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奉孝忆北大反右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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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奉孝忆北大反右往事

作者：金钟 文章来源：开放杂志 点击数：1094 更新时间：2007-5-5

编者按：一九五七年北大才子，数学系三年级学生陈奉孝，是北大反右运动的核心人物，受害也最惨重。最近应邀访港，接受本刊访问。

问：您是北大学生右派中被整得最惨的一位。请谈谈当年反右的背景。

陈奉孝：我先介绍一下北大一九五七年反右如何开始的。校党委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是五月十九日开始的，我在贵刊四月号文章已有说明。二十天之后，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甚么？》的社论，开始反右斗争。七月份反右达到最激烈阶段，由中共各系总支领导开会批判。当时校党委书记江隆基主张说理批判，反对人身攻击，中央嫌他“不得力”，调陆平替换他（编按：王友琴着《文革受难者》对江隆基有详细介绍）。陆平是二机部长，搞学运出身，一上来就把反右加温，我们都成了批斗对象。开始学生会团委还和“百花学社”︹陈和谭天荣是负责人︺辩论，后来就一边倒了。我要指出，当时反右的积极份子，北大的彭佩云、吴唅、翦伯赞，上面的周扬、刘仁，后来︹文革︺下场都不好。当时的团委书记是石幼珊，学生会主席是胡启言。

问：处理右派是甚么时候？

陈奉孝：北大右派正式定了七百一十五人，还有“中右”及“内控右派”，共达一千五百人（其中教师占十分之一），占全校师生超过百分之十五。其中“极右派”一百四十多名。宣布右派名单，全国统一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极右派则在一九五八年三月送去“劳教”，实际上是未判刑的劳改，包括张景中、杨路、钱如平、张世林、孙传仪、谭天荣、王书瑶、沈泽宜、张元勋、张玲等，中右不送劳教，留校。林昭是反右后的一九五八年七月划成右派的，她不是右派，是因为同情右派。

问：据说右派同学间留下不少恩怨？

陈奉孝：在党团的分化战略下，反右高潮中，第一个作公开检查的是沈泽宜，他和张元勋合写了〈是时候了〉的长诗，是五一九民主运动的第一炮。沈的检查深受他当教授的舅舅的影响，沈幼稚、浪漫，宣布与张元勋绝交。不久前张元勋出版了《北大一九五七》，把沈的检查公开出来，沈也有意见。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出来调解，做仲裁工作。劝他们不必纠缠在五十年前的恩怨上，那个时代，大家都是受害者，沈泽宜的命运也不好，至今还是单身一人（编按：沈已写成回忆录，正在找出版社）。

问：您是怎样被捕的？

陈奉孝：因为组织百花学社，又拒不做检讨，我估计会被捕。我发表声明，承担一切责任，准备下地狱。我说，右派，可以接受，但我没有犯法，宪法保障有言论结社的自由。没用。没有希望。我决定逃跑。九月初，先打算躲到印度大使馆，进不去；又找英国代办，也不行。因南斯拉夫使馆不在东交民巷，在后圆恩寺没人知，便去试试，也进不去，围墙边有颗大树，我爬上去，进到了使馆，要求他们把我送出国，也被拒绝。他们用车把我送到动物园下车——三次找外交途径都失败了。

问：没想过逃香港吗？

陈奉孝：想过。但没钱呀，来不了深圳。只有一点钱可以好去天津，找外国船只偷渡。我带了救生圈，用腊纸包好我写的大字报，准备在塘沽新港游到外国船上去。那天已是晚上七八点，码头停电，一片漆黑，看不清哪是外国船。正在码头转悠时，被两个人抓住了，以为我是小偷，送到派出所。在一盏刺眼的煤气灯下，审问我在码头转甚么？我说，看大海。不信。搜身，搜出我的学生证、大字报││原来是大右派陈奉孝！当时，北大批判我，已登报了。于是，当夜把我送到北京草岚子看守所。这是九月十六日，我从此就被捕了。

问：学校对你被捕的反应是甚么？

陈奉孝：我被抓了，在学校没有实时公布，但我的宿舍被查封。十二月二十五日宣布右派名单时，才贴出大标语：“北大破获陈奉孝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跟着张元勋、谭天荣、刘奇弟等人也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捕判刑。

