裔死了21.5万，1 万老挝裔死了4 ，000 ，2 万泰裔死了8 ，
000 ，25万伊斯兰教徒（Cham）死了9 万，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必须强调的是，有关红色高棉大屠杀的调查最初是由西方新闻媒体和西方学者的工作所
建立的，而现今有关这个题目的出版物也多来自於西方。不但如此，西方国家还力主由国际
法庭来审判红色高棉。如果有人认为这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例如冷战思维、后殖民心态或
国际霸权）的偏见的话，那么笔者希望这种观点不至於发展到对大屠杀这个基本事实也表示
怀疑的程度。事实上，对红色高棉的评价，在西方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声音，例如美国纽约
每月评论出版社早在1976年就出过一本由康乃尔大学两位学者撰写的《柬埔寨——饥饿与革
命》（Cambodia：Starvation and Revolution ），认为西方媒体故意把红色高棉的政策宣
传得毫无理性可言（主要指合作化、撤空城市和大规模集体劳动，当时大屠杀还没有被披露
出来），而在他们看来这些是柬埔寨独特的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编辑、左派理论家斯维奇（Paul Sweezy ）在书介中说，柬埔寨革命的“全部意
义就在於显示了人类能够克服最艰巨的困难，但首先必须忍受烈火般的煎熬，从中锤炼出所
需要的人类原材料和领导力量”。此外，在大屠杀的材料逐步披露后，以反体制立场著称的
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表示他怀疑其真实性，因为这些材料的提供者都
是反红色高棉的难民。笔者认为，以上观点随著国际上对红色高棉逐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否
定看法而事过境迁，值得讨论的倒是美国1973年对柬埔寨的大轰炸所造成的后果。美国那年
在印度支那和越南签订停火协定以后，转而把轰炸的重点转到柬埔寨，企图用轰炸在金边周
围制造一个安全区，在五个月的转炸中造成有些美国学者自己估计为3 万到25万人的伤亡。
这场轰炸的后果一是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有上百万）为躲避轰炸而逃进城市，加速了柬埔寨
农村的崩溃，为红色高棉在农村实行集体化创造了条件；二是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问题：究竟
在现在所说的被红色高棉屠杀的人口中，有多大比例应该算在美国的帐上。但一般而言，即
使是柬埔寨人自己也不认为1973年死於美国轰炸的人口能和红色高棉四年统治时期的死亡人
数相提并论。
一构成大屠杀的因素
柬埔寨在1975-79 这四年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杀戮，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形成的：
第一，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1975年4 月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进入主要城市后，在三天至
一周的时间里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由於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
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於饥饿、疾病和疲劳。
此外就是对不服从强迫迁移的人和各类异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迁移过程中的
有计划的屠杀。
第二，政治清算和镇压。这是针对前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务
员，也包括朗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他们此时名义上还属於民族联合阵线）。处决的模式一
般为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然后或是用木棍殴打至死或是直接枪决。
第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存的从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从事修筑水渠、
农田和道路的工作，由於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资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
制劳动下死亡。
第四，内部清洗。红色高棉从一建国就以肃清亲越份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
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份子为藉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
个领导人中，有五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
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
1978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
次屠杀了近十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审讯中心，代号S21
，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这个中心一共处决了两万人。
二超过列宁和毛泽东：红色高棉的目标
和二十世纪其他大屠杀不同的是，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
