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文物，每每会被日本民族所焕发出来的勃勃野心、活力、兽性和意志所震撼，常至于掩卷长叹。对于我们炎黄子孙而言，日本人的确出了不少恶魔，而于日本人而言，这些恶魔们又都是尽忠报国的英雄；在民族情感上，我们无疑十二万分地憎恨那些“鬼子”，但扪心自问，若纯粹从个人修为的角度，日本人中的不少“英雄”的牺牲精神的确是你我大多数人所难以企及的。
乃木希典（Nogi Maresuke）就是这样的一个恶魔与英雄的混合体。在我前篇涉及日俄旅顺争夺战的博文中，谈到了这位司令长官的两个儿子分别战死在金州南山（长子乃木胜典）和旅顺203高地（次子乃木保典）。司令长官的儿子，参加到敢死队中对敌作战，这在任何军队中都是难能可贵的。
日俄战前，乃木希典带着三口棺材出征，表示自己和两个儿子的决死信心。壮怀激烈的抬棺出征，无疑是这位汉学深厚的“儒将”受中华文化影响的选择。
中华国史中的抬棺出征，当推左宗棠。左季高以古稀之年，出征新疆平叛，便“舁榇以行”（抬棺出征），“锋颖凛凛向敌”（《清史稿·左宗棠传》），越翰海，涉沙漠，步行千里驻节哈密，“将中国人的勇武精神展现给俄罗斯，给整个世界”（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评价左宗棠），留下了赫赫战功和千里“左公柳”（“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明代的海瑞也曾经上演了抬棺（实际上是专门买了口棺材，并没有抬上朝堂这样戏剧性的场面）谏帝的壮举。《明史卷二百二十六列传第一百十四》记载道，皇帝在看到海瑞的意见书后，“大怒，抵之地，顾左右曰：‘趣执之，无使得遁！’宦官黄锦在侧曰：‘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买了口棺材），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顷复取读之，日再三，为感动太息，留中者数月。尝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
至于民间最耳熟能详的庞德抬棺战关羽的故事，虽是小说家言，却最是影响人心的。《三国演义》第七十四回的回目就是“庞令明抬榇决死战关云长放水淹七军”。史书上记载的庞德壮言：“吾闻良将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三国志·魏书》之十八《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慷慨激越，千载之下犹似在耳。
效仿中华圣贤，抬棺上阵、尽忠报国的乃木希典，是个不折不扣的恶魔。甲午战争中，他任第三集团军第1旅旅长，参加侵占旅顺要塞的攻坚战，是旅顺大屠杀（上图）的积极策划者。可以说，他的“英雄”事迹与恶魔行为几乎是相生相伴的。甲午战后，历任台南守备队司令、第2师师长、台湾总督，在台湾杀戮甚剧。1912年明治天皇驾崩后，乃木居然携妻剖腹殉死（下图）。 乃木是日本军界有名的儒将，汉学修养很高，文名卓著，其有诗云： 千里平原草接云， 大兵可用可行军。 英雄曾是功名地， 唯见绵羊野马群。 诗意甚为沧桑。我的前篇博文已引的乃木凭吊长子的汉诗中，有“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夕阳”之句，如此意境，几个诗人能及？而遣子参加“敢死队”，又有几个将军能及？为天皇殉主，又有几个忠臣能及？！ 这样的敌人，无疑是可怕的、可憎的，但或许更值得我们沉思的，不仅仅是他的可怕与可憎！ 日本人对付敌人，无论是中国、俄国还是后来的美国，从来都是认真“师夷长技”、精心研究，不是坐而论道、空喊报国，北洋舰队当年访问长崎，中国士兵与日本警察发生流血冲突，日本政府慑于中国的武力而被迫赔款道歉，全国上下并没有把仇恨之心发泄在口头上，而真正是卧薪尝胆图谋报复。从我所收集的大量海外文物看，日本人的对敌人的藐视，主要是在精神气质上，而无论在战略还是战术上，他们都十分重视敌人，并且做出周密的谨慎的准备，在当年的许多日本出版物中，都有大量的详尽的中国地理、人文、兵备乃至风俗习惯等分析。（甲午宣战前，另一日本“军神”东乡平八郎悍然击沉悬挂英国国旗的中国运兵船高升号KOWSHING，引发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而日本此前在国际法方面所做的人才和法理上的充分准备，便大派用场，最终中国政府反而要向英国赔偿损失，输了战争后居然又输了“道理”，窝囊至极。我收集了不少高升号事件的海外资料，近期会以专门系列向大家介绍，敬请期待）。 一衣带水，利益倾轧，往往友邦难为、仇寇易成。甲午战前，天皇为将军们饯行，乃木即席赋诗一首：“肥马大刀无所酬，砇恩空沿几春秋。斗瓢倾尽醉余梦，踏破支那四百州”，道破日本人百年梦想。 卧榻之侧、肘腋之患，吾中华敢不居安思危、师“夷”长技、立戒空言误国、励精图治乎？吾辈岂能再延宕到“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危急时刻，才“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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