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年，贺龙元帅却在游山玩水要坐飞机

那是一个各行各业争先恐后大跃进的年代...

1959年9月，中共中央组成新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1960年1月5日，贺龙兼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

这是贺龙第一次主管国防工业。国防工业，是实现军队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贺龙深感责任重大。上任第二天，召开国防工业委员会会议，研究确定委员会的性质和任务。为了工作方便，委员会下面设立一个办事机构，叫国防工委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贺龙于1月13日召开了国防工业系统各企业、事业单位负责干部会议。他郑重地对大家说：“党要我管，我就要真管。我管国防工业，不能只挂牌子，不做实际工作。我要扎扎实实地把工作抓起来。”

贺龙在工作上重视调查研究。他同聂荣臻、罗瑞卿商定，一起去视察国防工业。准备用1年时间，对全国的重点军工企业巡视一遍，作一次全面地调查研究。

1960年3月17日，贺龙、聂荣臻元帅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到成都飞机厂视察基本建设情况。

成都飞机厂是我国自行设计、施工建设的喷气式歼击飞机制造厂，位于成都市西郊黄田坝。党中央、国务院为加速发展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在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决定在西南大后方兴建一座喷气式歼击机制造厂。为此，成千上万的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奔赴到祖国的大西南，汇集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

1958年10月18日，厂区工程破土动工。在73天内就开工了34个项目近14万平方米，9个月内7个厂房、21栋宿舍就基本竣工，临时动用。但是，由于当时受“大跃进”思潮的影响，不按客观规律办事，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盛行，使工厂初期建筑工程质量问题十分严重。

在厂外203栋办公楼，贺龙一边听厂党委书记杜向光汇报，一边眺望施工现场。他有感触地转身问刘亚楼：“你这个空军司令到过苏联，飞机制造厂就是这样乱吗?”接着，贺龙元帅看到室内墙壁上一条裂缝，用手杖轻轻地一捅，砖块就转动了。贺龙对建筑质量竟如此低劣大为震惊，严肃地质问：“这是怎么搞的?”厂总工程师晋川回说：“这是空斗墙，为的是多快好省”。贺龙严厉地批评说：“什么多快好省，这是少慢差费！这么大个天府之国，穷得连砖都没有吗?建国防工厂嘛，不考虑百年大计，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

从办公楼出来，贺龙、聂荣臻与刘亚楼在杜向光、晋川陪同下步行到4号厂房。贺龙指着那些细小的厂房柱子问陪同的厂领导：“这么大的跨度，柱子又那么细，垮不垮得下来?”晋川说：“垮不下来，有安全保险系数。”贺龙不放心地望着晋川问：“你叫什么名字?你能保证?垮了我找你。”杜向光介绍说：“他(指晋川) 是管生产的，不管基建。”贺龙接着问晋川：“你是管生产的，这样的厂房能满足生产要求吗?”晋川见元帅如此关心工厂建设，便如实地汇报：“有问题，有过争议，也提过不少意见，但上级没有采纳。”贺龙生气地问：“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过吗？”晋川答：“没有”。

贺龙元帅气愤地说：“你们眼中还有没有中央?为什么不报告中央?你马上给我写个材料，我拿回北京通天去”。

贺龙把手杖朝天空指了指，又问：“你们去年上天的新飞机在哪里？我要看看。”“新飞机连影子还没有哪！”总工程师说。贺龙气愤得一时语塞。第二天，贺龙、聂荣臻来到成都航空发动机厂。成都发动机厂是与成都飞机厂同步配套建设的研制航空发动机的大型企业。位于成都市东郊。

贺龙不喜欢听口头汇报，当他们一行在厂部办公楼前下了汽车，贺龙便对聂荣臻说：“我们不上办公室去了，先到工地看看吧。”聂荣臻点头同意，他们径直朝车间走去。

党委书记介绍说：“工厂是在1958年10月18日与成都飞机厂同时动工的。上级提的口号是‘一个钱顶两个钱用’，‘一百天建成工厂’，要全面铺开，快速施工，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还要边施工、边试制，边生产。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7个月，但主厂房仅仅建成了外壳，内部还没有安装。辅助系统也只有工具、木工车间投产。”“所有的厂房，设计标准都低，屋架跨度大，横梁小，立柱细，承受重量过大。”、“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三边’，而是‘六边 ’了。”贺龙问：“什么是‘六边’？”党委书记说：“就是‘边施工、边返工；边开工、边停工；边建设、边加固’。”贺龙、聂荣臻来到三号车间，看见有一扇大型水平折页玻璃窗开着，就问：“天气还凉，为什么不关上？”说着，用手杖把窗子轻轻一推，准备关上。突然，一块近1平方米的玻璃劈头掉落下来。贺龙急忙向后退了一步，那块玻璃落地，哗的一声在他脚前摔得粉碎，在场的人们惊呆了。

贺龙生气地说：“这样的厂房能生产发动机吗？工人的安全有保障吗？”在会议室里，贺龙气愤地用手杖戳着地板，连声音也有些颤抖了：“造飞机厂的钱，是六亿人民勒紧裤腰带省下来的！建得这么糟，简直是犯罪！设备还没有完全搬进来，房子就快塌了！你们对得起老百姓吗？！”说着，他又戳了几下手杖。“有人说你们厂在搞多快好省。我看这是少慢差费！”厂长说：“我们提出过这样盖厂房不行。但是，‘胳膊扭不过大腿’，争不过来。”贺龙问：“那你们为什么不坚持原则？为什么不直接向中央汇报？”厂长答：“我们向主管部门汇报过，但只同意我们维修，不准重建。说如果重建，就是否定‘大跃进’的成果。其实维修比重建还费钱。”贺龙说：“你们写个报告，把什么时候向谁汇报过，都写清楚。我倾向推倒重建。我回北京请建委派专家来，在技术上再作一次检查。推不推倒，最后由技术部门定。”

