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的就职演说
由于78级的英文入学考试只是参考分，新生一进大学，便进行了一场英文摸底考试，实际上就是英语分班的考试。老刚居然被分到了高级班。上课第一天到班上一看，应届毕业的高中生没几个，大都是下过乡，或是当过工人的。老刚这才知道天外有天，十年文革中自学英语的人还真不少。看上去一个个都是寡妇养孩子---有老底儿的样子。
高级班讲课的教授，也是老刚长这么大的第一个正式的英文老师，是早年英国留学的老先生，长的样子，就像那个电影演员李丁。他的太太还是英国人，一家人在家里都是说英语的。教授本身是电机系教授，拿手的是电磁场理论，给老刚他们开英语口语班完全是客串。可这客串的教室里常常挤满了旁听的学生。只见教授身穿中式对襟马褂，手拿折扇，一副前清遗老辜鸿铭的模样。上台后一个中国字没有，满嘴牛津腔的英文，而且没有像其他老师那样照本宣科，逐词逐句地讲解每一段课文，课本放在一边连碰都不碰，口若悬河的聊了一堂课。老刚只记得了他说的主要意思是，我不教你们语法，主要练习你们的听力。谁知一位数学系的哥们儿下课后嫌不过瘾，有些问题似乎还未得甚解，拿着课本又去问老师，“老师，这动词不定式前面为什么要加个To 呢？” 估计是数学系的人认为什么东西包括语言都可以像公式一样可以推导。弄得大家都以为是ET下凡来了。最后老师只好以一句 “Language has no reason ”, 而收场。。。
当学生就是比当工人农民日子过得快，说话就到了期末考试。老刚做梦也没想到长这么大头一次尝到了不及格的滋味。那堂考英文考试，就是一个Dictation. 一篇文章，每隔十分钟念一遍，总共念了三遍，就算完了。弄得老刚他们这一伙人顾了耳朵听，顾不了手上写。记住上句没下句。还想再问先生能否再念一遍。听到的一句话就是“Time is up。”没写完的学生还想再磨蹭一下，赚几分钟多写几个字，谁知先生已然夹起考卷扬长而去。别的学生赶紧催，还磨蹭什么，还不快追老师去，吓得那位赶紧用跑百米的速度在楼梯口追上了先生，硬把考卷塞进那一摞考卷当中才算完事。
三天之后，成绩发了下来。老刚真是应了老娘教他的那句话，门门功课得good, 惟有English 不及格。捧着那英文分数，老刚无可奈何的坐着火车回到了北京。
整个一个假期，他哪儿也没敢去。就围着那台留声机，把手头上能找到的英文唱片（其实，那时能找到的英文唱片也没几张）听了一遍又一遍。现在回想起来，老刚的英文底子，大都是那时逼出来的。
等回到学校补考通过，新的学期开始，教授告诉大家，现在美国对英语的考试形式是“托福”（老刚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我就是照这个模式训练你们。尽管这种教课方式大家一时适应不了，可没一个人drop。谁都知道这机会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老刚铁下心来，宁要老教授的C，也不原意为了混个A去普通班去听什么科技英语，一天到晚的分析什么主谓宾状，语法结构。
直到第二年，换了新的英文老师，老教授改为给研究生开英语的电磁场理论，大家还是忍不住要钻到他的教室里去旁听，既是为了听他用英文讲专业课（尽管有些东西还听不懂），更是舍不得他那字正腔圆的牛津音。他讲起电磁场来照样是妙趣横生。有一次讲到一个弹簧的簧片，他突然停了下来，一指窗外的树梢说道，春天来了，这个词还有另一个意思，春天的树叶（The leaf of spring）。诸如此类，比比皆是。多年后，当老刚坐在美国大学的教室里，从美国教授嘴里听到拉普拉斯方程，贝塞尔函数，边界条件这些在大学里已经耳熟能详而又久违了的英文词汇时，心里不禁深深地怀念他大学里的第一位英文老师。
大学第二年，适逢各个学校聘请外教之风正盛。甭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话还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要看你念什么经了。老刚他们大学也来了两个金发碧眼的美国小伙子。一个叫提姆。乔治，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另一个叫菲利普。肖，毕业于斯坦福。两人都属于一个叫Volunteer in
