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在猪圈边找猪食吃，倒下了。

转贴：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在猪圈边找猪食吃，倒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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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专家的哈佛教授费正清，去世前最后一本著作取名《中国新史》，则是他研究中国问题的总结。

他在书中说，如果没有日本侵略和毛的革命---- 在乡间奠定了新的独裁势力，当时的中国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领导下，本来可以 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因而毛打败了蒋，则是建立了一个比刘邦等任何中国流氓皇帝都更残暴的政权。

关于文革，连毛泽东自己都认为是失败的。

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

文革造成二百万中国人丧生，

七百万人伤残，

七万个家庭被毁，

是一场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大灾难。

除了对国民党人的残杀，文革中的百万人丧生，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发动的那场大跃进，导致六十年代初大饥荒，即使按国内学者的评估，至少也有四千万中国人被饿死。

而按照西方学者的研究和推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统治的短短 27 年间，就造成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死于饥饿，枪杀，迫害等）。它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总额。

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大规模反右运动给中国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以天津作家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为代表，摘录如下：

从酒泉出发，乘车驶向酒泉至金塔的公路，在第28个里程碑处，左拐，再向北走数公里，有一片连绵的沙丘，散落其间的，是一些半截的土墙框。这里就是夹边沟，那些零散的墙框，就是当年右派们住的地窝子。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科级单位，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原本就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

1957年反右之后，劳改犯被转移别处，夹边沟农场变成劳教农场，专事收容右派分子。

这些右派来自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他们是反右中揪出来的极右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曾有过其它错误的右派分子、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的历史反革命、以及工人当中因右派言论而获罪的坏分子。

1957年，甘肃省共揪出右派一万两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约有三千人。

陆陆续续地，他们从全省各地（主要是兰州市）先后来到了这个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荒凉之地。

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

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2000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场，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这两三千人的生存条件如何，以夹边沟的 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2000多劳教分子凭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没有人想及。

和凤鸣和爱人王景超反右前同为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被打成极右分子，和凤鸣则是一般右派。

1957年4月，夫妇俩同一辆火车被押送劳教，和凤鸣去的是十工农场，王景超则到了夹边沟。

三年后，王景超在夹边沟活活饿死，和凤鸣则侥幸躲过一劫。

右派们到了夹边沟后，迎接他们的，是劳累、寒冷和饥饿。

对于打入另册的右派而言，只要在夹边沟一天，劳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就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他们已经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不是大学生，不是干部，不是优秀团员，他们只是要被管教的劳教分子。

管教人员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所知了了，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拚尽全力，以致于累得在地上爬。

直接威胁夹边沟右派生命的，除了劳累和寒冷，更为致命的是饥饿。

夹边沟农场从1957年4月开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抢救人命，三年半时间里，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

据幸存右派的介绍和杨显惠的调查，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一斤为十六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

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七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右派们开始挨饿。

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黄泉。

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就在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劝回国内的水利专家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

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

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

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一天的放牧结束后，农场的羊群中偶尔会有一两只羊的肠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内脏被饥饿的右派偷吃了。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的《贼骨头》详细记述了当时的场景：……骨头经风吹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

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

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就是这位俞兆远，被非人的环境下，也和其他人一样学会了偷东西。

在夹边沟农场，对于苟且偷生的右派，偷盗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举，其中群体性的偷盗就是播种时偷吃种子。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休息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生性本份的俞兆远后来见吃的就偷，不管不顾地偷，他成了难友中偷术最高的右派，成了一个贼骨头！仓库里的粮食、食堂里的窝头、猪圈里的猪食、野地里的花生秧、管教干部扔在房顶上的羊皮……都是他的目标。

直到1961年他回到兰州，回到自己家里了，他还要偷家里的玉米面生吃，气得老婆要和他离婚。偷盗和吃生食，这就是夹边沟农场三年劳教教给他的生存之道。

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还有一名右派，趁麦收时吃了过量的生麦子，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上翻滚不已，喊叫了一夜，终于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

