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华是对自己国人失望而死

陈天华是对自己国人失望而死

 

摘要：陈天华通常被称为革命家，对其自杀的解释是因为反抗日本，并被国民党大肆宣传。但这是谎言，根据陈天华的遗书，陈天华是对自己国人失望而死，因为他深感当时留日学生道德卑劣，为了贪图功名甚至出卖国家利益，他希望中国人要依靠自己奋发自爱，他反对激进的流血革命。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试图用自己的死来告诉同胞的道理，非但没有达到任何效果，反而被革命党人歪曲利用，为后来的流血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完全违背了他的遗愿。更可叹的是，直到今天，依然很少人人直到他到底为什么而死，更有人试图继续歪曲他的死因，以实现其个人目的。

日本报纸并没有污蔑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劣”，因为当时留日学生和留欧美中国学生比，素质是最差的。到底有多差？明明日本人称清朝为支那，是对整个中国人的侮辱而不是特指清朝或者满族当权者，因为支那在日本一直使用，直到二战失败才停止。但是，我们的伟大“革命家”们，却公开称自己的是支那，其中包括陈天华自己。他们的自辱行为难道不算卑劣么？他们的自贱会得到日本或者任何其他国家人的真心尊重么？不可能的，这就如今天你身为中国人却拼命歪曲诬蔑中国而得不到别人的敬重一样。陈天华的死是反省自己和他的革命同伴的言行，他已经看穿日本政府支持他们的革命并没安好心，他悔悟自己过去的暴力革命行动不是真的有利于国家，因此，他的死是爱国的，尽管被后人歪曲利用。

 

陈天华（1875年－1905年），早年就学长沙岳麓书院，1903年留学日本，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国民教育会，从事反清活动。1904年与黄兴、宋教仁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策划武装起义，事泄逃亡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民报》编辑，以通俗的说唱体著《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等文，影响“较之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革命军》有过之无不及”（冯自由《革命逸史》）。同年12月在东京参加反对日本《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的斗争，留下绝命书五千言，勉励同学“坚韧奉公，力学爱国”，并致留日学生总会一信，请求援助；12月8日晨，在日本大森湾投海自尽。12月25日，黄兴为《绝命书》作跋，孙中山称赞其为“热心血性的革命党”，其作品后人收集整理有《陈天华集》。

 

一。国际背景

 

1905年 乙巳年（蛇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日本明治三十八年；越南成泰十七年
1月2日——日俄战争：被围困157天后驻扎旅顺口的俄罗斯军队向日本投降。
1月22日——俄罗斯军队在圣彼得堡血腥驱散三万人的和平游行。
2月21日——日俄战争：奉天会战开始，经过三周后俄罗斯败北。
3月5日——日俄战争：奉天会战，俄军在三天内丧失了十万士兵，开始从奉天撤军。
3月10日——日俄战争：日军占领奉天，奉天会战结束。
3月10日——《申报》首次使用记者这个名词。
5月7日——在日托米尔（当时属俄罗斯，现属乌克兰）爆发对犹太人的迫害，整个事件持续三日，许多人死亡。
5月27日——日本舰队在对马海峡海战中击败沙俄舰队。
7月30日——孙中山等在日本东京召开“同盟会”筹备会，17省代表参加。
9月2日——清朝废除科举制。
9月4日——复旦大学成立。
9月5日——日俄战争：朴茨茅斯和约结束了日俄战争，在日本导致了日比谷烧讨事件。
9月24日——清朝派出考察立宪的五大臣在北京正阳门车站遭到自杀性炸弹袭击。
11月26日——孙中山在《民报》创刊词中首次提出三民主义。

12月8日——陈天华，华兴会、中国同盟会会员，因参加反对日本《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的斗争，留下绝笔书，投海自尽。
12月22日——日本和中国签署《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满洲善后协约》）。

 

二。陈天华的遗书

 
说来谁相信,陈天华是对自己国人失望而死;谁相信,陈天华还认为,他要是不自杀,十年后他的国家还是会被人家灭亡,还是一死,与其晚死,不如早死,还可能唤醒睡着的人.这就是陈天华死因的真相

 

如果陈天华活在今日的中国,他的肉体不会去自杀,他的精神必会去自杀一过了.

 

陈天华(1875-1905)，字星台，号思黄，湖南兴化人。戊戌变法期间，考入湖南实业中学堂。1903年，由该学堂资助赴日留学，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师范，赴日期间，先后参与了华兴会、同盟会的创建工作。同时参加了《新湖南》、《游学译编》、《民报》等杂志的编辑出版，宣传和介绍欧美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文字，其中有著名的《猛回头》、《警世钟》两书。1905年，日本政府颁行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正在此时，陈天华蹈海自杀。现在的史书和教科书一般都将陈天华的自杀的原因归咎于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可是陈天华的遗书后来发表在11月出版的《民报》第二期上。然而陈天华真正的死因，陈本人在他的遗书中是这样说的：

近来每遇一问题发生，即群起哗之曰：此中国存亡问题也。顾问题有何存亡之分？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学而皆放纵卑劣，即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矣，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种，能存于世？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诸君而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惟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

 

此段话读来，今天还有荡气回肠的感觉。
按陈君在此，明确告诉我们“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而死”，而从今天陈天华的后人之后人的做法看，陈天华直可谓死不足惜了。陈天华直言他“原重自修，不重尤人”，将自己的死因归因于他人，本不是他的作风。所以，他对日本文部省的取缔规则，持的态度是相当理性的，“可了则了，切勿固执”，然而，这些尚只是从消极一面设法应避免的，我们切不可将注意力仅集中在此一面。虽然，他力图消极避免的东西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不很理想。
当时日本文部省之所以出台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据陈在同一封遗书中说“近该国文部省有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之颁，其剥我自由，侵我主权，固不待言。鄙人内顾团体之实情，不轻予发难”。日本的作法当然是霸道的，可是中国留学生“团体之实情”有理亏的地方却是重要的事实，此实情，陈天华并没有具言，但大体的原因，遗书已经提及，那就是当时一部分中国留日学生“学问未事，私德先坏，其被举于彼国报章者，不可缕数”，因为私德不谨，而曝光于日本社会，致使当时日人对中国学生的观感极坏，因此贻口实于《朝日新闻》，使该报骂中国学生“放纵卑劣”。而此一骂，直接触及陈天华灵魂最深刻处，内忧外患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以及国人对此危机的应对方式及省思，又如何地不对路，不贴题，长此下去，中国除却必亡之命运，没有其他结局，而对此问题的危机意识，以及激切于唤醒国人的意识，遂使陈天华有自杀之举。换言之，陈之死，非死于日人，而死于国人，死于国人之“放纵卑劣”而不见省。在陈看来，如此长此下去，“则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矣，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种，能存于世乎？”对如此严重之局，不有人倡言之，或虽有人倡言而无足于醒国人耳目，其后果，在陈天华看来，远重于他一人之生命。他愿以已身来唤醒时人“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
中国积弱之余，国人往往将自己的积弱归因于别人的侵凌，而不图振作，所以当时所谓“救国”，都在如何排斥外力，与外人争强，在陈天华看来，如此，中国终不免于一亡。陈在遗书中说：
“中国去亡之期，极少须有十年，与其死于十年之后，曷若于今日死之，使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力，丕兴国家，则中国或可以不亡”。
在陈看来，如果国人不警醒，中国按照当时的情形持续下去，将在十年之内亡国，而救国之道，在方法得当，措置得宜，而绝不能以当时中国所举之政治，经济方略。当时革命党人盛倡革命，陈天华也讲革命，但陈之于革命，“有与人异其趣者，则鄙人之于革命，必出之以极迂拙之手段，不可有一毫取巧之心”，在陈看来，革命在当时应当“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如汉人的排满革命，要在使汉人皆认革命为必要，如果做到这样，就可以一纸书通过，而无须流血。如果多数人不明此义，而即实行，“恐未足以救中国，而转以乱中国”，在他看来，当时革命党人的革命就搀杂了太多的功名心，为革命而革命，“已力不足，或至借他力，非内用会党，则外恃外资”，自己力量不足，就利用黑社会或外国势力，这样的革命当然和陈天华异趣。
陈也在遗书中提到了当时国人极力争取“利权回收”问题，但他同时提醒国人利权回收后，如果“无所设施，则与前此之持锁国主义者何异？”所以，关键的还在“善用之，于此数年之间，改变国政，开通民智，整理财政，养成实业人才，十年之后，经理有人，主权还复，吸引外国资本，以开发中国文明”。“否则争之甲者，仍以与乙，或遂不办，外人有所借口，群以强力相压迫，则十年之后，亦如溃堤之水，滔滔而入，利权终不保也”。
陈在遗书中对当时主张的亲日和排日明确表达了他的意见，“鄙人以为二者皆非也”，亲日以卖国固不可，为什么不可排日呢，排日的理由是日本要亡我，可是“吾无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对外排日，而在对内如何自强，是在我们也能像日本治国一样治理我国。他还提及了当时令国人蒙羞的日俄战争，“平心而论，日本此次之战，不可谓于东亚全无功也。倘无日本一战，则中国已爪分亦不可知。因有日本一战，而中国得保残喘，虽以堂堂中国，被保护于日本，言之可羞，然事实已如此，无可讳也。”这种“无可讳”要需要比“爱国”多多少的勇气，怕只有当事人自己才可以知道。今人大可以对此声辩说事实不是“已如此”，事实是不是如此，并不是重要的，即使是事实，也不必耻，“如耻之，莫如自强，利用外交，更新政体，于十年之间，练常备军五十万，增海军二十万吨，修铁路十万里，则彼必与我同盟。”此意见，对今日中日关系言之，怕亦不无启发吧。

在遗书之最后，陈天华重语时人，“凡作一事，须远嘱百年，不可徒任一时感触，而一切不顾。一哄之政策，此后再不宜于中国矣。如有问题发生，须计全局，勿轻于发难。”大约大家还记得与康有为主张激进变法的同时，有王照（小航）先生，他有《贤者之责》一文，末段中曾言“朋友朋友，说真的吧！”这八个字曾经使胡适在精神上受了很大的感动。王先生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的两年即1898年就有“国人知能远逊彼族，议论浮伪万难图存”的反省言论。1930年，王作《实心救国不暇张大其词》一文，主张根本之计在于普及教育，他在里面讲了一段故事：
戊戌年，余与老康（指康有为）讲论，即言“我看止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地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爪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如此，真正的爱国，求自强，“贴题”的说法与做法应是如何，自然可得一结论，而在这个过程中，自称爱国的人士，第一重要的是要私德先有所树立，陈天华在遗书最后告语吾侪，“近来青年误解自由，以不服从规则，违抗尊长为能，以爱国自饰，而先牺牲一切私德，此之结果，不言可想。”居今，以复兴中华民族相标榜者，可不以此自警乎！

