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董桥

Coldplay在“时钟”里唱道:“我到底是良药还是痼疾的一部分?” 这是个令人迷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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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飞回纽约的时候飞机晚点,在香港机场困了几个小时。百无聊赖之余,推着行李车,在机场的书店里晃来荡去,不想在“胡温新政”一类的垃圾里竟然淘到一本董桥的《记忆的脚注》,真是喜不自胜!很多年已经没有读董桥了,都有些忘了他了。



董桥对香港来说是个“稀罕物”:他是那个物质世界里幸存的一位知识分子。只可惜董桥也算不得香港的“土特产”,因为他是来自台湾的“舶来品”。十多年前大学快毕业的时候第一次读到董桥的文字时,并没有太大的惊喜。但董桥的小品随笔兼涉中西,无论西学旧典,文人掌故,皆能信手捻来;且篇幅虽然短小,但却雅淡隽永
,不象““国学大师”季羡林的散文,淡是够淡了,只是无味的很。两者相较,用武侠小说里的说法,真是“高下立判”。这种差距的根源还是作者的学养和见识。作为再专门不过的专门家的季老先生非得硬充作家,力所不逮也。


《记忆的脚注》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给董桥新出的集子,装祯很精致:小三十二开,浅灰色套底丝绒硬壳封皮,宋体印刷的中文书名,下标花体的“
Footnotes to Memory, 真有些让人“手不释卷”。书中有一篇讲到傅雷还有他“西学的真知”,让我有了一些感触。中学时代买过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可是当时囫囵吞枣,就象董桥所说的“体悟不出他那手中文的深厚功力”。据说傅雷的译笔是一流的,但更让我神往的是傅雷那篇关于张爱玲的评论。想象中傅雷应该说,张的文字是好的,但她笔下的世界应该更大些!我私下揣度,这意思“虽不中,亦不远矣!”写完这句,就去“古緱”了一下,果不其然,傅雷在文中劝告张“除了男女之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看来我不应该窃喜,而是该开怀大笑几声了。


隐约记得,诗人冯至的墓碑上写着:给我狭小的心,一个大的宇宙!一个人胸怀的大小,和信念有关,和品性有关,也和性别有关。


董桥是好的,但他的好就像张爱玲的好一样,是打了折扣的。董桥是“名士”,虽然间或流露出思想的锋芒,但他承认自己“没有造反的体魄,没有颠覆的热血”。也许他是在实践他所熟稔的罗兰巴特的教导:“既然我们不能颠覆这个社会,就让我们来颠覆语言吧!”

只是我更热爱为信念生为信念死的反判者,殉道者和革命者。余世存在《非常道》中写道,

1933年北大为李大钊举行公葬,其中一副絻联广为流传:“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社会主义者以暴力求自由,虽然换来的不过是另一副枷锁,但现如今连这样的理想主义者都只剩下些孤魂野鬼了。


左翼情怀可以激励人们一往无前,冲决罗网;但新的世界却应建立在自由主义的理念之上。我爱李敖甚于董桥,正是因为李敖兼具两者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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