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与胡适--从人身崇拜到学术对立 -- zt

李敖与胡适--从人身崇拜到学术对立


一

李敖听说胡适之名，是在北平读小学期间。到台湾以后，借到一本《胡适文选》，读后为那崭新的思想和明白畅晓的语言所慑服，引起他“很大的狂热”，使他在“迷乱里面，放弃了旧有的道路”。1952年12月1日，他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胡适，表示了对胡的“人身崇拜”。1953年，李敖上高中三年级后，休学在家，全力自学。这年年底，《胡适文存》的四集合印本由远东图书公司重印发行。合印本删去了多篇文章，李敖把它跟原版本比较之后，深感不满，写了《关于〈胡适文存〉》，予以批评，最初登于同学陆啸钊编的《大学杂志》，后删去一部分，改投雷震办的《自由中国》，在该刊1957年3月1日出版的十六卷五期发表，改题为《〈从读胡适文存〉说起》。《自由中国》是雷震和胡适于1949年初创办的，后来成为宣传自由主义思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个人独裁，在台湾推进民主政治的一块强有力的阵地。这是李敖在《自由中国》发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文章。李敖为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而感到高兴。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从投入文化运动起，就把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作为终身的奋斗目标，用李敖《播种者胡适》中的话，就是“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胡适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归结到一句话，是实现像英、美等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多党化的民主政治，而其首要条件，是言论自由，即首先争取言论自由，保证言论自由，一步一步向前推进，不可为了实现多党化而葬送了已经取得的有限的言论自由。这一点，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湾，亦即整个《自由中国》时代，表现最为明显。这是胡适思想的真精神。远东版《胡适文存》恰恰删掉了有关言论自由的几篇重要文章，如《我们的政治主张》、《我的歧路》、《一个平庸的提议》、《这一周》、《〈人权论集〉序》等。李敖所不满的，正是这一点。文章中说：“我觉得胡先生的‘重行校订修正’太不够谨严，因为有许多‘胡适思想’都被他大刀阔斧地删去了……”

争取言论自由和压制言论自由，是贯穿民国成立以后军阀统治时代、蒋介石专制独裁时代和国民党偏安台湾以后长时期里的一项重大斗争，当年鲁迅先生和左翼作家所进行的斗争也是为了争取言论自由和其他各项自由——当然那是从另一个立场、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所展开的斗争。胡适不仅是言论自由的积极主张者，而且也是言论自由的推进者和这一价值观的英勇捍卫者。李敖在文章中说，“《胡适文存》自从出版以后，可以说没有过几年的好日子”，接着举了胡适自己于民国十三年七月三日写给当时国务总理张国淦的一封信，说：“从这封信里，我们就不难窥知《胡适文存》在恶势力下面所遭受的迫害为何如了。”原来《胡适文存》和《独秀文存》出版后，即遭到军阀政府查禁，胡适在信中质问：“究竟北京的政令是什么机关作主?究竟我的书为什么不许售卖?禁卖书籍为什么不正式布告该禁的理由?……”李敖引用这封信，即是肯定、赞扬胡适那种勇于捍卫言论自由的精神。

李敖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在美国的胡适和北大系教授们的注意。雷震特别写信给胡适，给予推荐。这也成为两个相差近四十岁的学人相识相交的主要动力。

二

1958年4月8日，胡适飞抵台北。他是接替朱家骅，就任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的。同月26日，经台湾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姚从吾先生联系，李敖和胡适先在胡适演说后见面，又于晚上在台大校长钱思亮的家里谈话。胡适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所说“丢光了的著作”，即指致张国淦的信。李敖在后来写的怀念姚从吾的文章中说：“此后胡适一直把姚从吾老师视为‘胡适——姚从吾——李敖’的关系……胡适以下，显然把我看做北大系的一个传人……”

李敖从上中学起，就处在“困学求变，思想定型”的过程中。他“在右派的书堆里打过滚，在左派的远景里做过梦，又在国粹派的本位论底下受过欢迎”(五千字长信)，最后选作旗帜的，是胡适。《李敖回忆录》说：“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殷海光。”殷海光，是胡适之后又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在《自由中国》时代，如“蛟龙得水”，名声如日中天，但李敖认为他自己很快就超过去了，而胡适却如大海，要浩瀚丰富得多。1961年底，李敖作《播种者胡适》，对胡在中国新文化史上和现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做了最充分的评价，认为：“胡适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他也说到胡适的不足：“他不在推行‘全盘西化’上认真，却在吴稚晖笔下《〈国故〉的臭东西》上认真，认真搞他自己笔下的那种‘开倒车的学术’……”他对胡适纯学术的批判，恰恰说明他选择的道路不在学术而在社会斗争，也说明他贯彻意志的坚定。

