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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廖伯康简历：
廖伯康——原四川省政协主席。
1924年出生。1947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
1953年4月廖伯康被选进重庆市团市委，任副书记；后又任重庆市团市委书记兼重庆市市委办公厅副主任。
1963年8月10——19日，重庆市团市委召开四届十一次委员（扩大）会议，对团市委书记廖伯康等个别领导同志犯有的“阶级立场、政治方向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批判。
1983年2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转发重庆市委的通知》，给予彻底平反。
1985年2月17日后，廖伯康历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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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伯康：耀邦同志是揭开四川迷雾的第一个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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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伯康：耀邦同志是揭开四川迷雾的第一个关键人物
1962年6月19日共青团中央在北京召开三届七中全会，我是1957年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团中央委员的，也通知我参加这次中央全会。
这次全会召开之前不久，即在1962年初党中央召开了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为主旨的党内最大的一次干部大会，参加者达七千人，故称之为七千人大会。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
至于对大跃进的评价，正如党中央在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中所说：是毛泽东同志、中央和不少地方领导同志------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大跃进实际上演化成了大倒退。在这一场遍及全国的巨大灾难中，四川是全国最突出的重灾区。
四川问题如此严重，要不要利用这次开会的机会直接向胡耀邦同志反映实情呢？我在去北京之前，曾经思之再三。
因为当时四川省委的第一书记李井泉既以左倾著名，又以整人厉害著称，一些同志言出而祸随，我是亲眼目睹的。
但同时也浮现出我1961年到长寿县渡舟公社亲眼目睹的那一幅幅景象：成村成乡的人群因饥饿而周身浮肿、气息奄奄。什么叫‘家徒四壁\'、‘田园荒芜\'、‘野有饿殍\'，我也是亲眼目睹的。
人民群众生活如此悲惨，四川死人如此严重，我岂能知情不报？林则徐曾自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作为共产党人，我实在不能作其他的选择。
到北京后，我首先见到的是原来在重庆团市委工作后调团中央的曾德林、罗玉清、向洛新、陈家俊等人。
曾德林说：你们四川是怎么搞的？不断有人写信说吃不饱，肿病多，要求寄粮票给他们。在北京工作的四川人几乎都收到这样的呼吁和求助的信。
我说实际情况比你们现在所了解的要严重得多。你们现在所说的困难，多半是城里人的困难。真正严重的问题是在农村，农村不仅是肿病流行，而且是大量饿死人的问题。
这引起了时任团中央侯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曾德林的注意。他随即向胡耀邦同志作了反映，这就引起了耀邦同志的深深忧虑和高度注意。
团中央这次全会开的时间很长，从6月19日开到7月9日结束，超过了二十天。会议开始时党中央建议这次全会在讨论原定议题之前，用三天时间让大家充分反映党中央在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在各地的执行贯彻情况。
在三天的讨论中，我基本未发言，这更引起了耀邦同志的注意。他知道，过去在团的历次会议上，我是属于喜欢发言有话直说的人，他也知道我对四川的严重问题深感不安，可为什么在这次会上又不发言呢？一定是有难言之处。于是他提出要单独找我谈谈四川的情况与问题。
耀邦同志一贯重视调查研究，过去找我们汇报重要问题时，常常是秘书、速记员、部门的同志一起听汇报。而这次他却只身一人来到我们住地前门饭店，神色凝重手里拿着厚厚的一叠稿纸和一大把削好了的铅笔。
在前门饭店一个很大的会议室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是真正的单独谈话，显得十分慎重。我一向对耀邦同志非常敬重，不是因为他的职务，而是因为他的卓越才识、他的道德人品、他的求真务实作风和他那一颗为人民为革命的赤子之心，因此我十分愿意向他倾诉积郁在胸的一切。
谈话时，我向耀邦同志反映：四川在大跃进中是突出的重灾区，目前仍困难重重，难以度日，干部议论纷纷，忧心忡忡，不知道中央是否了解四川的真实情况？
由于李井泉在一系列问题上推行左倾政策倒行逆施，致使农村生产力遭受极大破坏，粮食严重减产，却又上骗中央浮夸虚报。
由于粮食实在没有那么多，只得压低群众口粮来充数。
北京的干部每月口粮是三十斤，而四川的干部口粮每月只有十九斤。
至于农民每天的口粮只有十六两秤的四两至六两的原粮谷子（相当于十进位的二两多），许多地区连这点吊命的粮食也得不到保证，因而农村人口普遍浮肿，大量饿死。
为了强行推行他们左倾政策，李井泉还几次在农村中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在干部中又大搞反右倾斗争，打击一大片讲真话的同志。
