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中关村生活杂记（4）

 我在电脑旁，看那么一会儿，就会习惯地站起来，走到窗前，望望后院的草地或树养养眼睛。望着一棵翠绿的树，我想起前几年曾有一只蜂鸟在树上筑了一个精致的小窝，蜂鸟在这里生蛋，又用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一动也不动地孵蛋，终于孵化出来两只极小的蜂鸟。每天蜂鸟妈妈穿梭一般来去，给小蜂鸟喂食，眼看着两只小蜂鸟就可以飞出鸟巢，谁知一场洛杉矶绝少发生的狂风暴雨把那个鸟巢吹翻了。第二天清晨，我在树下找到了两个小蜂鸟，它们眼睛紧闭，躺在地上，再也不可能飞上天了，我把它们埋掉，抬头望着在窝旁徘徊着的蜂鸟妈妈，我很难过，这么一个美好的蜂鸟之家就这样在一场风暴中被颠覆。而人，有时就像我看到的蜂鸟的遭遇一样，在政治斗争的狂风暴雨里，他的命运、他家庭的命运是无法预测的。

1957年，在我的记忆里是很特殊的一年。春末夏初，在中国的大地上突如其来一场无法躲避的政治风暴，不仅让成年人感到措手不及，连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孩子也茫茫然。尽管前几年，我也隐约感受到政治运动给亲属带来了不少冲击，给父母心灵造成了很深的伤害。但我眼中的世界总的来说是阳光明媚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我可以无忧无虑地学习、戏耍，如我前几篇中关村的杂记所述。而1957年的反右斗争，虽然我从未正面接触斗争和批判右派的场面，但通过父母回到家中谈及，和我亲见的“右派分子”及他们家属的遭遇，就像是一片片阴霾，笼罩在我的心头，让我感到压抑，而这种感觉，我过去从来没有过。

我说一个人和两个家庭。

先说一个人，马思周。

马思周是语言所一位青年研究人员。语言所搬到中关村以后，我还是和从前一样，常去所里。一是那里有乒乓球台，可以打球；再是那里有无人图书馆，可以看书借书；小会议室还有留声机，很多唱片，愿意听什么就听什么，没人管你。马思周那时好像是单身，我常看见他下班后还呆在所里，没有像别人那样急忙回家，星期日也总见他在办公室看书，写什么文章。我打乒乓球的时候，他要是路过，会指点我一下。我要是打出个好球，他什么也不说。要是没打好，他会骂我，说：“你这么打，一辈子都打不出来，别打了。”把拍子往球台上一丢就走，让我觉得他脾气有点怪。有一天，我正在小会议室放一张唱片，是马思聪的小提琴《思乡曲》。马思周静悄悄走了进来，不说什么话，坐下和我一起听。唱片放完，他也没动，好像还沉浸在那优美的旋律中没有回过神。我就问他，你叫马思周，唱片里拉小提琴的马思聪是你的亲戚吧？他说，你猜对了，他是我堂哥。哦，原来如此！
 
反右开始，马思周不知为何，成了语言所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所里满墙的大字报上，都是批他的。我还是能在所里看到他，脾气很坏，匆匆进出，谁也不理。一天，我父亲下班，样子很紧张地说，今天在全所批判马思周的大会上，他急了，拿出一把藏在身上的刀子就要抹脖子，叫人给制止了。那时这样的举动叫作对抗运动，尤其是以自杀来对抗，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不久我就听说马思周被定为右派分子，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