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
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
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
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
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
然而，这条道路并没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理论准备，而是在短短两年中匆忙形成的。从
红色高棉领导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乔森潘（Khieu Samphan ）和英萨利（Ieng Sary ）在
法国留学时的巴黎文献和波尔布特（Pol Pot ）50年代最早发表的〈民主制还是君主制？〉
的文章，直到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前1970和1971年党内两次整风学习的材料中，我们都看不出
有任何为夺权后系统而血腥的社会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是只重复实践由中国和
越南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
但是自1973年开始，红色高棉的政策出现明显的转变，开始强调柬埔寨革命的“特殊性”，
首先是在党内开始作和越南决裂的准备。红色高棉原来是在以越共为核心的印度支那共产党
内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领导人和主要干部都在越南住过或是由越共培养，但1973年北越和
美国签订了在印支停火的协定后，柬共领导集团有被出卖感，表示不受此协定的约束，加上
历史上传统的高棉和越南的民族矛盾，柬共和越共之间开始分裂，越南被称作“越南修正主
义”，党内的亲越派受到迫害和清洗。和越共的矛盾促使柬共领导集团决心要走柬埔寨自己
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特色之一就是要比越南更左，尤其是要抢在越南南部实现社会主义之前
在柬埔寨实现社会主义。於是自1973年5 月开始，在柬共控制的一些地区开始了集体化运动，
这是明显超越了当时所谓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质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规模上实行农村人口
迁移，强制把人口集中到由柬共控制的地区去加入合作化，为强制迁移甚至放火烧毁原来的
村庄；关闭佛教寺庙，强迫僧人参加农村劳动；实行统一服装制度，一概穿黑色农民装；以
及实行农村公共食堂制等等。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1973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转折点。柬共领导层抛弃了渐进的民族民主
革命路线，以在它控制下的农村开始实行的直接过渡为起点，制订了一个在最短的时间内用
暴力彻底改造社会的纲领。然而和俄、中、越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相比，柬共在上台以前不但
没有一个较长的、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更没有一个较充分的对自己国家和社会的理论分析、
讨论甚至争论的过程，在由於美国撤离印度支那而迅速到来的掌权时机面前，整个党的理论
素养和政治经验远远没有达到那些大党在夺权时的水平。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柬埔寨的案
例体现了一个极其粗糙的理论和一场国家规模的实验之间的鸿沟，红色高棉是一个匆促建立
的体制，“匆促到了根本无暇去了解和关心柬埔寨社会的地步，一切先於这个体制而存在的
都或是必须被摧毁或是至少必须被彻底改造的”。
然而历史的讽刺是，正是这样一个最缺乏掌权准备的党却提出了一个要一举超过所有其
他革命的最革命的纲领，正如柬共第二号人物英萨利1977年所说：“高棉革命实验没有任何
现成的模式。我们正在做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的。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适用於我们。”
当1975年9 月份一些在国外学习的柬埔寨知识份子回国时，看到的口号是“组织胜过了列宁，
超过了毛泽东”。负责接待他们的高级干部对他们介绍说，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
废除货币。他说：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但是后来停下来了，而我们每天在搞
文革。他特别提到中国还在用钱，私人还可以养家禽，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国在柬
埔寨的专家被认为是变“修”了，因为他们不但有工资，而且把钱省下来回国时在海关上买
电器或缝纫机带回家。有一次中国专家问柬埔寨人一个新修的水坝花了多少钱，柬埔寨人半
不满半骄傲地说：“这是人民修的，我国不用钱。”尤其是中国人（越南人也是如此）还各
家分别吃饭，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实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据这些对比，柬埔寨干部认为：
“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可以认为柬共是汲取了国际共运中所谓“右”的教训，企
图把当时最左的中国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柬埔寨从一开始掌权就立即全面彻底地解决，不但
“跳过过渡阶段立即进入社会主义”，而且是进入共产主义，以此为泰国、印尼和缅甸等国
