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参动员部长傅秋涛向罗荣桓汇报:一个县非正常死亡３万多人

总参动员部长傅秋涛向罗荣桓汇报:一个县非正常死亡３万多人

　　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２８日，罗荣桓在政治学院讲话，批评部队有些人不关心地方工作时说，在山东，农村劳动力减少２０％，牲口由６００万降到两万头，许多土地都荒废了，部队为什么不反映?这样大的灾荒，一平二调共产风，不反映怎么行?

　　几天后，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到罗荣桓家汇报民兵工作，谈到某省军区副司令下去核查工作，了解一个县非正常死亡３万多人，回来后未向党委反映。

　　有个秘书问动员处处长为何不反映?处长说，首长不反映，我也不敢。罗荣桓听了，心情非常沉重，他严肃指出，这是一个党性问题。

　　他立即将萧华请来，结合贯彻农村工作“十二条”，决定发一个指示，并以总政名义写个建议，指出各地驻军要及时反映地方动态，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参加一些地方工作等。经中央书记处同意，总政立即向部队传达。

　　部队向地方工作提意见，一年前彭德怀做过，结果被罢官。如今罗荣桓又如此做，林彪抓住把柄，向毛主席写了报告，说通令发下去后，各地驻军与地方党委关系易搞坏，对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不利，易发生军队与地方的对立。

• 摘自:当代中国出版社《红墙见证录·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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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和林月琴的故事

红墙见证录

尹家民

118 战友提亲

　　东交民巷８号，曾同时住过三位元帅：罗荣桓、陈毅、贺龙，奇怪的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受到林彪的打击。陈毅、贺龙与林彪不是一个“山头”的，还好理解，而林彪与罗荣桓长期在一起工作，经常被“林罗”不分家地叫着，为什么还会受到林彪的打击呢?在“文革”开始时，叶群曾在罗瑞卿夫人郝治平面前大言不惭地说：“一○一这个人实际上是非常重友情的。你知道罗荣桓当年的政治局委员是怎么当上的吗?罗在东北可没做什么事情，天天担架上抬着。可一○一还把功劳分给他一半。开大会的时候，一○一从前台跑到后台，满头大汗，就是去说服一些人，要不然，罗荣桓的政治局委员根本当不上。”

　　人们知道，众多将领都把罗荣桓看做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一位忠厚长者，对他十分敬重，很少有人像叶群那样议论他。那么罗荣桓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罗荣桓看上去不像个战将，是因为他的方脸上，戴着一副深度近视镜。再因为他从事政治工作的时间长，多次担纲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的角色，人们有时爱称他为“政治元帅”。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和东北野战军担任政委时，他和林彪被统称为“林罗”。也有人说，罗荣桓是一位“伟大的沉默的将军”，他话语不多，他的感情生活与家庭也同他沉默的性格一样，不爱声张，始终保持着平和。

　　１９３７年１月，罗荣桓结束了在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的学习，随后跟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一起到了延安，担任了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这时，由于内战已基本停止，延安也相对平静下来。每逢假日，分布在延安各个单位的一些老战友，便常常聚集在一块儿，有时围着火炉摆龙门阵，有时到延河边散步，总是亲热地谈个没完。

　　罗荣桓这时已３５岁了，因为战争的关系，还没有解决婚姻问题。罗荣桓的那些老战友们对此非常关心，都主动地要为他找个合适的女伴侣。

　　春节期间，原三军团保卫局长许建国和在党校学习的原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刘桂兰结婚了。他们幸福的时刻往往想到那些未婚的老战友。有一天，许建国对爱人刘桂兰谈起罗荣桓的个人问题，刘桂兰对罗荣桓也比较了解，知道他这个人非常老实忠厚。许建国一提这件事，刘桂兰马上想起了自己的同学林月琴，她觉得他们俩倒是非常合适的一对儿。

　　林月琴是安徽人，长征时在四方面军，当过妇女工兵营长，为人高雅、大方，性格热情、开朗，这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

　　许建国夫妇两个人商量后，便去找罗荣桓介绍情况。别看罗荣桓是三十多岁的人，又担任着高级政治部门的领导，但一听这事，感到很不好意思。在一旁的组织部的冯文彬是个急性子人，又很有些侠肝义胆，这时便自告奋勇地站起来，要陪同罗荣桓去见女方。“又不是给你提亲，你去干什么?”刘桂兰笑着说冯文彬。“他不是脸皮薄吗?我去给他壮壮胆。”一句话把大家又逗乐了。大家又商量了一阵，觉得女同志比较腼腆，一下子挑明了不大好。于是，决定由刘桂兰去邀请林月琴来玩，让罗荣桓先从侧面了解了解。一个星期天，林月琴来到了刘桂兰的住处，她一进门，只见满屋子都是客人，多数都不认识，不由得踌躇了一下。刘桂兰见林月琴来了，赶忙把她迎进屋，向大家作了介绍。大家坐下后，又接着谈起来，林月琴因为不太熟悉，不好意思插话，只是默默地坐在旁边听大家谈论。

119 简朴的婚事

　　冯文彬是个活跃分子，他主动凑上来同林月琴搭话，一会儿问这，一会儿问那，问得非常仔细。林月琴知道他是组织部的，以为是“组织上”了解情况，也没在意，很大方地一一做了回答。大家说说笑笑，非常热闹。可是，有一位戴眼镜的同志，却十分拘束地坐在一边，一句话也不说，大家说话他听着，大家笑他也跟着嘿嘿地笑。他的举动很自然地引起了林月琴的注意。

　　后来，林月琴来刘桂兰家玩的次数更多了，她每次来都非常注意那位戴眼镜的同志。渐渐地发现，别的客人来来往往并不固定，而戴眼镜的那位同志却每次都在座。一次，她问刘桂兰：“那位戴眼镜的同志是谁?”

　　“他呀，就是后方政治部的罗荣桓同志。”刘桂兰笑着说，“他还没有结婚呢。”

　　“谁问你这个来。”林月琴有点不好意思了。

　　春天到了，延河的冰已开始融化。罗荣桓和林月琴经过互相了解，也进一步增进了友谊。刘桂兰感到向林月琴挑明的时机成熟了，于是，她找了一个机会正式向林月琴介绍了罗荣桓。其实，林月琴早已有了这种预感。话已说明，大家都自觉地纷纷告退。罗荣桓和林月琴单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了。当时，林月琴住在党校，罗荣桓住在后方政治部，党校和政治部中间只隔着一条延河。春天延河涨水，他们两个虽然一水相隔，但见面必须骑马趟水过河。一些爱开玩笑的同志便把延河说成是银河，把他们两人说成是牛郎织女。罗荣桓在和林月琴交谈中，谈得最多的就是抗日和张国焘的错误，他们越谈越觉得认识一致，感情越来越融洽。罗荣桓诚恳坦率地向林月琴介绍了自己的家庭和经历。

　　林月琴觉得罗荣桓虽然沉默寡言，但为人老实厚道，和蔼可亲，心里非常满意。她也主动讲了自己的身世，她说：“我的弱点就是文化低。小时候曾读过《千字文》和《女儿经》，参加革命后，因为张国焘实行打击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都不敢读书学习了。结果，原来学的字也给忘了大半。”

　　罗荣桓听完笑着说：“你还年轻，文化低可以学，可以逐步提高嘛！”

　　林月琴也笑了，她从心里感到欣慰和幸福。延河岸边的山丹丹开花了，在朝阳的映照下，显出北方农村朴素的美。罗荣桓和林月琴经过组织同意，也准备办喜事了。

　　办喜事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条件再不好，也要认真准备一下。林月琴把罗荣桓的狗皮褥子翻晒好，又将他那床毯子用碱水洗了洗，屋内两张门板一拼，床也就搭好了，再加上老乡家的一张黑色桌子、一把老式木椅和一个脸盆，新房便布置好了。

　　５月１６日是星期天，也是罗荣桓和林月琴大喜的日子。当战友们为他们帮忙张罗时，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这天下午，一个二十多岁的红军干部骑着一匹大红马，向着延安城飞奔而来。这个骑马的青年原来是甘渭汉，是红二十九军的政委。他边走边想：“今天天不早了，也办不成公事，还是先到罗荣桓那里住一宿，也可畅叙分别后的思念。”

　　原来他和罗荣桓是亲密战友。罗荣桓在中央苏区第八军团当政治部主任时，他是组织部长。罗主任比他大１０岁，把他当成革命的小兄弟，从政治上到生活上都给了他以极大的帮助。他们两人的感情特别深厚，行军打仗在一起，晚上也经常共睡一个草铺。

120 送郎上前线

　　来到延安，找到罗荣桓的住房，老战友兴奋地握手问候。

　　甘渭汉看见一个警卫员正在杀鸡，想到罗主任一贯艰苦朴素，不禁纳闷，问道：“怎么杀起鸡来了?”

