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收复新疆与开发西北

第一节 “引边荒艰巨为己任”
　　

　　左宗棠收复新疆，是中国近代反对外国侵略斗争的一大壮举。正是在“引边荒艰巨为己任”的使命感支配之下，左宗棠勇于担负起历史的重任，提出塞防与海防两者并重的主张，并经过积极的谋略和艰苦的筹备，为清廷制定规复新疆的决策起了关键的作用。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西汉年间，中国的文献中已把此地称作西城。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 139 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西汉政权曾两次派张骞通西域。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 59 年），西汉政府又命郑吉为西域都护，遂设都护府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权力。及至清朝，乾隆二十年（1755 年）开始勘定西域，四年后将西域改名新疆。①清政府在伊犁（今伊宁市）设伊犁将军，为新疆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另设乌鲁木齐都统，为该地区的军政长官，地位仅次于伊犁将军。乌鲁木齐以东设镇西府和迪化州，由镇迪道统辖地方民政事务，隶属于陕甘总督。新疆回部事务，则设立伯克管理，伯克由清政府任命。

　　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和各种矛盾的激化，人民日益反抗清政府的统治。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期间，全国许多地区的起义纷起响应，同治三年（1864 年），新疆各族人民也先后在库车、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举行起义，打击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但起义的成果却被各族封建主和宗教上层人物所据有，新疆地区出现了五个封建割据政权：即以喀什噶尔（今喀什市）为中心的金相印、司迪克政权；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得璘（妥明）政权；以库车为中心的黄和卓政权；以和阗为中心的玛福迪、哈比布拉汗政权；以伊犁为中心的迈孜木杂特政权。这些割据政权的混战，给伺机入侵新疆的外国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同治三年十二月（1865 年 1 月），位于我国新疆西面的浩罕汗国利用金相印、司迪克向其求援的机会，派阿古柏带领侵略军进入新疆，先后攻下天山南路的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县）、喀什噶尔、叶尔羌（今莎车县），和阗（今和田县）等地。同治六年（1867 年）又攻占乌什、阿克苏和库车。阿古柏在喀什噶尔悍然宣布建立“哲德沙尔汗国”（意即七城汗国），自立为汗，据有南疆。同治九年（1870 年），阿古柏势力又向天山北路扩展，在北疆打败妥得璘政权，占取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新疆几乎沦为异域，阿古柏野蛮势力浸染天山南北。

　　阿古柏对新疆的入侵，加剧了正在觊觎新疆的俄、英两国的争夺。俄国是攫得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俄国趁火打劫，共割占了中国东北地区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 100 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西北地区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 44 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继而俄国又把侵略目标对准南疆，试图把喀什噶尔置于沙俄的“保护之下”。①当俄国吞并了中亚地区的浩罕、布哈拉和希瓦 3 个汗国后，便急不可待地策划“对东干区的两个主要中心——伊犁和乌鲁木齐实行军事占领。”②阿古柏先后对喀什噶尔和乌鲁木齐的侵占，俄国不免有姗姗来迟之憾，便于同治十年五月十七日（1871 年7 月 4 日）出兵侵占伊犁，宣称“伊犁永归俄辖”③俄国还“欲带兵前往乌鲁木齐”。④显然，俄国想把新疆据为己有。第二年，俄国向喀什噶尔派出使团，与阿古柏订立《喀什噶尔条约》，以承认阿古柏政权为交换条件，俄国得到在南疆通商等权益。俄国的目的是把新疆从中国的版图中肢解出去，再一次蚕食中国的领土。英国作为发动两次鸦片战争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攫得侵华权益，其势力不断向长江流域渗透，而且对中国的西北、西南边疆也是垂涎三尺。阿古柏侵入南疆后不久，英国侵略分子已频繁到喀什噶尔表示对他的支持。阿古柏为得到英国的庇护，对英国使节说：“女王就和太阳一样，在她的温和的阳光里像我这样可怜的人才能够很好地滋长繁荣”，声称从这里到伦敦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来往”。①同治十三年（1874年）初，阿古柏与英使订立了《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英国同样无视清政府对新疆的领土主权，以承认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为独立国而换取了在新疆的特权。阿古柏也“遣使”到英国，并从英国人手中得到武器弹药的资助，阿古柏一心投入英国的怀抱，成为英国势力插足新疆的工具。

