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车、米粉与剪刀：济南的一天

   前年，侄子以优异成绩考入山东大学。今年借探望他的机会，我顺道游览了济南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

  酒店的自助早餐格外丰富，除了常见的中西式餐点，还有煎饼卷大葱、把子肉（切成厚片的红烧肉）、咸鸭蛋、油旋、水煎包、甜沫、糁汤等地方特色，仿佛生怕游客错过了什么留下遗憾，所有好吃的都得一一摆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实实在在地展示了山东人的实诚与热情。让我想起小时候，家里人什么好东西要留给客人的劲头。





  从酒店出来，我打算当一天标准游客。刚打开高德地图准备打车，一辆出租车就停在我面前。前一天我从火车站是搭地铁到酒店的，现在刚好可以看看街面上的风景。

  作为省会城市，济南多少让我有些意外。市区街道拥挤，交通秩序混乱，城市面貌与北上广相比，仿佛落后了二十年。空气质量也远不及省内沿海城市青岛、威海等。

    我一向喜欢跟各地的出租车司机聊天，济南的也不例外。那天的师傅边开车边跟我讲，他每天都得跑十二到十四个小时，纯收入才能达到五六千，跟二十年前差不多。可如今要供两个孩子上学，压力实在不小。他很激动地提起原济南市长因贪污落马，觉得社会就是被贪官搞坏的，只要有清官，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我不知该如何回应他这种朴素的信念，只能把车费递过去，告诉他零钱不用找了。

  “不到趵突泉，空负济南游 ”，我的第一站选在趵突泉。老舍对泉的评价极高，“设若没有这泉，济南定会丢失了一半的美。” 在这样的期待下，我自然也对这处“天下第一泉”抱有不小的想象。



  然而，也许是我欣赏水平有限，或是文化底蕴尚浅，实在看不出这个公园有什么特别打动人的地方。相传乾隆皇帝曾封其为“天下第一泉”，因泉水清冽甘甜。我不知道是否有品尝的地方。泉水确实清澈，池底散落的硬币清晰可见。



  老舍也承认，“泉的所在地并不是我们理想中的一个美景。……凡是自然的恩赐交到中国人手里就会把它弄得丑陋不堪。” 这话听来有些刺耳，但又不得不承认是个普遍规律。公园门口 “卖大碗面条与肉包子的棚子 ”倒是没有，却有色彩缤纷的花车排成长龙，司机们热情地招揽着生意。我先花十块钱买了一把莲蓬，又花十五块钱上了一位面相友善的大姐的车，去大明湖。大姐告诉我，她在济南帮儿子家看孩子，早晚接送上学，中间的时候就出来拉花车，挣点外快。



  快到目的地时，大姐忽然让我下车，说到了。我一看，前面并没有公园大门。她指着对面，“就在那边”，然后一踩脚蹬，跑了。我一脸懵地穿过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果然看到大门。保安拿着大喇叭，在路边不停地喊，“违规花车不能坐，人身安全没保证”。

   既然花车违规，为什么冲着不明就理的游客喊话。就像不去堵食品安全的源头，而总是让消费者自行鉴别。难怪花车大姐不送我到门口，怕我挨说。

  保安跟花车之间，好像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荒唐得很。猫表面上在维护公共安全和秩序，但实际上，他们为了服从上级指示本来就挺辛苦，偏偏上头还常常是摸棱两可、朝令夕改。老鼠则为了生存，必须耍点小聪明，顽强地见缝插针。说穿了，谁又不是为了五斗米呢。



  大明湖，也是济南三大名胜之一。说起大明湖，绕不开老舍；而提起老舍，就不得不提他那两盆白莲。“盆是由北平搜寻来的，里外包着绿苔，至少有五六十岁。泥是由黄河拉来的。水用趵突泉的。”为这两盆莲花，他还专门写了诗，自嘲“专说‘亭亭玉立’这四个字就被我用了七十五次。”可惜这几朵心头宝，竟被以为很雅的、静立赏花的友人，用香油炸嫩瓣，吃了。