　　“欢迎老战友嘛！”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来呀?”

　　“我有情报嘛！”

　　甘渭汉怀疑地摇摇头，跑到屋里一看，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双人床上的铺盖刚拆洗过。他按照老习惯，叫警卫员把自己的马褡子，搬到屋里去。警卫员从马背上卸下行李，扛着走到门口，罗主任挡住警卫员，指着隔壁的屋里说：“放到那边去，打扫一下，找块门板。”

　　甘渭汉奇怪地望着罗主任：“不让我跟你睡在一起?”

　　罗主任笑笑没有回答。

　　这时候，谭政、许建国和几个同志都来了，听了他们说话，有个同志揭穿了秘密，说道：“你这个小甘，真是乱弹琴！人家今天晚上要结婚，你睡在这里算什么事啊?”

　　甘渭汉这才恍然大悟，闹了个大红脸。

　　到了晚上，政治部所有的同志都来了，大家高高兴兴、喜气洋洋吃了罗荣桓的一顿喜面。婚礼举行得非常热闹，新房里不时传出阵阵笑声，大家纷纷祝贺新郎新娘并肩携手，为民族解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自己的青春。

　　结婚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了。我党把一批批干部调往部队，奔赴抗日前线。罗荣桓也实现了盼着上前线的愿望，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即将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当时，因为党中央有规定，家属不要跟部队去前线，林月琴只好继续留在延安。有一天，毛泽东派人来请林月琴。林月琴感到很突然，她对罗荣桓说了一声，便马上赶到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招呼她坐下后，亲切地说：“啊，你就是林月琴同志，都做过什么工作?打过仗吗?”“原来是四方面军的，当过宣传员，后来带领一个营的妇女工兵哩。”林月琴回答道。毛泽东笑着说：“噢，你还是个营长嘛！怎么样?蜜月度得好吗?”她只是恬静地笑了笑，没有说话。“你们结婚吃了些什么?”“吃了一顿面条。”“怎么，吃面条也不请我！”

　　林月琴忍不住笑了起来。

　　罗荣桓本是青岛大学和武昌中山大学的学生，原想在大革命胜利后当一个土木工程师，但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把他脑子里的蓝图打得粉碎，他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加入共产党后，受中共湖北省委派遣，到通城搞农民武装，带领农民自卫军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三湾改编时，他是起义部队中７个连党代表之一。毛泽东对他非常了解。毛泽东高兴地向林月琴说了罗荣桓的经历和为人。他说：“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我们共产党都要做老实人。”最后，说起了罗荣桓要去抗日前线的事，毛泽东风趣地问林月琴：“你们新婚燕尔便要离开，我是不是有点残酷?”林月琴回答说：“那是革命需要嘛。”

　　毛泽东听了，满意地点点头，说道：“好！长征路上你是宣传员，提着石灰桶刷标语，动员人家送郎参军，今天你自己也送郎上前线！”

　　林月琴又被逗乐了。

121 以大局为重

　　林月琴回到家里，向罗荣桓说了毛泽东见她的情景。罗荣桓和爱人一样，也很受感动。部队要出征了，罗荣桓深情地对林月琴说：“我走了，你留在延安，要安心学习、工作。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记住毛泽东同志的话，永远做老实人，忠诚于党的事业。”这次离别后，直到１９３８年，他们夫妻二人才在晋西北敌后根据地团聚。平型关大捷后，１９３８年冬天一一五师奉命向山东进军。罗荣桓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东进路上生的，所以取名东进。罗东进出生以后，就在挑筐里和马背上，长途跋涉到了山东。到山东后，罗荣桓担任了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又与师长林彪共事。

　　罗荣桓元帅一生中，多次与林彪共事。早在井冈山时代的１９３０年，罗荣桓任红四军政治委员，林彪是军长。以后在红军一军团，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在东北野战军，林彪是军事指挥员，罗荣桓负责政治工作。

　　当年，人们称呼“林罗”，就像称呼“刘邓”一样自然，一样充满敬仰。但这两个人不但从外表形成极大的反差，就是性格上也截然不同。罗荣桓胸怀坦荡，肚子里能撑船；林彪心地狭窄，眼里容不了一粒沙子。罗荣桓对林彪的为人十分清楚，遇到分歧，总是从团结出发，尽量尊重林彪，维护他的威信，但对重大问题从不退让，坚持党的原则。１９３０年端午节前，正在红四军二纵队任政委的罗荣桓突然接到前委命令，要他出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和四军政委。

　　罗荣桓的新任命，是毛泽东提的建议。当时，红四军的军长是林彪。林彪虽然打仗有些办法，但高傲自大，个性太强，谁和他都很难相处，时间一长准闹矛盾，毛泽东对此很不安。林彪担任二十八团团长时，几届党代表都被他闹得不欢而散。从井冈山撤退时，上级又从三十一团调来何挺颖任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是个容易相处又很有办法的人，不幸的是在打大余时负了重伤，毛泽东知道后，特意嘱咐陈毅转告林彪，要好好照顾，想办法把他抬走。可是林彪没派担架去抬，也说不上照顾，仍让何挺颖骑马，结果因伤势过重，从马上摔下来牺牲了。后来，二十八团改为一纵队，党代表是谢唯俊。林彪对谢唯俊又是一肚子意见，三番两次到前委告状，硬是把谢给挤走了。四军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走后，毛泽东就反复考虑四军政委的人选，考虑来考虑去，最后选定了罗荣桓，前委也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上任后，罗荣桓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抓得紧，很快就解决了部队中的团结和作战能力较差的问题，使四军的工作很快走到了前头。

　　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罗荣桓率红四军打开莲塘和良村后，又奉命去攻打驻黄陂的毛炳文师。由于时间紧迫，良村战斗刚刚结束，罗荣桓就带着四军主力部队，火速向黄陂赶去。在良村只留下了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打扫战场，安置伤员，收容俘虏，运送枪支。

　　就在我四军主力离开良村不久，敌十九路军紧追了上来。在良村打扫战场的我军机关人员来不及疏散，结果一些俘虏、枪支又被敌人夺了回去，我军的一些伤员也被敌人抓走了。与林彪不同的是，罗荣桓非常重视伤病员工作，他常对身边的人说：“这一项工作非常重要，一定要把负伤的阶级弟兄全部救回来。”只要有时间，他会亲自去做。

　　但这一次由于军情急迫，没时间具体安排，只好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政治部和供给部，却不料出了差错。罗荣桓心情非常沉重，好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122 重回战场