　　这样，新疆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阿古柏的入侵，更为严重的是俄国、英国正在实施着分割新疆的图谋！因此，收复新疆，对于反对外国的侵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在清政府长期积弱的情况下，要把俄、英侵略势力逐出新疆也并非易事，左宗棠勇于把收复新疆引为己任，正是他爱国与反侵略思想的集中体现。

　　左宗棠在同治十年（1871 年）七月得悉俄国派兵侵占伊犁的消息后，即一面速派徐占彪抵肃州以替出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出关，一面致函请假在湖南的刘锦棠说：“俄入侵占黑龙江，北地形势日迫，兹复窥吾西陲，蓄谋既久，发机又速，不能不急为之备。阁下假期将满，希即挑募数千，于九月率以西行，是为至要”。左宗棠还说他“本拟收复河湟后，即乞病还湘，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陕甘总督、督办陕甘军务，他的职责主要是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而且他此时已年届 60，又有多种疾病缠身，他完全可以在陇事平定后告休回籍。再则清王朝自乾隆以来派往新疆主管军政的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等向以满族贵族等旗员充任，当阿古柏和俄国军队先后入侵新疆后，清政府依然把规复新疆的希望寄托在伊犁将军荣全、乌鲁木齐都统景廉、提督成禄身上，而像左宗棠这样的汉族地方要员是难以得到督办新疆军务职位的。然而外国侵略势力对新疆构成的严重局势，又使左宗棠逐步坚定了收复新疆的信念，进而又向清政府筹议出关大略，敦促清廷立排浮议，制订用兵新疆以保卫领土主权的决策。

　　同治十一年（1872 年）十月至十一月间，左宗棠连续在家信中谈及他的想法。他指出：“俄罗斯乘我内患未平，代复伊犁。朝廷所遣带兵大员均无实心办事之意，早被俄人识破，此事又须从新布置。我以衰朽之躯，不能生出玉门。惟不将关内肃清，筹布出关大略，遽抽身退休，此心何以自处？”②“我年逾六十，积劳之后，衰态日增。……断不能生出玉门矣，惟西陲之事不能不预筹大概。关内关外用兵虽有次第，然谋篇布局须一气为之。以大局论，关内肃清，总督应移驻肃州，调度军食以规乌鲁木齐。乌鲁克复，总督应进驻巴里坤以规伊犁。使我如四十许时，尚可为国宣劳，一了此局，今老矣，无能为矣。不久当拜疏陈明病状，乞朝廷速觅替人。如一时不得其人，或先择可者作帮办；或留衰躯在此作帮办，俟布置周妥，任用得人，乃放令归，亦无不可。此时不求退，则恐误国事，急于求退，不顾后患，于义有所不可，于心亦有难安也。”①左宗棠以新疆军务的“局外人”能对谋略规复新疆考虑得如此周密，这正是其甘于以“边荒艰巨为已任”的体现。接着，左宗棠于十二月上奏请简派新的陕甘总督并钦差大臣以收复新疆。他说：“关外局势，以区区之愚揣之，实非从内预为布置，从新预为调度不可”。“何敢自惜残生，置身事外！”他建议特简贤能接任陕甘总督篆务的理由是“精力心思迥不如前，设有疏误，边城安危必更烦朝廷异日之擘画，问心何以自安！”②显然，左宗棠并非知难而退，他的上奏目的从根本上讲是强调对收复新疆必须“从内预为布置，从新预为调度”。他对荣全等人的所作所为是不满意的。他试想说服清廷简派陕甘总督去谋略新疆的用意已是不言自明。清代官场上欲进先退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对左宗棠的做法亦可以如是观。

　　正如左宗棠所说的那样，当俄国侵占伊犁后，清廷派伊犁将军荣全“前往收回伊犁城池”，令乌鲁木齐都统景廉“相机规复乌鲁木齐”，调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迅速出关赴任所。荣全从蒙古的科布多行至新疆的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市），向俄人交涉收还伊犁，俄国侵略者则采取狡狯蛮横的手法，宣称已向清政府说明他们无久占伊犁之意，只是“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①，使荣全在谈判交涉中不得要领而归。景廉、成禄都按兵不动，待机观望。特别是成禄自同治四年新疆人民起义后不久就窜至甘肃高台逃避战事，他“屡奉谕旨，敕令出关”，却直至同治十一年仍“尚无出关确耗”。此时，阿古柏已窃据乌鲁木齐二年，俄国侵占伊犁一年。成禄不仅在高台“截留省粮，为数甚巨”，瞒报营数，其“实数不过五六营”却自称十二营，以多领军饷，而且“久驻高台，蓄养戏班，相为娱宴”，“并遣人赴都接取第三妾来高台”，把“荒边远塞，竟视为安乐行窝”，甚至“虚报胜仗”，可谓”“谬率乖张”。因此，左宗棠在同治十一年上奏说：“如成禄者，此时迁延不进，固失事机；即令勉强出关，终难期其振作有力，克当一路”②，建议将成禄撤职。