 

 

 

 

三。看看此文对陈天华的继续歪曲

 

魂兮归来，陈天华  ● 傅国涌 

最初知道陈天华还是少年时代在历史课本上，特别是插图中的《警世钟》、《猛回头》封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读到一些思想史、哲学史资料汇编以及陈天华的选本都收有这两篇。但我认为这只是陈天华反帝、爱国的一面，没有反映出陈天华追求民主理想的一面。最能体现他民主思想的是他在《民报》上发表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等文，我看到的大多数有关选本都没有收入这一篇。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只强调他反帝、爱国的一面，对他的民主思想一字未提。陈旭麓50年代写的《论陈天华的爱国民主思想》一文倒是专门论述了他从爱国到反君主专制的民主革命思想，但似乎一直没有引起近代史和思想史学界的注意。      

1904年，俄国瓜分东三省，朝野束手无策，陈天华咬破手指写了几十幅血书，寄到国内各学堂，“闻者莫不悲愤”。同年，他与黄兴、蔡锷等成立了“军国民教育会”。年底回国和黄兴、宋教仁等创立“华兴会”，起义失败后，不得不返回日本，又与宋教仁等一起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      
    面对清末严峻的内忧外患，他忧愤交加，谈天下事常常痛哭流涕，日益憔悴。1905年春盛传各国要瓜分中国，他提议由留学生全体选派代表回国，向清政府请愿，立即颁布立宪，以救危亡。同时决定单身赴京，不惜一死，被同学极力劝阻。 
    1905年7月下旬孙中山来到日本，7月28日就约陈天华、宋教仁等在《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会面商谈革命力量的联合问题，可见当时陈天华在华兴会里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29日，宋教仁、陈天华一同到黄兴那里商议孙中山所提的问题。陈天华首先赞成与孙中山联合，黄兴则主张形式上联合、精神上保存华兴会。陈天华还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陈天华跳起来大叫“中山先生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他的态度对推动华兴会与孙中山的联合成立同盟会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同盟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与宋教仁、马君武等一同起草章程、文告，其中《革命方略》就是他写的。 
     
    由黄兴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后来改名《民报》，主要由陈天华编辑。他在11月出版的第一期上一个人就发表了5篇文章，几乎占《民报》创刊号的一半内容，影响很大。 
     
    《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驳斥了中国不可以言民权、不可以言民主的论调，鲜明地指出“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则先之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豫备；最初之手段，则革命也。”（湖南人民出版社《陈天华集》18页）这一说法虽然显得有些混乱，但主张民主共和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在《中国革命史论》里他说“革命惟问当世宜不宜，不必复问历史，自我作始可也。”认为当时的革命已经不是“汤武革命”或朱元璋、刘邦式的革命，而是要在“革命之后，宣布自由，设立共和”。 
     
    同时，他认识到只有“中等社会”主导革命才有成功的可能。在他的心目中代表“中等社会”的留学界人数渐多、“风气渐开”是一线希望所在。对旧的会党力量他以为“可以偶用，而不可侍为本营”。      
    他在《绝命辞》中也说自己“重政治而轻民族”。说革命“不可有丝毫取巧之心”，革命有出于责任心，也有出于功利心，出于功利心的“己力不足，或至借他力，非内用会党，则外恃外资”，他显然是出于责任心才主张革命。所以他赞成“以一纸书通过，而无须流血”的革命。“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斯时也，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若多数犹未明此义，而即实行，恐未足以救中国，而转以乱中国也。此鄙人对于革命问题之意见也。”（《陈天华集》156页）因此主张“凡作一事，须远嘱百年”，不能鼠目寸光。 
     
    从后来辛亥革命的结局我们惊讶地发现陈天华的先见之明。他之所以强调从中等社会开始、然后向下等社会普及，就是强调启蒙的重要性，在民智未开、人民普遍只知道有皇帝、而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的情况下，仅仅利用人民普遍的反满情绪实行革命，即使把满清王朝推翻了，得到的也只能是一个更混乱的中国。民国长期的军阀混战局面已经证明陈天华早年的论断没有错。难怪1908年《江汉日报》上连载的《革命党史》中就把他列为“民族民权主义的渐进派（他死后，则由宋教仁“执其牛耳”），同孙中山、胡汉民等的“民族民权主义的急进派”有一定区别，那就是他们主张“不徒用武力，俟党势十分扩张，国民程度稍为发达，而后徐图成功。”（转引自《陈旭麓文集》第一卷423页）这一说法未必都符合历史事实，但从上述陈天华的观点看，从宋教仁后来的一些主张和行动看，这一判断也未尝没有见地。也难怪梁启超在陈天华死后要引用他的一些观点与同盟会论战，事实上他们倒也有不少一致的看法（顺便说一句，梁启超在坚持宪政民主、反对专制独裁的立场基本上是一贯的，虽然也写过《开明专制论》这样的文章，但不是主流）。 
     
  
    陈天华主张民主、民权救中国，他的《狮子吼》以小说的形式，通过一个梦描绘了他心中的民主共和国：
    他走到一处，看见“共和国图书馆”的牌子，里面不知有几十万册的书，其中“有一巨册金字标题《共和国年鉴》”，列举了全国有30多万所大小学堂、6000多万男女学生；陆军、海军，军舰、潜艇、空中战艇等；铁路，邮局，轮船，等。陈旭麓说他提出的这个民主共和国的蓝图大大超过了洪仁干的《资政新篇》。 
     
    然后他虚构了当年张煌言的抗清基地舟山群岛上的一个民权村，塑造了留学回来的老师文明种以及他的学生孙念祖等人物。借文明种之口，他说“国民教育”就是“倘若做皇帝的，做官府的，实于国家不利，做百姓的即要行那国民的权利，把那皇帝官府杀了，另建一个好好的政府，这才算尽了国民的责任。” “照卢骚的《民约论》（今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讲起来，原是先有了人民，渐渐合并起来遂成了国家。”（《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119页） 
     
    他借孙念祖提倡自治阐述了自己对自由的看法：“‘自由’二字，是有界限的，没有界限，即是罪恶，如今的人醉心自由，说一有服从性质，即是奴隶了，不知势力是不可服从的，法律是一定要服从的，法律也不服从，社会上必定受他扰害，又何能救国呢？”因此要立一个自治会，拟一个自治章程，“大家遵守自己所立的法律，他日方能担当国家的大事。”（同上124页）又借他们的口表达了对美国民主的向往，他们中学堂毕业就纷纷选择到欧美、日本留学，只有绳祖要留下来办报，他说民智不开，有千百个华盛顿、拿破仑也办不出一点事，所以他要在内地办一种新报，开通风气。文明种也在汉口办报、办学堂，搞革命...... 
     
    小说中宣扬民主、提倡革命，“是有血有泪之言”，尤其是强调了开民智即启蒙的重要性。1905年开始在《民报》连载，从第2号直到第9号。这部小说还没有写完，而且刚开始在《民报》发表作者就已蹈海。所以我们看到的只是一部残缺的《狮子吼》。因此，和他的《猛回头》、《警世钟》相比，这部小说并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成立，11月《民报》创刊，用孙中山的话说“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清政府为了扼杀海外革命活动，请求日本政府驱逐中国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党人，日本政府11月颁布了有关取缔中国留学生的规则，8000多中国留学生奋起抗议，罢课、罢学，准备回国。陈天华本来不主张全体罢学归国，但大家一经决定，他就认为必须坚决实行，否则将为日本所耻笑。当时中国留学生总会的负责人却不想负起责任。他因此愤而蹈海自杀。希望以他的死使同胞“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希望留日学生总会的干事负起责任来。他在自杀前给他们的信中说：“闻诸君有欲辞职者，不解所谓。事实已如此，诸君不力为维持，徒引身而退，不重辱留学界耶？”（《陈天华集》158页） 
     
    他在《绝命辞》里指出日本报纸污蔑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劣”，如果留学生真的都是“放纵卑劣，则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已，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种，能存于世乎？”他为此提出作为这四个字反面的“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如果有人念及他，则勿忘他今日的话。他说自己不是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的，要求他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只是希望大家能振作起来，不要被日本报纸言中了。则他“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对于生死陈天华一直看得很轻，所以他多次说过不惜一死，“吾实不愿久逗此人间世也。”（宋教仁《陈星台绝命书》跋，《宋教仁集》20页）《猛回头》最后说：“或排外，或革命，舍死做去；父而子，子而孙，永远不忘；这目的，总有时，自然达到。”梁启超评论“君既已一死欲易天下，则后死者益崇拜之而思竟其志，亦义所宜然。”他终身未娶，有人曾劝他，他回答：“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陈天华蹈海后，留日学生在公祭时，黄兴宣读他的绝命书，“听者数千百人，皆泣下不能抑。”（同上25页）随后，不少人愤而回国（秋瑾等就是那一次回来组织武装起义的）。他的死在国内也引起巨大震动。香港举行追悼会，有千余人参加。1906年5月23日，他的灵柩从日本归葬于故乡湖南长沙的岳麓山。送葬队伍万余人，绵延十里，“全城学生制服行丧礼，万人整队送之山陵”，岳麓山上缟素一片，清政府虽然派出大批军警，面对民众悲壮的气势也无可奈何。但禹之谟、宁调元因为经营葬事触怒了当道。禹之谟又为了反对盐税、向当局力争而被捕下狱，竟死于狱中，临终欲求流血都不得，被活活绞死。宁调元逃到上海才得以幸免。 
     
    20世纪终于走到了尽头，陈天华的墓依然在岳麓山上静静地注视着湘江水，注视着中华大地和这片大地上的人民。魂兮归来，陈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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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　　