李敖在日记和札记中经常写到胡适，对其道德学问极表佩服。在大学读书时，李敖颠覆了历来的做人标准，以“伟大”和“独异”严格要求，极其残酷地进行自我锻炼。他说，“锻炼的方法，不论是东海圣人的，还是西海圣人的”，他都“一网兜收”。据初步统计，他引为榜样的人物有一百二十多个，引用胡适最多，共七次，居第一位，其次是罗素和王阳明，各五次。《胡适论悲观》、《胡适论反省》、《胡适论“有所不为”》等都做了札记的题目。两人相识以后，李敖继续以胡适的人格力量和为人处事方式警策自己。1958年6月13日，他写道：“夜在新兴给昭先讲史学史，我想到胡适说话演说时的态度，我甚受影响，我真的已经开始做一个最有气派的飓风型的人，归来在室中大谈可证也……我近来一是肯努力，二是有担当，胡适这次回国来给我的影响甚大，因为看到他，使我决心想做成像他这样的一个人。”隔五天后又写道：“Popular式学者，只胡适一人而已，惟吾能学及之。”1958年11月4日，李敖随姚从吾到机场迎胡适回台，这天晚上，“油然于努力一途，‘出山要比在山清’之自勉殊殷，对与女人为伍事颇厌。吾终当脱尘缘而上升为胡适等第一等之人耳”。1959年5月9日又写道：“读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合著《人权论集》，深感吾之方向在此不在史也。”如同批评胡适“不在推行‘全盘西化’上认真，却在吴稚晖《〈国故〉的臭东西》上认真”一样，李敖对胡适文章道德的某些方面也是有过赀议的，但其总的精神是肯定、继承和发扬，特别是胡适所极力倡导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和其四十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一以贯之”的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追求，更成为李敖的终身信仰。惟其如此，两人能成为心相通、胆相照的忘年交。

两人的交往，用李敖的话概括：“除了那一次长谈外，我跟胡适只小谈过三次，一次在台大医院，一次在台大文学院门口，一次在中央研究院，此外除了写信，并无实际来往。他一共写过三封信给我，又写了一副字，送了我照片和书，在我穷困之时送了我一千元。”这些情况大致如下：

两人第二次见面，在1958年6月8日。那天，李敖到南港参观民族学研究所的展览，顺道去看胡适。李敖请胡适写字，胡满口答应。胡当即送李“一个小玩意”，是一本《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两人分别时，胡适亲切地说：“再见。”李敖深有感触，说：“此君真是礼貌周到，亲切可人。”几天后，胡适派人送来字。

同年11月24日，李敖在文学院草地上小坐，见胡适车来，便走过去，谈天于文学院的拱门之下。既有日常问讯，也论及李敖正在写的毕业论文。李敖论文的题目是《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及其效力与手续》，因姚从吾对此题把握不大，曾征求胡适意见，因此胡事前已经知道，并表示过支持。

同年12月4日，李敖赴机场迎接胡适。此前胡适赴美是做身体检查的，走后，李敖曾写信一次。回来隔一日，李敖作打油诗《好事近》，祝胡适六十八岁生日。胡适接诗后，特致一信，既表示感谢，也指出一个笔误。

1959年初，胡适因病住医院治疗，4月30日，李敖前往探望，待“胡的客人走后，始大聊一阵”。

1961年夏，李敖在部队服役期满，考取台大历史研究所，不久担任姚从吾的“国家讲座研究助理”。这个“讲座”是在胡适领导下搞起来的。后因“研究助理”的薪金不能按时发放，影响生活甚大，李敖一气之下，致信胡适，表示抗议。胡适立即复限时信，并送来支票一千元。10月10日，李敖为表示感谢，写五千字长信，备述自己的家世和思想演变过程。后来围绕李敖信中提到的严侨，他们再次书来信往。

两人虽然交往不多，但它表现了老者的诚心关爱和少者的真诚崇敬。

1962年2月24日，胡适病故，李敖作《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因为《播种者胡适》发表后受到攻击，遂有《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作完于胡适逝世之日，亦在《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之前。以后李敖写过多篇有关胡适的文章和论著。1964年作《胡适评传》，原拟“写一部十本的大传记”，共一百二三十万字，后写成一本，只写到传主参加留美考试。此书注释极多，大大超过本文，显示作者材料之多和用功之勤。而单篇文章汇而成集的，有《胡适研究》和《胡适与我》。