　　鉴于新疆问题的严重性，总理衙门于同治十二年（1873 年）初向左宗棠询问有关情况。左宗棠在写给总理衙门的复函中，首先指出俄国侵占伊犁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说：

　　俄人久踞伊犁之意，情见乎词。尊处持正论折之，实足关其口而夺其气。惟自古盛衰强弱之分，在理而亦在势。以现在情形言之，中国兵威且未能加于已定复叛之回，更何能禁俄人之不乘机窃踞。

　　左宗棠旋又对荣全、景廉等关外所用清军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俄国“狡然思启，必将不夺不厌，恐非笔舌所能争也。荣侯深入无继，景都护兵力本单，后路诸军久成迁延之役。兵数虽增，仍多缺额。且冗杂如常，并无斗志。望其克复要地，速赴戎机，实无把握，并虑徒增扰累，以后更无从着手。”于是，左宗棠提出了收复新疆的应办事宜和用兵方略，他指出：

　　宗棠所以有从内布置、从新筹度之请也，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城克复，我武维扬，兴屯政以为持久之谋，抚诸戎傅安其耕牧之旧，即不遽索伊犁，而已隐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遣使奉国书与其国主，明定要约，酬资犒劳，令彼有词可转。彼如知难而退，我又何求。即奸谋不戢，先肇兵端，主客、劳逸之势攸分，我固立于不败之地。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宜度外置之。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制此劳师袭远之寇乎！……要之，目前要务不在预筹处置俄人之方，而在精择出关之将，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鲁木齐。

　　左宗棠的上述建议可以说为清政府筹划规复新疆从总体上进行了谋略，此后左宗棠在进军新疆的过程中基本上是沿循此战略构想进行的。特别是左宗棠提出国家领土“尺寸不可让人”的主张，反映出他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爱国主义色彩是多么鲜明！

　　左宗棠在同治十二年八月率军攻克肃州（今酒泉市）从而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后，即把战略重心移向关外，同治十三年（1874 年）正月，他调派广东陆路提督张曜所部“嵩武军”抵达玉门关。三月，清廷派前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和凉州副都统额尔庆额率军出关。张曜也随即率军行至哈密。七月，清廷以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为帮办大臣。八月，清廷命左宗棠在肃州设西征总粮台，督办粮饷转运。此时，金顺所部前锋与额尔庆额马队已抵达新疆古城。

　　尽管清廷给予左宗棠的职权是负责从关内筹解粮饷以达古城，但左宗棠仍为谋略新疆积极献计献策。左宗棠认为景廉“以科布多、乌里雅苏台采粮一石，运至古城需银十余两，劳费多，停止之”，遂“奏请出关粮料，应由关内接济”①的做法是不妥的。其实，从关内运粮至哈密，每石“已费银十一两有奇”，再“由哈密至巴里坤、古城又千余里，均责关内转挽接济，是西师永无见贼之日矣”。②因此，左宗棠对景廉只派前锋抵古城，按兵不动，且留主力于肃州、安西，“观望不敢继进”③的所作所为是不满意的。左宗棠上奏陈述了他对出关之师粮饷转运和设立粮台的看法。他说：“军行粮随，移台之举自不容已。……西疆地形，以天山为界，划分南、北两路，哈密全部介居其中：由哈密北行，迤而西，历巴里坤、古城、乌鲁木齐各城，达伊犁，为北路，准部旧地也；由哈密西行，历辟展、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各城，达喀什噶尔，为南路，皆回部错居之地。”因此，景廉进军北路，不宜在肃州设粮台，而应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设粮台以供支北路之军。他认为“应顶为筹措，厚其储峙，备支应续进之军”。①左宗棠的这一建议未被清廷采纳，他只能“实力筹办，力任其难”。②

