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升号事件：黄海上的三国演义（4）
运送清军的英国运输轮高升号（Kowshing）被日军击沉后，英国舆论大哗。对于奉行以夷制夷外交政策的清政府，当时似乎有点“苦肉计”（当然是被动的“苦肉计”）后的幸灾乐祸：你小日本误伤老大，有你看的了！李鸿章在当天的两封电报中就说：“高升号系怡和船，租与我用，上挂英旗，倭敢无故击毁，英国必不答应”；“未宣战而敢击，亦藐视公法矣！”。（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英国的最初反应的确是十分激烈的：
l 英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严重抗议，指出在中日两国尚未宣战的情况下，无故击沉中立国商船，是粗暴地违反国际法。
l 英国驻朝鲜仁川（Chemulpo）总领事William H. Wilkinson则指责“日本战舰谋杀了我的同胞和中国皇帝陛下的1500多人”（the Japanese war vessels had murdered my countrymen and some 1,500 subjects of His Chinese Majesty），同时，他对中国军人宁死不降的勇气表示钦佩（great admiration for the courage shown by the Chinese troops, who preferred death to the dishonor of being made prisoners by their cowardly assailants.）。
l 英远东舰队司令则致电日本联合舰队司令，责问日本军舰何以在未通告宣战的情况下攻击英国商船，要求日方立即罢免和拘捕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和涉及这一事件的有关高级官员。否则，将采取报复行动（i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failed to do so then he `“should be authorized to make reprisals”） （以上英文均转引自美国《商业周刊》著名记者Robert Neff所著的《高升号的沉没》Sinking of the Kowshing）。
高升号船主印度支那航业公司 (Indo 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及其大股东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 )，在获得噩耗后，立即致信英国外交部，要求对日本采取强硬的行动，并语气强烈地指责日本行为是非法和残忍的。（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英国舆论更是一片声指责日本的行为是“海盗行为”（an act of privacy on the high seas）及“惨无人道的屠杀”（savage massacre）。在中国政府不断地强调高升号是一艘非武装的英国商船后，英国公众舆论几乎完全站到了中国这边。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英国外交部最关注的就是当时高升号是否悬挂着英国国旗，他们不仅再三要求船东印度支那航业公司确认此点，也要求英国远东舰队迅速查明这点。从Ian Nish所编辑整理的《英国外交文件》（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中华书局《中日战争》卷十一有译本）中，能看出大量信函都在再三核实这一基本事实。
从我所收集和掌握的各方史料看，日本政府当时授权了对中国舰队的军事行动，各方史料都能充分证明日本是存心挑衅（这能解决所谓“第一枪”的问题），但的确没有证据证明是日本政府授权浪速舰（Naniwa）及其舰长东乡平八郎（Togo Heihachir，参见我的博文《日本海军战神：偷袭起家的小矮个》）可以攻击中立国的船只，即使这一船只运载了中国的军队和军火。当时日本第一游击舰队旗舰吉野号（Yoshino）给浪速号的命令是“将高升带赴总队”，打沉高升的决定的确是曾长期留学英国的东乡的个人决定。（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日本大本营知晓高升号事件，首先是通过上海的电讯，而非海军的汇报，当时，接获消息的伊藤博文（Ito Hirobumi，いとう ひろぶみ）极为愤怒，害怕会因此遭致列强的干预、尤其是英国的报复，因此痛斥日本海军（根据1936年《海事》月刊的《中日海战史料》，载中华书局《中日战争》卷六）。日本政府在得到海军的正式确认后，怕引起英国干涉，外相陆奥宗光（Mutsu Munemitsu，むつむねみつ）亲自下令调查，并向英国方面赔礼道歉，同时优待英国船长、船员以博得好感——东乡虽然胆大，但也深知利害所在，因此在击沉高升号后，派了多艘小艇营救落水的英国船员。（Shel JeAnns版权所有）
８月８日，日本复照英国：“我能给予英国政府关于我国政府之忠实希望及保证：一旦证明日本海军军官之行动是违约的，日本政府将尽力给予一切赔偿。”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日本同时加强了外交努力和国际舆论造势，当时英国一些著名的国际法专家，如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THOMAS ERSKINE HOLLAND）、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J. Westlake) 和格林威治海军大学教授劳伦斯( T. J. Lawrence)曾先后发撰写文章或发表演说，为日本辩护。（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其中，胡兰德的观点对高升号事件的国际司法认定起到了关键的影响。我认真地查看了他的原文《关于战争与中立致泰晤士报的信》（Letters To "The Times" Upon War And Neutrality，LONGMANS GREEN AND CO.第三版，1921出版）。他认为：日本军官用武力威胁高升号服从其命令，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充分的战争行为（I hold that the acts of the Japanese commander in boarding the _Kowshing_ and threatening her with violence in case of disobedience to his orders were acts of war.）