三

1962年，台湾媒体爆发了一场参加广泛、影响深远、历时将近一年的中西文化大论战。这次论战不是有意识的组织，于无意间，胡适和李敖成了这场论战的发动者，而且共同作为论战一方的主力，备受反对者的指责和谩骂。

胡适逝世前一百天，即1961年11月16日，在东亚区科学教育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讲演，在12月1日出版的《文星》杂志上刊出。胡适一向被当作中国“全盘西化”论的鼻祖和旗手，后来朋友潘光旦指出，这个词含义不够确切，容易使人误认为只有百分之百西化才是全盘西化，否则就不是全盘。胡适接受意见，改为“充分世界化”。说法变了，其宗旨并没有改变。在胡适看来，清末民初人们常说的西方有物质文明、东方有精神文明的话并不妥当，因为人家的物质文明是有精神文明做基础的，而我们缺了物质文明的精神文明却是不健全的文明。他再三再四呼吁，我国的社会制度急应改变，我们应该像英、美等国家那样，提高人的地位，尊重人权，以此为核心，改革一切不合理的制度，首先是改革专制型的政治制度，实行民主政治，建立健全法治。胡适本人虽然一直在蒋介石体制之内，但他对蒋介石搞国民党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是坚决反对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在美国和台湾，曾多次通过多种方式要蒋介石进行政治改革。他劝蒋介石实行《吕氏春秋》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三无”，“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不要大权独揽。1959年，胡适公开反对蒋介石连任所谓“总统”，反对为“连任”而“修宪”。这些政治主张，也正是《自由中国》的政治主张。1960年，《自由中国》因雷震组建反对党而被查封，雷震等四人被捕入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适做了那个演说，借谈发展科学事业，要求进行“社会改革”。

胡适这次演说不过是他自己的“老生常谈”，并没有多少新内容，最“激烈”的话也不过是“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竟然也引起了一片反对之声，有的人甚至在“立法院”提出“质询”，要胡适辞去“中研院”院长之职。这篇演说构成了中西文化大论战的序幕。李敖紧接着写了两篇文章，一是前边提到的《播种者胡适》，一是《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播种者胡适》是给《文星》1962年第一期封面照片做说明的，后者则是拾起胡适演说的题目，大谈“全盘西化”之必要，而对反对西化者——也是反对胡适那篇演说者——给予猛烈的攻击与批评。文章开头说：“三百年来，朝代换了，古人死了，这部书(引者按：指《圣朝破邪集》，徐昌治编)的纸张也变黄了，可是圣朝破邪的细菌并没有消失，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不同的病象：有时中体西用的谵语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伤寒；有时超越前进的怪调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白喉；有时义和团的疯狂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猩红热。”这篇文章一下子把由胡适演说所点燃的火苗煽动了起来，使那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很快形成。李敖说，胡适的演说和自己的《看看病》，是那场中西文化大论战“两篇指路的文献”。

由于双方对“西化”的具体含义和“全盘”的具体所指认识相差很大，论战一开始就火药味十足。李文发表后不到一个月，任卓宣(叶青)主编的《政治评论》组织了几篇文章反击，称李是“胡适的鹦鹉”，“他一方面为‘魔鬼的辩护师’(引者按，这是胡适在那篇演讲中的自称)辩护，又为‘蒙古医生’看病”。又说：“可见西化派所谓中国现代化是把中国完全变成外国……我们说在西方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孪生子，在中国西化派与俄化派则是‘兄弟伙’，他们共同致力于以唯物思想挖掉民族文化的老根……”随即胡秋原、郑学稼、任卓宣等人纷纷撰文，称李是“虚无主义者”、“陈序经的信徒”、“惟‘美’人物”、“狂热的西(美)化派”、“周扬以后第二谩骂家”、“梅毒主义”、“文化太保”、“一个‘浮夸’‘狂妄’的青年”、“中国的维辛斯基”、“中国的巴札洛夫”、“抄袭主义”、“保守主义”等等，后来甚至被胡秋原送上法庭。

这一场大论战，台湾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参加了，《文星》、《政治评论》和《世界评论》等刊物连续多期用全部篇幅发表论战文章，作者范围之广和写文章论战的“积极分子”之多，都是空前的。许多报纸和刊物郑重发表社论，组织座谈。后来发展到“党国要人”(如“副总统”陈诚)、政团领袖、大学教授、企业家等“名流”纷纷表态。支持李敖者也有，但人数有限，几乎不足两位数，绝大多数是反对“西化”的。由于胡适已经去世，李敖成了独当一面的大将，所有的谩骂和指责便一齐朝李敖头上喷来，所戴帽子不下数十顶。可以想象，如果胡适健在，他会继续受到许多人不遗余力的攻击。