　　正当左宗棠为出关各军筹办粮饷转运之际，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就日本侵略台湾问题展开了一场关于加强海防的讨论。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1874年 5 月 6 日），日本政府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军 3000 人陆续从琅 登陆，进犯台湾。清政府派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为督办台防大臣，率自造轮船赶赴台湾，加紧布防。日本虽未敢贸然开战，却在外交上捞到好处，清政府迫于压力，于九月二十二日（10 月 31 日）签订《台事专条》，规定中国赔款 50万两白银，日军撤出台湾。日本侵台事件在朝野上下引起很大震动。总理衙门在九月二十七日的上奏中指出，对于日本侵略台湾拿件，“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日本“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③总理衙门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 6 项旨在加强海防的措施，请求饬令沿海、沿江有关大臣讨论。当天，清廷发布“上谕”，令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兼署江苏巡抚李宗羲、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海防沈葆桢等 10 余人详细妥议，限一月内复奏。于是，有海防之议。此时左宗棠因在陕甘总督任上，所辖并非滨江、沿海地方，不在饬议之列，但总理衙门认为他“留心洋务，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所以特将筹议海防的 6 条措施等函寄左宗棠，希望他能“筹议切实办法，以为集思广益之助”。①内地督抚将军中，受总理衙门之器重者唯左宗棠一人而已。

　　同治十二年十月十三日（1874 年 11 月 21 日），左宗棠收到了总理衙门的来函。他函复总理衙门筹议海防的 6 条措施可谓“因应之妙，道合自然”，“闳远精密，无少罅隙”，认为就“海防言之，凡所筹画，宜规久远”。这表明左宗棠对加强海防是完全赞同的。同时他感到用兵新疆主要依靠沿海各省协济军饷，担心“沿海各省因筹办海防急于自顾，纷纷请停缓协济，则西北有必用之兵，东南无可拨之饷，大局何以能支？”②左宗棠如此估计是有其道理的，因为他在督办陕甘军务时常常遇到沿海省份应拨协甘之饷拖欠的情况，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李鸿章在给清廷的复奏中不仅是要停止西征之饷，而且竟谬提放弃新疆，实令他为之寒心和气愤。

　　十一月初二日（12 月 10 日），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论及“筹饷”一条时公然提出放弃新疆的主张。他认为乾隆年间统一新疆是“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己为不值”，而且新疆已被俄、英势力围困，“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何况“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因此，他强调只能重视海防。他指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他建议对西征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①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九日（1875 年 3 月 6 日），清廷下“旨”令亲王、郡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等廷臣对沿海、滨江各地方大员的复奏和左宗棠致总理衙门函进行“廷议”，限一月内复奏。二月初三日，清廷不待廷议复奏汇集之前，又“密谕左宗棠通筹海防、塞防全局并关外兵事粮运”。清廷将李鸿章停西征之军和西征之饷的奏议转寄左宗棠，令他统筹全局，酌度机宜，妥筹具奏。清廷在“上谕”中认为：“如可暂缓西征，节饷以备海防，原于财用不无裨益。惟中国不图规复乌鲁木齐，则西、北两路已属堪虞；且关外一撤藩篱，难保回匪不复啸聚肆扰近关一带，关外贼氛既炽，虽欲闭关自守，势有未能。”②看来清廷在海防和塞防孰重孰轻问题上尽管模楞两可，但为维护其统治的目的，其规复乌鲁木齐的用意主要是防止“回匪”。从这个目的出发，清廷加强塞防的意图在这个“上谕”中是显而易见的。清廷不仅令左宗棠统筹全局，还将协助左宗棠办理粮台的户部侍郎袁保恒因“彼此龃龉，殊失协和之道”而撤回北京，并以左宗棠“老成谋国，素著公忠”，令其专司粮运事宜。清廷还令左宗棠就关外景廉等统帅及兵力的情况予以密陈。

　　二月十二日左宗棠接到军机处的密寄“上谕”后，于三月初七日（4 月12 日）呈上《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和《遵旨密陈片》。左宗棠批驳了李鸿章的论调，提出收复新疆与加强海防并重的主张。他指出：“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他肯定了乾隆皇帝用兵新疆，统一祖国的功绩，认为“圣意闳深”，“拓地二万里”。他针对“论者拟停撤出关兵饷”而放弃新疆等条陈，强调指出：

