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斯本唐人街之父”刘达文OBE太平绅士
罗启康
英国人曾经骄傲地夸耀自已的国家为“日不落之国”，此言不假。曾几何时，大不列颠殖民地遍布全球。亦有人说，世界上有人的地方就有华人。这些说法或许容有夸大，但观乎世界五大洲，甚至稍有知名度的城市，似乎都有华人的踪迹。英国人曾经海上称王，雄霸世界，足以令英国人自豪；但华人足迹虽遍天下，则又是另一回事！
自晚清以来，中国或因朝廷腐败、或因天灾人祸、或因连年战火，以致民不聊生，为求生计，许多人在不情不愿之下远走他乡！尤以福建、广东等滨海省份，因得地利之便，沿海路越洋求生，或远赴新旧“金山”淘金；更凄惨者莫如受骗出洋，以“卖猪仔”方式往海外采矿者，更不知凡几。
与现今腰缠万贯放洋的移民最明显不同之处，以往离乡别井的华人，大部份皆因在家乡难以维生而被迫另寻活路，当然并不富有。一俟到达外埠，往往只能从事一些体力劳动的低下工作，如采矿、伐木、洗衣、家俱制作和餐饮业等等，兼且一般都节衣缩食，把余钱汇回乡间接济家人，待到青春花尽，但望能衣锦荣归。布里斯本有一所历史超过百年的中国庙宇“三圣宫”，庙内供奉着代表技术与手艺的“华光先师”、代表健康的“华陀医仙”及代表财富的“财帛星君”，正好印证了当时的华人心态：但愿身体健康，凭着手艺赚钱蓄财，然后买棹回乡。
以澳大利亚为例，在十九世纪淘金的年代，华人的人口着实占了颇大的比率。但是，华人“树高千丈、落叶归根”的观念，加上一些如“白澳政策”等的种族歧视情况，令大部份早期的华工无法在海外建立对当地的归属感，在辛劳了半辈子后，都会兴起“返唐山”的意念。但凡事必有两面，也有一部份移居他国的华人从此落地生根者。一般来说，第一代移民往往只能胼手胝足，勤勤恳恳地在异国他乡建立家园。大部份华人在站稳脚后，或回乡娶妻生子，或在当地结婚生子，将希望全放在第二代身上。昆士兰州布里斯本侨领刘达文先生的父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据祖籍广东台山县的刘达文先生透露，其父为一草药郎中，早年已在澳洲行医，稍后返回香港娶妻。鉴于当年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其妻并不能因此移民，刘母只能留在香港，夫妻两人天各一方，而刘达文与其弟皆在香港出生。
一九二二年生于香港岛荷里活道的刘达文，小学时就读于一所意大利人开办的学校，毕业后升读港侨中学至高中二年级。一九三七年，作为家中长子的刘达文年届十五岁，便乘船远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市跟随父亲，并于该市就读于东墨尔本基督兄弟会书院（East Melbourne Christian Brothers College）。在香港主要受华文教育的刘达文，初抵澳大利亚时，语言上颇有困难，但随着与当地人的交往，沟通上的阻障很快便被克服。
一九三九年，在墨尔本过了二年学校生活后，可能是舍不得母亲的关系，刘达文返乡探母，曾打算一去不回，回港与母亲及比自已小七岁的弟弟一同生活。当时日军侵华战火正浓，南进东南亚一带的迹象日显，香港局势也日益紧张，刘母见形势不妙，令其尽速返回澳大利亚。几经四处张罗，终于觅得一张赴澳船票，在日本正式向驻港英军宣战前赶搭了最后一班船返澳，避过了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岁月。
刘达文年青时代相当好动，尤其乒乓球方面更为所长，打球之余，邂逅一位爱尔兰裔少女伊丽莎白（比蒂）(Elizabeth 「Betty」)，从此共沐爱河。一九三九年，刘达文与比蒂恋爱成熟，两人排除了种族成见，携手成婚，刘达文遂抱得美人归。新婚燕尔，未几刘夫人比蒂亦身怀有孕，小两口乐不可支。一九四○年，长女美玲出生。
一九四二年，位处南半球的澳洲，虽然本土未正式受到太平洋战争的战火波及，但作为盟军的一份子，国内所有适龄男丁皆守土有责，若非参军受训，亦要受当时澳洲政府的“人力部”(Manpower Department) 分配工作。刘达文当时被人力部分派，只身来到布里斯本市，协助大后方负责修船、木工等等后勤工作。
盟军既已与轴心国宣战，所有原属盟国的轮船航抵澳大利亚后均被徵召，为战争服务。一些华裔海员因不谙英语，澳大利亚人力部无法与之进行沟通及分配工作，刘达文由于通晓中英语言，因缘际会被人力部安排与二千名华裔海员共事，协助成立“澳大利亚中国海员工会”(Chinese Seamen Union of Australia)，并获选为秘书。自此刘达文正式开始了与澳大利亚的工会和政界的密切关系。与此同时，刘达文积极参与红十字会的义务工作，并协助贸易及劳工委员会（Trades and labor Council）筹募“难民救济基金”（Refugee Relief Funds ）。