　　在黄陂消灭了毛文炳师的４个团以后，红军主力转移到兴国枫边、城冈地区，隐蔽休整。

　　在休整期间，罗荣桓等同志在城冈召开了四军军委会议，毛泽东和中央局的一位负责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罗荣桓在会上深刻检讨了在良村战后丢掉伤兵、俘虏和枪支的问题，自己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可是，作为军长的林彪，却毫无表情地坐在一边，好像此事与他无关。会后，中央局在没有做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免除了罗荣桓的军委书记，让林彪接任了这一职务。罗荣桓对于中央局这一过重的处分，没有计较，他觉得自己应该负责。

　　１９４６年７月，罗荣桓出席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的会议，会后因病情严重，决定赴莫斯科治疗。８月上旬，罗荣桓乘火车到达莫斯科。苏共中央联络部派联络员到车站迎接，安排罗荣桓一行住进莫斯科大旅馆。此前，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也从张家口来到莫斯科治病，同住在一个旅馆里。分别多年的老战友在异国重逢，格外高兴，一连几天谈天叙旧，兴致勃勃。休息几天后，罗荣桓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王稼祥也因在国内作放射治疗，皮肤被灼伤而住进这所医院。他们二人同住一间病房。

　　经过４天全面的身体检查，医院给罗荣桓做了手术，切除了长了肿瘤的左肾。不料由于刀口缝合不好，伤口破裂，引起大量出血，不得不再做缝合手术。医生看他头上满是渗出的汗珠，紧咬下唇忍住疼痛，一声不哼，跷起拇指连声称赞他是“真正的英雄”。

　　１９４７年３月，医院复查认为罗荣桓的肾功能仍有问题，同时还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建议他去克里米亚疗养。罗荣桓夫妇正收拾行李，准备南下，苏方联络部人员心情沉重地告诉罗荣桓，国民党占领了延安。

　　当时，苏联人都把延安看成是中国的莫斯科。在苏联的卫国战争中，莫斯科没有沦陷，苏联人为此颇为自豪，因此，有些人把放弃延安看成是严重事件，甚至说，丢了延安是中国党的错误。罗荣桓不这样看，他认为放弃延安绝不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失败，而只能是新的更大胜利的开始；今天失掉一个延安，明天将会得到全中国。但是中国的命运、延安的命运毕竟与他的生命已融为一体，他的心早已飞回了中国的战场。他婉言谢绝去南俄疗养，决定立即回国。苏方医务人员劝说无效，只得在罗荣桓的出院通知书上，写下了手术后的肾功能情况，特别又增添了“心脏病、高血压”两项病变，建议休养３年，又规定每天工作不能超过３小时。

　　可是回到东北的罗荣桓哪里还会遵从医生的劝告，他又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中。他回到哈尔滨的第二天，就到双城去看望林彪。林彪吩咐为罗荣桓准备好在双城的住地，将原在罗荣桓身边工作的李新阶仍调回来当秘书。林彪向罗荣桓概括地介绍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后，罗荣桓便开始工作。林彪又同过去一样，专管军事，而且连坐姿都没有变化：总是骑坐在木椅上，双肘伏在椅背上，面对满壁军用地图，一坐半天，天天如此。他在作战上算度很精，而对别的事，却很少过问。罗荣桓深知他这一特点，称之为“林总的重点主义”，对他充分谅解。由此而来，许多繁重的工作如政治、训练、动员、装备、后勤保障等都压在了他的身上，他便没有白天黑夜地来往于哈尔滨与双城之间，每天工作不得超过３小时的医嘱早已丢到九霄云外。

123 嫉恨的发端

　　再说林月琴也是个不甘寂寞的人。罗荣桓一头扎进工作中，常不在家。林月琴照顾他的任务减轻了。她闲不住，向组织上提出，请求分配个工作。组织部想叫她到部里来工作。罗荣桓得知后对她说：“你要求参加工作是对的，但你究竟做什么工作合适，让我再考虑考虑。”过了几天，罗荣桓对她说：“现在各机关、各部队留守处都有许多娃娃，没有地方上学。你可以去办一所子弟学校，这既能解决前方干部的后顾之忧，又关系到培养革命后代，是很重要的事情。你就当这个子弟学校的校长吧。”罗荣桓说的这些情况，林月琴平时也注意到，只是自己没搞过教育，怕搞不好。罗荣桓告诉她：“这不要紧。不会可以学。办学校要有一些好教员。你可以找一些热心肠的有文化的女同志商量商量，请她们跟你一块干。”于是，林月琴就找曾读过师范的政治部宣传部长萧向荣的夫人余慎和副司令员吕正操的夫人刘莎一块商量办学的事，决定办一所包括保育院在内的子弟学校，孩子满３岁就收，衣、食、住和教育均由学校负责，确定了要使孩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这件事却引起了叶群的极大不快。她想到政委、副司令的家属都在从事这项工作，惟独把自己撇下，是何道理?她不是没文化呀，是林月琴故意这么做?其实，林月琴过去并不认识叶群，到东北后，林月琴才同她认识。交往时间长了，林月琴发现叶群这个人不够诚实，不像其他姐妹那样爱说心里话，总是给人一种虚情假意的感觉。她向罗荣桓谈起过自己对叶群的印象，但罗荣桓总是说：“叶群的经历跟你不同，她在大城市待过，接触过三教九流，社会经验较多。你同她既要搞好团结，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为此，林月琴在办学之初就没有请叶群参加。

　　可是办学需要校舍，管理部门建议用林彪、叶群即将迁出的房子当校舍。那房子很大，早先是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官邸。罗荣桓夫妇回哈尔滨后，管理部门也给他们分配了一套相当于林彪住宅的房子：三层楼，有舞厅、会客厅。罗荣桓感到房子太大，一家４口住太浪费。当时，政治部主任谭政夫妇没有子女，住一栋小楼。罗荣桓夫妇便建议同谭家合住那栋小楼。谭政夫人王常德是四川人，原来也是四方面军的，同林月琴在延安党校是同学，两人情同手足。王常德一听说林月琴要搬来和他们同住，高兴得睡不着觉，嚷嚷着要做几样四川好菜招待罗荣桓一家。叶群知道林月琴搬家后，便也提出要搬家，准备搬往马家沟。于是，管理部门便提出用叶群腾出的房屋当学校校舍。此时叶群还没搬，她听说要用此房办子弟学校时，陡然涌起了一股无名火，便跑到双城向林彪告状，说罗政委带头搬家同谭政家合住，是“将”她的“军”，逼得她也不得不搬到小房子去住，而原先的大房子要被林月琴拿去办学校了……

　　辽沈战役结束后，林月琴出席了在沈阳召开的东北妇女代表大会。会议推选出席全国妇代会代表时，在候选人名单中未列入叶群。叶群便在小组会上说，由于她是林彪的爱人，应当列为候选人。她的发言却事与愿违，好多代表都批评她这种观念不对，不赞成她当候选人。叶群没有反省自己的表现，却无端怀疑是林月琴在下面煽动的。其实林月琴同她根本不在一个组，也没听说这一组发生的事。叶群又到蔡畅那里告状。蔡畅将林月琴找来问是怎么回事，林月琴莫名其妙。蔡畅便转了一个弯儿，建议让叶群当上了特邀代表，并向叶群解释，此事与林月琴无关。但是，叶群执拗地认为，后台是林月琴。这两件事便成为叶群嫉恨林月琴的发端。

124 按兵不动

　　１９４７年，东北我军发动了夏秋冬三次攻势，歼灭蒋军３０万人，解放了广大城乡，５０万蒋军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及附近据点。

　　为了全歼东北之敌，加快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中央军委在１９４８年２月祝贺冬季攻势胜利的贺电中，明确指示我东北部队马上做好南下作战的准备。但是，当时担任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林彪，对中央军委的指示却全然不听，他在４月的吉林会议上，提出了“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５月间他又命令两个纵队去打长春机场，没有成功，又提出“久困长围”的口号，并决定在吉林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具体部署。