；高升号也已充分了解到了战争的存在（In the second place, the _Kowshing_ had notice of the existence of a war, at any rate from the moment when she received the orders of the Japanese commander.）；况且，高升号从事的是地面作战部队的运送（she was, a neutral ship engaged in the transport service of a belligerent），这无疑是一种敌对行动（was clearly part of a hostile expedition, or one which might be treated as hostile），日本为了不使其到达目的地，有权使用一切必要的实力（the Japanese commander was within his rights, in using any amount of force necessary to compel her to obey his orders……the Japanese were entitled, by the use of all needful force, to prevent from reaching its destination.）。因此，他认为日本不需要向英国道歉，也不需要向高升号的船东、或那些罹难的欧洲船员的亲属道歉或赔偿（No apology is due to our Government, nor have the owners of the _Kowshing_, or the relatives of any of her European officers who may have been lost, any claim for compensation.）（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他同时认为：日本军队射杀落水的中国官兵的证据是不充分的（the evidence upon this point is as yet insufficient），即使日本军队这样的行为成立了，也只是影响到敌对双方，而不影响到与中立国之间的法律关系。他宣称自己只关心法律层面的问题，日本军官的行为就留待他人用骑士准则或人道精神进行判断（I have also confined my observations to the legal aspects of the question, leaving to others to test the conduct of the Japanese commander by the rules of chivalrous dealing or of humanity.）。（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其实，胡兰德观点的破绽是很明显的：如果单方的强制行为就可以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战争状态，那国际法中的宣战义务将毫无意义。但在当时的中国，连应对战争的军事准备都不足，惶论法律准备了。何况英国人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正义，也还是自身的利益。我个人认为，日本在高升号事件中得以全身而退，法律上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日舰的敌对行为本身构成事实宣战，而是中国军队在高升号船长准备向日本人妥协的时候控制了高升号这一各方都不否认的事实。（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正是有这样一批知名的西方国际法专家从法律上“开脱”日本在高升号事件中的责任，再加上基于利用日本抵制俄国的合纵连横的需要，及日本多次重申接受英国提出的“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欲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其附近为战争的运动”。英国政府的态度便逐渐地趋软，而高升号的赔偿责任便也由日本政府承担而转为中国政府承担——最终为各方接受的理由是：当高升号上英国船长同意随同日本军舰返回日舰基地（实际上就是被俘）的时候，船上的中国军人以武力控制了高升号并进行了抵抗，这实际上已经表示中国政府接管了该船，所以，该船因此导致的损失应该由中国政府承担。（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日本人在高升号事件中的行为，在1904年日俄战争初期又被搬用一遍（The controversy caused by the sinking of the _Kowshing_ in 1894 was revived by the manner of the Japanese attack upon Port Arthur, in 1904 (see Professor Takahashi's _International Law applied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_, 1908, p. 1)，这引起了著名的国际法研究机构、190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The 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http://www.idi-iil.org/）对国际间宣战的认真研究，在其1906年的Ghent会议（Ghent Meeting）上提出了几条原则（因本文下段有关海牙公约的内容中已经有中文译本，此处便直接提供英文，读者
(1) "It i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the loyalty which the nations owe to one another in their, mutual relations, as well as to the general interests of all States, that hostilities ought not to commence without previous and unequivocal warning.
(2) "This warning may be given either in the shape of a declaration of war pure and simple, or in the shape of an ultimatum duly notified to the adversary by the State which wishes to begin the war.
