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就这样慢慢长大
——一个生于七十年代女人的私家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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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岁数大了,常常在经意和不经意之间回想起成长的经历.特别是在有了盛盛后,总是在拿我的那段时光和他进行比较.人一天天地长大,一天天地成熟,该知道的都知道了,爱过,也被爱过,希望过,也知道什么是希望了,就更加怀念曾经走过的岁月.在我患上老年痴呆症以前,我想应该从记忆深处搜罗些片段，储存起来，待日后翻出来，慢慢咀嚼。
生于七十年代 （1）过道
如果我能像阿甘那样使劲儿想，使劲儿想……童年的生活片断总是伴随着四川绵阳市现在被称作市中心的一处杂院儿的过道开始的。
我对那过道的内部没有一点印象，因为那里面实在太黑，只知道那是连接我奶奶住的杂院儿和大街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结构。每天，我和奶奶都要从这里经过，去街上买菜，打酱油……每次走过过道的时候，奶奶都会对我说一定要有大人领着才能出去，因为过道尽头挨着茅房，茅房是要踩着吱吱作响的木板跨过粪坑才能进去的，曾经有人不小心掉进过粪池。
记忆中，那过道很黑很长，令我那三岁的小腿儿要倒上半天才能走出去。无论是从院儿里往外走，还是从外面往里走，过道尽头的明亮像童话中的王国一样让我无限神往。长大了，上学了，读了冰心的《小桔灯》才明白，当年那片明亮的光所给我的感觉应当叫“希望”。
奶奶家是杂院儿中的南房，两间，厅房和卧房间是灶房。父母因为在成都工作忙而把我送到了绵阳的奶奶家，实际上那时根本没有忙的工种，只能说他们没有受过亲自教育的宣传，不懂得珍惜和我在一起的时光。
第一次在奶奶家那张雕刻得繁冗的清代木床上醒来时，看到屋顶角有一处佛龛，很像《罗马假日》中安妮公主在乔记者家中醒来时琢磨屋顶角水管的感觉：陌生而有趣儿。
直到上学前，我一直和奶奶住在这里，拉着她的手一遍又一遍地从那过道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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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七十年代 （2）邻居
就像这张照片一样，那时，我常常在奶奶家的门槛处坐着，一边吃苹果，一边看着杂院儿里发生的一切。科学家说过，人在三岁前是没有连续记忆的。我真的很惊讶，我能在刚满三岁就能有这么多生活画面的片断。可惜，我爸我妈那时没有发现我在这方面的才华，否则，我也不至于到了而立之年还这么没出息。
奶奶家右边的邻居是个孤老太，带着个和比我大些的孙子亦或孙女儿过。模糊地记得，那孙子或孙女儿有一天在玩耍时掉进了杂院儿中的水井，被住在对面的一个年轻叔叔捞了上来而拣了性命。后来，那井就被盖上了盖子，上了锁，否则，下一个掉下去就可能是我。
那个叔叔给我唯一的记忆是他在冬天的一个傍晚，踩着一副梯子，把一缸腌鸡蛋放上了房顶。奶奶好像说过他没有媳妇，所以要把腌鸡蛋放在外面小心保管。我一直不明白腌鸡蛋和媳妇有什么关系。
杂院儿的西面住着一对夫妇。傍晚的时候，女人总是将一张黑黢黢，硬邦帮的东西在火上烤化了，“啪”地贴在男人赤裸的背上。然后，一缕烟雾在男人的号叫中弥漫开来。她几乎每天都给男人贴，男人每天都是那样大叫着。奶奶总拿男人的痛苦的号叫来吓唬我，说是如果我不听话就会和他一样被贴上那滚烫的东西。后来，才从大人们的唠叨中知道那黑乎乎的东西叫狗皮膏药，是治病驱寒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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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七十年代 （3）姑姑
我一个人留在绵阳奶奶家.我妈放假的时候就来看我."妈妈"这个词对于我来说只是个名词.我的两个堂弟也被我姑姑送到我奶奶家,我奶奶看三个孩子的诀窍就是"放养".姑姑就在绵阳工作,每天都来看她的孩子.堂弟们围着叫她"妈妈"的时候,我也跟着叫她"妈妈".姑姑的确像妈妈一样待我,给了我很多温暖.