　　吉林会议于６月１５日召开，林彪未出席，罗荣桓主持会议，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攻势，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攻”的方针，并提出要发布“断绝敌人粮柴，禁止行人出入”的命令。

　　会上，有人问，如果老百姓出城怎么办?快人快语的刘亚楼不假思索地说：“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的话引起哄堂大笑。因为会场里正坐着两个在战争中失去一只眼睛的李作鹏和周纯全。罗荣桓示意大家安静，然后说：“对群众要收容、安置。”

　　不久，长春在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围困下，粮源断绝。国民党军只能靠空投接济，但僧多粥少，就在市内到处搜刮老百姓的存粮，市内饿死人很多，老百姓纷纷外逃。到８月间，林、罗、刘决定，分批放出饥饿群众。

　　林彪决定打长春的计划报到西柏坡，毛泽东看后大发雷霆。他把燃着的一支烟在手中捻碎，对周恩来说：“又是一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看他是胆子太小，２月就叫他南下北宁线，两个多月了，还是这个态度，要不然我去东北算了。”周恩来看了一会儿电报，说：“主席，我看只能原则同意他们的计划，再次申明南下北宁线的重要性。”

　　毛泽东点点头：“也只好如此了。”

　　毛泽东回屋去，心里仍是不痛快，拿起毛笔写道：“这人弯子好难拐哟，十几次批评不顶用，这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他想了想，又写道：“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最后毛泽东明确提出，“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

　　对于毛泽东的来电，林彪不在公开场合表态，仍是无动于衷。罗荣桓也多次严肃劝他执行中央指示南下，但此时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正式分开，林彪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东北军区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大权独揽，对他的规劝根本就听不进去。

　　磨破嘴皮，说服不了林彪，罗荣桓只好提议召开东北局常委会讨论。会上，林彪再次强调围困长春的方针，说目前长春粮食已十分困难，再围下去，敌人必然会突围，我们可以围而歼之。罗荣桓说：“粮食缺乏，饿死的是老百姓！敌人有空运，粮食弹药都不缺！我们再围下去只会浪费时间。中央军委的几十份电报都要求我们南下作战。如果我们不执行‘关门打狗’的指示，让卫立煌集团四十多万人跑掉，不论跑到那里，都会给今后的全国解放增加困难。”常委们一致拥护南下打锦州的方针。林彪无奈，只好同意给中央拍电报，汇报东北局常委会讨论的结果。可是７月２２日给军委的电报发出后，他又借口粮食困难，汽油不足，西线铁路被大水冲坏等等理由，仍然按兵不动。

125 命令不敢违抗

　　罗荣桓坚决拥护南下方针，他日夜忙着指挥战勤工作，想尽一切办法，在冀热辽地区准备了一亿斤粮食，足够几十万部队食用，准备了足够的弹药、汽油，准备被服，做好了后勤保障工作。可林彪仍然要等西线铁路修好才动，甚至向中央提出要华北杨成武兵团先包围大同，牵制傅作义的兵力，东北部队才能南下。

　　８月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到１０月底，同时做好根据时局变化撤退沈阳的方针。

　　军情急迫，中央军委的来电更多了，批评也更严厉了。来电指出，你们１００万大军的行动怎么能取决于杨成武几万部队的行动呢?傅作义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不会认真出关增援，我军要迅速南下，否则就要贻误战机!

　　到这时，林彪仍是不听，他呆在哈尔滨南面的双城，坚持要等西线铁路修好后才能行动。９月７日，毛泽东亲自发来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令，要东北解放军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在９、１０两个月内，歼灭锦州、榆关至唐山一线的敌人。并勉励东北部队，要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在长、沈亡敌倾巢援锦时，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

　　毛主席发来了命令，林彪不敢再违抗了，心里不乐意也只好接受。他下令叫６个纵队和３个独立师，向锦州外围进军，仍留６个主力纵队和１４个独立师，在长春、沈阳附近和沈阳以南地区徘徊。９月２１日，东北野战军首脑机关离开哈尔滨，先乘火车驰向东伪装前进。晚上１０点钟，列车掉转火车头，向来路上飞奔，拂晓前经过哈尔滨，开上西满的轨道，加速前进。

　　次日上午，列车停在一个小站上。中央军委来电报指出平分兵力的部署是不对的，特别是几个主力纵队太靠近沈阳，这样，沈阳之敌就不出来增援，会影响第二阶段的作战计划。

　　林彪看着电报，皱着眉头，一脸不高兴：“又是指责、指责……没完没了!”罗荣桓听惯他的埋怨，没有吱声。“政委。”林彪突然问道，“你是怎么看的?”“毛主席和中央高瞻远瞩。”罗荣桓开门见山地说，“他们就是要我们迅速拿下锦州，回师歼灭沈阳出来增援之敌！应该把更多的兵力调到锦州前线，让沈阳的敌人能放心出来。”林彪嘀咕道：“想的不错，但锦州也不是纸糊的，里面有十几万敌人，工事坚固，火力很强。万一一时打不下，葫芦岛的援兵打过来，沈阳之敌再西进，我们就要吃大亏!”“葫芦岛和锦西的援兵，一定要堵住!”罗荣桓说，“我想叫二纵五师和三纵赶到义县，让四纵迅速南下，抢占塔山和西海口，阻击葫芦岛方向的敌人!”“好吧!”如果不是刚看了中央的电报，林彪不会这么轻易同意的。

　　军车兜了个大圈子，停停走走，两天后才到达彰武车站，停在岔道上。在彰武期间，林彪说他身体不舒服，搬到一座幽雅的大院里休养，关严了住房的窗户，拉上窗帘，整天呆在黑屋里，罗荣桓负起指挥战役的重担。

　　林彪在东北经常生病。他的病多半是由天气和旧枪伤引起的。一生病，他的主食几乎都被黄豆代替：煮黄豆、炒黄豆、油炸黄豆，有时装黄豆的袋子就放在桌子上，想起来就往嘴里填一把。除了吃黄豆就是吃中药，林彪自己看医书，亲自开药方，秘书或警卫按方抓药，煎好就拿给林彪喝。服完药的林彪，总是自我感觉良好，来了精神就站到地图前，一站老半天。

126 老实人发火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２日上午，罗荣桓政委和刘亚楼参谋长正在研究攻城部署，忽然听见一阵刺耳的汽笛声。不一会儿，列车发生剧烈的震动，显然是挂上火车头的撞击声。罗荣桓站起来，望着车窗外面人来人往，很是忙乱，喊来警卫员，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警卫员回答。

　　罗荣桓问：“是不是敌机又来了?”

　　警卫员说：“没有听见警报。”下车问过后，警卫员说是司令员命令部队准备出发，往北开。

　　罗荣桓心里纳闷，问参谋长：“去哪?你知道吗?”

　　刘亚楼摇摇头。罗政委沉下脸，心里很恼火，不知林彪想搞什么名堂?立即同参谋长赶到林彪的住处。

　　林彪住在一座砖墙瓦顶的大院里，堂屋里关紧窗户，蒙上窗帘，昏昏暗暗。林彪上半身靠着床头躺着，看见罗政委和刘参谋长进来，好像猜到了他们的来意，伸手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电报，递给罗荣桓。

　　电报上写着，９月３０日，蒋介石飞到北平，为确保锦州，抽调傅作义和其他部队，由海上运兵，已经有５个师到达葫芦岛了。

　　林彪说：“葫芦岛和锦西的敌人，已经增到１１个师，锦州不能打了。”

　　听到林彪又唱起老调，罗荣桓有些激动：“昨天刚打下义县，又提出不打锦州，怎么向中央交待?”

　　“情况变了嘛!”林彪板着脸说，“我已经向军委建议，还是回去打长春。”

　　“所以你就下令开倒车?”罗荣桓生气地说。

　　林彪从鼻孔里“嗯”了一声。

　　罗荣桓忍不住严厉地责问他：“司令员!这样重大的事，应该先和大家商量再做决定啊!”

