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因为我现在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就把我的“五四”时期前后的作品看作是无产阶级的小说。说我是杰出的农民作家也许还是可以的，但还不能说我是无产阶级作家。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卞立强译《鲁迅传》，原文刊日本1932年4月特别号《改造》，译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我现在与劳苦大众不接近，对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经验，都很缺乏，当然不敢创造。”
·与谭丕模的谈话，录自北新书局1933年8月版谭丕模著《中国文学史纲》。
“上海像个大熔炉，只要我坐在那里，思想上就安静不下来去写小说。即使能写一篇，想必不会有出版商会有足够的胆量去出版它。这里给我提供写短评的材料及激发灵感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因而，除了继续的翻译及做短评外，我还能做点什么别的呢?”
·与姚克的谈话，录自姚莘农(姚克)作，许佩云译《鲁迅：他的生平和作品》，原刊1936年11月《天下月刊》3卷4期，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10辑。
我像所译述的Kupoin的一篇小说的主人翁，是一个在明暗之间的彷徨者。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高长虹《写给〈彷徨〉》，文收董大中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鲁迅与高长虹》。
我对于马克思的著作不曾读过一页。
·与日本友人的谈话，录自郭沫若《不灭的光辉》，文刊1936年11月25日《光明》(半月刊，上海)。
我从未看过孙文的《三民主义》。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作，卞立强译《鲁迅与“光复会”，译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我想骂的人不一定是国民党要骂的人，国民党要骂的人我不一定想骂，所以我不加入国民党。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高长虹《一点回忆》，文刊1940年9月1日《国民公报·星期增刊》。
我是畏见生人的。
·与国风的谈话，录自国风《鲁迅怕见生人》，文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辑。
“有一点病，不大舒服。”
“有病，没病，我总是不愉快的。不过也很奇怪，没有病的时候，拿起笔来，也写得叫人欢喜一点。有病，不欢喜，我想就不应当拿笔……”
·与黎锦明的谈话，录自黎锦明《一个印象》，文刊1945年12月15日上海《文艺春秋》月刊第2卷第1期。
章太炎可以写，既写他前期革命业绩，亦述其晚年“渐入颓唐”。蔡元培坚持民主进步，值得写(指写传记/编者）。。至于我自己就不必写了。
·1936年7月27日下午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罗慧生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鲁迅与许寿裳》。
不很好看，三十年前还可以(此指自己的丰采/编者）。
·与于伶等人的谈话，录自于伶《鲁迅“北平五讲”及其他》，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鲁迅回忆录》第1集。
“我自己容易和朋友们‘闹开’。”
·与川岛的谈话，录自川岛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和鲁迅相处的日子》。
“只是……其实，我这个人，只是在文章里给了人许多忌讳，至于其他……倒并不如一般人想象中的那么使人可怕……”
·与冬藏老人的谈话，录自冬藏老人《雪夜访鲁迅翁记》，文刊1936年6月25日《越风》半月刊，转自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大先生鲁迅》。
我的社会关系太复杂了。譬如这封信(指某大书局要人作寿的征文信/编者），看似很简单，而其实包含有我的地位，声望，和各方面的情况等等，才会有这样的信到来，这，是我积了多年的精力，物力，苦心所致的，所以即此一端，就看出我这个人的社会关系太复杂了。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欣慰的纪念》。
他们(指叶灵凤等/编者）比得我太大了(指将鲁迅比成高尔基/编者），我只恐怕承当不起。
·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注，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
有脾气有什么不好。人嘛，总应该有点脾气的。我也是有脾气的，有时候，我还觉得有脾气也很好。
·与丁玲的谈话，录自丁玲《鲁迅先生于我》，文刊1981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
“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
“我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在鲁迅灵前的献辞，转自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许广平文集》。
“中国多几个像我一样的傻子就好了。”
“有一百个，中国不是这样了。”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景宋《鲁迅的日常生活》，文刊1939年10月《中苏文化》4卷3期，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7辑。
你怎么知道我的学问好，……听别人说是靠不住的。老实告诉你，我的学问并不好，我写的文章，常要挨人骂的。
谁说我有本事，又能干?我常常上人家的当，吃别人的亏的。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论理讲，我是没有承受这么多的攻击的资格的。我有过什么值得人们这般注意的呢，我不是总共才写过两本小说，两本小品，几本杂感吗?要我倒掉是颇容易的，假使他们也稍稍努力地作出一些实际工作来，然而就是这点点，他们都不能作，这是颇使我悲哀的。
·与韩侍桁的谈话，录自侍桁著，上海杂志公司1932年版《文学评论集》。
“弄政治宣传，我到底不行的；但写点杂文，我比较顺手。”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党给鲁迅以力量》，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出版社呢，让我写些国民党不禁止的好卖的小说，但是，那样的小说，我绝不能写。”
·与浅野要的谈话，录自原胜(浅野要)作，陶晓燕译《紧邻鲁迅先生》，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4辑。
“我一个人不能样样都做到，在文化的意义上，长篇巨制自然是需要的，但还有别人在；我是斩除荆棘的人，我还要杂感杂感下去。”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雪峰《过去的时代——鲁迅论及其它》，转自刘一新《真的声音，美的言词》，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1辑。
“我不是什么文士，只不过是偶尔拿起笔写写文章罢了，我不是什么文士。”
“我是写实主义者，只是把所见到的和所听到的如实地记述下来罢了。”
“我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写不出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品。我只能算是左翼方面的一个人。”
·1933年5月22日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中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文刊1934年4月号朝鲜《新东亚》，转自1998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
我不能写批评，因为我不能冷静。……我把认识藏在心里，而叫自己的感情说话。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高长虹《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文收董大中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鲁迅与高长虹》。
(我)不能做批评，因为我向来不做批评，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党同伐异的。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高长虹《1925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文收董大中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鲁迅与高长虹》。
“说我是中国的高尔基，我并不高兴。高尔基只有苏联的才是真的。被人家说成是中国的高尔基，其实就是说不如真的高尔基。我不是中国的高尔基，我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鲁迅。”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卞立强译《内山完造〈花甲录〉中有关鲁迅的资料》，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未免过誉了(指冯雪峰在《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一文草稿中将鲁迅比成屈原、杜甫，但是鲁迅并未将这句话涂去/编者），——对外国这样说说不要紧，此为外国人根本不知道屈原、杜甫是谁，但如果我们的文豪们一听到，我又要挨骂几年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武定河(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一九三六年七月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文刊1937年3月25日上海《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二《原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