　　无论乌鲁木齐未复，无撤兵之理；即乌鲁木齐已复，定议划地而守，以征兵作戍兵为固圉计，而乘障防秋，星罗棋布，地可缩而兵不能减，兵既增而饷不能缺，非合东南财赋通融挹注，何以重边镇而严内外之防？……今若画地自守，不规复乌垣，则无总要可扼。即乌垣速复，驻守有地，而乌垣南之巴里坤、哈密，北之塔尔巴哈台各路，均应增置重兵，以张犄角，精选良将，兴办兵屯、民屯、招徕客、土，以实边塞，然后兵渐停撤，而饷可议节矣。……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①

　　从李鸿章、左宗棠的见解来看，就塞防与海防的关系而言，李鸿章单纯强调海防是片面的，主张放弃新疆亦是错误的。左宗棠能够从中华民族的全局利益着想，虽身处西北，仍关心东南沿海的防务，他坚持用兵新疆是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角度考虑的，其“海防与塞防并重”主张的提出，无疑丰富了国家总体防御的战略思想。在晚清的海防与塞防之议中，左宗棠的主张是正确的。

　　左宗棠还建议对关外统帅加以调整，认为景廉“泥古大过，无应变之才”，请求“以景廉之任改畀金顺”②，由金顺任乌鲁木齐都统，以统驭关外诸军。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主张被清廷所采纳。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1875 年5 月 3 日），清廷发布“上谕”，称左宗棠筹办海防塞防的奏疏“所见甚是”，决定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仍帮办军务，调景廉等来京供职，授左宗棠关外用兵、粮饷转运等各项权力。这样，身兼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又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新职踏上了规复新疆的征程。这对于左宗棠来说，他多年甘愿引边塞之苦为荣，决心收复新疆的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可谓英雄有用武之地！

　　就左宗棠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而言，清朝最高统治者不仅对海防与塞防同样予以重视，而且一改以往任用旗员节制、统辖新疆的惯例，不是以金顺接替景廉负责关外用兵事宜，而是赋予左宗棠以督办新疆军务全权去收复新疆，表明一向在反侵略战争中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此时也强硬起来，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清政府难得做出的一次正确抉择！对于左宗棠的新使命，署两江总督刘坤一（字岘庄，湖南新宁人）在致左宗棠函中称此为“任天下之至重，处天下之至难”。①这一评说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左宗棠本人在接受新任两年后的回顾中也说：

　　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出自逾格鸿慈，久为生平梦想所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况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虽至愚极陋，亦不出此！而事顾有万不容己者：乌鲁木齐各城不克，无总要之处可以安兵；乌鲁木齐各城纵克，重兵巨饷，费将安出？……伊犁为俄人所踞，喀什噶尔各城为安集延所踞，事平后应如何布置，尚费绸缪。

　　无疑，左宗棠用兵新疆，并非要为个人利益去“立功边域”，他甘愿“引边荒艰巨为已任”的“不自忖量”之举，恰出于对祖国边疆安危高度负责的责任感。尽管征途坎坷，困难重重，但他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规复新疆的历史重任。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九，页三三。

　　① 《红档》1927 年，第 21 卷，转引自黄鸿钊：《沙俄在太平天国时期的侵略活动》，《南京大学学报》1979 年第 2 期，第 63 页。

　　② ［俄］巴布科夫：《我在西伯利亚的回忆》，第 440 页，商务印书馆 1973 年版。

　　③ 《西国近事汇编》，卷三，页一四，光绪三十二年上海石印本。

　　④ 《派兵前赴肃州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册，第 113 页。

　　① 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第 185 页，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

　　① 《与刘毅斋京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一，页四七至四八。

　　② 《与威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72—173 页。

　　① 《与威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77 页。

　　② 《请特简贤能接任陕甘总督并钦差大臣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册，第 403 页。

　　① 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卷五四，页四，《交涉志二》，宣统三年刊印。

　　② 《成禄出关难期振作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册，第 254—256 页。

　　①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一至三。

　　① ［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268 页。

　　② 《答吴桐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二○至二一。

　　③ ［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268 页。

　　① 《敬筹移设粮台办理采运一切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119—121 页。

　　② ［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278 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八，页一九。

　　①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等奏折附片》，《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1 册，第 105—106 页。

　　②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四六、四七、五二。

　　① ［清］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四，页一九。

　　② 《附录上谕》，《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154—155 页。

　　① 《复阵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188—191 页。

　　② 《遵旨密陈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196—197 页。

　　① ［清］刘坤一：《复左宗堂》，《刘坤一遗集》，第 4 册，第 1823 页，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② 《新疆贼势大概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42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