第二天，农场管教干部在他的尸体边上召开现场批判大会，骂道：这种人硬是不服改造，同党顽固对抗，直到自取灭亡。你们都好好把这人看看，你们自己愿意走这条路也行，死就在眼前！死者的妻子也在现场，她不能也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甘肃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高台县明水那片荒滩上建成一个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面积50万亩。

这是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下又一个政治工程。因为仓促上马，其他农场没有按计划调人，只有一向表现积极、宁左勿右的夹边沟农场调过去了1500多人。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

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类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也就是到了明水之后，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

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

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

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

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

据和凤鸣回忆，因为夹边沟的死难者掩埋得过于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后来当地的农民多有怨声，直到1987年 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

1960年的冬天，来到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也就是在这时候，夹边沟事件中最为惊世骇俗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了中共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

1960年12月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1961年10月，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农场被撤销。

就在右派被遣返后，农场的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他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

1500多名右派几乎全是饥饿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关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真相，卢跃刚著的《大国寡民》中有如下的文字：

1959—1961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是不是自然灾害？

国内一批著名气象水文科学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历年的水文气象资料编制了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清楚地记录下了1895—1979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

作家金辉先生又根据此表编制了《部分年度全国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结论是，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上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当正常。

也就是说，三年自然灾害得不到科学数据的支持。

实际情况是，在1959—1961年间，导致\'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少30％以上\'的成灾面积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自然灾害，而是9000万人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使人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

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灾害。它显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它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造成了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1959—1961年到底因饥荒非正常死亡多少人，一直没有官方正式数字，至今仍是一个谜。

一大批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此作了大量的考证和推算，没有定论。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一千万。

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儿和费正清编著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说：据估计，这几年增加的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为1600至2700万。

丛进在《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

金辉在《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中推算：全国在1959—1961年的两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060万，仅农村就可能达3471万。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在其文《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的计算则是2158万人。

外国学者还有五花八的统计结果。

人类历史上单位时间里死亡如此多的人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几次长期战乱和连年饥荒使总人口锐减上千万至数千万的记载，但其时间跨度是十几年几十年至一两个世纪。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五年，死亡84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七年，全世界总共有4000～6oo0万人死亡。

八年抗战，中国人死亡2100万人，平均每年死亡也不过只有262.5万人。

没有战争，风调雨顺，却有千万人的饥馑饿孬，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空前悲剧。

文化大革命中，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的一位老战友问：你们四川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到底多少人？张国华伸手做了一个八字手势。8万？张国华摇摇头。80万？张国华又摇摇头。？……对方骇然了。张国华低声道：800万！

据安徽阜阳地委宣传部长介绍，原有800人口的阜阳地区，在三年灾害中竟饿死200余万人。当年整顿时，安徽向国家主席刘少奇汇报阜阳地区饿死150万人；而文化大革 命中揭发的数字是240万人。

一位作家在一篇报告文学中说，三年灾难中，仅河南信阳地区就饿死近100万人，酿成了所谓信阳事件：。

一位信阳籍的干部回忆说，当时人饿得走不动路，出不得屋，妇女出去挎一个筐，里面放一把镰刀，看见刚饿死在路边的人，便割肉拎回家。那时，只要看见谁家的烟囱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与四川、河南、安徽等省比较，陕西总体上没有上述省那么严重，但也损失惨重。

20世纪，陕西发生过两次大饥荒，一次是民国18年至民国20年（1929—1931年），一次是三年自然灾害。前者是天灾，真正的三年自然灾害；后者是人祸，由
大跃进导致的三年人祸。

三年困难时期，《陕西省农业合作简史》记载：由于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大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捧风），因而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很大摧残，农
村普遍出现了\'三少三瘦\'（农村劳动力、耕地、牲畜减少，人瘦、地瘦、牲畜瘦）的严峻情况。