某日晚上，我到福利楼给家里买点心。福利楼的那家卖西式糕点的商店，是不久前从城里搬到中关村的。这家西点铺的点心做得特别好，很远你就能够闻到糕点飘散在空气里的奶油和香料的诱人香味。商店里还设有雅座，可以在那里喝咖啡品尝糕点。当时，就是全北京，也很难找到如此西化的咖啡厅。我走进商店的大门，就看见马思周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咖啡杯放在桌子上，他面无表情望着窗外发愣。我已经知道他是右派分子了，谁还敢和右派接触，找麻烦不是？我很小心到柜台，买了点心，正想溜走，就听那边马思周叫我。我只好停下，转过身望着他。他招手让我过去，我很不情愿地走过去，问什么事？他的眼球充满了血丝，但衣着整洁，白色的衬衫领子很挺地潇洒翻开来。他问我要不要来杯咖啡？我连忙说，太苦，我喝不惯，不喝，不喝。其实我很喜欢喝咖啡，要是别人请我喝，我会乐得屁颠屁颠的。他苦笑了一下，说能不能帮个忙？别紧张，小事一桩。我只好问，什么事。他说，你不是和我一起听过《思乡曲》吗？我还想听听。这里（指的是咖啡厅）播放的西洋音乐，我不爱听。帮帮忙，你到语言所小会议室，把那张《思乡曲》拿来，不，是借来，让他们放一下，我想听，行吗？听他这样，近于恳求的样子，我觉得这也不关什么“政治”，想了想说，行吧，你等着。

语言所与福利楼离得很近，几分钟就到。我是语言所的常客，进出非常自由，传达室的老安，正在和人下象棋，抬头从眼镜缝望了我一眼，理都不理我，就继续对弈。我很快 就找到了《思乡曲》，用张报纸一包，就走出语言所。 就要到糕点店，就见门口停了一辆吉普车。那时，很少有车辆在中关村行驶。电影里面，国民党军官才乘吉普。解放后，好像也只有军队和公安才使用它。感到有点异常，就停在不远处看，没敢过去。不一会儿，三四个人从里面出来。我一眼就认出其中一个人是马思周，他个头很高，穿着白色的衬衣，而别的几个都是黄色的衣裤。这是怎么回事？还不来得及想，他们就带着马思周上了吉普。车一下就开走，只留下汽油的味道，与糕点的奶油香味很不协调地混杂在一起。 这时，从店内走出些顾客和店员，在那里小声说着什么，我凑过去，只听他们议论着，说来的是公安，进门就把那个喝咖啡的人带走了。那人什么也没说，非常安静跟着他们就上了车。我知道，马思周被捕了！我夹着《思乡曲》的唱片，发呆。心里只想到，他还想听《思乡曲》呢！可惜他连这样一个愿望都没能实现，就被带走了，他到哪里去了呢？ 后来我听说，因为他的反党言论和对抗运动的行为，被当作极右分子处理。他已经被送到东北接受劳动改造。不过，我一直为他没有在走前听到《思乡曲》而感到遗憾，不知道他在远离故乡广州的东北能不能听到那感人肺腑的美妙乐曲?

就在马思周被公安机构带走后不久后的一天晚上，夜很静。我正要睡觉，就听楼下有很大的吵架和孩子哭的声音，而且越来声音越大。我想下楼看看怎么回事，被父母阻止了。父亲说，又是彭楚南和他太太（我父亲从来不用“爱人”一词）在吵架。说着，深深叹了口气。
 
彭楚南也是语言所的年轻学者，他们家在我家的楼下住。在我的印象里他们夫妻好像是从国外回来的，算是“海归”。他们有一男一女两个很小的孩子，记得较大的男孩叫彭听涛，也就五六岁的样子。我的父母常带我到他们家串门，熟了以后，我就独自跑到他们家找彭听涛玩。其实找比我小得多的小孩玩只是一个借口，我是看上了他们家许多的外国画报和杂志，虽然都是些洋文，除了阿拉伯字母，我一个子都不认识。但那些花花绿绿页面，还有精美插图太吸引我的眼球了。过去，我从未看到过这些，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得到的。每次到他家，彭楚南夫妻就让我自己随便翻看杂志和画报，他们各自捧着书看，根本不管我。有时他们用外语交谈，甚至孩子闹了，彭太太也用外语哄他们。他们住了房间不大，而书籍和孩子的玩具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床单和窗帘都是红色的花纹，让我感到这是一个红红火火，温馨的小家庭，而家庭的两位主人又都是很有学问的。
 
