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宋庆龄:1.爬窗出逃与孙结婚.2.加入中共.3.任中国名誉主席.
宋庆龄一生中几个重要时刻
在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前夕,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了新书《宋庆龄年谱(1893-1981)》。全书解密了未发表的宋庆龄来往信札、相关回忆、口述资料,总数在500篇之上。书中对宋庆龄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婚姻誓约书、宋庆龄在“文革”、宋庆龄临终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等方面,披露了一些新的史料及学术观点。本文摘自该书。
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乙卯)二十二岁。
10月中下旬会晤孙中山使者朱卓文,当晚离沪赴日。
宋庆龄在家中接待受孙中山派遣来沪的朱卓文及其女儿慕菲雅,并看了朱卓文带来的孙中山海外来电,来电让朱与宋当面密谈,迫切要求宋和朱氏父女即去东京。朱卓文告诉宋庆龄,孙中山已与卢慕贞协议离婚,他是见证人之一,并给宋庆龄看了他随身带来的孙、卢离婚协议法律证件,上有卢慕贞按的大红指印。(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902——904页。)
朱卓文走后,宋庆龄即向父母宣布电文内容,提出要跟孙中山结婚,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激动中的宋庆龄昏了过去。宋庆龄多年后回忆当时的情景道:“这时,父亲发火了,母亲流了眼泪,我自己不知怎么被人抬到楼上。”(张珏:《对宋庆龄的回忆——读〈宋氏家族〉译文后写》,载《上海社会科学报》1986年9月9、24日。)她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楼上卧室的床上,卧室门已经被反锁,宋庆龄伤心而泣。(《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902——904页;张珏:《在宋庆龄像前的回忆》,载《红旗飘飘》第27集。)
宋庆龄明白父母决不会答应她的婚事,所以“接受了不经他们同意而结婚的意见”。(《宋庆龄自述》,载《档案与史学》1997年1期。)当晚,她给父母写了一张字条告别,告诉他们自己已下定决心,“要帮助孙逸仙并同他结婚,因为他在3月份已同他的原来的妻子离异”。(《宋庆龄书集集》下册,第902——904页。)留下告别字条后,宋庆龄便从窗户里爬了出去,在女佣的帮助下逃出家门,与朱卓文父女一起乘船赴日。([美]埃德加·斯诺著:《复始之旅》,第104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46页。)
10月24日到达东京车站,与亲来迎接的孙中山会面。
在朱卓文和慕菲雅的陪同下,宋庆龄从上海乘船到神户后,又由神户乘火车往东京。是日下午,宋庆龄一行到达东京火车站,与1时10分提前在此等候的孙中山会面。2时30分,孙中山带他们到青山原宿109号,宋庆龄与慕菲雅一起在这座住宅度过结婚前的最后一夜。(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日本外务省档案》,第466页。)10月25日与孙中山在东京结婚。上午10时5分,和田瑞来访,10时30分离去。(《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日本外务省档案》,第464页。)
午后4时30分,随孙中山赴牛道区袋町5号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举行结婚仪式。在仪式上,两人由和田瑞主持签订婚姻誓约书。该誓约书用日文拟就,一式三份,分别由孙中山、宋庆龄和律师和田瑞各存一份。委托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厅办理结婚登记。(《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日本外务省档案》,第465页;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宋庆龄答刘大年问》,见刘大年著:《赤门谈史录》,第173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870——871页。)誓约书全文如下:此次孙文与宋庆琳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孙文(章)同 上宋庆琳见证人和田瑞(章)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该誓约书曾在抗日战争期间由日军从宋庆龄莫利爱路寓所掠去日本,中国历史博物馆是在1962年从私人手中征集到这份誓约书的。誓约书上日期是“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宋庆龄签名“宋庆琳”且未盖章。对此,宋庆龄的回答是因日本风俗以双日是好日,故接受律师的建议将25日写为26日。在婚姻誓约书上用“琳”字是因为“琳”字容易写。当时从美国去日本,因而没有图章可盖。1980年3月18日,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同志将这份誓约书原件,送宋庆龄题字。宋庆龄见到誓约书原件后十分高兴,欣然在卷尾余纸上题了“此系真品”四个字,并签名盖章。(见赵金敏:《孙中山、宋庆龄婚姻誓约书》,载《文物天地》1981年第2期。)孙中山外孙女戴成功曾有一说:据她外婆卢夫人说,以前的确名庆琳,后来经孙中山改为庆龄。(见余齐昭著:《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第439页,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9年版。)
1966年(丙午)七十三岁“文化大革命”初期接连写信给沈粹缜询问有没有遭批斗,一再关照她要保重身体,回信要讲真话,有困难尽管说。信后常注明“阅后烧掉”四个字。(《宋庆龄与中国福利会》,第246页。)是年认为这场“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宋庆龄选集》下卷,第499页。)