　　林彪一向专横惯了，现在大权在手，更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听不得逆耳的话。他板下脸，不快地说：“商量个啥?明摆着的事吗。”

　　罗荣桓坚持不让：“主席和军委三令五申，要我们打锦州，现在又不打，如何交代?不但部队士兵受影响，而且敌人知道我们北撤后东西夹击，这要受损失的!”

　　林彪不这样看：“敌人害怕我们攻城，正愁我们不撤，怎么还会出击?”

　　“敌人不是傻瓜，蒋介石看出我们的弱点后，肯定不会失去这个有利战机的!部队不能安全撤回，你考虑过没有?”

　　林彪仍固执地说：“蒋介石刚丢了济南，已成了惊弓之鸟，绝不敢出来的!”

　　罗荣桓见他如此不顾中央的命令，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火气，指着他喊道：“主席要我们敢打没有打过的大歼灭战，我们可不能‘怕’字当头啊!”

　　“你说谁‘怕’字当头?”没有人会轻易向林彪发火，而且又说到他的痛处，他也火了，拍着桌子大声责问。

　　罗荣桓更火了，怒吼道：“战役打响了，锦州的外围据点都扫清了，你一听说葫芦岛和锦州来了增兵，就不敢打下去，这不是怕敌人是什么?”

　　俗话说老实人不发火，发起火来不得了。罗荣桓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火，他和林彪相处很久，有分歧时总是耐心说服，以团结和维护林彪的威信为重。

　　这次两人大吵，甚至拍了桌子，周围的工作人员不由全惊呆了。

127 亲临前线

　　林彪也很少和人对吵，几句话对下来，就哑了口，停了一会儿，说道：“反正锦州打不得，敌情变了，中央也会实事求是的。”罗荣桓也平静了些：“你想过没有?这是违抗中央军委的作战命令，破坏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不打锦州撤回去，就会推迟东北的解放，影响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林彪没了词，就问刘亚楼：“参谋长，你的意见呢?”“我同意政委的意见，锦州非打不可。”参谋长说。林彪只好叫秘书到机要室，追回那份不打锦州的电报。秘书打完电话后报告说，电报已发出去了。林彪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问道：“怎么办?”“写个检讨，重新表态!”罗荣桓说。林彪没说话，刘亚楼点了点头。罗荣桓当即又起草了一份电报，主动承担责任，向军委做了检讨，表示坚决按原计划攻打锦州。罗荣桓把电稿递给林彪，林彪匆匆看了一遍，也不吭声，和参谋长都签了字。罗荣桓写了“加急”二字，立即让秘书拿去发了。

　　第二天即１０月３日，中央军委接连发来了两封电报，严厉批评回去打长春的做法，指出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分析在塔山一线有两个纵队打援，足以胜任，不用害怕。如果回去打长春，对东北部队和整个战局都非常不利。即使打下长春，也不能取得主动地位，只有打下锦州，才能掌握战局的主动权。

　　１０月４日，毛泽东收到罗荣桓拟稿的检讨电报后，又发来一封长电，表示“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再次分析打长春和打锦州的利害关系，以坚定林彪的信心。毛主席严厉指出：如果不打锦州这一仗，要犯历史上最大的错误。同时要求指挥所搬到靠近锦州前线。

　　当天夜里，在罗荣桓的不断催促下，指挥所才进到阜新。阜新以南的铁轨都扒了。部队下了车，住在城里。这时，蒋介石看到义县被我军攻下，１０月２日又慌慌张张地飞到沈阳，将沈阳之敌编为防守兵团和攻击兵团，亲自部署廖耀湘兵团西进增援锦州。

　　到阜新后，罗荣桓觉得距锦州太远，对指挥作战不利。可林彪不愿离开铁路线，他以去年３次攻势都是在双城指挥的为理由，不想再向锦州靠近了。罗荣桓知道他对打锦州还是有顾虑，说道：“不能再耽误了!我们应马上赶到前线，拿出攻城方案来。”正在这时，中央军委又来了电报，询问指挥所到了哪里?再次要求指挥所进到锦州附近，还要求马上拿出攻城的作战方案，限定尽速打下锦州。林彪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但他不敢再违抗命令，只好叫参谋长刘亚楼准备汽车，连夜赶到锦州西北的马六屯。

　　第二天下午，参谋长刘亚楼要去看地形。罗荣桓也要去。这把大家难住了，他是一个动过大手术的人，坐一段汽车不要紧，要骑马，还要翻山越岭，他能受得了吗?“那有什么受不了，七百多米的五彩山都翻过来了，四百多米的小山，我就不相信翻不过去。”罗荣桓信心十足。“我们是骑马去，你多少年没有骑马了，大夫也不会同意的，等一○三看了以后，再详细向你汇报可以吗?”作战科长尹健说道。“一○三”是参谋长刘亚楼的代号。罗荣桓摇摇头，问大家：“你们说毛主席最近给我们的电报上，要我们接受的教训是什么?”尹健低头想了想回答说：“一是告诉我们不要平分兵力，一定要集中主力攻击一点，二是批评我们的指挥所没有先于部队到前线。”罗荣桓赞同地点点头：“现在我们既已到锦州附近，怎么能光靠地图指挥而不亲自去看看地形呢?”他不容辩驳地说：“你去告诉‘一○三’。就说我已经决定同你们一起去帽儿山。”

128 料事如神

　　作战科长尹健把罗荣桓说的一番话向刘亚楼作了汇报，请示怎么办。“那还有什么办法!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脾气，他下了决心，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只好一起去。”刘亚楼说完，就拿起电话向林彪做了报告。林彪说他也要去看看。

　　东北的１０月，虽说还是秋季，却已是凉风飕飕了。好在那天天气很好。汽车沿公路来到山下二纵司令部驻地———老虎屯。二纵司令员刘震、三纵司令员韩先楚等都在那里等候。大家一面说话，一面等待送来的马。恰好，第九纵队政委李中权乘车路过。他下车后，汇报了九纵最近攻打锦州外围的战斗情况。坐骑很快都牵来了，林彪、罗荣桓一行乘上马，松辔缓行。前面带路的干部不敢走快了，怕罗政委吃不消。但罗荣桓神态自如，毫无倦意，一边走，一边同林彪聊天。

　　登上帽儿山，居高临下，可以看到锦州的城垣。罗荣桓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锦州的环城工事，那儿都是钢骨水泥的子母地堡。正看着，突然飞来３架飞机，又是扔炸弹，又是扫射，来回低空盘旋。山上没有掩蔽部，警卫员催着下山，他好像没有听见，直到把锦州的工事仔细观察了一遍，罗荣桓才最后下了帽儿山。

　　观察地形回来，指挥部很快便拟定了进攻锦州城的作战方案，主要突破口选在北城。

　　１０月９日，攻城的各部队开始向城郊的敌人大小据点猛攻，激战五天五夜，扫清了敌人城外的大小据点和所有工事，攻城道路被扫清，部队直逼锦州城下。运用攻打义县的经验，各部队采用了近迫作业，挖地道靠近城垣。

　　前指到达忙牛屯后，得悉有个纵队除延误封锁锦州西郊机场的时机外，最近又发生了战斗中一度丢失阵地而没有及时报告的事件。林彪得知后大发脾气，刘亚楼也生气地说：“锦州的西郊机场能够使用，东郊机场已不能使用，敌机又正在西郊机场空运，这还要请示吗?应该通报批评!”罗荣桓听了两人的话，冷静地说：“从这两件事来看，问题确实严重。毛主席的批评和指示，我们应该认真执行，不然就会影响整个锦州作战任务。不过，我们应该去亲自检查一下。”“一○一不能离开指挥所，我去吧。”刘亚楼说。“你那个急性子，会同人家吵起来的。还是我去一趟吧，同时也检查一下他们的准备工作。部队出了差错，也不能光是简单地批评下面，还应该从我们自己身上找找缺点。”

