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起中古时期的“曲水赋诗”，很容易让人想起另一个与特定环境相关的文化现象，即先秦的“登高赋诗”传统。“登高赋诗”本来是指春秋时期的诸侯卿大夫在交接邻国时，登上高高的台阶、升堂入室开展外事活动的过程中，援引《诗经》诗句以应对酬酢、伸发志意、展示才学的一种特定礼仪，《诗经》毛《传》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可见“赋诗”——实际上是引《诗》——已经成为当时士大夫的一种必备素质和能力。后来，“‘登高'一词于汉末进入了文学领域，魏晋之后更成了社会上的一种习俗”。（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149页） 文人们登高望远，视野开阔，大自然的美景与个人心志神交冥会，极易激发诗情。曹操的“登高必赋”（《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陶渊明的“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移居》诗之二) ，都说明了创作意愿的萌生与“登高”的特定关系。不过，这时的“赋诗”已经不是引用诗句，而是一种真正的文人创作了。
自然环境对人的情绪心境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登高”如此，“临水”也同样，而且二者常常共同作用于人的情感世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萧子显《自序》也说：“若乃登高目极，临水送归，……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就是将这两种人类活动引起的文化反应等量齐观了。如果说，“登高赋诗”传统经历了一个由庙堂仪式向民间习俗渐次转化的过程，那么，“曲水赋诗”现象则相反，它先是民间信仰和习俗的派生物，因为符合文人创作的心理机制而流行，最后被帝王和贵族所提倡，成为文人士大夫游宴雅集的一个特别节目，进而成为“公宴诗”的一个重要品种。
“曲水赋诗”的民俗学背景是复杂而充满神秘色彩的。《周礼·春官·女巫》说：“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郑玄注：“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衅浴意谓以香熏草药沐浴。”应劭《风俗通》：“按《周礼》，女巫掌岁时以祓除疾病。禊者，洁也，故于水上盥洁之也。”《韩诗》也说：“三月桃花水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续魄，拂除不祥。”《论语·先进》所载“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描述的就是这一习俗。另 据《续齐谐记》记载：
晋武帝问尚书挚虞曰：“三月曲水，其意何？”答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为怪，乃招携至水滨盥洗，遂因水以泛觞。曲水之意起于此。”帝曰：“若所谈，非好事。”尚书郎束晰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请说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曰：‘羽觞随流播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见有金人出，奉水心剑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处，立为曲水。二汉相沿，皆为盛集。”帝曰：“善。”赐金五十斤，左迁仲治为阳城令。(《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按《晋书·束晰传》亦载此事，文字略有异同。)
可见，“三月曲水”、“祓禊沐浴”的风俗与初民求子祈福的生殖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表达了人们对风调雨顺、子孙繁衍的由衷渴望。作为我国传统民间信仰和岁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习俗代代相沿，时间、地点以及祓禊、游戏活动的仪式和道具，皆有约定俗成的规制。时间一般在我国传统的“上巳节”。这是我国民间一个祓（同拂）除祸灾，祈求吉福的节日。汉代以前，上巳必取巳日，但不必 三月初三，从《西京杂记》第77条“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张乐于流水。如此终岁焉”的记载来看，甚至 祓禊的仪式也不必定在上巳日进行。魏以后则一般用三月初三，但不一定为巳日。《宋书·礼志》记载：“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巳也。魏明帝天渊池南设流柸石沟，燕群臣，晋海西钟山后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官人循之至今。”后来，“三月三”也就成了“上巳节”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