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陪主席跳舞的日子里

毛陪主席跳舞的日子里

权延赤：记一位女演员的自述

　　1959年我刚满13岁，参军进了空政文工团，在学员班学舞蹈。1963年4月的一天，政治助理老吴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去中南海陪中央首长跳舞。

　　谈话后，一位经常去中南海的老同志咬着我耳朵说：“小王，这回你可以见到毛主席了。”“真的？”我叫出声，马上又捂住嘴，不知是怕泄密还是怕心从喉咙里蹦出来。我太兴奋了，简直高兴晕了。

　　我们是每星期三、星期六去中南海，穿便服。

　　六点多钟，中南海开来一辆吉姆车，我们七八个女团员挤挤挨挨坐进去，由北海那边驶入中南海。车停在一栋建筑的门口。我们脚步轻盈匆促地走过一条长廊，看到一个敞开的红门，门额上写有春藕斋。这里就是我们陪领袖跳舞的地方。不久我就得知，来这里跳舞的毛主席、刘主席和朱委员长等。周总理除了过年过节，平日不来。平日他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在紫光阁跳。

　　走进春藕斋的红门，是脱挂衣帽的门厅。再进一道门就是春藕斋舞厅。舞厅右角有个小舞台，平时空闲，跳舞只用录音机放乐伴奏。到了节日，才有乐队登上小舞台伴奏。舞厅后门通向室外舞场，花瓷砖地，有个荷花池。夏日天热可以在室外跳舞。舞厅左侧还有一条走廊相通。后来我发现，毛主席总是从那里走来舞厅。


　　一

　　我们几个女团员坐在软垫靠背椅上等候；老同志轻松随便，新同志紧张新奇。

　　七点刚过，团员们起一阵骚动。不知谁轻轻叫了一声：“朱老总！”

　　朱德委员长首先来到，步子迈得大而有力，根本不象70多岁的老人。他挺胸昂首，腰背挺直，一举一动都保持着军人风采。老同志迎上去，把我们几位新同志介绍给朱委员长，介绍给与委员长同来的康克清同志。

　　乐曲响起来了，朱委员长开始跳舞。

　　朱委员长跳舞也保持着军人的神姿。他不跳错步不跳花样，而是准确地踩着乐点迈大步，像军人走队列一般。转一圈，换一个舞伴。

　　轮到我了。我的感觉，不是陪总司令跳舞，而是陪总司令出操。总司令始终挺胸抬头，既不说话，也不左顾右盼。当我追随总司令拚命迈着大步走时，眼前总象晃动着一张照片，那是总司令检阅出征将士的照片……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一次过年，朱委员长高兴了，忽然错上步，跳出了花样儿。后来我才明白，总司令很会跳舞，只是含而不露罢了。领袖们跳舞是为了运动，我们的总司令尤其是这样。戎马一生，唯有走出军人的步伐才能使他身体和精神得到最好的运动和休息。

　　一次，跳舞中间休息，两名文工团员为总司令表演枪杆词。这是充分表现军人气质的对口词，在六十年代很时兴。表演者一句赶一句，每句配以铜铁一样坚硬利落的动作，最怕对口中间打结。表演中，一位团员忽然忘了词。对方说：“枪！”

　　她接不上词，为了不中断就跟着重复一遍对方的动作，也喊一声“枪！”对方见她忘了词，只好重喊一遍：“枪！”她仍然没想起词，只好又跟着喊一声：“枪” 就这样重复同一个动作同一声“枪”，重复了四五遍。重复得手脚发僵，头上冒汗，两眼发潮，别提多紧张，多尴尬，多狼狈了。我忍俊不禁，扑哧笑出声。老同志来不及责怪我，总司令已经跟着哈哈大笑起来。于是，周围的女团员也都放声大笑。