全省劳动力比1956年减少20.4％（78.7万人）（注：劳动力减少，什么意思？死亡？逃荒？疾病？语焉暖昧）。

大牲畜1962年比1956年减少55.9万头，其中能使役的牲畜还不到60％，比1956年下降16.5％。

有的地方每头牲畜负担耕地达六七十亩，甚至一百多亩。不少地方出现了人拉犁、人拉车、人推磨的现象。

1958年粮食放\'卫星\'，实际上当年秋收因大批劳力被抽去大炼钢铁而搞得十分粗糙，损失不小，丰产未能丰收。

1959年以后几年，全省粮食总产量逐年下降，到1961年下降到75.6亿斤，比1958年减产27.5亿斤。

棉花总产量由1957年的232.4万担，到1962年下降到90万担，减少1424万担。

油料总产量由1957年的126.7万担，到1962年下降到38.9万担，减少87.8万担。

生猪由1957年的274万头，到1961年下降到2133万头，减少60.7万头。

农业大幅度减产，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失调，造成市场供应全面紧张，物价不断上涨，使城乡人民的经济生活都处于十分困难的状态。

当时，全省的棉布计划供应由每人每年24尺减少到4尺。

城市居民的肉食供应，由过去一月1斤，减少到除节日供应外，平时根本不供。

食油供应由每 人每月1斤减至2两。


农村的困难情况更加严重。

当时全省农村人均曰粮由430斤左右下降到230斤左右。

就连八百里秦川的\'白菜心\'——高陵县，农村人均口粮也只有260多斤。农村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

据1960年的不完全统计，全省有浮肿、干瘦病人4万多人。有的地方（如安康地区和山阳县）还发生有饿死人的严重情况。有的社员全家饿死，有的一家8口饿死5口，其情节之惨，令人目不忍睹。

造成这些千古罕见的历史性的灾难、事实，给亿万中国人带来如此深重灾难的毛泽东，至今却仍被视为英雄、伟大领袖，他的遗体竟然还要继续浪费中国纳税人的金钱给以保存，要中国人瞻仰。

古往今来的一切统治者，没有一个像毛泽东这样，还继续深刻的影响、统治着中国人的心灵。这真是所有中国人必须予以彻底反思的！

希特勒残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斯大林的集体化以及肃反，也杀了一千多万。那些个冤魂在阴曹地府里多少算出了口气，希特勒自不必提，斯大林也清算了，假设地府里真有另一个世界，他们下地狱肯定抬不起头来。

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想必吵得他俩不得安宁，尽管吵他俩的洋鬼加起来还没有老毛送去的土鬼一半多。

然而这边国情不同，这些土鬼还在阳界时就不配享受民主待遇，到了阴间也未必有那些洋鬼调皮。

也许老毛对他们挥挥手：人民万岁！他们才敢齐声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何以如此呢？因为我们有五千年延续不断的文明传统，不像那些洋鬼子，都只有半截文明。因此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非此即彼地想事，我们对历史人物都得历史地看待，无论三千万还是五千万冤魂，不过一个指头的问题，另外九个指头是没有问题的。只有这样，丁是丁卯是卯，才能显示我们的公正、大度、斯文、体面。至于那些想不开的活人或冤魂，套用一句使中国人伤心但却绝对经典的话语：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

极权统治者的死亡，将带来一个国家天翻地覆的变化，斯大林死后的苏联是一个明证：一九五三年死，一九五六年就遭到鞭尸般批判，一夜之间，苏东各国的斯大林塑像被通通拉倒。

然而，中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极权统治者者毛泽东已死去整整三十年，他的形象仍然屹立在天安门城楼，遗体还供奉在纪念堂，供人瞻仰崇拜，令年轻的一代又一代，脑袋被洗空，侧目于物质追求，陷于历史和政治的无知与盲从，不得不说是个异类，非常值得中国人去思考！

但是，一个伟大民族的良知不会泯灭，嫉恶如仇的浩然正气不会断尽。

对于一代极权人物毛泽东的理性批判，在近三十年中，虽然举步为艰，但仍是持续不断，得以薪火相传，不绝于途。

期望中华民族能够尽早的提前摆脱毛泽东这个幽灵对中国人民的思想浸淫，使中国人早日踏上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的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