贺龙通过对四川航空企业的视察，深深感到国防工业基本建设中的问题严重。返回北京第二天，他就到周恩来总理那里，详尽地汇报了视察中发现的问题。他还写了一封信，附上成都两家飞机工厂的材料，作为急件送给了李富春。李富春看后，决定向这两个工厂派出专门检查组。

检查小组在成都进行了两个月的检查，写出了《关于成都两厂质量问题的检查报告》。6月，由贺龙转呈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批示说：“成都两厂工程质量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必须从中吸取教训。”机械工业部应“进行一次全面的工程质量检查，凡质量不好的，影响安全和生产的工程，从速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根据这一批示，贺龙委托罗瑞卿同成都军区、成都市委负责人一起，采取落实措施，并决定从军区抽调两个工兵团、两个运输连，四川省和成都市增派一定数量的施工队伍，快刀斩乱麻，重建成都两厂不合格的工程，返修、加固尚能保证生产的工程。两厂的基建和生产逐步走上了正轨。

事实上，贺龙元帅所亲眼所见成都两厂的建设质量低劣和东北4厂航空产品质量严重下降，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全国性的问题，其根源是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当时，全国范围内“超英赶美”，“大放卫星”波涛汹涌，高指标、瞎指挥盛行，规章制度遭到粗暴地践踏，不按科学规律办事成了时尚，“左”的倾向愈演愈烈。本来航空产品质量问题在1959年上半年已经暴露，并引起一机部和航工业局领导的重视，并指示工厂开展质量整顿工作。但 1959年庐山会议后非但未纠“左”，反而反“右倾”，把“左”的干扰推向了极致。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8月7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庐山会议之后，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以沈阳飞机厂为例，在上级三令五申要求“反右倾”、鼓干劲、上产值的情况下，直到10月下旬，厂党委才不得不改变了整质期间安排的生产优质飞机的计划，提出了“全厂总动员，大干40天，为提前20天完成全年总产值而奋斗”的口号。全厂从11月起掀起了大干总产值的新高潮。接着1960年初“开门红”，连续大干。歼6(米格19C)飞机刚试制出来，未经过设计与生产定型阶段，就于1959年冬和1960年春，投入毛料494架，投入零件加工达334架。这种不顾产品质量好坏地大干总产值，给工厂的产品质量问题又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工厂还根据上级关于“反右倾”的指示，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全厂批判和处理了184名党员，135人被戴上“右倾”帽子，严重地伤害了党内一些较好的干部。

从贺龙元帅视察过的东北这4家航空工厂来看，航空产品质量严重下降的危害十分令人痛心。

哈尔滨飞机厂3年未出一架合格的直5型直升机。沈阳发动机厂1959年共生产60台发动机，没有一台合格。直至1960年末，沈阳发动机厂也未生产出一台合格的涡喷6发动机。

沈阳飞机厂的质量问题则更为严重，损失浪费更为惊人。1958年至1960年，该厂试制歼6甲飞机投料84架，歼6飞机投料494架，两个机种共投料 578架(因不按计划均衡生产，有些零件投料超过此数)，计用黑色金属11999吨，有色金属3010吨，外购成品75000件。1959年9月至 1960年6月，办理废品补制16570项172万件，耗用钢材、铝材186吨。废品损失与返修损失2991万元。停产整风以后，两种飞机的生产和返修中断。共按120架（已出厂5架、静力试验4架、在制111架）配套后，其余的5架前机身、30架后机身、250架3273项组合件、零件（占全机 12268项的26.6%）、150架2256项零件（占全机18.3%）、100架1267项零件（占全机10.39%），全部报废，仅工时损失相当于生产100架飞机的工时。已装配成飞机和部件的111架飞机和工艺装备被隔置一边。成品过期，飞机零件及工艺装备生锈等损失也是很大的。仅1960年一年，成品生锈、过期损失就达569万元。1960年，工厂处境非常困难，积压资金2.2亿元，贷款1.99亿元，全年支付利息1102.2万元，相当于当时全厂职工全年的工资总额。

对沈阳飞机厂的质量下降形势，苏联专家也曾坦率地提出过自己的看法。1960年7月，苏联专家留比莫夫对一机部副部长方强说，沈阳飞机厂生产的歼5（米格 -17）飞机的质量不比苏联飞机差。该机质量好，是由于生产秩序、工艺纪律好，歼6、歼6甲飞机质量不好有一系列问题，如材料质量不好、代用材料不符合要求、超差品很多、检验不严、生产纪律松驰等等。要扭转这个问题，必须加强工艺纪律，从材料开始到产品出厂，建立起严格的生产秩序，这是一个全国性问题，不单是航空工业。应当说，旁观者清，这是比较客观公正的看法。

贺龙元帅视察过的沈阳、哈尔滨4厂，本是航空工业的重点企业，全部被纳入苏联援助我国156项目之中。在“一五”期间，中国航空工业从修理走向制造的过程中，都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特别是1956年喷气式飞机歼5和发动机涡喷5试制成功，使中国一举进入了喷气时代，跻身于当时世界少数能够生产喷气式歼击机的国家行列。如果乘胜前进，这4家企业本来可以取得更大的成果！

面对航空产品质量如此严重下降的状况，贺龙元帅果断地做出了“一刀两断，重新试制”的重要决定，并且十分大胆地提出了“要原原本本按苏联图纸从头开始，重新试制”的要求。这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贺龙元帅甚至愤慨地说，我今年65岁了，我还要拼命干它几年，拼死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