一九四三年，因为刘达文“澳大利亚中国海员工会秘书”的职位，得以申请与家眷同住，刘夫人比蒂手抱长女美玲由墨尔本前来布里斯本与其夫会合，亦由此正式开始了刘家在布里斯本五十多年的事业。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刘达文亦卸任“澳大利亚中国海员工会秘书”的职位，并决定留在布里斯本发展。一九四六年，家无恒产的刘达文，凭着天赋的营商头脑及在战时与其他工会要员建立的关系，开始向蔬菜批发市场订购新鲜蔬菜水果，租用货车向医院、酒店及轮船等供应蔬果。
一九五四年，昆士兰历史最老的华人团体“昆省华人会”(Chinese Club of Queensland)的第一个会所在柯根科和(Auchenflower)区成立，刘达文担任该会秘书。一九五六年，刘达文在亚仕高区（Ashgrove）区购地开设农庄，协助年老华人退休后仍能赚钱过活。一九六六年，布里斯本最具历史的中国式庙宇“三圣宫”因前任负责人相继去世，业权出现真空而导致昆士兰政府要没收该地段。刘达文与多位当时的侨领与政府几番周旋，最后获政府同意将该地段拨归新成立的“三圣宫管理委员会”管辖，挽救了华人先民在异地创建的庙宇。
一九五九年，位于布里斯本市中心旁春山区(Spring Hill) 的世纪游泳池(Centenary Pool) 落成，刘达文投得该泳池的餐厅及小食亭牌照，开始经营餐饮业。据刘先生回忆，当年布里斯本的公众游乐设施并不充裕，世纪游泳池的启用，吸引了大批市民使用，他的餐厅及小食亭亦颇生意兴隆。一九七三年，刘达文在当时布里斯本最触目的卫星城市灿西区(Chermside)进行物业发展，先后负责一所商场的管理工作、报章杂志批发、及开办旅游团前往当时刚刚对外开放的中国参观。
一九八零年，昆士兰州州长彼德逊爵士(Sir Joh Peterson)为表扬刘达文先生对维护中国文化、服务华裔社区的贡献，向英女皇推荐，授予刘达文OBE勋衔，使他成为荣获该勋衔的首位澳大利亚华裔人士。
一九七十年代起，刘达文多次向当时的市政府鼓吹在布里斯本兴建中国城，以吸引游客。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九八七年二月的农历年初一，布里斯本中国城在市长夏洁珍女士（Lord Mayor Sallyanne Atkinson）主持下正式揭幕。布里斯本唐人街得以获市政府同意拨款兴建，刘达文先生可谓功不可没，更因此而赢得“布里斯本唐人街之父”美名。一九八七年，布里斯本市长夏洁珍女士为表扬刘达文先生对布里斯本市的贡献，特别委任其为该市荣誉大使。
此外，刘达文还先后多次往港，邀请香港有名望之庙宇来澳洲弘法。经多方折冲谈判，最终与道教青松观（Taoist Ching Chung Temple）达成协议，由昆省华人会于布里斯本的狄根区(Deagon) 向州政府购置地皮，而青松观则斥资于澳洲兴建南半球最大的中国式道观。与此同时，昆省华人会亦于狄根区兴建会址，于一九八九年落成启用。
香港皇家赛马会(Hong Kong Royal Jockey Club)于一九九一年计划将其电脑部门迁移往澳洲，初步决定选址于南澳。刘达文得悉此事，火速前往香港，拜会香港赛马会要员，经多番游说，最终争取到香港赛马会改变初衷，将该电脑部门移到昆士兰黄金海岸(Gold Coast)的奔达大学(Bond University)旁兴建，为昆士兰创造了一定的就业机会。
一九九六年，为对华人社区提供更直接的服务，刘达文倡议将狄根区昆省华人会旧址迁往布里斯本唐人街，同时亦获赛马事务局（TAB）同意，于唐人街新会所开设场外电脑投注站，又获州政府批准于会所内设立角子游戏机，藉着此类公众服务的收入，令日后华人会经费有稳定的保障。
一九八六年起，刘达文继承父业，在布里斯本唐人街所在地的华利区（Fortitude Valley）以中草药方法行医。
刘达文先生与其妻比蒂女士结婚多年，共育有子女六名：长女美玲(May Ling)、长子道生(Peter)、次子道行(Frank)、次女美华(Maria)、美碧(Elizabeth)及美霞(Melissa)，各均已业有所成。
虽然刘达文先生曾担任“澳大利亚中国海员工会”秘书共三年之久，可惜的是，他个人不大能乘船，常有晕浪症状，致令他无法出席其长孙女与澳洲奥林匹克泳将、世界纪录保持者白克仁(Kiran Perkins)的船上婚礼，对此刘先生常常引以为憾！
与刘达文先生认识十多年，当年申请移民时也蒙他协助。笔者在布里斯本十多年来与华裔移民的接触，发觉为数相当多的老移民也曾或多或少蒙刘达文先生帮助，刘达文先生“唐人街之父”的美名，确是实至名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