文革末期的绵阳,小城市里疯狂的人们还沉浸在要文斗还要武斗的热情中.一天傍晚,姑姑带我们三个小孩去散步.那时的绵阳几乎没有路灯,有路灯的地方也是供电不足.我们走到一座桥头,背后开来一辆站满了人的卡车.卡车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车上的人就往下面砍石头.我看见车上的人影在昏暗的路灯下一闪一闪的,听到石块落在水泥地上发出的咚咚声.遥远的记忆中,画面是模糊的,但姑姑的一声尖叫却永远留在了我为数不多的对声音的记忆中.卡车很快驶走了.后来发生了什么也不记得了.第二天早上,姑姑的额头上贴了块白纱布.她用四川话和奶奶说着昨晚发生的事,我一点没听懂,嗡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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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七十年代 （4）坐火车
每年休探亲假的时候,我妈都会带着我坐火车回北京看姥姥.我们坐的是硬座,一到人多的时候,我妈就让我躺下占住座,好让我有地方睡觉.一个小站上来个背小孩的农村妇女,又拿了很重的行李.我妈就让她坐在我脚后.我不高兴,躺在座位上用毛袜子挠那背在背后的小孩屁帘下的屁股.毛袜子很扎,刚一挠,小孩就哭了,那妇女就站了起来哄他.我妈又让她坐下,说别客气.我又伸脚去挠,小孩又哭了.反复几次后,那妇女死活也不坐了,连连谢了我妈就一直站到下车.我得意地躺在座上,看着我妈一脸的疑惑.
现在想想,我那时虽只有三岁多,真够损的.如果在以后成长的道路上没有我妈的教育，我很有可能成为不了一个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阳光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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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七十年代 （5）天安门
天安门给我的第一个画面就是天安门事件的前奏.
1976年我妈带我回北京探亲.那次的记忆大部分都是模糊的,唯有那天去电报大楼发电报的经历却是无比清晰的.那天天特别阴冷,连我那么小的一个小孩都能感觉到空气中所夹带的沉重.
发完了电报,我们坐上戴着"大口罩"的公共汽车从长安街驶过.路过天安门的时候,看到广场上堆满了人,像蚂蚁一样黑压压的一片.我妈带我下了车,钻进了人群.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穿着兰布棉袄的人.到处都是白色的纸花,在我眼里,看上去有碗口那么大.广场上走动的人在我眼里看上去也很高大.我看着白花,觉得很好玩,就扯了一朵下来,一不留神,掉到了地上.我不知为什么,上去踩了一脚,松了脚,白花像秋后的菊花一样又张开了,我又踩了一脚,白花又张开了.我正沉浸在白花一张一合的游戏中,忽听见远处传来一声吼叫:那个小孩在干什么?我看到那些蓝灰色的人影向我涌动过来,那是一种只有在动画片中才能见到的怪物包围过来的场面,恐惧感让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有人一把抱起了我,那是我妈妈.我把头埋在她的围脖中,不敢看那些灰蓝色的人影,耳朵里听到的都是我妈在不停地说:对不起(我会说这句,所以听得特别清楚).
我们迅速地离开了天安门广场.一直到回到了家,我才把头从我妈的围脖中抬起来.长大了,才听我妈说,幸亏那天我们早早离开了,那天晚上就发生了天安门事件,有人流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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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七十年代 （6）毛根儿
在北京的日子里，我过得很快乐。
我的舅舅们和姨都还没有孩子。他们像对待皇上一样照顾我，又像宠爱小动物那样宠着我。
他们三个人带我去动物园看长脖鹿。他们给我买合作社里为数不多的奶油蛋糕。他们抢着抱我。他们还争着让我坐在他们的肩上。
我给我的舅舅们和小姨也带来了快乐。
我会指着北京电车的辫子用四川话说：好长的毛根儿。我会在拉完屎后，端着尿盆让他们每个人看而没人反感。我会给他们唱儿歌：
奔儿头，奔儿头，
下雨不愁，
人家打伞，
我有奔儿头
那段幸福的时光在我的舅舅们和小姨都有了孩子后而彻底结束了，因为，他们发现还是自己的孩子好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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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七十年代 （7）小莉莉
一个阴天的下午，我被我三爸从绵阳带到了成都。
我父母都在成都工作。
我三爸是我爸的弟弟，他并不是因为排行老三而叫三爸。在我三爸和我爸之间，除了我大姑，还有一个男孩曾经短暂地存在过，后来夭折了，所以三爸就成了家中第三个爸，也就是第三个男人的意思。