　　在那个纵队住了两天一夜，罗荣桓听了汇报，仔细检查了作战方案，找纵队司令员和政委谈了话，表扬了他们在扫清锦州外围战斗中打得不错，又严厉批评了丢失阵地不及时报告和封锁机场耽误两天的错误，要他们做深刻检查。

　　本来罗荣桓还准备去一下一纵，但总部催他回去，因为战事已日趋激烈。国民党“东进兵团”从１０月１０日起，便展开了３至５个师的兵力，在大炮、飞机及军舰的炮火掩护下，连日猛犯锦州西南４０公里的塔山。由沈阳出动的廖耀湘“西进兵团”也于１０月１１日至１３日先后进占了彰武及新立屯以东一线地区，将东北解放军由通辽经彰武到阜新、义县的后方供应线截断。

　　听到这个消息，林彪紧锁眉头，看到罗荣桓回来，心情忧郁地说：“你看，补给线被切断了!”罗荣桓看完电报，沉着地说：“廖耀湘不会认真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他这次是让蒋介石给硬逼出来的。他不走北宁线增援锦州之敌，却跑到西北方占领彰武，不过是虚晃一枪，给蒋介石摆个样子而已。这一点毛主席早就看透了，不用理它。”大家听了都觉得罗荣桓分析得正确，林彪闭上眼睛一声不吭，按他自己的思路继续琢磨着。

129 浴血攻坚战

　　半小时后，作战科长从帽儿山打来电话报告：三纵队已打开突破口，要求把另一个纵队的十师调过来，让这个师从突破口进去，迅速打掉敌人的纵深防御工事。

　　“太费事了!”林彪不耐烦地命令道：“叫三纵的预备队冲进去!”参谋长正要传达林彪的命令，罗荣桓叫住了他：“等等!问问二纵的情况如何?”参谋长问过后回答说：“还没有攻开突破口。”罗荣桓对林彪说：“我看还是把十三师调过去的好，只有几里路，很快就能到达。他们打巷战很有经验，可以迅速打乱敌人城内的防御体系。”

　　林彪不吭声。参谋长望着他，等待他的决定。“照政委的意见下命令吧!”林彪一脸严峻地说。十三师火速赶到三纵打开的突破口，立即冲进城里，插向敌人的心脏。他们炸毁一个个地堡和工事，四面八方突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这时，二纵也突破敌人防线，攻进了城里。城南的三纵和九纵，城东的八纵，也先后攻进城里，我军战士将敌人分割成块，一块块围拢歼掉，进展非常顺利。

　　塔山阻击战最为惨烈，守塔山的四纵队顽强堵击敌人，阵地失而复得。蒋介石亲自飞到葫芦岛，不断增兵，指挥廖耀湘部队冲锋。敌方是由罗奇率领的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九十五师。罗奇在率连以上军官到前线侦察地形后，下达动员令说：“独立九十五师，至今历经大小数百仗，还没丢过一挺机关枪。明天一战，全靠诸位奋勇向前。身先士卒是独立九十五师官长的传统。率先冲上阵地者官升一级，怯阵后退者杀无赦!”

　　我军也不敢掉以轻心。罗荣桓对塔山守将用电话下达了政治动员令：“街亭虽小，干系重大。锦州与锦西相距４０公里，全靠塔山阵地阻击敌东进兵团。否则，锦州敌军就要跑掉，甚至使我围城部队陷于敌数路夹击中，锦州战役关键在塔山守不守得住，务必使每个干部、党员和全军上下明白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参谋长刘亚楼在电话里对各师领导下了死命令：“塔山丢了，你们提着脑袋来见我!”

　　１０月１３日拂晓，塔山阵地被炮火覆盖。５时整，敌独立九十五师在督战队的驱赶下开始攻击。罗奇采取波浪式冲击战术。第一波全端着冲锋枪，戴大盖帽的军官远远跑在队伍的前面，猛烈冲锋。但第一波很快被解放军击溃。第二波发起冲锋时，队形和战术一样，只是武器不同，从军官到士兵人人手里端着一挺轻机枪。他们冲到第一波溃败的地方立即跪在地上，推着尸体当活动掩体，一步一步向前推进。我十师二十八团一线连队伤亡惨重，二梯队已经投入了战斗，十师师长蔡正国向纵队请求炮火支援。

　　纵队司令员吴克华激动地答道：“请向二十八团指战员转致敬意，你们一定要坚持到黄昏。我马上命令炮兵支援你们。”罗奇眼看他的“冲击波”被一次次瓦解，难以夺到阵地，便在黄昏到来时，使出最后的“撒手锏”。只见一群赤身裸体，头缠红布条，身背大刀、端着机枪的敢死队，像海盗般蜂拥而上。许多阵地被撕开了裂口，在如血的夕阳中，双方军队展开了白刃肉搏战。当太阳沉落时，吴克华命令纵队预备队开始反击，同时炮火向敌纵深轰击。塔山阵地又保住了。城里的敌人兵败如山倒，全乱了套。到１５日下午６点钟，我军攻进老城消灭了最后一股抵抗的敌人，胜利地结束了攻城战斗。

　　锦州攻坚战，我军战士只用了３１个小时，俘敌东北“剿共”副司令范汉杰以下九万余人。连同攻克外围据点，锦州战役共歼敌１３万人。

130 积怨过程

　　锦州解放对于辽沈战役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我军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保证了“关门打狗”战略意图的实现。

　　辽沈战役结束后，司总部迁至沈阳。罗荣桓在沈阳主持草拟向党中央的作战情况综合报告，报告提及林彪对打锦州曾一度动摇之事。文中委婉地说道，蒋军从华北调５个师海运葫芦岛，“加上锦葫原有之４个师共计９个师，企图由锦西向北驰援锦州，这曾使我们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顾虑。但这一过程共两三个小时即确定仍坚持原来之决心不变……”报告稿刚起草完，正好林彪进屋，罗荣桓将报告稿递给他看后，指着上面引的这几句话，请他过目，并说：“这一段，写我们在打锦州问题上曾一度有顾虑，很快就纠正了，你看怎么样?”林彪正因辽沈战役胜利而兴高采烈，看了那段轻描淡写的文字，马上拉长了脸，将稿子往桌上一放，转身走了。林彪显然不满这段揭短的话，由于罗荣桓的坚持与说服，加上刘亚楼支持，林彪不得不同意签发上报，但心中很是不快。天津解放后，他排挤罗荣桓，邀请聂荣臻到四野当政委。聂荣臻不知其中的缘故，他对林彪说：“现在战略反攻了，应当由罗荣桓同志当。我参加了军委工作，还兼北平卫戍司令，也不能离开，至于晋察冀的干部由你选。”

　　此事是一个历史见证，说明罗荣桓在打不打锦州这个重要问题上同林彪的分歧，也说明了罗荣桓一贯坚持原则。所以毛泽东在《吊罗荣桓同志》诗中特别提到：“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晏鸟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毛泽东悲痛异常地呼唤着：“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可见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信赖。这也因罗荣桓虽功名显赫却甘于淡泊、从不夸耀的品格所至。

　　在战争年代，包括东北时期，在与林彪合作的诸位将领中，可以说罗荣桓是与他配合最好的一位。和常人一样，他们之间有过矛盾和分歧，但多数是工作中的，并不涉及个人品质方面的问题。当问题出现的时候，罗荣桓作为政治委员，总能从大局出发，不计个人恩怨，尽量维护林彪的威信。他们之间出现大的原则分歧，则是在解放以后，从林彪出于个人目的大肆鼓吹毛泽东开始的。从毛泽东与他们两人的关系看，罗与毛的历史渊源并不比林彪浅，罗对毛泽东的崇敬一点不比林彪低，但罗的原则是实事求是，而林彪则是投其所好。