61年时全国形势已经开始有所好转，而李井泉仍继续推行其左倾政策不回头，致使四川地区困难还在不断发展。在这千百万人民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广大干部忧心如焚，惶惶不安，切盼党中央、毛主席能了解下情，采取紧急措施以解民于倒悬。
耀邦同志听汇报时神态专注，边听边记。接着，我向耀邦同志谈到我是怎样知道四川农村的有关情况的。
我说，1960年11月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对各地农村进行整风整社。当时重庆所三个县：巴县、长寿、綦江也分别组成整风整社工作团下到农村。市委组织部长肖泽宽是巴县工作团团长，市委副秘书长李止舟是长寿工作团团长，我是市整风整社的办公室主任，专管汇集了解三个工作团的情况。
我自己也到长寿渡舟公社作过实际了解。有的生产队已经遍地荒凉，满目疮痍，十室九空，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状。
左倾政策造成的灾难，实在令人震惊，发人深省。
更令人震撼的是我从省委下发的一个文件的附表中了解到四川1961年的人口数字只有6200万人，我又查了《全国的户籍年报》中四川在1957年的人口是7200多万，两数字相减，四川人口减少了上千万人，这不是战争年代，是和平建设时期；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造成人民群众大量死亡，左倾思想、左倾作风、左倾政策竟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这几年四川的问题是死抱着左倾不放，把左说成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认为左比右好。再加以大抓阶级斗争，对干部实行过火斗争，搞得干部人人自危，不敢讲真话，也不敢向上级和中央反映真实情况。
而且一搞斗争就要把敢于讲真话的干部斗垮斗臭，就是查历史、查成份、查社会关系、株连家属，对生产队的不脱产的基层干部也大搞抄家抓人。搞得不仅农村社员视当干部为畏途，连家属也不让亲人去当干部，免得鼓掌送上台，棍棒打下台，而且怕全家遭株连。
过火斗争不仅破坏了党内民主，更滋长了专制主义、命令主义，弄得干群关系、党群关系、上下级关系十分紧张。
平时李井泉对中央要求民主，强调四川特殊，对下面则搞奴隶主义，强调绝对服从。李井泉说，你执行省委的决定，错了有省委负责；如果不执行省委的决定，即使事实证明你是对的，也犯了组织错误。这样，谁还敢提不同意见反映真实情况？
尤其不准谈饿死人的问题，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脆弱性、动摇性。
李井泉的左倾的指导思想在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上表现得很突出。汇报时我举了几个例子：
1、1959年4月毛主席为了纠正当时农村中的一些左的作法，写了一个《党内通信》的六条指示，李井泉在四川就没有贯彻执行，李井泉说，为了怕毛主席的《党内通信》发下去起副作用，便在毛的指示前加上自己的批语：要从积极方面去理解，不准地市再往下发，接着又要求各市地把毛主席的指示通通收回。四川不少地方的干部甚至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后来四川发生的许多问题都与扣压了毛主席的这一文件有关。
2、1959年毛主席提出的养猪方针是公养私养并举两条腿走路，接着又进一步补充为公养私养以私养为主。李井泉则篡改了这一方针，说生猪是生产资料只能公养。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养猪利用家中的老弱等半劳力打点猪草就可以把猪养肥，到年底杀了猪过年有钱有肉还可增加市场供应，这本是公私两利。但李井泉却违背中央指示，又不关心群众疾苦，坚持不让社员自己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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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6月，中央专门发了一个《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在大集体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许这种小私有，实际上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而李井泉硬是把这一指示扣压下来，不准下发，这是造成四川死人多的原因之一。
4、1959年后，毛主席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搞反瞒产私分，1960年党中央又专门发出文件重申此令，可谓是三令五申。可是一直到1961年李井泉还在四川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造成违法乱纪的严重恶果。
5、1961年下半年毛主席指出：公社分配以大包干为好，不要搞三包一奖，说搞三包一奖是烦琐哲学。可是李井泉却说，我搞的三包一奖是从南充的火花公社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在四川只能搞三包一奖，不能搞大包干，并且说不按照省委这个办法搞，就是藐视省委。
6、李井泉在工作中主观臆断、独断专行、搞了许多瞎指挥。如他不顾有无条件硬性规定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冬水田放不干，种了小麦也欠收；待第二年小麦收割后，如果老天爷不及时下雨，田中无水，秧苗也插不上，既误了农时，水稻也减产，结果是小麦水稻两头失落。