蒋介石评传

图书简介：
　　 蒋介石飞黄腾达之后，日理万机，仍不能忘怀传统宗法意识，对寻根认祖，兴趣极浓，以至于一再修谱，甚至于一九四八年，国共内战已打得不可开交、蒋政权已摇摇欲坠时，仍要循例大修特修，聘吴敬恒为修谱总裁，陈布雷为总编纂。此次修谱在宁波找到一个祖宗头，并一直追到公元前十二世纪的周公。

目录

编者的话 《蒋介石评传》序/汪荣祖 《蒋介石评传》序/李敖 历史天平上的蒋介石/汪荣祖
上 　　　　　册 
第一章 发迹以前
第一节 溪口盐铺之子 第二节 与日本士官无缘 第三节 革命神话举例 第四节 大哥陈其美
第五节 枪杀陶同志 第六节 反袁掠人之美 第七节 拜老头子炒股票 第八节 爱上陈洁如
第二章 粤海波澜多
第一节 向孙中山讨价还价  第二节 原定黄埔校长不是他 三 用暴力铲除广东的反对势力 第四节 中山舰浪里乾坤
第三章 枪杆子出政权 
第一节 绑鸭子上架的北伐  第二节 抗命中央  第三节 喊着革命反革命  第四节 下野为晋身之本 
第四章 内斗内行 
第一节 蒋宋政治婚姻  第二节 有名无实的统一  第三节 比旧军阀更黩武  第四节 中原大战谁之过 
第五章 金陵梦魇 
第一节 大搞特务  第二节 也是五省联军总司令  第三节 蒋介石与“一·二八”  第四节 胡汉民讨蒋抗日 
第五节 黄金十年云乎哉  第六节 星星之火逐渐燎原     
第六章 被迫抗战 
第一节 为何迟迟不抗日  第二节 被张学良逼上梁山  第三节 如何领导抗战  第四节 失掉最好的半壁江山 
下　　　 册 
第七章 蜀中无大将 
第一节 蒋汪双簧之谜  第二节 国共阋墙之故  第三节 蒋美关系之奇  第四节 夫人魅力之大 
第五节 毁灭种子之根       
第八章 还都前后 
第一节 吃掉龙云  第二节 判冈村宁次无罪  第三节 谁废除不平等条约  第四节 出卖外蒙古 
第五节 国共和谈因何破裂       
第九章 打不过毛泽东 
第一节 自知之明在哪里  第二节 老本愈打愈小  第三节 搞假民主的恶果  第四节 文胆陈布雷之死 
第五节 杜鲁门不肯出兵保蒋     
第十章 作弄李宗仁 
第一节 我打败，你悔祸  第二节 怎样谋杀杨虎城  第三节 从巧取黄金到豪夺黄金  第四节 非法复职 
第十一章 孤岛上的父与子 
第一节 亡命又亡国  第二节 老美又来帮忙了  第三节 思想冰河文化沙漠  第四节 屈辱的对日和约 
第五节 挡不住的经济起飞       
第十二章 朝代的终结 
第一节 不能兑现的时间表  第二节 希望渐灭油尽灯枯  第三节 论定蒋经国  第四节 扶不起的蒋三世 
 
 

文胆陈布雷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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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突然自杀身死，乃是蒋政权在风雨飘摇之际，极为震惊人心的消息。蒋介石为死去的左右手题了“当代完人”横匾，然而完人为什么会这样地完蛋了呢？陈布雷之死为什么会引起震撼呢？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在浙江高等学校读书时，同学看他脸蛋胖嘟嘟的，戏呼他是“面包孩儿”，由面包而英文Ｂrｅａｄ，再由译音改为布雷，于是他就干脆叫陈布雷了。他生在一八九Ｏ年?穴清朝光绪十六年?雪，十五岁?穴一九Ｏ四?雪中秀才。十七岁?穴一九Ｏ六?雪时候在宁波府中学堂念书，因为闹学潮，自动退学。二十二岁?穴一九一一?雪在浙江高等学校毕业。民国成立后，曾加入同盟会，从事教育与新闻工作。自一九二七年春在南昌初见蒋介石，加入国民党后，成为蒋氏身边极为显赫的人物。

陈布雷的显赫，不在他身居高官和党中央要职，而在他是蒋介石的侍从头子，得到蒋之信任，他从三十八岁到五十九岁，前后二十一年间，一直是蒋介石贴身的文字侍卫官，一直是首席秘书、首席幕僚长，这样一个近水楼台的地位，他的显赫，自然就不是一般的高官和浮面上的党中央要职所能概括的了。蒋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风范》?穴《伤逝集》?雪里说：“侍从室这一制度，在编制系统上是属于军事委员会的。但是真正的性质，历史上所罕见，勉强的做一比较，清代的军机处有一点仿佛相似。”像军机大臣那样，处理最高当局的一切机要事件和棘手事件。?穴参阅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蒋君章《陈布雷先生在胜利还都后的工作与生活》，《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一期?雪陈布雷身为“军机处”的头头，他的显赫自然也就非同小可了。

陈布雷除了成为“军机处”的头头外，还一直是蒋介石的文胆。蒋的作品，从早期的《告黄埔同学书》、《祭告总理文》，到中期的《报国与思亲》、《西安半月记》，直到后期的文告讲稿，都是陈布雷的杰作。这种“两位一体”的君臣关系，在民国史上是颇为罕见的。

在陈布雷死后两周年，国民党内部刊物《改造》第七期上，登有《布雷先生的生平》，说他“一九四八年?穴民国三十七年?雪十一月十三日以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南京”，这种“心脏病突发”的说辞，显然是瞒天过海的。但这一瞒天过海是有所本的，所本就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所刊载：

陈布雷氏昨日心脏病逝世

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

明明是自杀，却说“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为什么这样扯谎呢？这原来也是有所本的。陈布雷死前留有遗书给秘书蒋君章、金省吾，怕“反动派捏造谣言”，就先自己捏造谣言，把自杀造成病死了。蒋君章在《伤逝集》里言及如何发布死讯的困惑，感觉到说谎与自欺欺人的痛苦，又经程沧波、邵力子等人极力反对为了反宣传的宣传。最后治丧委员会决定发布真相，就这样的，四天?穴十八日?雪以后的《中央日报》上，做了大转弯，承认陈布雷不是死于心脏病了：

陈天华先烈之后一人

陈布雷以死报国

治丧会搜集遗书发表

大家都知道陈天华是蹈海自杀的，然而国民党虽然总算承认陈布雷是自杀了的，但是对自杀的原因，却有不同的解释，只说他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这种说法太避重就轻了。事实上，陈布雷的自杀，来龙去脉却不简单，这一来龙去脉，不但国民党有所隐讳，即使陈布雷自己，也是欲说还休，看了他对自己自杀后发新闻的关切，不惜以说谎来掩饰真相，就可思过半矣?选

陈布雷遗书中，最能引起来龙去脉的索隐的，是他留给蒋介石的信：

介公总裁钧鉴：

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害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敢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

部属 布雷 负罪谨上

介公再鉴：

当此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之时，而布雷乃忽传狂疾，以至不起，不能分公忧劳，反贻公以刺激，实万万无词以自解。然布雷此意，早动于数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常诵“瓶之倾兮惟垒之耻”之句，抑抑不可终日。党国艰危至此，贱体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无补危时，韩愈有一“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布雷自问良知，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而此身已非有效危艰之身，长日回皇，惭愤无地。昔者公闻叶诋总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又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敢再为公陈之。?穴载《中央日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雪

这封信写得哀婉无比，十足显示出一个忠心耿耿的大内高手的“其言也善”的心态。细看这封信的重点，可归纳出几个脉络：

一、他表示“追随二十年”中，因为“受知深切”，所以“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他表示他有不少痛苦。

二、他表示“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今春”是指一九四八年春天以来，正是国民党兵败山倒的时候。在这一“目睹耳闻”之下，虽然他一边说“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一边又不得不承认“党国艰危至此”，显然是婉转预言什么了。?穴陈布雷所谓“今春以来”的事，照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所列：“一月九日，沈阳沦陷，以后东北渐失，华北震动。三月，山东、河南激战。四月，陕北匪军南犯。五月，泰安失陷。六月，开封失陷。七月，襄阳失陷。八月，东北匪军进犯热河。九月，济南失陷。十月，长春失陷。十一月，徐蚌会战开始。十一月一日，物价管制解冻，金圆券崩溃，物价狂涨。失败主义到处流行，和谈空气极为浓厚。北国冰天雪地，平津危殆；南京秋高气爽，京沪交通混乱。”事实与信中所说，正好相反?选?雪

三、他表示他的健康不行了。“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不如一死了之，将最后一命，作为“感激轻生之士”，以报知己。

四、他表示他对“敌人之反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无力回天。

五、他表示他有“负国负公”之“负罪”。

以上所表示的，若印证起一些旁证，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来龙去脉，都不是空穴来风的。其中最重要的透露，是蒋君章《布雷先生二三事》?穴《伤逝集》?雪中这样一段：

三十七年秋，“共匪”猖獗正甚，最高当局决心推行总动员以“剿匪”，嘱先生起草方案，先生正与洪兰友先生等研拟，尚未做最后呈稿之决定，而最高当局催索甚急，数次以电话相促。先生在电话中高声答曰：我不会办，此为先生对最高当局之失态。即召我上楼，授以三案，要我整理合并，速成一案，语气间颇感失言之憾。越一日，而先生不起矣。当时传言：先生受最高当局切责，因而厌世，实为无稽之谈。时局急变，先生精神脆弱，因有“油尽灯枯”之叹，无力辅弼，此为先生厌世之基本因素。大家都知道，最高当局器重先生，尊礼有加，对人常称“布雷先生”为一特例，绝无责怪先生之事。

陈布雷在电话中跟蒋介石“失态”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失态”后第二天，就自杀了。可见他的自杀，“传言”中“受最高当局切责”一事，至少有“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的效果。蒋君章这里意在把真相描白，殊不知愈描愈黑?选

在给蒋介石的信以外，陈布雷给潘公展、程沧波的遗书，最含隐痛，他说：

公展沧波两兄大鉴：

弟以百无一用之书生而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疏脱怠惰，盗窃宁静之虚誉，十余年来，误国之罪，百身莫赎，而近三四月来，健康日损，脑力益坏，思虑日益纷难，自验身心，已无一丝一毫可为非常时期之贡献，累旬自谴自责，致陷极度严重之心疾，不能自己控制，兹病患已不治，将与兄等长别矣。二十余年旧交，谬承爱护，有如兄弟，尚祈于无可原宥之中，体念弟万不得已之心情，而有以垂谅之。拙荆衰年孤苦可怜，而居沪别无可托之人，并望兄等有以存恤而照拂之。临书愧甚痛甚。诸惟心鉴。

