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了的小女人，做小了的大女人
小蚕
巧了，去伦敦出差，飞机上正好演《女王》，我这个电影观赏界的“慢半拍”总算有了补课的机会。Helen Mirren 的演技真是炉火纯青，无可挑剔。
整个电影看下来，凡是有伊丽莎白女王的镜头，都让我糊涂：这是纪录片还是故事片？
赞赏Helen的演技的同时，倒也翻出了不少陈芝麻烂谷子，沥沥拉拉，撒了一地。
真快，都快十年了，那乱糟糟的一个星期，我在欧洲出差。
欧洲疯了。因为戴安娜死了。
老实讲，戴安娜是一个典型的小女人，有着小女人拥有的一切，美貌，出身良好，大把的简单，些许的善良。她拥有小女人的喜悦，相夫教子，攀龙附凤。有小女人的悲哀，丈夫的不忠，婆婆的挑剔。她实现了小女人的梦想，做个公主，有穿不完的漂亮衣服。如果没有嫁给查尔斯王子，她可能会是千千万万个小女人中的一个，度完平平常常的一生。
而伊丽莎白女王，则是一个大女人。作为乔治王的长女，她出生的那一天就排在了王位继承人的第三位的位置上。爱美人不爱江山的爱德华王子无后人可继承王位，她的父亲乔治王无子，统治英国的重任就落在了她肩上。她19岁从军，26岁继承王位，是英联邦14个国家的女王，麾下统治着一亿多臣民。
那个礼拜，大女人和小女人都成了牌桌上的牌，一个是红桃皇后，另一个是黑桃皇后。
每个人都在打牌，我在局外。坐在苏黎世的旅馆里，我把电视遥控器所有的按钮都过了一遍，漫山遍野戴安娜。
一大把红桃主，大家都在调黑桃。
黑桃被逼出来了，那大概是女王政治生涯里最困难的一次公众演讲。她穿着一袭黑色的连衣裙，每一个字似乎都很艰难，却又是那么到位、得体。大女人在向小女人投降认输，葬礼终于定在周六破格破例举行。
我查了查包里的机票，那正是我准备飞往伦敦的日子。
我可不想凑这热闹，和大英帝国的居民们考验伦敦的公交系统。我花了很大的劲儿才把机票改成下一个航班。
到达伦敦时，天还早。出租车司机劝我一定四处走走。
圣詹姆斯公园里到处都是人。英国是一个非常讲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地方，人与人之间有一道无形的线，无形的台阶。可是这一天却很奇怪，衣饰考究的老太太和阿拉伯裔少年走在一起。推着小孩车的上班族和旁克并肩而行。人们都朝一个方向走着。我从来没有见过伦敦街上有那末多的人。人流的默契是那么明显，远处像是有一块磁石，人们都像铁屑一样顺着磁场排列好有序地向一个方向移动。
白金汉宫门口的鲜花已经堆满了好大一片广场。越往后的越精致。手快的艺术家搬来了现画的大幅的戴妃的油画，也有小学生用蜡壁画的戴妃。小孩子在地上点上蜡烛，旁边放着小玩具。老太太在花海里放上一束百合花，拄着拐杖行屈膝礼。
肯辛顿宫外几里长的的围墙上挂满了纸条，反正没事，我便开始慢慢读这些纸条。
形形色色的都有，伦敦人的阵线依然分明。Dodi党人的惋惜，追星族的义愤和悲哀，准政治家对王室的不满和批评。这是一个渠道，一个舞台，一次机会。公众在这里张开大嘴，喝一句，唱一曲，骂一通，哭一遍。声音都充满了情绪。
一边走，一边读，几个小时以后，我陷进去了。上帝造了生物，让他们具备一种认同性，一种趋光性。洪流来了的时候，往往身不由己。下午，我已经排在肯辛顿宫外等待往留言簿里签名的长队里。旁边泪流满面的老老少少们营造出的这种情绪，像一只无形的手扼住我，推着我疯狂地在伦敦大大小小花店里跑，也想买一束花，加入到堆在白金汉宫或者肯辛顿宫门口茫茫的花海里。
花当然是买不到的。伦敦人早已把全伦敦所有的花都堆在了这几个地方。我买了一只小毛熊，一张卡，写了几行字，认真地放到了白金汉宫的大门口。
精疲力尽回到旅馆已经是深夜。
冲了一个澡，那个被公众劫持的我苏醒了。天，我这是怎么了？想起自己白天的所为，不竟大笑出声。
这牌，难道还真是非打不成！
这番经历让我认识了一个怪物。有人把它叫“民心”，“民意”，“公众意志”。这是一个可怕而又强大的怪物。它需要一面旗，这面旗可能是红的、黄的，可能是宗教，可能是一个偶像，或者一个美女。这回，是戴安娜，她就是高高骑在这个怪兽上的芭比娃娃，一个做大了的小女人。而女王，这个大女人却不幸站到了它的对面。女王，她没有向小女人投降，而是败在了这个怪物的手下，又做了一次让步，把自己缩小了。
大女人，小女人的牌局过去了很久，而怪兽的模样却让我难忘。不知道下次在什么地方再遇到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