  一想到吃，我就觉得饿了。绕湖边走了半圈，正好看到一家米粉连锁店，就走了进去。我味精过敏，点餐时小心地跟米粉大姐说明，调料能避则避。如果人家对这种矫情的要求，回答“爱吃不吃，我们这儿都是一样的”，我也无可奈何，旁边反正还有卖玉米棒子的。没想到她听得特别认真，告诉我老汤里面全是味精；然后她给我单煮了一碗，只加葱、香菜和一点盐。那一刻，我忽然有点感动。米粉清清爽爽，没什么香味，可是，有人情味。



  我走到宽厚里小吃街的时候，离夜市开市还早。



  我本来想买几本小说或杂志带在旅途中消遣，恰好，入口处路边有一个旧书摊，摊上摆满了大幅打折的滞销书。顾客不多，女摊主在肆无忌怛地大声打电话，“我治他还不容易！今天出摊，我把二维码换成自己的，这不又进来六十。”我觉得很好笑，她也不在意。江湖嘛，各有各的生存之道。



  书摊上的书有点意思，我居然翻到一本《1984》，还有《动物庄园》。我不知道这两本书是如何流落街头的，因为听朋友说，他家孩子的学校发了通知，连易中天的《论语》、《庄子》、《孟子》等，还有龙应台的作品都被禁了，即使龙应台主张统一。

  我本想把《1984》放到显眼的位置，正好旁边一对看似大学生的情侣在翻书，还讨论着书名和作者，我随手拿给他们： “试试这本吧。”他俩一脸疑惑地接过去：“没听说过，讲什么的？”我答：“非常有名的小说。”说完，便转身离开了。他们是否真的会感兴趣，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刻，我留下了自己的念头。



   我一个人在夜市浅尝两样，很快就饱了。



  回旅馆的路上，经过一家理发店，宽敞明亮。这条繁华的街道紧邻高校，顾客主体应该是学生和教职工，想来价格和师傅水平应该都不错。我在门口探头问了一声，“剪头发多少钱？”“三十八。剪不剪？”没想到这么便宜，在北京，这种规模的至少要上百，我赶紧回答，“剪！”



  坐下来后，发型师问我要什么样子的。我对发型从不挑剔，毕竟自己的颜值扛得住，不要过短、有层次就行。“以前剪过短发吗？”“是的，一直是。”“削薄自然就会短。”“没关系。”

  我感觉到他有些顾虑，于是干脆放权，用轻松的语气请他按自己的想法来剪，我能接受新鲜事物，就差发誓说绝不投诉，他这才小心翼翼地开始剪发。

  他说做这行十五年，靠着这把剪刀，孩子都上高中了。如今的高中几乎全是寄宿制，孩子在学校吃住，课业由老师统一安排。理发师对孩子的朴素愿望是“好好考试，改变命运。” “寄宿好，在学校有人辅导功课，在家我们都不懂……孩子还是得上个大学。你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吧？当老师挺好，如果能考上公务员，就更好了。”

   师傅精心剪了半小时，格外小心，生怕哪里多动一刀。接下来的几天，没一个熟人看出来我头发新剪过，都以为我从泰山回来，山风把头发吹乱了。更夸张的是，还有新认识的朋友跟我推荐当地理发店，大家对我刚剪的新发型评价是“该剪了”。

  更好笑的是，那天刚剪完出来，我拐进隔壁一家水果店，想挑点南方水果解馋。店员小妹主动指着摆在门口的大堆桔子说：“那种最便宜！”又补了一句：“小的冬枣也打折。”她亲切、热情，我却不知道自己身上哪一点让她判断我是追求实惠的？就让发型背锅吧。



  现在想起来，如果我一开始就说“随便剪”，不知道师傅会不会放手一博。他的谨慎，也许不只是出于手艺，更是一种习惯，一种怕犯错、怕出格的本能。

 他对孩子的期待，也让我想起我侄子。那年他以省内前0.7%的成绩考入山大，我原以为他会选择一条更宽阔的路，却也把考公当作终极目标。他说如今市场充满风险、创业环境艰难，还是求稳吧。

  在济南逛了一天，我接触到的，都是得不到体制青睐却又奢望能被余光照耀的人，花车大姐希望得到体制的包容，出租车司机幻想体制内的都是清官，司机和理发师则寄望于孩子。



  不能怪山东人是“考公圣体”。生存压力下，“背标准答案、考进体制、规规矩矩地活着”就是最高目标，毕竟就连宋江，纵有梁山一百单八将，最终也要招安，归顺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