弟 布雷 谨上十一月十一日

这信所说，显然是充满了自恨自悔的“自谴自责”，他说他“以百无一用之书生”想救国，“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结果“十余年来”，国没救成，结果竟是“误国”?选“误国之罪，百身莫赎”。他在给洪兰友信中说他“忧心如焚，自责自讥”；给陈方、李惟果、陶希圣信中说他“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在公为不可谅恕之罪恶，但在私则有其无可奈何之苦衷”。……陈布雷在遗书里口口声声“自责自讥”、“无可奈何”。他在给陈训慈、陈训念、陈叔同三个弟弟的遗书中说：“精神之痛苦非言语所能形容?穴最近工作关系本重要，而兄自念身心实丝毫无能为役，焦急不可言喻?雪”，这些将死之言，其实都是有深刻的环境背景的。这就是陈布雷给蒋中正遗书中所说的“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这种现象，从蒋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风范》?穴《伤逝集》?雪的追忆里，也可略见一二：

先生在逝世之前，情绪非常不宁，影响他的健康极大。当时最大的问题有二：一为军事情势的逐渐逆转；一为发行金圆券而实施后的限价政策，逐渐动摇。前者使各方面庞杂的意见，纷然而起，他们很多想经由先生而上达蒋主席。有的用书面陈述，有的当面请见，也有的直接以电话互谈。凡是要见先生的，除一二具备排闼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见；书信也向来由我代拆代复?穴必须先生核准?雪。承蒙先生看重我，一切对我信任，所以我有胆量接受各方意见或看到各方建议，把它压下来，以免刺激先生；但是先生也难免听到一些不乐闻的议论，所以居恒郁郁不乐。有的根本瞒不住的，例如当时食品已造成黑市，乡间至城市的粮食、用品等都至城外待售，不复进入城内，城内粮商也吝而不售，再加上不肖分子的捣乱，山西路一带发生抢米风波，先生办公室距山西路不远，呐喊人声时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后窗遥望，表情凝重，无语而退。

当时国民党以戒严来对付抢米的老百姓，每天枪杀没饭可吃铤而走险的老百姓，朝夕不绝。这种现象，对陈布雷说来，不再是遥远迷濛的流民图，而是近在咫尺的现实画了。

更“目睹耳闻，饱受刺激”的，最引起陈布雷无奈之感的，还在他自己的家里。陈布雷共有七子二女。这九个孩子中，陈琏?穴怜儿?雪最早做了共产党。陈琏是一九一九年生的。她的母亲是杨夫人，生她以后二十多天就“以生育太频，气血亏竭”而死。陈琏长大后进入师范，读了一年就转入杭州高中，后来进了西南联大地质系。一九三九年，她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又转入中央大学历史系。抗战胜利后，她在北平贝满女中教书。一九四七年，国民党保密局破获了中共北京地下电台，又在保定、西安、兰州发现中共组织和地下电台，大肆搜捕，发现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竟是共产党，蒋介石为之大为惊讶、震怒。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大抓特抓之余，很感慨地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其实国民党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陈琏被捕时，李敖正在北平，真是动人听闻。

不但女儿做了共产党，小儿子陈远?穴积乐，后改名为陈力?雪也过去了。陈远是一九二六年生的，他的母亲是王夫人。一九四六年，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穴美方亦不否认此事，司徒大使在官方报告中说是“个别美国人的恶行”，（见Ｒｅａ ＆ Ｂｒｅｗｅｒ，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９４—９５?雪陈远参加示威，被国民党“青年军”殴打。他在一九五二年正式加入共产党，后来做到天津人民出版社政治读物组负责人。不但儿女发了红，连弟弟也保不住，七弟陈训惠也出了问题。陈布雷死后，除长子陈迟?穴积泉?雪学农，在台湾做农业专家外，夫人和子女们都“投共”了。三子陈适?穴积皓?雪同济大学毕业，学工，是铁路工程师，原被国民党派到奥地利工作，后来“回归”大陆了。长女陈绣也入了共产党。

陈布雷死前写遗书，给儿子们的信中有所自辩，这种自辩，他不对国民党同志说，而只对儿子们说，事有蹊跷。他写道：

泉儿、皋儿、皓儿、皑儿、明儿、乐儿：

父素体荏弱，遭时艰危，知识暗陋，而许身国事，性情孤僻，而不合时宜，积是因缘，常患严重之脑病，夏秋以来，病体益复不支，今乃中道弃汝等而去，如此下场，可谓不仁不智之至，内心只有悲惭，汝等不必哀痛，当念祖父逝世时仅四九岁，而父之年已过之矣。

国家遭难至斯，社会浮动已极，然我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此点汝等或不详知，为父则知之最稔，汝等务必尽忠于国族、自立于社会，勤俭正直，坚忍淡泊，以保我家优良之家风，汝等现在已长大，当无待我之嘱咐。

汝母今后之痛苦不忍预想，汝等宜体我遗意，善为侍养，曲体亲心，皑儿最好能转近地，依汝母以居，好好予以安慰护持，明乐仍修毕学业，汝兄弟务宜友爱互助。

彦及 手书

这信中说“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显然是一种自辩，但这种自辩的结构是很勉强的，他已明白承认自己“知识暗陋”，对照起其他遗书中自觉“误国”与“自谴自责”的话，陈布雷对他子女“前进”反国民党，自己却“进退无措”做国民党，一定有他内心的矛盾、冲突与隐痛。这一现象，正因为发生在他自己的家庭之中，所以矛盾、冲突与隐痛就大为严重。他最后以一死来解脱，主要原因，是对自己“无可奈何之苦衷”、是对自己一个现实与理想对立的交代?穴参阅程沧波《布雷先生逝世十年祭》，《中央日报》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雪，这种交代，不是对“反动派”的外人的，而是对“反动派”的家人的，对自己的“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这是何等哀呼?选陈布雷最后的以死自忏，正是在回应这一哀呼?选

半生随陈布雷共患难的陶副官陶永标，在回忆?穴《尸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自杀经过》，一九八三年四月《七十年代》?雪里说：

关于促使陈布雷自杀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外人知道的极少。那就是陈布雷曾经劝告蒋介石罢兵，同共产党举行谈判，两方早日结束内战，让百姓安养生息。但蒋介石不仅没有听从，而且事后表示不满。陈布雷感到彻底失望，百念俱灰，于是以身殉职，示己忠贞，免得蒋介石猜疑。从这一点来说，陈布雷的自杀也可谓尸谏。

陈布雷对蒋介石的最后哀呼，也正是他矛盾、冲突与隐痛的另一交代。他最后以“感激轻生之士”收场，要以一死来证明他知道做的是什么——终于用他所能做对的一件事，了结了他做错了的许多事。他的太太王允默在《陈布雷回忆录》前记中，说陈布雷最后感到“徒耗国力，愧对民众，生不如死。故遗书中，力劝朋友及时努力国事，勿使老大伤悲。是以先夫子之死绝不是仅为一人、为一事之刺激率尔轻生，盖其志在以一死励大众也”。这种解释是不妥当的。陈布雷并非“志在以一死励大众”，我们研究整个来龙去脉的结果，发现他以死所励者少，而是以死自剖者多。他终于用一死证明了知识分子的悲惨下场，他用一死否定了他一生的鞠躬尽瘁。

关于陶永标的“尸谏”之说，撤退到台湾的许多国民党人不以为然，却说不出一个道理来，国民党大员胡健中在《我与布雷生先的交往》?穴《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四期?雪中，谈布雷先生的死因，说是：

第一个原因是当时共匪猖獗，政局飘摇，总统蒋公十分忧郁，而中枢大员大都是乡愿，出风头享权利之事如蚁附膻，很少有人能够替国家元首分忧分劳，布雷先生看在眼里，极为悲愤，所以他上总统的遗书中，曾引韩愈的两句诗：“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选”他不满意当时国家大员及所谓要人之颟顸误国，悲愤无已，这是他死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他精神体力已濒崩溃，他既有很严重的失眠症，体力又日感不支，而忧国伤时，觉得以他的精神体力，已不能再为总统分忧分劳，留此残躯何用。第三是他的家庭，他是最忠实的国民党党员，而子弟却有人“左”倾。又当时实行金圆券，他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把所有很少的一点积蓄都换了金圆券，通货狂贬，连家庭生活都发生了问题?选综此数因，他便成了一个孤愤难抑，只有一死以谢国家和领袖的人?选

胡健中是国民党重庆《中央日报》社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立法委员、台北《中央日报》社长，所谓金圆券使陈布雷倒账的事，原来是谁说的，岂不一清二楚了吗？台北《中央日报》主持人曹圣芬提供了更为奇特的死因，说陈布雷之死，乃是“对于当时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领袖的党员的一种尸谏”?选乖乖，天下可有这种尸谏法?选照中国传统解释，“尸谏”的对象一定是对统治者，《大戴礼》记卫灵公时不用贤?穴蘧伯玉?雪而用不肖?穴迷子瑕?雪，大臣史?穴史鱼?雪数谏不听，临死前告诉他儿子，他“不能正君”、“死不当成礼”，要他儿子“置尸于北堂”。卫灵公去吊丧，弄清楚了怎么回事，乃“立召蘧伯玉而贵之，召迷子瑕而退之，徙丧于堂，成礼而后去”。因而说：“卫国以治，史之力也?选夫生进贤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尸谏，可谓忠不衰矣?选”?穴这段话，在《孔子家语》中，变成孔子之言：“孔子闻之曰：‘古之列谏者，死则已矣?选未有如史鱼死而尸谏、忠感其君者也?选可不谓直乎？'”?雪照曹圣芬的说法，陈布雷的“尸谏”，谏的对象不是“领袖”而是“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领袖的党员”，这不是太离奇了吗？