问：因为一个学生文艺团体，出了一本刊物而打了一个反革命集团，究竟发表了甚么？

陈奉孝：我是“百花学社”的秘书长，主要工作是我做的。我们出的刊物叫《广场》，只出了一期，计划在六月底印一万本出版。送去工人日报出版社，不料竟遭工人围攻，说是毒草，不让印，原来是党委搞的鬼。没办法，我们只有自己刻腊版，手工油印五百份，在校内散发。反右后，被党委收缴，烧毁。学社骨干二三十个都打成右派。一九九四年，林希翎回国，在青岛见到谭天荣和我，说要写反右，一九九七年出版。我把手边仅存的一份《广场》送给了她，但她并未写出有关反右的书。该杂志还在她那里。我估计，《广场》北京应该有人还有，北大档案中也应有存盘。今天看看，当然是绝无甚么反动内容。而且，只是青年学生的一点言论自由而已。

问：入狱之后，您经历过审判吗？

陈奉孝：关到一九五八年五月，判我现行反革命罪十五年徒刑，企图叛国投敌。从草岚子押送北京通县监狱。一九五九年四月六日，送黑龙江兴凯湖农场，与谭天荣同车，劳改直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农场有几个分场，一二万犯人。我在北安县长水河农场，二、三、六分场待过。一九七一年又发配内蒙札赉特旗乌兰农场，在那里刑满。去龙江县采石场打石头，去大兴安岭当采代工，又回乌兰农场。

问：可以说两个难忘的故事吗？

陈奉孝：人说“九死一生”，我是“十二死一生”。大多已写入《梦断未名湖》（陈奉孝自传，二○○六年劳改出版社黑色文库）。随便说一点吧。一九七一年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前，一天晚上看电影时（农场二周一次），片前加放新闻片，毛五次接见红卫兵，我和一个姓侯的在一起，看到林彪的背影说“林彪长有反骨，不知毛主席看不看得到？”侯是原志愿军电报员，在朝鲜欲叛逃，被抓住判了十五年。我们的话被一个“历史反革命”听到，打小报告上去。领导开始诈供。我不承认，教导员说“侯已经交代了。”我说“他是陷害！”教导员说“你二十一岁就当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你休想混过去！”于是把我捆绑，吊起来打，我就不承认。把我关“小号”一个月。我想，这下可能活不下去了。后来突然把我放出来，卸掉手铐，回到大队，三天后宣布林彪摔死了。如果林彪晚死一个月，我就完了。

问：劳改农场也搞文革？

陈奉孝：一样搞。一九六八年，全国抓走资派，劳改队也搞“四挖三查”，挖叛徒、特务。第一个受审查的是孙教导员。集训时，我冷笑一声说“明白人不说胡涂话”。结果把我揪出来斗。教导员把我叫去：“你到底想死想活？这是一大迭检举你的材料！”我解放时才十一岁，当然知道这些材料是假的，就伸手去拿，教导员见状不妙，就收回去，露出是一大摞白纸！于是脑羞成怒，叫人把我五花大绑，拴上四十八斤脚铐，七十二斤大牌，吊了五分钟，我就昏死过去。又用烟头烫我（陈揭开上衣显示五处伤疤），没反应，浇凉水。斗我的是农场干部子弟红卫兵。七十多天后，枪毙犯人赵天正，拉了我去“陪斩”。那是在长水河农场三公场。我又逃过一次鬼门关。

问：请说说你们翻译赫鲁晓夫报告的事，这是不是一条罪状？

陈奉孝：没有列入罪状。可能与中苏关系当时还好有关。翻译是在“五一九”之前。北大几百个外国留学生，早已将此报告带进来了。只是中共当时不承认这个报告。我们是根据英国工人日报翻译的，有任大熊、陶懋颀和我。任是数学系助教，也划了右派，文革被枪决。那时准备《广场》第二期全文发表。当时译文，由我手抄一份。

问：经过人生的大灾难，您现在写文章、出国担不担心再被当局迫害？

陈奉孝：反右后我和上百万的家庭受苦难，损失人生最美好的岁月，这是时代的悲剧。但我们的牺牲，也播下了民主自由的种子，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也是学生闹起来的，可以说都是北大五一九民运的继承者。我今年已七十一了，虽然身体不错，但已做不了甚么。只想将历史真相说出来，让年轻一代去思考。如果当局连这点都不让，要跟我们过不去，说真的，我个人没有甚么可怕的。但我现在已有一个温馨的小家庭，我唯一担心的是对不起我妻子，我们八○年在内蒙结婚，她不顾家庭反对嫁给我，和我共患难共命运，这份情义我永志不忘。当然，我相信今天政府已不是五十年前的政府，时代毕竟进步了。像反右那样以言入罪的事，已不太可能。

——《开放》杂志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