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世十年 邓小平留下三道难题仍待解 ZT

政治和宗教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

何时基督教能放弃基督教的教条象中国共产党政府一样丢下包袱大力改革?
不就是几句口号,几个观点,可是收效十分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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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十年 邓小平留下三道难题仍待解


来源: 十方 于 07-02-20 12:10:31 [档案] [博客] [旧帖] [转至博客] [给我悄悄话]





　　19日是邓小平逝世十周年，东北新闻网最近发表章立凡的署名文章表示，邓小平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历经江泽民时代之后，作为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在继承遗产中利益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债务：政治上实现社会民主，经济上实现分配公正，将远近积累的历史问题作个了断。

　　章立凡在文中表示，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的最大贡献，在于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教条，结束了那种随时“触及灵魂”的革命，实现了“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基本国策转移。他以快刀斩乱麻式的果决，使国家迅速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推动国民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才有了今天经济上的骄人成就。与此同时，中国承袭毛的外交思路，利用冷战时代东、西方阵营的对立，将自己定位于第三世界，形成了不容忽视的第三极；并通过对外开放，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国际孤立状态，迅速融入国际大家庭。国际外交格局因邓小平而改观。

　　为推动国家的现代化，邓小平发动了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打破了意识形态的坚冰，“思想解放”成为八十年代最响亮的政治口号。邓小平作为执政党的领袖，对维护中共的执政地位同样不遗余力。在对“凡是派”的斗争占据上风后，他迅速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坚持保住毛泽东的偶像地位。虽然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相对保留了对“反右”的评价。这两个历史问题至今仍是禁区。

　　文章表示，1989年后，邓小平淡出政坛。进入九十年代，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再度受到严重挑战时，这位自称为“平民”的老人拍案而起，用颤抖的声音和手势发表“南巡讲话”，最后一次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和历史功业。他以政治余热开创了一个政治学上罕见的先例，至今无人有勇气和能力仿效。

　　叫停“姓社姓资”的争论，使国人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养成的高度政治热情被强力退烧；作为化解手段，邓小平机智地撬动经济杠杆，将全民推入了一场风起云涌的经商大潮，“一部分人先富”成为最时尚的口号。五十至六十年代被消灭的民营经济，自九十年代迅速崛起。一些失意精英的政治怨愤，也从经济发迹中得到补偿。政治体制改革处于停摆状态。

　　邓小平在淡出政坛前作了这样的检讨：“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总设计师作为执政党领袖所表达的遗憾，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但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哲学所须支付之代价。在“文革”造成的社会道德真空状态下，将全党全民推入经济大潮；直到他逝世，未能完成政治体制改革和道德重建的任务；这些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文章称，全社会追求物欲的急功近利心态，使执政党内腐败风气上升，知识精英社会责任感沦丧，其道德后果在邓小平逝世十年内日益凸显：高官员彰显政绩而罔顾民生，官员因谋求私利而贪赃枉法，商人因追逐利润而放弃诚信，学者为出名出书而弄虚作假，百姓因蝇头小利而你争我夺，企业为追求效率而忽视安全环保……

　　作为邓小平时代的遗产，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繁荣与民主监督功能的缺失，使转型中的社会逐渐失衡：一党执政体制下的“权力寻租”，造成普遍的权钱交易和官场腐败；“诸侯经济”的迅速崛起，令执政党的各项政策面临“下有对策”的挑战；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种种弊端，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而日见突出。

　　历经江泽民时代之后，作为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在继承经济遗产利益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政治遗产中的债务。胡锦涛、温家宝等现任领导人所面临的，是大量前任及隔代遗留的问题，权力垄断下无数因侵权引发的群体事件，经济诉求的对象是政治体制。面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冲突，依靠传统威权以及法律等技术手段，也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现代化的高速列车，已不再是“技治主义”手段所能驾驭，需要引入更多的人文理念，从道德和政治层面解决社会难题。

　　有鉴于此，在承袭固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胡锦涛去年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试图以“八荣八耻”的设教，重建社会道德标尺；继而重拳出手，惩治贪腐诸侯，重振中央权威。关注民生和社会公正的举措与姿态，年来也频频出现于媒体。但基本上都属于执政党自查自处。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国际资本大举进入中国，重回计划经济的后路已断。国内市场经济化催生的股票、房地产等市场，促使法律逐步健全，人民的财产权利意识日益苏醒。与其说“改革不可动摇”，毋宁说已无回头路可走。

　　从经济民主走向政治民主，虽仅一步之遥，行进却无比艰难。如果说邓小平、胡耀邦等第二代领导人所遭遇的改革阻力主要来自上层，则当今中共领导人所面临的局面要复杂得多：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科层化”的弊端尾大不掉，自中层上下，已膨胀为一种利益盘根错节、规模庞大无比的官僚体制，且不断有新生代踊跃跻入。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没有人民的支持不会成功。

　　政治上实现社会民主，经济上实现分配公正，将远近积累的历史问题作个了断——这是邓小平身后留下的三道待解之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