美国小伙子和英国绅士就是不一样。用当初老教授的话讲，一个是easy going， 一个是conservative。美国小伙子上起课来， 笑话连篇，让人觉得几乎没个正经的，可就在这一句句玩笑之中，大家的英语不知不觉的就长进了。开学第一天，提姆先来了段美国式的自我介绍，告诉大家，他后名(last name)乔治，不是他们开国总统的那个乔治，那是前名（first name）。谁要是叫他乔治，你过来一下，他将不予理会。因为那就好象咱们说，嘿，那姓王的，你过来一样。
介绍完后，他就问大家有什么问题。那时正逢美国总统选举。一个学生就问他要选谁当总统。他当即用了New Concept English 里的一句课文回答，It is none of your business, it’s a private conversation. 因为恰到好处， 笑得大家前仰后合。想必学过New Concept English 的人还能记得这句话。
在这两位美国小伙子的英语班里，大家真是不光学到了语言，还学到了许多美国文化习俗。大到美国总统怎么选，小到数钱怎么数，找钱怎么找。许多东西要不是这二位教，恐怕还真不知道。一位老兄在他的作文里想说一句“我的天啊”，于是就从课文里照抄了一句“Dear me.”，心想课文总不会错，却被美国小伙子立马抓住，告诉他，这Dear me 大老爷们儿一般是用不得的，只有女士才能用。另一位作文里写 春节时吃了 “lot of fish”, 那美国老师就把身子一歪，单腿一蹦，头一抖，做了个鱼在案板上的样子，告诉他，你这“lot of fish”, 让我联想到的是这样的鱼。下课前他问大家周末要干什么，一个同学说他想去看电影《卡桑德拉Bridge》（卡桑德拉大桥），那老美告诉他，你看的时候留意一下片头字母，此桥非彼桥，应该是《卡桑德拉Crossing》。老刚真是感到了，学英语可不能想当然的望文生义。就好比北京前门的大栅栏，字面上应该念大乍栏，可你要到北京不念成大石栏儿，一准找不着, 还会让北京人笑话。哎，语言这玩意儿，真是没道理可讲。
再往后，科技又发达了。老刚买了块板砖式的录音机。一天，他收到了家里寄来的几盘磁带。其中就有肯尼迪的《就职演说》和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那时很多人都是头一次听到这么优美的演说，原汁原味。看来当总统的没两下子真是不行，要不怎么四十几岁能忽悠全国人民呢？那美国黑人领袖更是了得，怎么还能是博士，怎么还能写出那么漂亮的文章？真应了那俗话说的，罗锅不是煨的，火车不是推的。
那阵子大学生学英语真是入迷，大家轮着借这几盘磁带去转录，宿舍里的几个人都跟真的似的能背上几句名句，有好几位都是能背全篇。宿舍里常可以听到这边念一句，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那边就有人接下一句，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洗澡间里有人冲完淋浴，学着马丁路德金荡气回肠的喊一嗓子 Free at last, free at last, 紧挨着的厕所里就会有人铆足了劲，中气十足地高呼，Thank God 。。。。Almighty。We are free at last。更体贴入微的是美国小伙子还不失时机地告诉大家，肯尼迪的口音是波士顿那嘎达的东北口音，那里的人爱把park your car in the back yard 都念成 pak your ca in the back yad. 不信你仔细听听他的录音。老刚后来看到赵本山，都能联想到肯尼迪，心说肯尼迪当总统真有点可惜了，要是学学演美国的东北二人转，兴许早能成为美国的明星大腕，也不至于惹来杀身之祸呢。
这时候电台，电视台的英文节目也多了，又有了申葆青，彭文澜的节目。老刚喜欢申葆青多些，据说她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解放前有南有圣约翰，北有辅仁之说，两个都是讲英语的教会学校。申葆青除了教英语，还介绍了许多和英语有关的文化。像千万不要对美国老太太说什么，您老今年高寿？身体真硬朗啊，真好福气啊之类的话。过马路也不必主动学雷锋，扶老太太过马路，那样招人讨厌，属于冒傻气。写信也没必要开头都像中文信一样写上您好，How are you? 等等。此外， 电视里还可以看到不少其他的英文原文节目。《大鸟在中国》，《沙特林娜计划》，《女英烈传》，《百万英镑》，《夺标》都是那时受欢迎的节目。人们都看得津津有味。学东西，兴趣可真是第一重要的啊。
痛，并快乐着，老刚就这样，悠悠忽忽的过完了他大学四年学英语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