　　两名表演者立刻摆脱了紧张狼狈，索性捂着肚子也格格笑成一团。总司令的笑声太富感染力了，直笑得前仰后合，还不时擦着笑湿的眼睛。

　　还有一次是冬天，天气预报有大风雪。我听朱委员长的警卫员说，总司令患有糖尿病，有时一天只能吃三两粮食。跳舞休息时，我坐到朱委员长身边。我是军人，很少叫他朱委员长，觉得还是叫总司令亲切。我说：“朱总司令，除了跳舞，您还做其他锻炼吗？”总司令说：“还爬山。明天就得去爬。”我说：“哎呀，明天有大风雪，天气预报广播了。”总司令说“大风雪也得爬，不爬不行。”我问：“为啥不行？天气好了再爬嘛。”总司令摇着头：“有人对我搞专政，他叫爬就得爬。”我问：“谁呀？”总司令像怕事的孩子一样悄悄说：“医——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社会上到处传抄一些诗词，都说是毛主席的，难辨真假。我抄了许多诗词，不好直接问毛主席，就利用跳舞休息的机会拿出来问朱委员长。朱委员长看过之后默默地望住我，神情严肃。我小声问：“总司令，是主席写的吗？” 朱委员长缓慢地说：“我看有的是有的不是。主席是唯物主义者，这些诗词有的是唯心主义的。”他像是有什么想法不好一下子表达出来，稍停顿片刻，又说：“社会复杂，真真假假有时不是一下子能辨清。你们年轻，不要轻信小道消息，更不要跟着乱传乱抄。”

　　不久，街上出现了恶毒攻击朱委员长的大字报、大标语。此后，我们的总司令再也没到春藕斋来。我也再没能见上总司令的面，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说上。


　　二

　　在朱委员长之后，第二个走进春藕斋舞厅的是刘少奇主席和王光美。真奇怪，从看到他第一眼，我就没有任何紧张拘束，落落大方地问候：“刘主席您好。”“谢谢。你是新来的同志吧？”“今天第一次来。小王，王学文。”老同志的介绍落在我后面。

　　我握住了共和国主席的手。

　　接着，我又握住共和国主席夫人的手。王光美同志同我握手时，另一只手亲切地抚摸一下我的秀发。此时，我心里忽悠一热，眼圈一下子湿了。

　　此后，我曾多次和王光美同志接触。她生得端庄秀丽，性情温柔开朗。当她走下舞场，特别是同她的丈夫——同共和国主席一道跳舞时，她又是那么热烈、潇洒、青春洋溢。我们这些姑娘简直被她的风度迷住了。

　　乐曲响起来了，少奇同志开始跳舞。少奇同志的舞步同他平时走路一样轻捷洒脱，他跳得真好，会跳错步，会跳出各种各样，尤其跳三步跳得好。

　　轮到我陪少奇同志跳舞时恰好是跳三步。跳没两步，我就发现少奇同志非常会带人，我全身一下子就活跃起来，所有的能力和技巧都可以尽情发挥出来。我身轻如燕，灵活自如，时而围绕共和国主席飞旋，时而跟随共和国主席阔步向前，时而巧妙地躲闪开可能相撞的障碍，时而表演奇迹一般跳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花样儿。

　　我们女团员都愿意跟少奇跳舞。可是，当我想要再一次陪少奇同志跳舞时，他谢绝了。也没同我们中间的其他人跳，而是走向他的夫人王光美。他们相视一笑，便一起舞入场中。老同志悄悄告诉我，少奇同志准备走了。

　　我很快就知道了，少奇同志的最后一场舞，总是和他的夫人王光美一起跳，永远不变。

　　1966年2月，我去中南海出任务，陪少奇同志跳了最后一场舞。当时我可不知这是最后一场舞，真是做梦也没想到。

　　那天跳舞休息时，我坐到少奇同志身边。我说：“刘主席，我们要走了，后天去云南边疆演出，要去半年呢。”

　　少奇同志说：“这很好，应当多为战士、为群众演出。下去后要注意身体，要注意卫生，睡觉前一定要刷牙。晚上刷牙比早上刷牙还重要。”

　　我心里一阵阵热，我说：“记住了。”

　　少奇同志问：“你们去过云南吗？”

　　我摇摇头：“没有。”

　　少奇同志像给小孩讲故事似地对围过来的文工团员们说：“云南呀，有原始森林，森林里有猴子，很多很多猴子。”少奇同志说着把两手张在脸旁，扇动着，睁大眼睛装出吓唬人的样子：“猴子，不小心就偷走你们的帽子。”