谁知祸从天降，彭楚南被打成了右派，从此这个家庭的命运就开始恶转。他被批判期间，我到他家串过门，发现他家比过去乱得多，而且是脏乱。他们夫妻俩人也不理孩子，在一起小声议论着什么。唉声叹气，彭太太悄悄地擦眼泪。我觉得气氛不对，也就知趣离开了他们家。再后来，我就听说彭楚南也当了右派，我就不再敢到他们家去了。住一个单元，抬头不见低头见，彭先生明显地憔悴，精神也很差。不久就听说和他回到家就和太太吵架，摔东西。可我并没有看到或听到，直到那天晚上，因为动静实在太大，我才知道彭先生家的确发生了“地震”。
 
彭楚南大约是在1957年的年底，被送往河南一个劳改农场接受改造。他的命运没有马思周好，他没有熬到平反，就被折磨而死。而他的太太在他去河南之后，独自带着一双儿女搬离了3号楼，谁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就此瓦解。

我最近在网上查阅了有关彭楚南的资料，尽管他已经去世了将近半个世纪，但他当年的学术译作不断地再版，一些论述和观点依旧没有过时。当我们今天亿万人使用汉语拼音，作为输入法来书写文章时，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当年这个“汉语拼音方案”的问世，也倾注了彭楚南先生的心血。如果他没有被打成右派，如果他还活在人世，我敢断定，他会为我们国家的社会科学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要说的另外一家，他们是哪个所的，叫什么名字我到今天都不知道。

1957年以前，在福利楼的北面，靠南北向马路的西侧，曾有一个不算太大的广场。里面有滑梯、秋千和跷跷板之类儿童玩耍的器械，我就称它为儿童游乐场。（1958年，那里飞快建起一个称之为“四不要”的礼堂，那个广场和儿童乐园自然不复存在。“四不要”礼堂后来因为严重的质量问题而被扒掉重盖。不过由于京剧大师梅兰芳漫长演出生涯的最后一站，是在那个“四不要”礼堂里画上圆满句号的，因此你在梅兰芳的传记里还会看到那座礼堂的记载。）我常穿过这里，去福利楼或大操场。有时我也喜欢停下来在这里玩一会儿，尽管玩儿童玩的跷跷板之类，对于我这样半大不大的小子来说，在上面玩有“装嫰”的嫌疑，我也不在乎别人去说。我在那个地方常会看到一对很年轻的夫妻，带着一个大约三四岁的男孩来这里玩。小男孩滑滑梯，他们的父母就在下面接着他，怕他滑到地上。小男孩玩秋千，年轻爸爸妈妈就在前后推，把小男孩荡得很高。小男孩玩跷跷板，他们就在另一头轻轻地压，慢慢地放。小孩玩得大笑大叫，爸爸妈妈也跟着他笑。爸爸清瘦而文静，妈妈的眼睛很大而有神。她长得和当时有名的香港影星夏梦有些神似，因而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一家大概是每天下班都来，我每次经过这里几乎都可以碰到他们，他们总是很开心。
 
一天早上，我照例背着书包去学校。刚走到楼下，就见许多人，有大人也有和我一样背着书包要去学校的学生，往西北方向跑去。听到有人悄悄边跑边说，死人了，死人了！我也下意识地跟着这些人跑过去看。那是中关村和中关园交接处一片小松林，人已经聚集了很多，有人拦着群众不让再向前，只隐约看到地上有被布单盖着的什么，显然是一个人的尸体。大家小声议论，说是有人晚上在松林里上吊了。是谁？还不知道。我不不敢也不忍再看下去，分开人群，赶路上学。这时，突见那位常在儿童游乐场带小男孩玩耍的漂亮妈妈，披头散发发疯一样，跌跌撞撞跑过来。她从我身旁掠过时，我看到往日那双美丽的眼睛现在变得无法形容地可怕。我惊讶地停住，回身望着她冲开人围，从我眼中消失。不一会儿，只听撕心裂肺的一声惨叫，像琴弦突然崩断般，颤动着初秋微寒的天空，我感到有一股寒气从脚底向上窜升，让我脊背发凉而浑身颤抖。什么都不要说了，人世间一幕惨剧，就发生在我眼前，就发生在那么令人羡慕的一个美满的家庭里......