(3) "Hostilities must not commence until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a delay which would suffice to prevent the rule as to a previous and unequivocal warning from being thought to be evaded." （See the _Annuaire de l'Institut_, t, xxi. p. 292.）
次年（1907年），受日俄战争的刺激，各国迫切希望补充和发展海战和陆战法规，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The Hague Convention）召开。会议对1899年的3项公约和1项宣言（即海牙第一公约）进行了修订，并新订了10项公约,总计13项公约和1项宣言。其中英国动议提出的《关于战争开始的公约》（即海牙第三公约），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确立了宣战制度,规定不宣而战是非法的，这点就是针对日本人在高升号事件及旅顺港偷袭中所钻国际法空子而强化的，参考了The 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的前两条准则。（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关于战争开始的公约》明确提出“考虑到为了确保和平关系的维持,不应在没有预先警告的情况下开始敌对行为是重要的；战争状态的存在应毫不延迟地通知各中立国是同样重要的”，其主要条款是：
l 缔约各国承认,除非有预先的和明确无误的警告,彼此间不应开始敌对行为。警告的形式应是说明理由的宣战声明或是有条件宣战的最后通牒。Hostilities between them ought not to commence without a warning previously given and unequivocal, in the form either of a reasoned declaration of war, or of an ultimatum, with a conditional declaration of war.
l 战争状态的存在必须毫不延迟地通知各中立国,并且只有在中立国接到通知之后,对它们才发生效力。通知可采用电报方式。但如事实足资证明中立国确实知道战争状态的存在,则它们不得以未得到通知作为借口。The state of war ought to be notified without delay to neutral Powers, and shall be of no effect with reference to them, until after a notification, which may be made even telegraphically. Nevertheless, neutral Powers may not plead absence of notification, if it has been shown beyond question that they were in fact cognisant of the state of war.
至于The 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提出的第三条原则，即宣战与首次战争行动之间应有合理的间隔期，没有在公约中体现。我认为，这最终还是为这一国际公约留下了有心人可利用的破绽。此后二战中的所谓闪电战及偷袭珍珠港（在偷袭飞机到达珍珠港上空时才递交宣战书）等，就是钻了这个空子。（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有意思的是，在怡和洋行与英国外交部的来往文件中，大量涉及高升号的索赔事宜，这家当年靠向中国贩卖鸦片起家的英国公司，不仅为自己的轮船和船员提出了巨额索赔要求，还为船上的中国乘客们框算了一个赔偿数额，这份过于热情的“国际关怀”没有被英国外交部领情，反而成为外交部和怡和洋行之间扯皮的主要问题。（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国内学界对于围绕高升号的国际法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而一些史学家针对胡兰德等人观点的所谓评判，基本上还是属于“关公战秦琼”的“鸡同鸭讲”。一个弱者、一个被害者，被人家打得鼻青脸肿之后，居然还被旁观者指责自己没道理，这自然是令人愤怒及郁闷的。毛领袖说“落后就要挨打”，落后不仅体现在体力上，而且也体现在道理的争论上，这是两个都不能输、也输不起的战场。（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胡兰德在那篇文章的开头，就对那些在道义上痛骂日本人的空话不屑一顾，他认为那不过是些“言辞的花朵在持续盛放”（these flowers of speech continue to blossom）而已。的确，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抗争如果只停留在自我宣泄式的谩骂上，以为“口水”就能抗日，那我们的未来还难免会再来一次“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强，不仅是要“飒爽英姿五尺枪、不爱红装爱武装”，也要“爱了武装爱西装”，去灵活运用国际“强盗”们的“歪理”----如果你坚持认为东西方“强盗”奉行的都是“歪理”——这就是国际社会的丛林生态：弱肉强食、迄今依然！（Shel JeAnns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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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预告：一个德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大清帝国，把大清帝国的改革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汉纳根，一个被日本人恨之入骨的雅利安人、高升号上唯一的“平民乘客”、李中堂的高级顾问，亲身经历了高升号的死亡之旅及中日海军黄海决战……请关注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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