蒋君章在《陈布雷先生在胜利还都后的工作与生活》一文中，以陶永标认为陈布雷之死，乃是对蒋介石的“尸谏”大不谓然。说是“最刺眼的是题目，称为‘尸谏'，那不但与事实完全不合，而且以吴可读一类的学究式之愚忠视布雷先生，对布雷先生真是大不敬”。?穴见《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一期，一九八四年元月号?雪但是，蒋君章看了曹圣芬的这本《怀恩感旧录》，又该怎么说？曹圣芬说陈布雷一死所谏，乃是国民党中的牛鬼蛇神，试问这与事实合吗？这不是“大不敬”吗？老实说，蒋介石在兵败如山倒，众叛亲离，美国佬在旁讥讪之际，有这样一位瘦骨嶙峋、两袖清风的陈布雷肯替他“尸谏”，可真是一种造化呢?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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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改革都没有教育变革产生的那种长远意义。中国从古典思想向近
  代思想转变，从传统的标准和注重传统向西方的标准和注重西方转变，在这
  些方面，日本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某些人对西学的诋毁，曾经使甚至容
  闳的一小批学生在 1872 年留学美国之事也有了争议，并且在 1881 年迫使学
  生归国和撤销留学生团。但在日本战胜中国以后的十年中，这种态度让位于
  重视出洋留学，其重视程度使留学不但对一个人在官场的晋升有好处，而且
  最后成了晋升的关键性的条件。日本似乎为这种训练提供了最诱人、最经济
  和最不出乱子的来源。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
  活动很可能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它产生了民
  国时期中国的第一代领袖。①在规模、深度和影响方面，中国学生留日远远
  超过了中国学生留学其他国家。因此，经过最近的调查研究可以这样说，“从
  1898 年到 1914 年这段时期，人们可以看到日本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的重大
  影响”。②
       学生的出国始于甲午战争以后。1896 年，第一批十三名学生来到日本。
  在东京神田区专门为他们办了一所学校。他们不懂日文，因而他们初期的课
  程主要是语言课。不到几个星期就有四名学生离学。单调乏味、难以下咽的
  食物以及现实的或想象的陋习，使他们灰心失望。但是有七名学生完成了学
  业，并且成了第一批日本问题的专家。他们开始用中文写作有用的日语教科
  书和留学日本的指南。
       欧洲帝国主义在中国下一轮的侵略始于 1897 年德国侵占胶州的行动，
  这一轮侵略又引起了学习现代制度的紧迫感，同时也使日本成了一条更易被
  接受的通向西方化的道路。上面已经谈到，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主要的维
  新派及其信徒们逃往日本避难。虽然清廷试图利用导致 1900 年义和团灾难
  的蒙昧主义的潮流，但象张之洞那些具有改革思想的总督以及象康有为、梁
  启超等在维新运动中受挫的知识分子仍然继续重视去日本留学。
       张之洞早已在他的《劝学篇》中指出，日本人已经从西方翻译了所需要
  的大部分内容，由于他们的语言与中文相近而易被中国学生所掌握，所以应
  该利用日文书籍。他强烈地支持出国留学。“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
  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但是日本可以提供特有的方便和经
  验教训。“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

 

① 这方面的权威著作有实藤惠秀的《明治时期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稿》；特别

应重视《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本章全章利用了《留学史》1960 年版的材料；有关的论述取材于第 140

页和第 110—111 页。

② 费正清等编：《东亚的近代化改革》，第 631 页。

  学生毋忘其国①；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
  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谈到从中取得的经验教训时，他说：“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
  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②
      于是一批批学生陆续出洋。1899 年，在日本的留学生超过一百名。张之
  洞派出的使者还调查那里的学习设施。在他的指示下编写的一本留学指南，
  在 1898 年完成，在 1899 和 1900 年重新出版，它从此一直是标准的指南读
  物。张之洞这时还派出少数军事专家前去学习。热情提倡的人并不限于官
  员。梁启超总结了日文的几个优点：它发音少，所有发音在中文中都有；文
  法不复杂，大部分词汇与中文有关；　60—70％的语言都用汉字书写。
      日本的领导人也开始看到中国派学生到他们国内留学的重要意义。象上
  田万年等学者和大鸟圭介等外交家都开始就教育其邻国子弟而出现的机会
  和责任问题向其同胞们写文章和发表演说。大隈重信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制订
  出由日本向其大陆邻国偿还历史债务的“主义”的。上田等教育家号召：采
  取行动，专门为中国学生准备教育计划；设立专门的语言学校，以便使他们
  在到达后两三年内可以为攻读大学水平的课程作好准备。他还意识到民众的
  爱憎心理以及可能对中国人进行侮辱，坚持拨专款兴建足够的宿舍，以防止
  可能对学生进行无礼、利用或“诱使腐化堕落”的行动。假期到日本重要地
  方的旅行也应作出安排，以便使学生们熟悉日本人生活的各个方面。①
      在此期间，义和团的灾难以及愚昧的排外主义的失败，使张之洞和刘坤
  一等具有改革思想的总督取得了新的重要地位，并且使他们的教育和制度改
  革的使命增添了新的紧迫感。对出国留学的重视迅速加强，为去日本受教育
  提供机会的出版物也激增。这时，去日留学和出仕二者开始挂上了钩。与此
  有关并且最终发展而为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是 1905 年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
  和最后取消。出国留学代替了经典著作的基础训练，成为进政府工作的基本
  条件。
      对东京学生的人数也有直接的影响。到 1905 年底，中国的留日学生的
  估计数已增至八千到一万人，1906 年是人数最多的一年，估计人数为六千至
  两万人，估计数的悬殊如此之大，说明在护照、签证、学校或课程注册等统
  计数字不可靠的情况下，是难以计算人数的。研究这一留学动态的第一流学
  者实藤利用当时保守的估计数，算出的总数如下：

 

① 根据《张文襄公全集》卷 203 中的《劝学篇·游学二》，应为：“一去华近，易考察”。——译者

② 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 41 页。

① 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 45 页的摘录。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

                       1901 年                                 280 人

                       1903 年                              1，000 人

                       1904 年                              1，300 人

                       1905 年                              8，000 人

                       1906 年                              8，000 人

                       1907 年                              7，000 人

                       1908 年                              4，000 人

                       1909 年                              4，000 人

                       1912 年                              4，400 人

                       1913 年                              2，000 人

                       1914 年                              5，000 人

                                    留日的中国毕业生

                       1901 年                                 40 人

                       1902 年                                 30 人

                       1903 年                                  6 人

                       1904 年                                109 人

                       1905 年                                 15 人

                       1906 年                                 42 人

                       1907 年                                 57 人

                       1908 年                                623 人

                       1909 年                                536 人

                       1910 年                                682 人

                       1911 年                                691 人

                       1912 年                                260 人

                       1913 年                                416 人

                       1914 年                                366 人

                       1915 年                                420 人

  在留学风达到最高峰时，学生中也有举家赴日的，如父亲陪着儿子，年轻的
  中国姑娘和缠足的妇女也前来学习。其中只有少数人来日准备正式学习，或
  者能够正式入学，所以在日本学校的毕业生虽然人数仍较可观，却大大低于
  驻留在日本的人数。①
       很少教育机构有能力应付这种汹涌而来的人潮。日本当然也不例外。为

① 数字根据上引著作第 545 页正面的表。他找不到估计 1909—1912 年和 1915 年学生数的根据。各学校毕

业生的按校统计（上引著作第 138—140 页）显示学生毕业的学校从帝国大学直到私立女子高等学校。关于

1901—1939 年的数字，实藤列出中国毕业生总人数为 11，966 人。

  了应付中国学生的涌进，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提供指导。设立了许多的专门学
  校。成城学校一开始是训练日本士官生的军事预科学校，也接纳中国学生并
  培养了许多人。其他起重要作用的学校有日华学堂（建于 1898 年）、高等
  大同（建于 1899 年）、东亚商业（建于 1901 年）和弘文学院（建于 1902
  年），而同文书院东京分院（也建于 1902 年）的作用尤为重要。例如，弘
  文学院前后共收 7，192 名中国学生，其中 3，810 人毕业，学生中有黄兴、
  鲁迅和陈独秀。许多私立学校，特别是早稻田，新开辟了外国学生区，以供
  应新收学生的伙食。为了培养未来的现代母亲，还开办了女子学校。开学典
  礼常滔滔不绝地提起孟母和华盛顿之母，因而生色不少；这样的典礼又使张
  之洞相信在“东洋”留学的好处。②
       尽管作了这些努力，大部分学生的情况毫无疑问是很不好的。他们之中
  的绝大部分人到日本留学，象日本学校接纳他们一样准备不足。许多学生上
  填鸭式的课程，他们看重节约时间和强调集中精力于关键性学时上。多数学
  生根本不上正规学校。他们在日本的时间因此变得更短了；他们的急躁和不
  满情绪直接传到了中国的亲友那里。但是象这样规模的造就民国时期中国第
  一代领袖人物的运动，必须被认为对整个这一代上层人物的经历有着关键性
  的重要意义。东京和中国之间的通讯非常方便和自由，所以海外生活的影响
  远远不限于在日本学校学习的人。因此，学生们的经历和所受的影响这两者
  的质量问题最能吸引人们的兴趣和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关于中国人在日本的经历，可从留学生的回忆录和自传中看到典型的情
  况。这种经历还作为文献资料被收在中国和日本当局编的调查和报告中，并
  且反映在许多学生出版物中。①旅日往往从一些已去日本或正准备去日本的
  人的鼓励开始。学生们往往回国鼓励其他人学他们的样。他们一旦到达东
  京，神田区就成了他们的家。学生们寄宿在神田区，在那里的商店购物，在
  那里的饭馆就餐。出现了专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印刷所、食品店和当铺。象
  富山房等新印刷所最初是作为专门提供所需要的日本著作中译文以及刊物
  和教科书的企业而开设的。理发师不厌其烦地使他们的辫子在一定程度上符
  合现代化样式，结果凑合成一种向后梳得直而高的发型，称为富士发式。②

 

② 关于学校、专业和日期的情况，见同上著作，第 64—79 页。

① 实藤准备了一套中国人写的日记目录。到 1902 年已有 57 份旅日日记；有一名官方视察员李宗棠记录了

这个时期九次去日的见闻（见同上著作，第 313、425 页）。1906 年以后，中国政府出版指导性的月报供

在日本留学之用。还有不少小说，其中最出名的为《留东外史》。实藤惠秀在其《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一书中对它进行了研究，此书有 1944 年的上海版，名《日本文学对中国的影响》，由张铭三翻译。