革命建立一个不同於中、越的模式（红色高棉当时认为东南亚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柬埔寨将
成为新的中心）。这就是所谓“柬埔寨特色”。这是一个在革命胜利的第一天就彻底重构社
会的模式，其开始付诸实行是1975年4 月17日（即红色高棉进入金边的当天）在各个城市进
行的大迁移。当时，红色高棉对城市居民和难民宣布的理由：一是美国可能的轰炸，二是城
市粮食的短缺。这一直是红色高棉官方的解释。直到1977年9 月波尔布特才承认撤空城市是
为了“安全原因”，即摧毁那些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基地。这项决定是在进城两个月以前就作
出了，但却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这种保密使得一项涉及到两百万人的大迁移事先
毫无物质准备，几十万人的死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1975年5 月20日（红色高棉进城一个月后），金边召开了红色高棉全体高级干部会议，
在会上第一次向全体干部公布了中央进城后的各方面政策。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件（至
少至今为止没有发现），现在了解的内容主要是依靠出席者，尤其是那些后来和红色高棉决
裂者如韩桑林（Heng Samrin ，前红色高棉将领，后投奔越南并成为1979年建立的新政权领
导人）等人的记忆拼凑起来的，其要点是：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关闭佛教寺院，把僧侣赶
下去从事农业劳动；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
把所有越南族赶出柬埔寨；派军队去越柬边界准备作战；等等。有的出席者还说废除学校和
医院也在其中。韩桑林的回忆部分和这些内容相合，并且补充了废除货币是与废除市场和私
人财产同时进行的；另外，他还说把人划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下详）也是在
这次会上宣布的。值得重视的是农谢（Nuon Chea ，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第一天的
讲话中强调了“严密甄别”的原则，根据与会者的解释，这就是说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
可以随时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对者和不满者清除掉，不要把他们留在新社会。
三以大屠杀为代价的社会重构
红色高棉社会重构的基础首先是从肉体上消灭一部分政治敌对份子，把他们清除出社会。
根据波尔布特1977年9 月27日广播的（当时他本人在中国访问）宣布柬埔寨革命是“社会主
义”的重要讲话，总人口中有2%是“反革命份子”，这个数字约14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
对社会上政治敌对份子镇压的高潮已经过去，但仍然有这么大比例的敌对份子有待镇压，可
以想像从1975年4 月到1978年底越军进入金边为止，以“反革命份子”为罪名被处决的人口
之庞大。
除了把“反革命份子”从总人口中清除出去，红色高棉独一无二的政策是公开把柬埔寨
人口划分成享有不同权利的两部分。在掌握政权后，它把原来生活在红色高棉控制下的乡村
农民称为“旧人”或“根据地人”，意为他们已经参加了革命，那些由城里遣散下乡的称为
“新人”或“4 月17日人”，意为在红色高棉进城后被接收的人。这两者原则上享有不同的
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给，前者还负责对后者的改造和监督。
除了根据城市和乡村来划分人口外，另一个分类是把人口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
者”（意为权利不完整者）。后来又从这两个类型中进一步分出亚类型。“一级完全权利者”
是亲友中过去没有人为朗诺政权工作只有为革命服务的：“二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既有
参加革命又有人在朗诺政权那里的；此外还有“三级完全权利者”，其具体界限不太清楚。
而“候选者”也划为两等，第一类是有亲友为朗诺政权服务，但多数是一般人，有些间接为
革命服务过；第二类是完全没有亲友为革命做过事的。
通过对社会阶级结构的这种人为组合和划分，红色高棉实际上是恢复了南亚社会的种姓
制度。“公民”并非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成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等级，同时通过把各种异
己份子或仅仅是没有积极地参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的范畴，使得随意迫害和剥夺他们
的生命权有了“合法”的理由，他们的大量丧生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虽然总的来说，红
色高棉主要是利用这些“贱民”来从事艰苦劳动，但同时也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再教育”，
而这种再教育在方式上也像整个柬埔寨革命一样，具有最直接、最粗俗的特点。一些?存的
“4 月17日人”回忆说，在每周两次由红色高棉人员或“根据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会
上，总是重复这样一些问题：“你和革命一致了吗？你还在想念你的个人财产吗？你劳动时
是真的感到愉快还是只好去干？你还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吗？”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据地人”和“完全权利者”也仅仅是在纸面上享有比前者完整
的权利，加上他们可以对前者实行竤众专政，至於在红色高棉面前他们照样是没有任何“完
整权利”可言的。例如实行集体化以后，他们没有离开原来村庄的自由，所有财产都被剥夺，