购买一些《毛主席语录》分送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宋庆龄与中国福利会》,第239页。)但对红卫兵的过激行为有看法,对受毛泽东派遣来解释"文化大革命"的江青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该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因此而遭到江青的嫉恨。江青在收到《宋庆龄选集》后,用脚践踏以泄愤。(盛永华:《"文化大革命"中的宋庆龄》,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2期。)
1967年(丁未)七十四岁2、3月间因在上海万国公墓父母的墓地被毁一事而难过,请周恩来、邓颖超帮助解决。
是年1、2月间,宋庆龄父母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墓地被砸毁,墓盖、墓碑、石栏等地面建筑均被拆毁。宋庆龄得知情况后,心里十分难过,立即派人叫廖梦醒来寓所。她给廖看了被毁墓地的照片,并请廖立即把照片转交邓颖超。
邓颖超接到转来的照片后,遂于3月13日致函廖梦醒,谓:"据了解,在一月中旬到二月上旬期间,上海六十二个公墓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烈士墓园也波及,在被劝阻后才未扩大……上海方面已将宋副主席父母坟墓现场所拍的照片送来,现送上请转宋副主席。除已将她前次的酌情处理意见告知上海方面,在她看了现场照片后,是否可提出处理的意见,望告。我和恩来同志看了后,我们有这样一个设想:因为遗体和遗骨已经又埋入墓穴了,是否就在墓穴上面加工覆盖好。墓碑并没破坏,仍照旧保留,只把碑文的下款立碑人的名字磨掉,改刻宋副主席一人的名字。如果把遗体和遗骨挖出来火化,恐难挖全。究竟如何,请宋副主席考虑。"廖梦醒把邓颖超的信和照片交给了宋庆龄。
墓地很快修复了,重立的墓碑仅刻宋庆龄一人名字。对于周恩来在这困难时刻为她做的这件事,宋庆龄表示十分感激,永生不忘。(廖梦醒:《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40页;《梦醒--母亲廖梦醒百年祭》,第290-291页。)
10月1日出席国庆盛典,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富春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首都50万群众的游行队伍。(《人民日报》1967年10月2日。)
11月29日致函沈粹缜,打听蔡缦云的消息。
函谓:"我早以为你已到奉贤去了……现在听说,你仍在上海,我赶快写这封信给你。""我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并谓:"我的老干部,蔡缦云,一年多没有消息了。不知道什么缘故她被关起来。我日夜不安,不知是否因为她代我交一些钱给我一个表亲的缘故?因为她一直很老实,守纪律的,也不和坏人来往。如果你听到她的消息,请不要瞒我吧。我对她应该负责!除了生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我的表亲从未参加过政治或做过坏事。一直很老老实实的。"(《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660-661页。)
下半年收到刘少奇的孩子的求助信后,立即将孩子们的信同自己的亲笔信一起寄给了毛泽东,并给孩子们回信,鼓励他们振奋精神,好好工作和学习。并让秘书带上慰问品和《中国建设》杂志去看望他们。(王光美:《永恒的纪念》,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91页。)
是年为了确保宋庆龄的住地安全,周恩来曾派人到宋庆龄住地,向工作人员传达他的指示:不出去参加运动;不参加群众造反派;安心工作,为宋副主席服务好。但仍有部分工作人员,违反指示,参加了造反派,对宋庆龄的服务也不尽心尽力。这些人称宋庆龄是资产阶级,宋听后气得胃痛。宋庆龄的老秘书黎沛华和新来的秘书刘一庸也因出身不好,受到造反派的斥责,不敢再陪宋庆龄共用午餐,不久便都回了上海。宋庆龄寓所所铺的地毯,也被诬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被卷了起来;院内的许多匾额被摘;室内挂的名画也被取下,改挂语录。在这种情况下,宋庆龄不再从二楼卧室到楼下餐厅用餐。她报经周恩来总理同意后,急电从浙江大学调张珏来京任她的秘书。周恩来还指示调走了造反的警卫秘书,另派专人负责宋的安全,并每晚配两名武装警卫值班,直到1968年5月新警卫秘书杜述周到任。(《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1976年(丙辰)八十三岁9月9日 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第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宋庆龄担任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委员。(《人民日报》1976年9月10日。)
9月18日参加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泽东追悼大会,并献花圈。因年迈多病,依靠警卫秘书和医护人员搀扶才坚持到结束。(《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10月2日致函廖梦醒,谓:"我们领导人的先后去世给我带来的苦恼和悲痛,使我不想动笔写信,请你原谅。"嘱:"如果你能见到戴爱莲,请代我向她问好,并告诉她我上海的地址。"并告以:"我很快要与永清一起离开北京,因为她……需要动手术。……我自己又要去上海开始新的疗程。要不然,我就想呆在北京。"(原件复印件,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藏;《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540页。)
10月6日中共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上册,第512-513页。)