② 见孙伯醇（1891— ）的回忆。孙伯醇于 1905 至 1914 年在东京学习，他在北京任教和在中国外交界工作

了一段时期后回到东京，在外国语大学和东京都大学当讲师。见他的《家塾、同文书院和民报社》，载《中

国》，第 30 期（1966 年 5 月）第 24—33 页。特别可看他的《留学生、学校教育和发辫》，载《中国》第

31 期（1966 年 6 月）第 28—33 页。

  随着中国的地方组织把更多的学生输送到日本，各省同乡会纷纷在东京成
  立，以便在留学生到达时接纳他们并加以指导。虽然留学生来自中国各地，
  但未来的革命中心广东、湖南、江苏和浙江诸省最具代表性。
      这种经历常常充满着矛盾和讽刺。这可以从无政府主义者景梅九的记述
  中看出，他从 1903 年起开始在日留学。他在日本小客栈的第一夜充满着令
  他惊奇的事。“不过日本更有一种特别的情形，就是旅馆都是板屋席地，进
  门要先脱鞋的。出洋留学，本为维新；然而到了日本，第一先要复古。”①
  留学生可能会收到告诫他们在日本社会应怎样待人接物的指导性传单。交通
  是靠左行走，不大声呼叫，不无所事事地在街上停留，吐痰入盂，到盥洗室
  和大厅的拖鞋要分开使用，要尊重妇女，在拥挤的街车中向老幼妇女让座，
  注意珍贵物品，保持衣着整洁，不问他人年龄，不贪吃不易消化的日本米饭。
  ②

      这种名义上一切为了留学的实际留学经验，常常是劳而无功的。日本的
  教师和作家乐于使留学生们相信，他们的国家面临着日本在明治初期的处
  境。他们的事例中充满了过去出国在外留学的日本人的经历。各专业的代表
  人物都准备提供保证，使他们相信，这个专业的成果对中兴之治的成功是必
  不可少的。

 

① 景梅九然后回顾了汉代的一些风俗，那时中国人也席地而坐，并且提醒读者这些风俗以及过分的礼貌准

则仍在日本流行。见《留学回顾》。此书为景梅九的《罪案》中的日本部分的日译文，由大高岩和波多野

太郎翻译。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 192—195 页）转载了这种《留学生自治要训》的传单，并且指

出，当时的中国小说有时把归国留学生描写为文静而有礼貌的人。

                                 民族主义及其反应

        看来，大部分留学生已经学到的主要教训似乎是理解了民族主义的重要
  性。他们在日本的感受必然使他们在同乡观念中增添了一种日益强烈的中国
  人的意识。在神田，由于中华民族和中国特点这两种觉悟的鼓舞，一个全国
  性组织开始形成。神田的中国学生会起了使学生团结一致的重要作用。辛亥
  革命前不久，美国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也设在神田）能够利用它不受日本
  人约束的地位，使其规模超过了日本人办的早期的学生会馆。但它们都被用
  作集会场所，都促使同乡观念与民族主义相融合。同乡意识从未丧失过，大
  部分留学生首先与本省人集会结社。对革命组织的详细研究表明，它们招收
  成员和做报告都是通过设在东京的各省同乡会进行的。但留学生的聚集地与
  革命一样，也把同乡渊源与民族觉悟融合在一起了。①
        日本在许多方面为加强留学生的民族意识做了工作。恩施态度和民族歧
  视当然起了重要作用。日本人对中国和中国人长期存在的敬仰心情已在中日
  甲午战争中表现的自负心面前烟消云散，关于这场战争，日本政府和人民都
  认为是文明与中世纪精神之间的一场斗争。在西方不平等待遇面前经过了几
  十年的长期耐心等待之后终于战胜了中国，这件事产生了影响日本社会和思
  想意识等一切方面的沙文主义。民间的印刷品、传说和诗歌以及狂热的歌
  曲，都被用来灌输和加强突然爆发的廉价和哗众取宠的爱国主义。到日本的
  中国留学生必然首当其冲。他们的国家已被视为一个弱国，一个无准备的和
  非现代化的国家。幸德秋水指出，“在对华战争时，日本人的爱国主义空前
  极端地发展起来了。他们藐视中国人，骂中国人软弱无能，还痛恨中国人。
  而且这些不只是用言辞来表达；从白发老人直到幼童都对这四亿人满怀着血
  腥的敌意。”②留学生就这样深受嘲弄和蔑视。街上的顽童集中嘲弄他们的
  发辫，并且跟在他们的后面高声叫喊“清国佬”。
        这种环境经常提醒中国人，叫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弱点和失败。一部叙
  述中国留学生的小说描写说，甚至日本的苦力也撂下了人力车转身问乘车的
  中国留学生是否知道日本刚打败了俄国，还问这个胜利是否使他们产生嫉妒
  之意。①
        可以预料，其后果是激怒了留学生，促使他们剪辫子，易西服，自充现
  代化。景梅九描述他最初几次与同校的日本人用汉字笔谈的情况。他们说：

① 郑冼秀兰（音）：《1905—1912 年同盟会的组织、领导和财政状况》（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62 年），

第 116—117 页。注意 K.S.刘在《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一书第 40、59 页叙述的地方关系。实藤惠秀的《中

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 515 页提到学生会在 1902 年接收了向中国出口日本书籍的机构。

② 幸德秋水：《帝国主义》，第 35 页。岩波书店重印了 1901 年的这部名著。

① 《伤心人语》，这是梦芸生写的一部论战性小说，在 1906 年出版。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

第 213 页。

  “辫子不好看，剪了好，我们称豚尾。”在羞辱的驱使下，他直奔理发馆，
  打着手势要剪辫子。②
        这种蔑视的态度终于与中国一词联系了起来。“支那”一词可以追溯到
  唐代，当时此词通过从印度传入的佛经而在中国语汇中使用。虽然此词日本
  人已在德川时代后期和明治时期用得很多，但仍与“清”交替使用，中日甲
  午战争仍被称为日清战争。此后，日本人越来越多地使用“支那”一词；在
  学生运动初期，因为它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而又可以回避提清王朝之
  名，所以学生曾被此词所吸引。但随着“支那”逐渐与在街头呵斥追逐中国
  人的孩子们联系起来时，它就使人联想到中国的虚弱。在民国时期发生的一
  些灾难和二十一条要求以后，中国人的愤怒变得愈加厉害了。但在明治时
  期，这个过程还刚开始。③
        日本通过示范，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作出了更积极的贡献。明治时期的最
  后十年是日本民族因成就而产生的自豪感蓬勃高涨的十年，它明显地表现在
  与英国的结盟和对俄战争的胜利上。日本的民族主义对一些甚至非常不关心
  政治的留学生也有深刻的影响。一个年轻的河南人在日记里对他的学业或环
  境不怎么关心，但对日本人的爱国主义却感到惊奇。乃木将军在旅顺口丧子
  的故事赢得了他的钦佩；他写道，甚至日本姑娘也如此爱国，以致她们之中
  很少有与中国留学生结婚的。①梁启超描写了上野青年参军时其亲戚朋友热
  烈欢送他们的场面，他说他看到一面旗上写着“祈战死”三字。他写道，见
  此情景，不禁为之矍然肃然，不能忘怀。日本人有“大和魂”，对中国来说，
  最紧迫者莫过于发展“中国魂”。梁启超随即强调，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确立
  自爱心和爱国心，这样国民就会爱其祖国。要分享强盛只有起而仿效日本人
  的自爱和爱国心。日本法学家穗积八束的《国民教育：爱国心》刚问世，就
  立刻被北京大学堂官书局作为教科书翻译出版。许多论述爱国主义方面的日
  本著作和传记很快都有了中译本。②
        由于学生运动充当了培养中国民族主义的温床，所以留学生的人数自然
  而然地随着政治情绪的高昂或挫折，时而增加，时而减少。从数字看，留学
  生在 1906 年以后锐减，虽然人数依然很可观。人数减少的另一个原因，是

 

② 景梅九：《罪案》，第 34 页。

③ 例如，郭沫若在 1936 年写的文章中说，“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本来支那并非恶意，有人说本是‘秦’

字的音变，但出自日本人口中，则比欧洲人称犹太还要下作。”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 224

页引了这段话。实藤作了长篇讨论，并对使用此词表示歉意。竹内好在《中国》第 16 期（1965 年 3 月，

第 34—36 页）的文章中也警告不要用“支那”一词。1930 年国民党政府使日本政府同意，在官方通信中

不再使用这个名词。

① 关于用注音符号拼成“Sokoman”音的年轻人的日记，见实藤惠秀：《明治时期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

第 277—336 页。关于乃木，见 317 页。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 512—513 页。

  对许多人在东京所受教育的质量越来越不满。有些观察家认为，这种不满情
  绪似乎是与那些受教育者质量下降的状况相符合的；事实上，日本刊物开始
  觉察到，优秀的中国学生正被送到其他国家，只有不很合格的才来日本。这
  些看法也许有些根据；美国首先免除了义和团之乱的赔款，作为 1908 年中
  国学生的教育经费，而日本人直到 1924 年才开始这样做。对准备差的学生
  不加控制地涌进日本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中国政府的调查报告和它的代表
  们开始表示惊慌不安，于是清政府的章程开始规定选拔学生和选修课程的标
  准，同时禁止受短期训练。日本的教育当局会同执行这些章程，以便管理留
  学生。这样，又转而引起留学生对本国政府和东道国的愤怒。根据学校毕业
  生的数字，教学质量可能改进了，但学生组织和不满情绪也随之加强。1907
  年两国达成协议：日本最好的国立高等学校将向中国留学生开放，让他们学
  习正规课程；因此在以后两年中，有四百六十多名中国留学生在这些学校入
  学。1911 年 6 月，中国政府安排在北京开办一所预科学校，以便培养到日本
  高等专门学校求学的学生。到中国的月本教师的人数也有增加，他们有的自
  办学校，有的也在中国学校任教。①
        东京和北京的观察家们和官府的忧虑，因留学生变得日益自觉、激动和
  警觉而与日俱增。对他们的每一次冒犯只会更激发他们的民族主义，并且使
  他们的东道主和赞助人感到不便，往往还感到惶惧。1902 年，章炳麟等人预
  定组织一次集会来纪念明朝的末代皇帝，但在最后时刻被日本当局取消了。
  同年，中国公使蔡钧决定拒绝为九名自费留学生在成城学校入学提供必要的
  保证。一批留学生拒绝在公使接见他们以前离开公使馆，这时公使馆就召来
  日本警察抓人，这就给留学生以口实来指责中国当局使用日本警察，要他们
  把本国国民从享受豁免权的中国使馆中赶出去。由于学生们早已听到蔡钧已
  经上疏北京，说他们中间有人倾向革命，所以他们的愤怒更趋于白热化。被
  捕和被驱逐出境的吴稚晖在被押送经过东京的锻冶桥时，企图跳河自杀。梁
  启超也卷进了这场纠纷，他在他的《新民丛报》中谴责公使是“文明之敌”。
  实藤调查了当时的十四种报纸，除了两种保持中立外，其他都支持学生。经
  过日本官员和私人的广泛调解，达成了放宽学生保证这一规定的妥协。同
  时，中国公使馆任命一名官员担任学生监督。此后不久公使被替换，这九名
  留学生即进入成城学校就学。①
        第二年，中国政府把攻读军事的留学生转到一所为入日本军事学校而新
  办的预科学校。这是中国政府针对新公使的呼吁所作的相应措施，因为新公
  使提出，日本陆军着重忠君爱国，服从长官，无不服管教或反对政府之危险。