　　我们大家都开心地笑了。

　　少奇同志像往常那样先走了。临走时和我们一一握手，说：“半年以后见啊，半年以后见。”

　　谁会想到，这竟成了永远告别的话……晚十点半，舞厅里的人忽然纷纷起立。毛主席来了！

　　这个时候朱委员长和少奇同志已经走了。除开节庆日，朱委员长一般是晚七点半到，九点左右离开。少奇同志来得稍晚，走得也稍晚，因为他经常要等毛主席来，以便汇报一些情况。毛主席有夜间工作的习惯，经常十点以后才来，夜里十二点以后离开舞厅去办公。

　　毛主席从那条走廊稳步走入舞厅，我痴痴地站着，忘了周围，忘了自己，忘了一切。

　　一名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盘子上放着毛巾。毛主席拿起了毛巾。他一侧脸，看见了我。毛主席朝我笑了，我也跟着笑了，不害怕，不紧张，还是以为在梦里。我现在都想不起我是怎么站到毛主席面前的。

　　开始奏乐了，毛主席起身跟我跳舞。毛主席发觉我紧张，亲切地同我谈话，以解除我的紧张。“小王，今年多大了？”“十六。”“家是哪里的？”“大连。”“在文工团学什么？”“舞蹈。”“跳舞要放松。爸爸是干什么的？”“唱京剧的。”“噢，艺术之家么。”

　　谈着谈着，我忘了紧张，脚步变得舒展灵活，并且越跳越感到意气风发。

　　跳着跳着，毛主席忽然在我肩上一按，我身不由已坐了下去。定定神，发现乐曲已终，我正好坐在自己原来的座位上。而毛主席微笑着点点头，已经朝自己的座位走去。

　　我终于发现毛主席跳舞时的一个习惯。他很注意舞伴原来坐在哪里，曲终时准时把你送回原位，而后独自走回自己休息的座位。

　　随着接触增多，我最初见到毛主席的那种神秘感开始消除，因而也更觉得毛主席亲近伟大了。


　　三

　　毛主席总是穿一身灰色中山装，袖筒遮手一半；夏天穿一件肥大的绸衬衫，后背还补着补丁。

　　毛主席非常富于幽默感，吸烟时总是把烟一折两截，只把半截插到烟嘴上吸燃。我问：“主席，您为啥把烟掰两半呀？”毛主席笑着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么。”其实毛主席是为了控制吸烟量，一次只吸半支。

　　只剩一个烟头了，在烟嘴里一明一灭地闪。毛主席赶紧再吸一口，把烟蒂按入烟灰缸。烟蒂在烟灰缸里有气无力地冒着残烟。毛主席叹口气说：“帝国主义气息奄奄喽。”我们女团员们都为毛主席的幽默笑了。

　　有一次跳舞中，歌剧《江姐》的一名作者被带来见毛主席。这名作者穿件中式棉衣和满是褶子的肥大的军棉裤，脚上穿一双部队发的黑色棉布鞋，上面有不少油迹，显得窝里窝囊。他是我们文工团里的人，平时很熟。一进春藕斋，他的胳膊腿立刻僵硬得象木棍似的，紧张得脸色苍白。他被带到毛主席面前，嘴巴张了几次也说不出话，目光不知朝哪里落才好，便深深地鞠躬下去，腰弯得超过了九十度。我们再也忍俊不禁，一起放开嗓子哈哈大笑；越笑他越慌，他越慌我们越笑得厉害。

