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破译了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

谁破译了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不能算在军统头上

长期以来，流行的说法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是军统局破译的，本文否定了这个说法，其主要依据是一本逃过“文革”抄家厄运的珍贵笔记.

一种流行却是错误的说法：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是军统局破译的

解放后在大陆的一些曾在军统局任过职的人员著述，如《军统内幕》、《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戴笠轶事》等，都说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军统局破译出日本海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密电，由驻美国使馆副武官、军统驻纽约站站长肖勃通知美国海军，美国当局怀疑是中国挑拨日美关系，未引起重视，以致酿成严重后果。这种说法，似合事实并流行，实际是不对的。

这种流行说法出错的原因，是把“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与“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这两个不同的单位混为一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政府中，有好几个部门都先后设有密电研究组织，侦收和研究日本的密电电码，从中截取情报。如“军委会密电研究组”、“军委会机要室密电股”、“交通部电政司电检所”、“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军政部研译室”等。1940年4月，蒋介石为集中对日本军队电讯密码的破译力量，下令合并上述各单位，成立“军委会技术研究室”，设于重庆南岸黄桷垭的刘家花园。任命交通部电政司司长温毓庆为该室中将主任，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为少将副主任，军统局第四处处长、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魏大铭为少将副主任。

合并后的“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各派为了争夺领导权，相互攻讦，乃至激烈冲突。先是1940年夏，温毓庆被挤走，魏大铭担任了代主任。魏大铭一上台，就秉承戴笠的意旨，一心要把“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控制在军统特务的手中，首先下令，要全室人员各交二寸半身照片三张，企图把所有人员强行拉入军统组织，遭到温、毛两派人员的抵制。继又由戴笠出面请客吃饭，进行拉拢，也未能达到目的。最后特务采取了迫害手段，魏大铭指使秘书室人事股长，从人事档案中，将温毓庆的亲信，该室秘书王维钧、三组组长杨肆、五组组长施家干三个人的照片取出，随函送到卫戍部稽查处，说这三个人有“通谍嫌疑，要求派人监视”。稽查处复函说“本处人手不足，无力承担此项任务，若确必要，可由贵室自派军统人员就近监视”，这封复函发至“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不料被秘书王维钧本人拆阅发现，在毛庆祥的支持下，王等三人邀约了该室34名组、科长和专员，联名写报告给蒋介石控告魏大铭，并附上稽查处的函件。蒋介石也有意让自己信任的毛庆祥在“军委会技术研究室”负实际责任，即下令撤掉魏大铭在“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任职，命令戴笠将其调回军统局。1941年3月31日，蒋介石另派毛庆祥为代主任。毛庆祥上台后，留下来的军统特务又对毛处处为难，毛庆祥再向蒋介石告状，蒋再下令，在“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百余名军统人员，全部退回军统局，并宣布，以后“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一切事务，军统局不得过问。

自此， “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一切活动，都与军统局没有任何关系。魏大铭等一批特务人员回到军统局后，戴笠又重新组建了一个“特种技术研究室”，仍然干着密电研究破译活动。此时，“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与“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已是两个不同的单位，但不了解情况的人，容易把二者混淆在一起。

“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池步洲破译了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

在“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中，有一人名叫池步洲，1908年生，福建闽清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并与日本姑娘白滨英子结婚，生有一子二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出于爱国赤诚，毅然冲破重重阻力，挈妇将雏回到祖国。1939年2月，正值何应钦准备在军政部内组建破译日本军事密电的机构，池步洲应邀参加，担任了军政部军用无线电总台第43台主任，不久改称军政部研译室，池仍任主任。经他摸索、研究，破译了日本外务省外交密电的电码，从中收集到一些很有价值的日军情报，获得军政部颁发的光荣奖章。1940年4月，池步洲领导的军政部研译室奉命并入“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合并后的原军政部研译室的人员，受到排挤，都被安排至该室第一组内任科员，只任命池步洲为“荐任技正”，地位在科长以下。毛庆祥主政之后，为了抵制室内温派人员的消极怠工，要池步洲带领原军政部研译室人员，在“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内成立一个专员室，任命池步洲为“主任专员”。

1941年5月开始，池步洲在破译的日本外交密电中，发现日本外务省与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的往来电报数量突然剧增，被破译出的有六七十封，内容总的是，日本外务省多次要求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报告：美军舰艇在珍珠港的数量、舰名；停泊的位置；进、出港的时间；珍珠港内美军休息的时间和规律 (答复是“星期天”)；夏威夷气候情况等。他把译出的电报交给组长霍实子，霍也很重视，指示池步洲继续密切注意日本有关珍珠港的往来密电，一有破译立即上报，并且指示池步洲每月专就此事写出报告，上报侍从室。池步洲按指示每月写出报告，并将有关内容摘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抄家中，这个笔记本有幸逃过了劫难，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下面抄录的两则电报，就是记录在这个笔记本中当时日本外务省与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馆的往来电报：