 

① 关于 1907 年协议，见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 106—107 页。关于在华的日本教师情况，

见第 96 页。到清代后期，在华的日本教师约 600 名，甚至在来华热潮衰退以后很久的 1909 年，中国学校

邀请的 356 名外籍教师中，有 311 人是日本人。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当然是费用问题。

①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 424—460 页。

  清政府作出规定，将选派一百名十八至二十二岁的官费留学生去受军事教
  育。同时，东京大学教授寺尾亨办了一所学校，使自费留学生也得以受军事
  教育，尽管北京政府抵制这种学校。②
       1903 年中国留学生成功地组织了一次行动，反对把中国少数民族和福建
  人的产品放在大阪博览会的人类馆中展出。大阪商人也参加抗议。但到那时
  为止，这些纠纷都没有导致中日对抗。由于这些年来日本反俄思潮泛滥（寺
  尾亨教授就是积极推动战争的“七主战论者”之一），所以下一个事件，即
  发生在 1903 年 4 月和 5 月以拒俄为主要内容的事件，就更不可能发生对抗
  了。这次运动的引起是由于俄国拒绝按期撤出满洲和俄国对华提出了它开始
  否认后来又承认的“七条要求”（奇怪的是它们竟先于 1915 年日本的二十
  一条要求），因为俄国人想长期在满洲盘据。中国的留学生从日本的报刊收
  集情报，这些报刊对将会长期危害日本在满洲利益的可能入侵非常警惕。没
  有明显看到日本支持和煽动学生举行示威的迹象，而且事实上日本政府还因
  害怕造成外交麻烦而加以阻挠和禁止，但是示威活动无疑与日本的舆论是一
  致的，并且还受到后者的欢迎。留学生自己在神田学生会中组织起来，组成
  第一个拒俄义勇队，后来又组成学生军。留学生在慷慨激昂的场面中签名发
  表他们视死如归的声明，并且派代表回国敦促袁世凯总督宣战。不过袁世凯
  的属员反而劝他们再去读书。中国政府在英国和日本的支持下，拒绝了俄国
  人的要求。①日本外务省在接见北京的代表后，警告留学生说，他们的活动
  正在给日本带来外交上的麻烦。正在这个时候，运动夭折，其组织改为毫不
  掩饰其革命意图的军国民教育会。这一连串事件对利用各省刊物和学生会主
  要学生组织来调动各省学生的支持是很重要的。留学生中象黄兴和陈天华等
  非常重要的人物，也乘机进一步进行民族主义的和反满的煽动。②
       到此时为止，留学生的活动名义上是针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蔑视中国
  的民族尊严和主权，而不是反清。但它仍表现了日益强烈的反北京政府的倾
  向。与上海几个不满分子中心的联系是密切的；而东京各省同乡会发行的刊
  物，使全中国都惶惶不安。邹容撰写并有章炳麟作序的激烈反满小册子《革
  命军》1903 年首先在上海出版，同时有香港和东京的版本。冯自由认为它的
  发行总数达一百万册。③最近的研究已把这本著作与其他三本书（即章炳麟
  对康有为改良主义的抨击，以及陈天华在拒俄运动后不久写的《猛回头》和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 68—71 页。

① 关于英国人看到的危机发展以及中国外交部把“七条要求”秘密透露给英国代表的情况，见伦森编：

《1895—1904 年处于俄国和日本之间的朝鲜和满洲：英国驻日和驻华公使萨道义爵士闻见记》，第 213—

217 页。

② 关于详细的分析，见永井算己：《关于拒俄学生军》，载《信州大学纪要》，第 4 期（1954 年 9 月）第

57—83 页。

③ 邹容：《革命军》。约翰·勒斯特介绍和翻译此书，并加注释，见英译本第 152 和 84 页。

  《警世钟》）列为革命时期最重要的小册子。①
        1905 年发生了留学生与日本教育当局的冲突。那年 11 月，日本文部省
  公布了一套《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其中第九条和第十条专门规定学校应
  保证留学生住在具体分配的寄宿舍中，并对他们进行管理；学校要监督学生
  的行为，拒绝可疑的人入学，并停止犯规学生的学籍。这一规则体现了中国
  人和日本人的关注，因为张之洞已经因学生的闹事和激进主义而变得十分惊
  慌，所以他警告说，八千多名留学生的思潮充满了革命的危险；但他又说学
  生十之九受胁迫，煽动肇事者不足什一。②留学生立刻抗议，说此项规则是
  对他们的歧视，因为规则单单不给他们享受日本人享受的宪法自由，并且指
  责规则具有政治目的。原来推动留学生来日本的各省同乡会和出版物马上又
  煽动他们退学以示抗议。大批学生归国，没有归国的几千名留学生则罢了四
  十天课。为了解决这场纠纷，日本驻北京公使内田康哉和张之洞还进行了几
  次谈判。
        在谈判进行时，日本当局开始担心留学生的骚乱。12 月 7 日，《朝日新
  闻》认为罢课是由于留学生对规则及其目的的误解引起的。它一开始就指
  出：“东京各地区学校的八千多名中国留学生的罢课成了一大问题。罢课的
  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它是由于留学生对文部省规则进行了极为狭隘和片面的
  解释而引起的不满造成的；它还起因于中国国民似乎特有的放纵卑劣的意
  志”。当时尚未积极参加罢课的陈天华花了大半夜写就一份遗书，号召同胞
  们永远不要忘记“放纵卑劣”这四个字。“惟留学生而皆放纵卑劣，则中国
  真亡矣！”次日，他在大森跳海自杀，这就使他的遗言更有分量了。他在遗
  书中写道：“时时勿忘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
  结果，几乎有两千名留学生返回了中国。随着罢课的深入发展，日本议会议
  员和其他领导人介入了讨论，于是学生运动再也没有恢复它早期的劲头。对
  学生的住宿要求不可避免地放松了，到 1906 年 1 月罢课开始缓和下来。
        罢课为中日两国学生一起行动这一少有的大规模尝试提供了机会。虽然
  许多人私人之间结成友谊，但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很少有机会在任何社交或非
  正式场合了解他们的日本同学。1906 年 1 月，发起了成立中日学生会的活动。
  成立大会有一千五百名学生参加，他们听了大隈伯爵、青木子爵和其他知名
  人士的演说。大隈又把中国与四十年前的日本相比，并且指出中国学生留学

 

① 岛田虔次：《中国革命的先觉者》，第 64 页。此书包括陈天华的政治小说《狮子吼》的日译文，见第

81—121 页。岛田还在《辛亥革命的思想》一书中刊载了《警世钟》的译文，见 83—144 页。又见欧内斯

特·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陈天华》，载《中国论文集》，第 13 期（1959 年）第 113—162 页。关于陈

天华，又见《中国革命的先觉者》，第 61—79 页。

② 引自永井算己：《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的性质》，载《信州大学纪要》，第 2 期（1952 年 7 月）

第 31 页。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 461—511 页也详细叙述了这场斗争的经过。

  日本的必然性。马相伯号召中国留学生爱国勿忘学习，学习勿忘爱国。①有
  些留学生获得了更有意义的个人感受。鲁迅后来在赞扬他的导师藤野教授时
  说，藤野在借给他笔记和检查他的笔记本时的关心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致他
  担心其他学生会指责藤野偏心。但中国留学生回忆录中更常见的，是对日本
  人傲慢的愤慨和对本国软弱的体会的记载。北一辉后来指出，弱者和强者很
  少能成为朋友；很明显，最近才弱起来和最近才强起来的人们，在象中日两
  国那样关系复杂的情况下，似无成为朋友之可能。
        尽管留学生人数稍有减少，并且入学的人逐渐只限于更加合格和认真学
  习的学生，但学生运动逐渐成为产生动荡、不满和行动的重要源泉。在清代
  的最后几年中，在东京的中国各省的和全国性的留学生组织一直警惕地注视
  着对中国主权尊严或真或假的侮辱。和其他列强一样，日本人在这些事情上
  常常有些过错，甚至为了革命者的利益（这些利益可能更合学生的口味）而
  去冒犯北京的尊严时也是如此。在连续发生的铁路借款和争夺势力范围的纠
  纷中，留学生发现不乏可以用来保持他们政治觉悟的事件。①

 