私藏粮食查出后要被处死刑。随著经济形势的恶化，他们集体食堂的饭锅里也和他们专政对
象的一样，都只有糠皮。
经济上，红色高棉的目的不但是废除商业和其他在正常社会形态下的各种经济和服务行
业，而且是要建立一个以大米生产为全部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国，靠大米出口来建设国家。
波尔布特强调一个“快”字，他说：“我们和他们（他指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我
们比他们更快。”掌权以后，红色高棉先是提出了每公顷产三吨大米的指标，而过去柬埔寨
平均每公顷只有一吨。后来在1976年8 月正式宣布了“四年计划”，政治思想被看作是最有
力的杠杆，如一个干部所说：“当一个民族被政治觉悟唤醒时，它能做到一切。我们的工程
师办不到的，人民能办到。”他后一句话指的是知识份子受到物质和技术条件的束缚，反而
不如普通人有魄力。波尔布特就曾经自问自答道：“我们能达到这个指标吗？答案是我们在
任何地方都能，证据就是我们的政治运动。”
当时，大量城市居民被遣散下乡的经济考虑，也就是他们可以被用来当作无偿农业劳动
力使用。柬埔寨西北地区是主要产粮区，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要由100 万被遣送到这里的
“4 月17日人”来承担。在两年艰苦的开荒和修筑水渠的劳动中，大量人口因过度劳动、饥
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亡。当劳动力大量减员的消息上报到金边时，领导层往往迁怒於
“阶级敌人”捣乱，於是又展开在监工的红色高棉内部的清洗和对被怀疑的“4 月17日人”
的处决。同时，由中央制订的指标成了政治任务，完成不了就要向地方干部问罪，这就迫使
红色高棉基层干部把“4 月17日人”和农民驱使到极限。以彻底改造国家经济结构为目的的
“每公顷三吨”和“四年计划”就这样成为了大屠杀的又一个组成部分。
历史证明，在社会上实行恐怖专政的政权，或迟或早也会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这种专政。
因为当有组织的恐怖成为惯性和构成体制的要素时，它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有组织的目标，
而社会和个人的原子化便使得唯一有组织的统治集团自身成了这种专政的对象。大规模的镇
压和屠杀成为红色高棉新建立的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一环之日，也就是定期清洗成为其党内秩
序的一部分之时。波尔布特的理论是搜寻和消灭“细菌”。1976年12月，当S21 的审讯档案
越积越高时他召开了一次“学习会议”，说：
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它究竟在那里。病源必须要暴露出来才能被检查。因为人民革命
和民主革命的热量还不够……我们在党内搜寻细菌的工作还没有成果。他们埋得很深。然而，
当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前进时，他们渗入党、军队和人民的每个角落。我们会找出这些丑恶
的细菌……但如果我们有片刻的?搁，这些细菌就会造成真正的危害。……根据我们十年来
的观察，很清楚，敌人根本没有消失，因为他们不断地进入党内。
但他又保证说，这些“细菌”最终都会被揭露出来，因为“党有著像菠萝那么多的眼睛”。
红色高棉内部清洗的特点是其涉及面广泛到了以某个地区的全部政权组织、军队甚至总人口
为对象的程度。在前述1978年对东部地区的清洗中，中央提出的口号是这个地区的干部、军
人和平民是“高棉人的身体，越南人的心”。结果在六个月中处决了10万人，占当时全国人
口的1/70-1/80.这种大规模的处决已经不是为了解决党内一部分人的问题，而是要把整个一
块地区通过消灭很大一部分原有人口而达到政治上的纯洁。
四红色高棉在二十世纪革命史上的地位
笔者认为，能否理解红色高棉四年多的执政史是对於人类理性的挑战。这并非说这里有
甚么值得反覆探讨的学术难点，而是从根本上说，人类理性有没有认识和解释这个空前荒谬
和空前血腥现象的能力，它是否超出了人类理性认识自身历史的极限。我们有一个种族主义
理论来对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提供基本解释，但我们有甚么理论能满意地解释一个政权在短
短四年中关起国门，发明出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用最原始的暴力手段来灭绝自己民族几分之
一的人口呢？
这里只是想提出这个问题供有心的读者进一步思考，笔者自己同样深感困惑。或许回答
这个问题需要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共同努力，而历史学只能起到一个收集材料，为这
个体制的演变提供基本线索的作用。因此我想在提出这个形而上的问题之后再回到形而下的
范畴，从二十世纪革命史的角度探讨一下红色高棉的地位。或许这个角度能为上述问题再提
供一点间接的线索。
西方学界对红色高棉到底是一场甚么性质的革命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说它是“一场
彻底的农民革命”，是农民起义者对城市的报复，其暴力行为并不来自於波尔布特和乔森潘
的思想，而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农民主义压倒共产主义的结果。而且即使是柬共领导人
自己也是充满农民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但很有影响的《波尔布特体制》（The Pol Pot
Regime）一书的作者柯能（Ben Kiernan ）根据他所作的五百个采访资料认为，即使是农民
也不能在这个体制下生存，红色高棉的农村政策是以牺牲小农为代价的，它摧毁了柬埔寨农
民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三个要素：家庭、土地和宗教，把他们直接束缚在国家权力之下，实
际上是建立了一个“契约奴农业国”（Indentured Agrarian State ）。值得注意的是柬埔
寨自己的观点。现任首相、原红色高棉高级干部洪森的《柬埔寨130 年》今年4 月刚刚出版