　　建国后，罗荣桓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

　　罗家与林家积怨有个过程。在战争年代及解放初期，两家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在５０年代，罗家人口众多，除了有他们自己的５个子女外，还有罗荣桓的侄子、侄女、侄孙，林月琴的堂弟、侄女，林彪前妻的女儿林小琳一度也住在罗家。她同叶群的关系不好，有一次她写信指斥叶群为王熙凤。林小琳想见她父亲林彪，怕叶群从中作梗，便请林月琴联系。林月琴认为这是人之常情，便同意了。尽管林小琳写信给叶群的事林月琴事先并不知道，但多疑的叶群还是把这事同林小琳见林彪的事联系起来，从而增加了对林月琴的不满。

　　１９５６年，由于劳累过度，再加小女儿癌症病逝的刺激，罗荣桓的心绞痛反复发作，有时一天几次。发作时，吃一点药，休息一下便挺过去了。时间一长，罗荣桓决定辞去总政主任职务，当时他只有５４岁。他建议由谭政接替他的职务。彭德怀接到罗荣桓的信后，感到关系重大，需从长计议。他考虑八大即将召开，可在会议期间向毛主席报告后再说，便将信先压了下来。

131 观点不同

　　八大选举罗荣桓为中央委员，由毛泽东提名，他还当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考虑到罗荣桓的健康状况，同意他的请求，决定由谭政任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任总干部部长(不久总干部部与总政合并)。

　　罗荣桓辞去总政和总干部部的职务后，日常工作的负担减轻了。但是他被选为政治局委员，肩上的责任并没减轻。罗荣桓没有什么业余爱好，不会下棋，也不打扑克，只有散散步。同他住得不远的贺龙很关心他的健康，就热情邀请他去钓鱼。罗荣桓开始不想去，贺龙又邀来聂荣臻一道相劝，盛情难却，罗荣桓只好去了。贺龙一路上向他讲解钓鱼的常识。到了龙潭湖，垂下渔钩不久，就有一条大鱼上钩了，咬着渔钩拼命往深水里钻。罗荣桓没有思想准备，被猛地拉了一个趔趄。贺龙见状，忙放下自己的渔竿，一边说“老罗，莫慌，我来我来”，一边以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的快步跑过去，接过罗荣桓的渔竿，一面放线一面说：“这叫放长线，钓大鱼。”罗荣桓站在岸上，兴致勃勃地看着贺龙放线收线，反复多次，经过二三十分钟，才把鱼拖出水面。一称，有１７斤重。罗荣桓因新奇而感到兴奋，开始对钓鱼有点兴趣了。但是他钓鱼时，老是在思考问题，常常是鱼咬钩了也不提竿。贺龙便开他的玩笑：“老罗，姜太公钓鱼是愿者上钩，可是你呀，鱼咬钩了也不提竿。”罗荣桓听了也不禁哑然失笑。比较起来，他最喜欢的仍然是工作。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直言被罢官。罗荣桓因病未出席会议，接彭德怀电话，说毛主席准备让林彪接任国防部长，征求罗的意见。罗荣桓说，国防部长外事任务较重，林彪身体不佳，不宜担任此职，建议贺龙同志担任。彭德怀向毛主席报告了罗的意见，未被采纳。此事林彪自然知道。林彪出于个人野心，把功夫用在“毛泽东”身上。他大力推广诸如学习毛著是学马列的“捷径”，是“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后来他又提出“顶峰论”、“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和背语录等一系列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

　　谭政觉得所谓的“三八”作风和三八妇女节易混淆，提出商榷。林彪在会上点了谭政的名，又加上别的罪状，把他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林彪此举的矛头也是指向罗荣桓的，他指责谭政的两条罪状———搞文化教育和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罗荣桓的主意。

　　１９６０年年底，根据林彪的意见，谭政被降为总政副主任。毛泽东将总参谋长罗瑞卿和总政副主任萧华请到中南海去商量由谁来接替谭政的主任职务。罗瑞卿和萧华都建议由罗荣桓复出，毛泽东立即同意。于是，中央军委决定由罗荣桓重新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对此，林彪不高兴，不许报纸公布。后来，新华社要发表我军领导人名单，罗瑞卿和萧华都主张公布罗荣桓的任命，林彪仍然不同意。罗荣桓感慨地说：“看来我这个主任还是不合法啊!”

　　对于自己的重新任命，罗荣桓也感到突然。１０月间整谭政的军委扩大会议，他因病没有参加。批判谭政，林彪事先对他连招呼都没有打一个。但是，罗荣桓服从了中央和军委的决定。他对林月琴说：“中央既然要我干，我一定要干好。”于是他带病上任，首先是找总政各位副主任和部长们汇报，了解情况。

　　罗荣桓重新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对林彪那一套学习毛著的提法不以为然。他曾对总政副主任梁必业说：“带着问题学，在毛选中找答案，提法不妥当。还是要学习立场、观点和方法。”他还对总干部部长甘渭汉说：“把毛泽东思想说成当代思想的顶峰，那就没有发展了。”

132 抓住把柄

　　１９６１年２月，罗荣桓和贺龙一同南下，到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在南京连队了解战士生活，问战士们怎么理解带着问题学?战士们答不上来。连指导员说，大家研究来研究去，不知该怎么学才能立竿见影。

　　罗荣桓说：“你们要灵活运用嘛。学习时要注意联系实际，领会精神实质别的可以先不去考虑。”这时，罗荣桓对林彪的“背语录”做法也产生怀疑。他认为这是教条主义，他说：“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那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经过调查，罗荣桓进一步明确认识到林彪的做法是背离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的。回京后，《解放军报》写了一篇报道，文章中有他调查时的讲话，征求他的意见。罗帅向来不喜见报，这次却同意发表，无疑是公开向林彪打个招呼。

　　４月下旬，林彪指示《解放军报》经常选登毛主席语录，军报准备“五一”开始刊登，对林彪提意见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４月１３日军委召开常委会，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草案，出席会议的常委有贺龙、罗荣桓、叶剑英、罗瑞卿和林彪。列席的有刘亚楼、张爱萍、彭绍辉、梁必业等。讨论时，林彪问大家有什么意见?罗荣桓提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有毛病。”林彪装作不知：“这句话在哪里呀?”罗荣桓示意梁必业，将有关的段落读了。林彪板着面孔，恶声问罗荣桓：“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呢?”罗荣桓坦率地说：“应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

　　林彪半天没吱声，看到无人发言，便阴阳怪气地说：“不好，就去掉嘛!”罗荣桓接着说：“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没等他说完，林彪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喊着“好吧!散会!”站起来拂袖而去。与会的元帅和将军们，对林彪的突然发作，感到惊讶。罗荣桓竭力克制住愤怒，拿着文件的手有点发抖，他踏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会议室。

　　会后，罗荣桓几天心情都不好，夫人林月琴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不说。对这个原则问题，既然林彪听不进去，只好向中央反映。他打电话给邓小平，邓小平觉得问题很重要，到书记处会上讨论，大家都同意罗荣桓的意见。林彪气冲冲离开会场以后，经常发火，暗中算计要报复罗荣桓，想给他扣上“反党”帽子，寻找攻击他的“炮弹”。

　　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２８日，罗荣桓在政治学院讲话，批评部队有些人不关心地方工作时说，在山东，农村劳动力减少２０％，牲口由６００万降到两万头，许多土地都荒废了，部队为什么不反映?这样大的灾荒，一平二调共产风，不反映怎么行?

