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丑陋的”中国人到“丑陋的”河南人

殷辂

某先生认同中华文化并坚决反对台独，这一点让人钦佩，但其对大陆确实存在偏见。说大陆人品德低下，实在没有必要，只会引起误解。他把认同中华道德教化的人看成是先觉者，并谈到“先觉觉后觉”，有这种精神当然很好，但如果先觉者一开始就将后觉者看成是与自己不同的另类，还能帮助后觉者觉悟吗？没有根本的平等心，就完全背离了中华文化的精神，所谓“先觉觉后觉”就是一句空话。

把品德低下和区域联系在一起，这很明显是情绪的作用，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也很不公平。实际上，在主导文化及价值观念全球化、时弊泛滥的今天，各个地方的人从本质上说都差不了多少，如果有不同，那只是外在差异的不同。比如，同样是崇尚争夺，但富裕地区的人对一块肉的争夺可能没有贫穷地区强烈，但能不能凭此就说这个地区人的品德要比贫穷地区的好？很多人喜欢比较不同地区人的素质，却只看到外在的表象而看不到本质。国内的一些文化人说欧美人的素质好，但这种素质是出于道德的“自觉”还是类似于对对一小块肉的淡漠？仅凭对一块肉的冷淡并不能证明其争夺意识淡漠，这个道理谁都知道，但由于心存偏见，在具体事情上总是不能客观。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大陆人素质问题正是“普世价值”的表现，只不过这里人多资源少，所以表现得比其他地方更严重罢了。主导价值相同而比较人的优劣，这样有可能陷入种族主义逻辑之中，没有任何意义。

在主导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虽然不能否定地域特征，但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地域性”，道德或伦理上的“灾区”都是人为虚构出来的。这种虚构不完全是随意地想象，而是以表象或假象为素材的。虽然价值追求或认同大致相同，但生存或竞争环境较为恶劣的区域表现出来的问题要比环境较好的地区要严重，这为发现“地域的劣根性”提供了素材。社会或区域的分化本来是这崇尚竞争或争夺时代的必然产物，但外在的差异却被人为地赋予了本质的内涵，编排在先进与落后、理性与愚昧、文明与野蛮的序列之中。社会性的或秩序的问题被人为地虚构为地域或群体的素质或品质问题，产生问题的原因被抽去，而结果却被绝对化，内在的“同”被忽略，而外在的不同却被本质化。所谓的“地域性”就是在因果、同异倒置的前提下虚构出来的。一些人以为全球化能够消除隔阂，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当今主导文化的全球化却正是隔阂产生的原因，不但社会分化的主导者，也是确认者。西方中心主义虽然遭到唾弃，但其背后的文化价值准则并没有消失，那些在竞争中失败的群体不但要在物质上受损，还要在精神上被主导文化贴上污损的标签。

在国内，北京、深圳等一些富裕地方的人看不起河南人，但河南人与北京人难道有本质的不同？难道是这个地方让他们变坏？实际上河南人和北京人都处在大致相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之下，只不过这个地方人多并且比较穷罢了。“丑陋的中国人”在一些人那里一直是观察中国问题的视角，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又多了一个“丑陋的河南人”，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世界体系中以民族为单位的“理性”与“愚昧”、“先进”与“落后”的划分在国家内部也正以区域为单位复制。区域分化的过程成了制造“另类”的过程，这种经济与文化的重合有着很深的寓意。“丑陋的中国人”是在中西相对中取舍出来的，国人的自我贬损、自我“他者”化，其实都离不开“文明”这个参照物。当国内一部分人在竞争和争夺环境中获取“文明”的外形、加入到“文明人”行列之后，“丑陋的河南人”又“显现”了出来，河南人成了“他者”中的“他者”，但取舍的标准并没有发生变化。由此可见，世界主流社会中的东方歧视与国内的地域歧视是相互联系的，虽然不能将后者直接解读为“西方中心主义”，但却是它的延伸。“丑陋的中国人”是“西方中心主义”在民族之间的表现，而“丑陋的河南人”却是它在国内的扩展，“丑陋”的标准都是由其所对应的文化价值给出，如果看不到其背后的文化主线，就难以真正认清时代的本质。