其一：发报：檀香山，喜多总领事

收报：东京，外务大臣

日期：1941年5月13日

电文：

(一)11日停泊在珍珠港的舰艇如下：

战舰11艘重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10艘驱逐母舰2艘驱逐舰35艘潜水母舰1艘潜水艇12艘运输舰15艘

(二)航空母舰××号，由两艘驱逐舰护航，正在××海域航行中。

其二：

发报：东京

收报：檀香山

时间：1941年9月24日

等级：绝密

电文：今后你必须尽量按下列所示，报告舰艇活动状况：

(一)珍珠港分5个水域：甲水域(佛德岛与武器库之间)乙水域(佛德岛之南及西)丙水域(东流之江面)丁水域(中央流之江面)戊水域(西流之江面及其通路)

(二)军舰与航空母舰只须报告其在港停泊者。

(三)扼要说明舰型、舰种。

(四)凡有二艘以上的军舰靠港时，盼照实登记。

池步洲又于12月3日破译出一份日本外务省致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的特级密电，主要内容是：

(一)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只留一种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

(二)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银行。

(三)帝国政府决定按照御前会议决议采取断然行动。

池步洲破译出这份密电后，激动不已，结合他半年多的时间里所破译的日本外务省与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的往来电报，他已感到日本要对美国“采取断然行动”了，他把这份密电立刻交给组长霍实子，并说出自己的判断：(一)日本对美进攻的地点可能是在珍珠港；(二)发动战争的时间可能选择在星期天。霍实子也同意这样的分析，当即提笔签署意见；“查‘八•一三’前夕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曾向日本驻华各领事馆发出密电：‘经我驻沪陆、海、外三方乘出云旗舰到吴淞口开会，已作出决定，饬令在华各领事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电报本子’，说明日寇已决定对我发动全面战争。现日本外务省又同样密电饬令日本驻美大使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子，这就可以判明日本已经快要对美发动战争了。”对于这个重要情报，霍实子也不敢怠慢，马上送交代主任毛庆祥，毛阅后，立即亲自送到侍从室。

据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在1941年12月5日所写的日记记载：“三日东京东乡发往英领各地领事电称：‘电报密本O密O密各留存一份，其他全部焚毁之，完毕后，立即以明电Haruna示知，又秘密及重要文件，全部焚毁之。以上系准备不测时而考虑者，仍希宁静。’查此种电报，‘八•一三’前夕，日外相亦曾致电青岛、济南、广州等地，着即焚毁密本。今忽见此电文，其将临于日英美战争，可想而知也。”唐纵的这则日记所记，日本外务省发出的密电，与池步洲所记，虽然收报单位有所不同，但所记发报时间都是12月3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5天，所述电报内容也大体相同，唐纵日记中的判断也与霍实子的签署意见相吻合。

又据当时曾在侍从室第六组任职的张令澳解放后所写的材料称：“当时技术研究室破译的情报一律均须送至侍从室第六组处理，绝不能自行对外。笔者当时在第六组就是负责研判用毛庆祥名义送来的技术研究室的情报”，“到了这年(按：指1941年)的12月上旬，技术研究室又破译了日本外务省的一份紧急通知。内容是电告日本驻华盛顿、旧金山、夏威夷、纽约等地的使领馆，限期销毁各类重要文件，准备撤侨。我们签注意见是：‘速送外交部密告美国大使高斯，并电告我驻华盛顿武官郭德权转达美国军方’。蒋介石批‘可’。但美方回答说：美日谈判已陷入僵局，国务院已知道日本撤侨计划，美国也准备同时撤侨。似乎美方尚未意识到日本对其突袭的意图”。“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到，当时重庆政府仅告知美方日本的侵略意图，而并没有告知日本空袭珍珠港的确切日期。外界所传实在是以讹传讹而已。”

一些在台湾的原军统局人员发表的著述中，没有记录军统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一事

曾任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代主任、军统局第四处处长兼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的魏大铭，曾发表过《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一文，文中写有《戴先生对通讯之运用与保密有其独到之处》和《破译专家温毓庆的不辞而别》两个专节，如果魏大铭本人或是他的部下，有这一辉煌成绩的话，他绝不会舍此殊荣，而不去表功。又如曾任军统局武汉区区长的唐新(字良雄)，写有一本《戴笠传》，从书中可以发现，他在写作过程中，使用了原军统局的大量文件材料，在《戴笠传》中，专门有一章《戴笠重要武器之一———电讯》其中有一个小节，《惊人的破密工作》，在这里也没有记载此事，他们也都未敢揽功。

由此可见，当时破译日本有袭击美军珍珠港海军基地动向密电的，是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具体破译的人是池步洲。这一功劳不能算在军统局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