四

把李敖仅仅当作“北大系的传人”或者胡适思想的“传人”，是远远不够的。胡适所标举的“非个人主义的”人生理想和自由民主的社会价值观，李敖并没有作多大的发展，而是化为自己的血肉，落实在行动中。李敖一生的主要事迹，可说是胡适思想的具体化、实践化。

五四运动过后，胡适针对周作人贩卖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运动”，提出了一种针锋相对的人生哲学，即“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他说，这是杜威所说的“真的个人主义”，不是“假个人主义”。其特性有二：“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胡适强调，这种人生哲学是“淑世”的，要去奋斗，“到处翻出不中听的事实，到处捉出不中听的问题”，而新村运动却是“独善其身”，避开矛盾。他就这个问题讲过几次，讲演记录以《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为题，在《时事新报》和《新潮》发表，收在《胡适文存》第一卷里。李敖对胡适的这些论述是十分熟悉的，在《播种者胡适》中特别予以强调。他说：“现在一些人攻击胡适的个人主义，凭良心说，这一冷箭实在放错了。胡适所提倡的乃是‘健全的个人主义’，英文是individuality，可译作个性主义……”李敖在引述了胡适所说两个特性以后接着说：“细读这段文字，才会知道什么是胡适之的个人主义，才会知道独立的与负责的个人主义实在不是什么不得了的洪水猛兽，乃是一个极普通的大丈夫所应具有的一点最起码的人生态度。‘不教别人牵着鼻子走’，这不是大丈夫的独立精神吗?‘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不是大丈夫的负责气概吗?做大丈夫不是每个男子汉起码的要求吗?这样的个人主义还有什么可非议的吗?”李敖赞赏胡适的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为它辩护，乃因为他自己就是按照这个主义做的。李敖积极“淑世”，“到处翻出不中听的事实，到处提出不中听的问题，自然是很讨人厌的，是一定要招起反对的”。但他“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到处树敌，两次坐牢，成为一个有名的“狂人”，“狂”到朋友不理解，同学同事“敬鬼神而远之”。

如果说胡适提出的“非个人主义”——李敖称它为“健全的个人主义”——做了李敖的人生哲学，为人处事的指南针，那么，胡适四十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一以贯之”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就成了李敖苦苦追求、不惜以死献身的社会理想。

中西文化大论战的硝烟还没有散去，李敖发起了第二场战役，揭露教育和学术界的腐败，火势之猛，锐不可当，同时出版《传统下的独白》，喊出了一个“狂叛者”的心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先是文星书店被查封，接着被扯进彭明敏“台独”案，软禁，坐黑牢，十多年大霉运。第二次入狱前，已办好出版《千秋评论》的执照。入狱六个月，这本纯由自己写稿、自己编辑、自己担任发行人的个人刊物《千秋评论》出版了六册，期期不误，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出狱当天，召开记者会，发表五万字长文，揭发监狱和司法的黑暗。随即把矛头对准国民党统治当局和蒋家父子，点名批判。有关蒋经国的第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骂总统的自由》。有人在报上骂“李敖死了”，当时蒋经国担任“总统”，李敖就在一本书的封面印上“蒋经国死了”，并说这给司法当局出了一个难题，判“有罪”或“无罪”，都不可行。李敖先后有九十六本书被查禁，有的前边查禁，后边再印，今天查禁，明天再印。查禁错了，就状告官府，一块钱的官司也告，不在经济赔偿，而在争取公民应有的权利。文化大论战以后几年，八十年代初的几年，李敖一场战役接着一场战役，而且每一场战役都不手软。从八十年代后期起，李敖又把“台独”作为主要靶子，从“总统”李登辉到民进党“台独”骨干分子，都不放过。李敖说他是信奉“斗争哲学”的，从斗争中享受到无穷乐趣——他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树敌之乐》。

李敖也有跟胡适很不相同的地方。胡适是软性人物，在社会理想上坚持不懈，软磨硬顶，四十年不变，对人态度和蔼，能宽容。1959年，胡适发表《容忍与自由》，说他跟美国史学大师布尔先生一样：“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若社会没有这点容忍的气度，我决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胆怀疑的自由，公开主张无神论的自由了”。殷海光极力赞同胡适这篇文章提出的宽容精神，说“这篇文章是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上的一个伟大的文献”。民主的基础是宽容和容忍，没有宽容和容忍，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李敖是反对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但他却似乎有些霸道，对论敌一个都不宽恕。有时甚至是意气用事，把对手当“穷寇”猛追，不到屁滚尿流，下跪求饶，不肯罢手。这就违背了现代社会的民主精神。在这点上，李敖和胡适，泾渭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