当今世界是一个“同而不和”的时代，主导价值的趋同与社会的分化、对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于私利而无义分、“纵我制物”，社会哪有不分化对立的道理？但由“同”而产生的“异”却成了区分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理性与愚昧的标志。在主导文化的框架内，“文明”与“野蛮”已经脱离了其本来面目，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标签。“野蛮”并不真实，而是与“文明”相对的存在，“文明”决定“野蛮”，“野蛮”证明“文明”，社会的鸿沟越深，二者的界限也就越明显。在这种相对的境地中，文明和野蛮的真实面目已经难以显现，所谓的“精英”也不是道德的楷模，而是社会装扮出来的。改造“国民的劣根性”可以使得少部分人加入“文明人”的行列，但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文明”起来，因为所谓的“文明”本身就是斗争和野蛮争夺的产物，是在相对中取舍出来的，离不开对“野蛮”的划定。从“丑陋的中国人”到“丑陋的河南人”，这种变化并不是偶然的，这说明，以“普世文明”为标准的国民性改造是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课题，即使人类从“地域人”变成为“地球人”，同样需要“河南人”或其他什么人从反面来证明“普世文明”的存在。“国民的劣根性” 和“丑陋的河南人”一样，并不是本真而是相对的、社会性的存在，是竞争失利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不摘去“普世文明”的眼镜，不除去认识的障碍，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反省。一些所谓启蒙者不理解当今主导文化的性质，不知道“文明”的外形本身是与强力相关的相对的存在，以“蒙”启蒙，怎能祛除蒙昧？

被时代所蒙蔽，在其设定的框架内取舍，就像在一场无聊的游戏中争胜负一样，上下高低都不能摆脱无聊。真正的“启蒙”和“反省”是超越性的：超越相对，超越时代，直指人心。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人类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才会显现。柏杨之流可悲的地方在于，他们看到了现代中国人营养不良的症状，但却对失去根基、缺乏精神食粮视而不见，非要将它诊断为食物中毒，非要将问题归咎于传统文化。实际上中国人在近代是由于饥不择食而中了“西毒”。柏杨把吸毒的快感归功于“西”，而将其对肌体的损害归咎于“东”，这样的反思是建立在极其特殊的爱、恨之上的，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起极坏的作用。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在八十年代风靡一时，对所谓国民劣根性的挖掘在国内一直被视为思想深刻，但它们起到好作用了吗？带着情绪都不能解决问题，更不用说带着恨意了。一些人就是因为读了那些刻薄的东西而产生了无知的偏见，恨祖宗、恨所谓的“酱缸文化”、恨周围“丑陋的人”，但就是不反省自身。自己是“文明人”或“文明”的向往者，而周围的人都是“丑陋”的，这种“文明人”的反思与西方中心主义者一样，从一开始就是针对别人的。越是刻薄，越是有一个预先的取舍标准，“劣根性”就越容易显现，思想就越“深刻”。近代以来，这种“爱憎分明”的反思一直没有间断，但社会的道德状况不但没有随着对“丑陋的”中国人的诅咒而好转，相反却由于时弊的泛滥而恶化。

中华文化强调用“心”反省、反省自身，但现在所谓的反思却是建立在分别的基础之上：不是反思之后的分别，而是分别之后的反思。这种反思本身就是与歧视联系再一起的，是社会装扮出来“精英”和“文明人”对社会造就的“野蛮人”的反思。这种以分别为基础的反思其实就是为本质相同但社会属性不同的人贴上不同的社会标签，与人心无关，与社会面貌的改善无关，从本质上说是对弱肉强食的社会主导价值的确认，根本谈不上增进社会的道德水准。这种反思可能可以激励一部分人改变其社会属性，但社会整体的文明程度并不会由于这种改变而发生变化，即使中国人或河南人加入了“文明人”行列，也会出现新的替代者，世界不会真正文明起来。从根本上说，河南人的问题就是中国人的问题，而中国人的问题就是“文明人”的问题。真正需要反省的是时代，是支撑“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