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新加坡远没有今天这样富裕和美丽。可是那时的中国就更不用提了，和新加坡相比，简直就可以说是原始社会。来到了新加坡港，船员特别高兴，仿佛来到了购物天堂。 从欧洲远航归来，船长要想方设法地让公司安排船舶挂靠新加坡加油和加水。以求船能在新加坡停靠，让船员能在新加坡上岸。 那时的100新元是很大很大的钱，能买不少的东西。可是那时的中国海员的收入更是十分的可怜和微薄，当时有句流行的话叫“干不干两块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分配状态。这就是如果船走远航线，公司每天给每个海员两元5角人民币的航行津贴。其中一块半给人民币，一块给外汇。若是走近航线，给一元四角的航行津贴，其中一块另五分给人民币，三角五分给外汇。而且从船长到水手都是一样的。这种黄金分割不知是那个高人想出来的。
1975年时，新加坡的一碗面条只要5角钱，可是我们也舍不得吃，因为5角钱可以买一盘录音带。外汇宝贵啊！大厨准备和分配一些面包，熟鸡蛋和水果给船员，我们就在芳林公园的草地吃午餐，到也是其乐融融。能在新加坡买一点价廉物美和中国没有的东西，把它带给家人是我们最大的乐趣。
新加坡的红灯码头，芳林公园，泰昌布庄，牛车水和珍珠大厦一带不仅见证了新加坡的繁荣和发展，也见证了一代中国海员的痛苦和辛酸。当年中国海员不论是从红灯码头上岸， 还是西锚地， 或者是裕廊等码头， 都有车和船将中国海员接到泰昌这条街。 然后又从这里将中国海员接回船上。 在这条两叁百米长的小街上， 最兴旺时聚积了十余家专门做中国海员生意的布荘， 电器店和杂货铺。 其中最著名就是泰昌布庄。 以及后来的兄妹店和眼镜店。 这些商店都是专门做中国海员的生意的. 这条小街于是就成了中国海员在新加坡港的聚散地。我1988年从广远调到大远以后，只要在新加坡上岸，还是可以在泰昌这条街看到、在广远工作时认识的老朋友。
那时公司规定船员上岸必须三个人一组，由组长带领，回船后组长要汇报。组是政委编的，有的政委更是要求要老少搭配，南北方人搭配，党员和群众搭配。现在回想起这些规定，真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据说这些规定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船上依然有政委的编制，真不知道这个20左右个人的小团体，有什么必要放一个政委在船上呢。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人才和物力的浪费啊！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性。所谓的改革开放已经快30年了，就连一条远洋船舶的体制都没有办法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