　　几天后，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到罗荣桓家汇报民兵工作，谈到某省军区副司令下去核查工作，了解一个县非正常死亡３万多人，回来后未向党委反映。

　　有个秘书问动员处处长为何不反映?处长说，首长不反映，我也不敢。罗荣桓听了，心情非常沉重，他严肃指出，这是一个党性问题。

　　他立即将萧华请来，结合贯彻农村工作“十二条”，决定发一个指示，并以总政名义写个建议，指出各地驻军要及时反映地方动态，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参加一些地方工作等。经中央书记处同意，总政立即向部队传达。

　　部队向地方工作提意见，一年前彭德怀做过，结果被罢官。如今罗荣桓又如此做，林彪抓住把柄，向毛主席写了报告，说通令发下去后，各地驻军与地方党委关系易搞坏，对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不利，易发生军队与地方的对立。

　　133 病情加重

　　毛主席批示萧华，照林彪的意见办理，总政那个建议停止执行。这件事本来已经了结，可林彪为了打击罗荣桓，现在又搬出来当“炮弹”了!

　　有一天，林彪当着罗瑞卿和海军某领导人的面，冷冷地说：“罗荣桓的思想可不对头啊!他躲着我，主张军队向地方开炮，这不是反党吗?”罗瑞卿和海军那个干部听了不语。林彪看他们不表态，突然板着脸对罗瑞卿说：“听说这也是你的意见，我就是反对你们!”罗瑞卿看过总政给书记处的报告，根本不是什么向地方开炮，于是回答说：“我没有。”“没有?”林彪追着问：“怎么没有?有文件为证!”罗瑞卿只好回答：“要是查到我有这样的主张，我承担责任。”

　　林彪对罗瑞卿说：“就照我刚才说的搞，别的不要听。一个新鲜事物，总是有人反对的。”

　　第二天清晨，林彪又给罗瑞卿打电话，要他对此事保密，声称是为了“保护罗荣桓的健康”。他一面叫罗瑞卿不要公开，一面继续攻击罗荣桓反党，甚至说他反对“带着问题学”，就是反对毛主席。暗地里，林彪指使他的老婆叶群，放出谣言，说林彪把解放东北的功劳，分了一半给罗荣桓。谣言造得太拙劣，说明林彪贪天之功，把解放东北的胜利记在自己账上。而罗荣桓早在辽沈战役的敌工会上指出：“我军的伟大胜利，是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结果，也是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斗和广大人民群众支援的结果。至于讲到领导者，这就要看到十几位中央委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作用。”

　　１９６３年９月２６日，罗荣桓病情严重，再次住进了北京医院。这次不仅是血压不稳，心脏不好，肾功能也开始衰竭。当时医院还没有人工肾设备，只能采用腹膜透析的办法，就是向腹内注射１０００毫升生理盐水，过半小时再抽出来。林月琴看到罗荣桓注进盐水后，肚子胀得像鼓一样，他却强忍着一声不吭。由于尿中毒，毒素不能从肾排出，就从皮肤排出。所以罗荣桓时常觉得浑身皮肤奇痒难忍，他自己挠，林月琴也帮着挠，这也止不住，就用热水烫。热水的温度不断增高，皮肤经常烫出泡来。林月琴看着罗荣桓如此受罪，心如刀搅一般，但她只能将眼泪往肚里咽，和医生配合着，希望出现转机。

　　可是不行，由于尿毒刺激肠胃，不能吃饭，一吃就吐，什么办法也止不住，可是不吃饭病情更严重。林月琴和医生就喂他吃，他就一口一口地把饭强咽下去，一面吃一面同人说话，以便分散注意力，减少痛苦。强迫吃下去了，又要吐，吐完了再接着吃，有时一顿饭要折腾四五次。病魔毫不留情地折磨着他，很快他便连起床的力气也没有了。可是他还是一次次地挣扎着坐起来。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让我坐起来，站起来，能站起来就是胜利。”

　　站起来像爬一座山一样困难。林月琴把家里的一把旧椅子拿出来，装上４个，搬到医院里来，推着他在走廊里坐一坐。站起来———成了她和他的最大奢望。然而，他不但没有站起来，就是卧着的时候，因尿毒症而打嗝不止。这在一般人容易克制的困难，在罗荣桓身上变得异常艰难，就是止不住。几天几夜地打，院方将北京所有会止嗝的医生都找来了，什么办法都用过了，就是止不住。林月琴听医生说可以用最冷和最热的办法试一试，就喂他吃冰，吃冰也止不住，又用喝开水的办法……看到罗荣桓那样痛苦，林月琴的心都快要碎了。她日夜守候在医院里，时常有人来看望罗帅，她又要抑制自己的悲痛去迎送客人……

　　134 一个好同志

　　罗荣桓的病情更加恶化了，几天来，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这一天，他苏醒过来，看着守候在床前的妻子和孩子们，嘴角露出一丝笑容，他努力伸出手拉着林月琴的手，深情地望着，对这位经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与自己共同度过２６个春秋的老伴，已经没有更多的嘱咐了，只是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然后他逐个地看着孩子们，叮咛着：“我一生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你们要记住这一点。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他又昏迷过去。傍晚，罗荣桓又苏醒过来。林月琴告诉他：“少奇同志来看你。”罗荣桓听说后，就一直硬撑着，直到刘少奇走后，他又陷入昏迷。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６日下午２时３７分，罗荣桓在贺龙、张爱萍、甘泗淇、梁必业、萧向荣和林月琴及孩子们的守护下，心脏停止了跳动。病房里顿时一片抽泣……这天晚间，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议室召集会议，听取聂荣臻等同志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开会前，毛泽东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默哀。默哀后，毛泽东说：“罗荣桓同志是１９０２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出席这次汇报会的罗瑞卿，随即打电话给正在陪同林月琴的郝治平，让她把毛泽东讲的话向林月琴转达，劝劝林月琴，林月琴听了毛泽东的话，稍稍得到一些慰藉。

　　罗荣桓逝世两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成蓄势待发，罗瑞卿成了它的第一个牺牲品。林彪在整罗瑞卿的同时，叶群通过吴法宪向刘亚楼夫人翟云英打招呼，要她少同林月琴接触，原因是林月琴同人交往“左中右不分”，其实际含义是说林月琴同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来往密切。翟云英没有听他们的话。有一次，军委办公厅送一份传阅文件给贺龙夫人薛明，让她看完后传给同她比邻而居的林月琴。叶群知道后竟跑到薛明处威胁道：“你们那个邻居的弟弟历史上有问题，你把文件传给她，将来是会说不清楚的!”

　　“文革”开始后，因林彪的得宠而扶摇直上的叶群终于有了出气的时候。２０年前罗荣桓严厉批评她的事，她记忆犹新。在大整罗瑞卿夫妇的同时，叶群将手伸向林月琴，并通过整林月琴来攻击已逝世两年多的罗荣桓。她不仅要自己出气，还要帮着“首长”林彪出气。林彪也有此意。有一次他发誓说：“什么林罗、林罗!林罗从来就不是一回事!林罗要分开!”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吴法宪带头给林月琴写了第一张大字报，贴在总参办公楼的门厅里。一石激起千层浪，整个总参机关都被惊动了，惊动的不只是内容，而在于它的作者和被攻击的对象。人们一时议论纷纷：一个空军的司令怎么会把“反”造到总参机关来呢?至于内容，则空泛得很，说林月琴喜欢钓鱼，给扣了个“意志颓废”的帽子。为了造声势，空军又送来几张大字报，接着是林彪办公室支部贴出大字报支持吴胖子的“革命行动”。可是人们议论来议论去，也看不出大字报有什么重要内容，于是对它的热情渐消。叶群在一旁静观事态的发展，她想在总参掀起千层浪，可是落下几颗雨滴之后，天好像晴了。气急败坏之中，她决定再添几把柴，把“火”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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