　　他慌得直不起腰，我们笑得也直不起腰。毛主席也笑了，连连示意叫他坐，他却无论如何不敢坐，一句话也讲不连贯，简直要晕倒了。同志们只好把这个可怜的作者领走了。

　　毛主席喜欢听京剧，跳舞休息时常放几段京剧听听。毛主席听京剧常常用手敲着板眼，逢上老生戏还跟着唱几句。有时也请一些名角来表演。记得有位著名京剧演员（裘盛戎）见到毛主席后，也是紧张得喘不过气，说话不连贯。毛主席对此很皱眉头。现在想来，毛主席固然伟大，但当时有些宣传搞得过分也是一个原因。把毛主席神化了，因而有些人见了毛主席就像见了神一样诚惶诚恐。我虽然经常见到毛主席，不觉那么神秘，但也并没完全摆脱这种“神化”宣传的影响。春节时茶几上摆一些糖果，毛主席抓糖给我，我从没舍得吃一块，都是小心翼翼揣兜里，带回去给同志们，给家里的亲人。这是毛主席给的糖啊！同志们和家里的亲人也宝贝似地保存起来——糖也被神化了。

　　我感到毛主席不喜欢这种情况发生，但他有时也无可奈何。我们文工团有个小江非常想见毛主席，哪怕是远远望一眼呢。可她出身不好，根本去不了中南海。她很羡慕我，常暗暗流泪，几次让我替她向毛主席问好。我对毛主席说：我们文工团有个小江，每次都让我代她向您问好，她非常非常想您。毛主席连连说：“谢谢她，谢谢她，代我谢谢她。”毛主席并不是想见谁就可以见谁。他曾说：“我也得听党的安排啊，听组织安排。”“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那种“神化”宣传越搞越厉害。有一次我对毛主席说：“主席，您连续接见红卫兵多累呀，弄个高高的凳子坐天安门上就行的。”毛主席笑了：“那怎么行？真是孩子气。”我说：“有个小学生等您乘车检阅，等呀等，实在憋不住上厕所，才走您的车就开过去了。这孩子回来没见上您，躺地上就打滚，哭晕过去了。”毛主席听后皱起了眉，思索着什么很久没有说话。

　　现在人们都明白了，毛主席是人不是神。我还要说，毛主席是感情非常丰富的人。

　　有一次我坐在毛主席身边，同他聊天。毛主席关心地问：“你们练功累不累？”我说：“累。挺苦的，有时还出事故。”毛主席问：“还出事故？”我说：“可不吗，听说天津一个剧团里，演哮天犬的演员翻跟斗，不小心摔下来，把脖子戳进去了，戳进……”毛主席皱着眉连连摆手：“哎呀，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还有一次毛主席把我演出用的红手绢要过去，翻来复去看，眼里露出一种孩子似的新鲜好奇的神色，用惊讶的声音说：“还有这么好看的手绢呀？”

　　跳舞开始了。我陪毛主席跳到场地中间时，忽然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吓一跳，毛主席也不例外。音乐停了，跳舞也停了。原来是雕花板墙掉下一块一米见方的木板。好险哪，正好砸在毛主席坐过的沙发上，板角把坐在旁边的一名女团员砸伤了。毛主席随大家一起跑过去，脸上同样是十分焦急的表情，就像父亲看到女儿受到伤害一样焦急担心，连声问：“小赵，砸坏没有？啊？砸哪了？”接着他便招呼工作人员：“快，快帮助检查一下，要抓紧治。”


　　四

　　1966年8月，我从云南边疆演出回来，好容易盼到星期六去中南海出任务，可是春藕斋里的气氛已经全变了。变得清冷，变得沉闷。

　　毛主席也很少来了，即使来了也显得很忧郁沉闷，总是带着思索的表情。有时显得很疲惫，有几次甚至连眼都睁不开，跳一圈就想离开去休息。但是医生不允许，要求他必须达到一定运动量才能离开。

　　我们去中南海出任务的次数越来越少，间隔时间越拉越长。

　　1967年的一天，我们又来到春藕斋陪毛主席跳舞。冷冷清清的舞厅突然使我伤感起来。

　　我小声说：“主席，前几天我们统一去清华大学参加斗争王光美的大会……他们，他们用乒乓球做项链给王光美挂到脖子上了……”“胡闹！”毛主席声音很大，显得有点激动，非常生气。

　　我犹豫一下，又说：“蒯大富还踢了王光美，叫王光美跪下……”“我一再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怎么还打人？”毛主席满面怒容，“他们根本不听我的话！”“文化大革命”进入1968年，就在这一年，我也告别了春藕斋。我们全体演员都下到河北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