向耀邦同志汇报四川的问题是我此次来北京的一大愿望。当时我心情有点激动，但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平静地说，他冷静地听，不断地记，只是不时有些插话， 说某个问题河南有，某个问题安徽也发生过。我突然觉得耀邦同志好像在为李井泉辩解似的。面对四川如此严重的问题，他既未发表明确看法，又未提出解决的意见，更没有一个结束语，长达三个小时的汇报，似了犹未了就结束了。耀邦同志可能也觉察到我的情绪，似乎未能畅所欲言。
但随后却出现了我意想不到的事。原来是耀邦将我和他谈话所作的记录交给了团中央另一位书记胡克实同志，由胡克实同志专门整理成一份简报直接报送党中央书记处。
与此同时，耀邦又亲自向党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党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口头汇报，并建议尚昆同志直接找我谈谈。
耀邦同志说，廖伯康谈了四川的许多严重情况，但似乎言犹未尽。尚昆同志问如果党中央书记处找他谈话，他会不会谈呢？耀邦说，那样他肯定会全盘托出的。这样就确定了要我到党中央书记处直接汇报四川的严重情况。
直到这时，我才领悟到耀邦同志和我变话时为什么要采取那样的态度，只是冷静地听，不断地记，而不随意评论是非对错。
因为我反映的不是一般情况，而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大省的严重情况，这些问题又主要涉及到一位在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个大区、大省的第一书记，作为团中央书记的第一书记，当着那个地区来的干部，他能公开评说什么？谴责什么？提出什么解决的办法和意见？他的稳重沉着正是他在党内久经磨炼，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风范，说明他在听取汇报时他那颗为党为民的赤子之心就已成竹在胸早有打算。而我却未能理解。
像四川这样严重的问题，只能由党中央直接出面才能得以解决。而正是由于耀邦的安排我才得以去到党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那里作了翔实的汇报和反映。
这便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下册190页中记载：6月28日下午约重庆市青年团二同志来谈话，谈农村工作问题，由3时到6时半。
耀邦同志是一个思考周密的人，既然要了解情况，又要保护干部，因此才独自一人找我谈话，以免发生人还未回到四川，棍棒早已高高举起。
同样，去到党中央书记处汇报，为了掩人耳目，也是由团中央出面向我所在的小组请假，说要我去参加会议文件的起草。然后再由团中央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曾德林陪同我和重庆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去到中南海。从安排的具体作法看来，有点像搞地下工作似的。这也反映出当年党内民主生活的实际情况。
在中南海汇报的地点是党中央办公厅小会议室，参加的人有尚昆同志、中央办公厅群工组组长以及另外两个秘书，三个人作记录，加上我们去的三人一共七个人。汇报的方式采取问答对话形式，内容虽然和我向耀邦所谈大体相同，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却更加深入具体。
如问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数字是怎样来的，尚昆同志还将中央得到的几个数字提出来作比较，并深入研究四川为什么会死人上千万，究竟是在哪些政策上出了问题，我们都一一作了回答。
最后结束时，我说今天所反映的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建议中央派人去四川作进一步了解。
尚昆问派什么样的人去，我说派部长级的干部去，省里会有大批人陪着，很难了解到真实情况；派处以下的一般干部去，对大的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又不容易搞清楚，最好是派司局级的干部，尤其是四川籍的司局级干部，以回家探亲访友的方式可以直接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
同年7月2日，党中央书记处开会，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加，杨在会上将我们向他汇报的四川情况以及我们建议中央派人去四川的要求作了汇报，并得到党中央书记处的同意。
根据党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杨尚昆会同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了中直机关各部委一把手的会议，文化大革命中把这次选派来川干部的会议，称之为西楼会议。
会后，从各部委中选派了十六位四川籍的司局长。另外，杨尚昆和毛主席的秘书、中办副主任田家英又单独派了中办财贸组副组长肖风来川了解情况，肖风原来是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他以记者的名义来川调查，返京后所写的四川调查情况材料也是直接交到田家英和杨尚昆那里。
来川的这些司局级干部直接找我们了解的除肖风外，还有二机部原子能局副局长邓照明、二机部办公厅主任牟爱牧，间接接触的有中央调查部办公厅主任徐淡庐。他们都作了深入的调查，回北京后都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使中央对四川的实际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上述一系列活动，终于使四川情况从一团迷雾中得以真相大白，而耀邦同志则是揭开四川迷雾的第一个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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