下午从学校回到中关村，我拐到小松林外停住脚步。还有些人，或七嘴八舌、或默默无语。小松林里空无一人，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平静。从一些人的议论中我知道死者是因为被定为右派分子，无法面对人世，而选择了这条绝路。我回过头再一想，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在儿童游乐场看到他们的身影，但并没有意识到什么。现在才知道，那时正是反右斗争搞得最为轰轰烈烈的时期，那个美好的家庭的男主人，一定被批判得七荤八素，哪还有心思陪妻子和儿子到游乐场玩？

小松林出事以后，我在中关村的楼间小路上曾经见到过几次那位年轻的妈妈。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变得呆滞而无光，面色苍白，那神似夏梦的笑容再也没有浮现过，而我也没有见到过她的那个可爱的儿子。
 
我还是常从那个广场走过，直到“四不要”礼堂动工。
 
当我看到那些跷跷板、滑梯和秋千架当成废铁而被拆除拉走时，我想，拆就拆了吧，没有人再需要这些东西了。
 
我不想再写了，于是又站起来，走到窗前。当我把眼光转向那棵大树时，惊喜地发现又有一只蜂鸟在那里筑巢。自然界总会有暴风，总会有骤雨。生物就是在和自然界的灾难和灾害的斗争中，延续着的。如果没有人为的干预，它们的生生死死只具有自然的普遍性，而没有社会的特征，人则不同，他们是二者兼之，更重要的是后者。死了一只蜂鸟，还会有另外的蜂鸟的。这样的延续，不具个性。这只正在筑窝的蜂鸟，和我前几年见到的那只蜂鸟，没有本质的差别。而人，非此即彼。他们传承了人类文明，又要为人类的文明作出贡献。他们需要相对宽松的环境，而不需要人为的狂风暴雨。不错，是有什么“屈原逐而有《离骚》，司马迁阉而有《史记》”这类说法。但多少有才华的人，并没有能从人为的灾难里活下来，否则一定会有比《离骚》和《史记》更伟大的作品流传下来。 就拿马思周来说，如果没有那场风暴，他会贡献更大。而彭楚南和那位不知道姓名的年轻学者的死，就让人们再也不能分享只具有他们特色的，对社会作出的贡献了。还有，如中关村人在文章中提到的极具才华和天分的束北星和许良英，如果他们没有人为的灾难，他们难道不会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里，取得我们无法估量的独特成就？他们不是蜂鸟，他们是独一无二的人！在那个年代，我只是从侧面看到那场悲剧冰山的一角，但已经足够我们思考了。我希望，在我们国家的大地上，再也看不到这些人为的悲剧，让我们每一个人，具有唯一个性和学识的人，为我们的国家和全人类都作出他们无人能够取代的贡献。
 

(后记：马思周多年后被平反，在东北继续语言学的研究，在学术上颇有建树。他曾回京拜访过我父亲，但我从福利楼一别后，从来没有再见到过他。如今80开外的马先生，在家乡海丰颐养天年。他终于思乡而回到了家乡。我祝他健康长寿！
 
从下面的资料可以知道为什么马思周对《思乡曲》怀有深情：马思聪自小离开家乡到法国留学，除十七岁时回汕头跟父兄见一次面外，1942年那次回乡就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也是最后一次回到海丰。当时在当地城厦镇中心小学当教师的马思周有一天去找堂哥玩，房中没见人，桌上却摊着几张乐谱，马思周曾自学五线谱，看了后就将其中一首马思聪1937年作的《思乡曲》翻译成简谱抄了下来。次日，马思周在院子里问堂哥：“你那首《思乡曲》的旋律能不能写成中国曲？”马思聪说可以，马思周拿出手抄的简谱，令堂哥大吃一惊。得知堂弟自学识了五线谱后马思聪大为赞赏，他就与马思周用海丰话填词，有一句“举目回望，四野荒凉，落日依山，雁儿飞散。”就是马思周写的，马思聪赞道“有情有景，恰当”。填词后没几天，马思聪就将这首歌作为抗日宣传歌曲第一次向家乡父老作了演奏。这首充满浓郁乡思乡情乡愁的歌曲，拨动了无数被日寇所逼而背井离乡的中国人的心弦，成了一首流传全国的抗战歌曲。马思聪在家乡三个月的时间，积累了丰富的民间音乐素材，为他以后创作《钢琴弦乐五重奏》、《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秋收舞曲》等打下了成功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