10月8日离京返沪。(《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10月16日允许在上海寓所沿淮海中路墙壁上贴标语,标语内容:"欢呼打倒四人帮"。(《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10月20日在上海寓所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姬鹏飞,听取姬鹏飞通报"四人帮"被打倒的有关情况。(《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福利会进行拨乱反正,工作逐步恢复与发展。(《中国福利会志》,第39页。)1981年(辛酉)八十八岁5月15日晨,体温下降,神志清醒。王光美匆匆赶来探望。
宋庆龄在病榻上与王光美进行了交谈,这是她们之间最后一次谈心。王光美说:"毛主席、刘少奇和周总理都对你有很高的评价,我昨天去拜访过总书记胡耀邦,他也一样。记得你曾提出要求入党,不知现在是否还是这样想法?"宋庆龄点了点头,表示肯定。王光美又接连重复了三遍,宋庆龄都明确表示肯定。王光美随即电话告知胡耀邦。胡耀邦即表示:"我这就处理此事。"(王光美:《永恒的纪念》,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92页;《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上午9时50分,邓颖超前来寓所探望。10时13分,彭真夫妇前来寓所探望。邓颖超、彭真是代表党和政府前来探望。他们告诉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您长期以来的宿愿,党正在考虑您的入党请求。宋庆龄高兴地说:"好,好。"声音虽然微弱,但十分清晰。(邓颖超:《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载《宋庆龄纪念集》,第61-62页;《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张珏记事本》,未刊。)下午,邓小平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会上一致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人民日报》1981年5月16日。)
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受党中央委托,前来北京寓所,通报中央政治局的一致决定。
在卧室的床前,廖承志握着宋庆龄的手激动地说:"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党中央已经庄严决定接收您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5月16日下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八次会议。会议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建议,通过《关于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的决定》。(《人民日报》1981年5月17日。)
5月17日 晚8点20分,华国锋前来寓所探望。
华国锋在病榻前表示:"宋副委员长是受到中国人民非常崇敬的。过去我们称她为亲密战友。现在,我们中共中央正式讨论决定接受她为中共正式党员。她一生是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是有很大贡献的,是受中国人民崇敬的。"
华国锋后来到小客厅,向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并说:"'四人帮'横行时,她一直表现很坚强。打倒'四人帮'后,她很高兴。""粉碎'四人帮'前,她身体不好,要二人搀着走。粉碎'四人帮'后身体好,不用人搀着走,好了。"之后,华国锋又与沈粹缜谈话说:"宋副委员长是一九五八年向刘少奇同志提出入党的,后来告诉她留在党外好。以后她又提出过。这次接受她为名誉主席,我们宪法规定没有名誉主席,人大常委会紧急决定她为名誉主席。"(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5月29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布宋庆龄第十一号病情公告。公告称:"宋庆龄名誉主席二十八日晚九时发生咽部粘膜大出血,呼吸困难。虽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继又发生肺水肿,病情危笃。"(《光明日报》1981年5月30日。)
晚,20时18分,因病医治无效逝世。
28日晚1点多,宋庆龄已经恶化的病情开始急转直下。卫生部领导和医务人员进行了紧急抢救。抢救工作持续了20多个小时,终于无效。在抢救期间,宋庆龄的亲属孙穗英、孙穗华、戴成功和张家恭、林达光、陈恕、陈志昆、黄寿珍、陈燕均守候在病床前,一直到她停止呼吸。(《人民日报》1981年5月30日。)
宋庆龄逝世后,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停止了正常节目播放,向全国各族人民播放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公告。
公告极其沉痛地宣告:"我国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同志因患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于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二十时十八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宋庆龄同志的逝世,是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损失,决定为宋庆龄同志举行国葬,以表达我国各族人民的沉痛悼念。"(《人民日报》1981年5月30日。)
《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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