了中文版（在新加坡和柬埔寨发行）。根据4 月5 日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的专题报导，
洪森认为“中国文革的思想根源是毛泽东思想，波尔布特的思想根源於毛的思想，毛的思想
在柬埔寨得到实践，但也证明是失败的”。在洪森访问北韩以后，他对红色高棉路线的产生
根源有新补充，认为波尔布特思想中超过毛主义的东西源於北朝鲜。
笔者认为红色高棉无疑属於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这条线索，但却是这个革命的极端时
期——俄国革命到1930年代末为止，中国革命到1970年代末为止，和古巴革命到1960年代末
为止——的继承。本来这三次革命的社会重构就有一个加速度的趋势，一个比一个早，一个
比一个快，一个比一个激进。而红色高棉则是它们的缩微版和强化版。其证据是：红色高棉
在两三年里就把上述要在最短十年、最长三十年的时间里走完的重构社会的革命历史过程一
蹴而就。例如：它几乎没有土地改革，直接进入了集体化，而在苏联和中国，集体化是夺权
多年后才实行的；它开始实行“四年计划”也比这三个国家早得多；在这三个国家（特别是
苏联和中国），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和清洗是夺权政权十多年后才有的，而红色高棉则几乎是
一进城就展开了。
然而，这种时间上的大大缩短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红色高棉政策的极端性。说服、
教育、限制、利用、改造和赎买等等这些具有“过渡时期”特征的政策在民柬是基本看不到
的，唯一的手段就是“组织”的指令和AK47冲锋枪。很多研究者指出，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成为贯彻政府号召的主要手段的动员大会或者竤众游行等等，在柬埔寨也很罕见，红色高棉
甚至觉得这些都是累赘了。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三个革命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
家庭虽然从观念到形态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结构还在，家庭没有被废除。而红
色高棉把废除家庭作为重构社会的起点，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实行了，夺取政权后在全国推广，
合作社和各种强制劳动组织成为了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一个家庭的成员按照性别和年龄被分
进不同的组织，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开。男子32岁、女子25岁以下不准结婚。废除家庭的另
一个重要形式，也是实行得最彻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坐在一起
吃饭，而是消灭社会生活的私人空间。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进餐看成最能体现柬埔寨革命创
造性的成就，其干部这样说：甚至中国都还保留著这个“资本主义的结构”。
在高度集权方面，红色高棉不但毫不逊色，而且也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家族政治（clan
politics）。柬共两个最高级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是连襟，他们从巴黎留学时期就结成
了政治同盟。革命的“亲戚关系”使得高级领导人的家庭成员遍布各级领导职位，最有代表
性的是被一些中国大陆媒体称为最“善战”、“威严”、受下级“敬畏”的红色高棉西南大
区领导人独腿塔莫（Ta Mok）。此人不但因血腥清洗东部地区而有“屠夫”之称，而且把自
己家庭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安排进自己控制的西南区（个别的进入金边地区）党政军要职，包
括他的两个姻亲（地方区一级党组织领导人），四个儿子（从工厂党的书记到军队师一级指
挥官），五个女婿（从地方省一级的书记到金边唯一的波成东机场司令），五个女儿中一个
是Tram Kak区的书记（这是红色高棉的样板区，其书记原来由这个女儿的丈夫担任），另一
个也是某个医院的院长。正是这种家庭权力网使得塔莫得到另一个绰号：“塔莫大爷”。
红色高棉在让社会其他成员废除家庭的同时，却把自己家庭的功能发挥到了和政权结构
相等的程度，这不仅仅是出於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是在红色高棉用如此血腥的手段建立
起来的体制中，血缘关系成了唯一能信任的关系。“屠夫”塔莫是红色高棉坚持到最后的将
领（1999年4 月落网），这是因为他屠戮太多，无法回归社会，但他能坚持到最后或许也说
明了其家族权力网的有效性。
有意思的是，1978年秋，在红色高棉政权只剩下两三个月的寿命时，党内讨论过实行
“改革”，其措施是从教育开始。部分小学重新开放（有材料说“4 月17日人”的子女仍然
没有权利入学），几百名西方留学回国的知识份子在或杀或关之后此刻剩下了十五人，他们
接到命令去办一所技术学院，招收三百名10-16 岁的学生。此外甚至还考虑过恢复使用钱。
红色高棉以为历史还会给他们一次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机会，让他们再创造一次奇迹，在
四年内从民族灾难走到“改革开放”。但他们错了。柬埔寨社会被他们摧毁到了已经无法在
他们手中重建的地步，柬埔寨人民宁愿接受一个由越南人扶植起来的、起码可以让他们家庭
团聚的政权。红色高棉曾经自认为承担了在一场世界范围内不断加速的革命中最后冲刺的任
务，结果却是一头栽进了以上百万同胞的白骨为陪葬的万丈深渊。
杀人场(Killing Field)的高塔:头骨堆砌的内塔层层叠叠
前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
杀人场(Killing Field)的高塔:头骨堆砌的内塔层层叠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