三爸把我送到成都。我因为之前很少见我父母，这两个陌生的人让我感到十分不安和反感。我愣是趴在我三爸肩上三天不睁眼。其实我一直虚着眼观察着新地方和那两个陌生的人，只不过他们不知道。
三天后，我睁眼了，该吃吃，该玩玩，早把绵阳，把我奶奶忘在脑后，一副喜新厌旧的德性。
我来到了成都，大家都叫我“肖李李”（ 小莉莉）。这小名儿还就得用四川话念，只有四川话念出来才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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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七十年代 （6）八角楼
成都武侯祠东面有个“栋二八” 空军大院儿。（成都话里把‘0’发音成‘栋’）
“栋二八”里有座上下两层的灰色楼，大家都叫它八角楼。
八角楼本来是当兵的宿舍。
后来当兵的，就像我爸这样的都成了家，有了孩子，八角楼就演化成了有家史的部队人员的宿舍。
我从来没有数过八角楼是不是有八个角，反正它在我眼里很高很大。
那时侯盖房子的人好像都是神仙，不沾人间烟火的样子，这么高大的一座楼房居然没有个内部的厕所。部队只好在外面盖了公共厕所。
那公共厕所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水泥的隔断，笔直的通坑从下面一贯到底。每隔二十分钟就会有一股水流汹涌而出，将所有令人恶心的汤汤水水径直带走。
我每天都是固定的时间去上厕所， 在厕所一呆就是两个小时。厕所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是排泄的地方，也是那个缺少娱乐项目的时代的娱乐场所。上厕所的时候， 我们小孩子都带了粉笔，一边脱了裤子蹲在那里履行着拉屎的程序，一边在水泥隔断上涂涂抹抹。我后来能喜欢上画画，并且现在还画得不错，溯本追源，不能不说八角楼的公共厕所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
八角楼的南面有一片枇杷林，一直搞不清楚枇杷和琵琶之间的关系。反正我知道枇杷是一种很没滋没味的水果，除了皮就是核儿，而琵琶却是一样非常好听的乐器。
八角楼里住了很多像我们家一样有小孩的家庭。我们的邻居是铃铛一家。铃铛有个姐姐叫要武，一看就是文革初期的产物，要文斗还要武斗。而到了铃铛，她的大名就成了宁，安宁的宁，是斗累了对安宁生活的企盼。我一直不明白，铃铛家在八角楼占了五间，整整一长溜儿，而我们家才只有两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文革中斗争的结果。
生于七十年代 （7）生活的哲学
有一次，我正玩捉迷藏。一只蜜蜂飞来，我试图去打它的行为惹怒了它，追着我不放。我跑呀跑呀，一直跑回家，把门反锁上，窃窃地笑着，心想，这回你进不来了吧。刚一转身，发现那蜜蜂也进了屋，我把我们两个都锁在了屋里。小蜜蜂在空中一个掉头，直接向我刺来，小拇指上的伤疤现在还清晰可见。那只小蜜蜂用它的生命捍卫了它最为一个生物的尊严，让我永远得记住了任何存在的事物再小也是应该被尊重的， 他／她／它的尊严是容侵犯的。
还有一次，我惹恼了一只母鸡。这次是因为对它的过分的关心让它不高兴。
我家养了一只母鸡。母鸡生了鸡蛋。母鸡对最后一只没有落如我们腹中的蛋非常精心地进行了孵化。看着它一日一日地坐在那蛋上，我很心疼，就拿了我的枕巾给她盖上，又拿来我爱吃的肉松放在碟子里给它吃，还试图给它做做按摩，让它舒服舒服。那母鸡被我的关心搅得无法专心孵蛋，最后忍无可忍。它突然猛地跳起，跳到我的头上，抓着我细软的小辫子咕咕地叫着，好像是对我的控诉。我吓得蹿出了鸡窝，蹿到八角楼楼道里，母鸡还是不愿下来。当一个头上站着只母鸡的小孩站在八角楼里做晚饭的人们面前时，所有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后来有个叔叔居然劝我们家送我去演杂技。
母鸡最终还是下来了。它只是想给我个警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理由拿自己的生活准则来要求别人，就像美国没有理由让全世界来keep他的哲学来发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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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七十年代 （8）红缨枪
八角楼一直是孩子们的天堂。
童年的游戏因为没有游戏机和反斗乐而变得单调而重复。我们日复一日地在八角楼里玩着过家家，捉迷藏，你追我，我追你的。
八角楼里的孩子几乎人人都有一把红缨枪。我没有。我就央求我爸给我做一把。我爸不擅长木匠活儿，但他那时因为转业后工作于一家化工厂的门市部而对黏胶剂是十分精通。所以，他给我做的红缨枪并不是榫卯上的，而是粘上的。
我终于有了一把属于自己的红缨枪，没有漆，但有红红的缨穗儿。
每个清晨，我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拿我的红缨枪。
黏胶剂质量不好。没过几天，红缨枪的枪头就在一次拼杀中掉了一半。小朋友们都笑话我，甚至有个人竟然说我反动。
我不管，每天仍旧抗着掉了一半枪头的红缨枪去拼杀。只要红缨在，红缨枪就在；只要红缨枪在，红缨战士——我就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