①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 492 页。

① 关于铁路争端，见永井算己：《江浙铁路事件与清末的民众》，载《信州大学纪要》，第 11 期（1957

年）第 1—25 页。这是一篇研究在 1907—1908 年抵制江浙铁路的英国借款的文章，抵制运动从东京的江浙

学生集会上开始。关于借款谈判，见孙任以都：《1898—1911 年的中国铁路和英国利益》，第 61—68 页。

                                    翻译的影响

      留学日本所产生的文化方面的重要性是很大的。郭沫若在二十世纪五十
  年代总结说：“我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在学习日本以打破封建因袭
  的同时，这种学习还有助于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②学生运动首先被想加
  快求得西学的愿望所推动。早期的学生刊物和报纸都为译文开辟专栏。早在
  1896 年，梁启超就指出中国的翻译活动进行得太慢，他敦促利用日本译文。
  中国人马上利用日本的各种简编或书籍以寻求西学以外的知识。最早被翻译
  的日文著作之一（在 1899 年）是一本东亚史。到 1900 年，一批中国留日学
  生（其中包括两名未来的总理，两名未来的驻日公使）已经成立了一个翻译
  和出版组织。在几年内，一些有魄力的出版商已经收集了各种学科的成百种
  日文书籍进行翻译。据郭沫若回忆，他在四川高等学校学习的书籍包括日本
  科学著作的中译本。对日本现代化秘密的探索自然还会导致翻译许多日本的
  近代史，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年翻译的一系列著作中，明治时期领袖人物的传
  记性作品和政治史的数量多得惊人。翻译作品还包括当时日本的政治学研
  究，如幸德秋水和浮田和民的论帝国主义的著作。
      中国之转向日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发生在中国对外国作品的
  兴趣从纯科技转向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时候。钱存训教授曾经提出，随着二十
  世纪的来临，“兴趣的变化反映在翻译作品方面，因为对过去几个世纪的自
  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热情转到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新的着重点对以
  后几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起着重大影响。自 1902 至 1904 年，几乎一半
  翻译书籍与历史和制度有关。对制度改革的兴趣以及日本的影响是本世纪最
  初几年翻译作品中的决定性因素。”在 1880 至 1940 年期间，约有 2，204
  种日文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几乎有一半是社会科学、历史和地理方面的。
  一篇研究翻译动向的文章指出，在总的影响方面，自 1850 至 1889 年，从日
  文翻译的作品只占总翻译作品的 15．1％，自 1912 至 1940 年，占 18．2％，
  但自 1902 至 1904 年却达到了 60．2％。①很可能那个十年中的其他几年也占
  这个比例。
      日本的影响还扩大到了对西文著作的选译和词汇使用方面。中文借用日
  文术语的情况是大量的。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这种情况在十九世纪八十年
  代浪漫主义的政治小说象《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的通俗译本（都由
  梁启超翻译）中十分明显，并且蔓延到席卷中国的整个新知识潮流方面。根
  据近来作的一次统计，在那几十年中，有四分之三的中国新词汇来源于日
  文，通过已在日文中通用的汉字词组传入。日本的影响不但涉及书的内容，

② 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 245 页。

① 钱存训：《从翻译看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载《远东季刊》，卷 13 第 3 期（1954 年 5 月）第 318—319

页。

  而且也涉及书的形式。日本的现代印刷大约可以追溯到赫伯恩及其日本伙伴
  岸田吟香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上海采购印刷机的时期。半个世纪以后，中
  国留学生在日本发现了新的印刷技术以及西式装订方法，就把它们用于刊物
  和翻译著作，转而输入中国。①因此，学生运动在清末民初传播文化技术的
  知识及经验的每一个方面都留下了它的痕迹。

 

① 关于传入词汇的统计数，见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 378 页）。作者认为 1905 年是留学

生翻译作品采用西式装订的转换时期。1867 年岸田上海之行的部分日记连同一篇导言载于《中国》第 24

期（1965 年）第 5—16 页。

                              日本和中国的革命派

      除了知识和教育方面的影响外，日本和中国的革命运动之间还有个人的
  和政治的直接接触。对这种接触，西方和日本的学术界所倾注的注意要比中
  国对它的研究多得多。由于回忆录和原始材料的出版，这种接触的范围也更
  明晰了。②
      日本人及其政府有许多理由要保持对中国政局的直接关心。中日甲午战
  争以后，满洲政府垮台的危险和列强瓜分中国的威胁是日本论述民族安全和
  国际政治著作屡见不鲜的题旨，而加剧的国际竞争和对抗给明治时期的政治
  家们提出了结盟和选择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他们还必须抓紧时机去影响中
  国事态的发展。他们理所当然的优先选择是通过对合法政府提供指导和援助
  来做到这一点。通过派军事使团和订教育计划向中国提供援助，日本无可辩
  驳地证明在实现现代化的竞赛中已经超过了中国，并且使人们真正看清楚日
  本人在领导亚洲的复兴。另一方面，日本在赶超西方和与西方联合方面取得
  了成就，所以许多日本人认为，继续遵循福泽提出的与亚洲分道扬镳的意见
  是符合他们的真正利益的。日本人的这种关心至少在整个日俄战争时期一直
  保持着，当时之所以不让中国人卷入，是因为怕西方从白种和黄种的种族角
  度来看待那场斗争。从此以后，日本完全与帝国主义政策缠在一起，这就使
  得以亚洲人姿态出现的那种赶超西方的紧迫感和吸引力进一步衰退了。
      但是还有一种普遍的意见，即东方与西方（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的最
  后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在明治时期的最后十年，这种论断是很流行的，当时
  西方许多论述种族斗争不可避免的著作很快被介绍给日本人。有人甚至同意
  这种看法，即日本显然需要与中国联合在一起。如果中国政府证明没有能力
  作出反应，或者对日本优越性的种种臆说毫不妥协，那么日本人就必须考虑
  支持另一个政权来代替满洲政权。
      这种成为明治时期特点的种族之争的悲观观点以及畏惧西方统治的心
  理，在大部分各种政派人物中都是存在的。尽管政治色彩形形色色，战术策
  略多种多样，但根深蒂固的血缘感和对亚洲事务的责任感——表现为“同文
  同种”——却很少被人否认。1895 年日本解决了独立和与列强平起平坐的主
  要问题，从此，它就有可能面对亚洲的问题了。这一步对中国维新派和革命
  派的实际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领导层的结构。在二十世纪开始时
  正在取得元老地位的明治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总的来说对走与西方联合的道
  路的信念是坚定的，因为这条路对他们来说走得很顺利。其中有些人（特别
  是山县有朋）非常关心未来的种族冲突，但是执政的重任一般促使他们注重
  西方的海军和工厂这个方面，并且使他们投身于这方面的事业。山县的观点

② 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及《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载《中国近代史考察》，第 163—

189 页。

  与以他为首的军事专家们的观点一致。军事领袖们特别意识到中国缺乏遏制
  西方的力量，并且迅速地自己负担起在朝鲜、辽东和“南满”争夺大陆地盘
  的责任，从那些地方，他们可以弥补其邻国的弱点。对中国北部边境以及那
  里的俄军的关心促使他们渴望训练中国的新军。象福岛安正等个别军官个人
  大胆地侦察了偏僻的中亚内陆，因而成了浪漫主义的和传奇式的人物。①
      与这些拥有实权的上层人物相反，也有人对与西方的关系表示忧虑，厌
  倦于本国在国际秩序中明显地处于二等国的地位，他们是民族主义和亚洲主
  义的旗帜鲜明的鼓吹者。这些日本人既无执政重任，也不指导国务，因而能
  够指责本国的谨小慎微和外交活动。这些人以消息灵通的民族意识卫士自
  居，是继其前人负唤醒民族之责的重要人物，他们主张拥护天皇，捍护国家
  和文化民族主义。这一类集团包括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党派形成时期的民族
  主义组织，如 1881 年头山满的玄洋社和 1901 年内田良平的黑龙会。作为自
  封的民族主义和道德论的提倡者，这些民族主义领袖人物很容易接近一些富
  户豪门以及勇敢和有信仰的青年。政府正在制造天皇和国家的新正统理论，
  对他们既不能否定，也不能控制。在他们的队伍中涌现出了一批朝鲜、中国
  和满洲方面的活动家，似及在国内政治中进行恫吓和宣传的代理人。
      与这些组织有关但见解不尽相同的有荒尾精等人，他们相信日本的经济
  前途在于发展对华贸易关系。只有在亚洲，日本才能指望应付西方的挑战，
  因为它拥有地理近便、情况熟悉等有利条件。进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的一
  段时期，在一个坚决要与西方站在一起的社会中，这类情绪仍只为少数人所
  有，但这个事实却助长了热情和道德优越感，使这些亚洲主义者能借以号召
  同胞们完成自己应完成的使命。荒尾在陆军参谋工作中崭露头角后于 1886
  年去汉口。他各义上设立一个商号，分派他的下属到各地区作调查，从中收
  集中国全国各地的情报。虽然他的指导思想是要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建立日本
  霸权，但当它施行于中国时，他坚决认为日本的安全直接仰赖其邻国的安
  全。因此，日本必须改造和加强清帝国。①
      民族主义运动和亚洲主义运动与以近卫笃麿（1863—1904 年）为代表的
  最高层人士结合起来了。由于他受到社会的普遍爱戴，由于他的国际经验、
  早期在德国受的教育以及贵族院的领袖身分，近卫拥有发言和行动的至高地
  位。他以赞助和加强亚洲研究（特别是中国研究）为己任。他主持、资助和
  领导了在 1898 年成立的东亚同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通过设在中国的教育
  机构和设在日本的研究机构，对作为它主要任务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
  献。它创办于 1898 年，这也是大隈提出“大隈主义”的那一年。从当时帝

 

① 黑龙会的正史，即葛生能久等编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在最后全面地歌颂了这些东亚先驱者生平的

光荣作用。

① 井上雅二的《巨人荒尾精》提供了一篇传记。又见入江晃（音）：《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日本帝

国和中国》，载古德曼编：《对日本帝国和亚洲的再估计》，第 35 页。

  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以及从日本公众对中国虚弱的厌弃中，近卫感到了一
  种危险的倾向，即有人主张放弃中国和参加西方进行帝国主义的争夺。在
  1898 年 1 月《太阳》中的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他号召密切中日合作
  和联合。他坚决认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对和援
  助中国加以反对外，别无其他选择。“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
  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国，到中国旅行，
  与中国人交往，只有到那时，他们才能够采取适当的政策以应付两国面临的
  危险。②就象近卫的活动与 1898 年政府的活动相一致那样，他的活动在 1901
  年又与民族主义的活动合流了。1901 年是黑龙会（它力图使日本在黑龙江站
  稳脚跟）和近卫的国民对俄同志会成立的时间。
      不属于权势圈子但仍处于执政上层集团边缘的势力，是与自由民权运动
  有联系的明治时期的自由派人士。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认为，他们在日本进行
  争取政治自由主义的斗争与亚洲其他各国人民的自由主义者的斗争休戚相
  关。他们大部分人虽然利用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立宪思想，但在抵制西方
  的冲击这一点上仍是热诚的“亚洲主义者”。早期的自由党作者和社论撰稿
  人都敏锐地了解朝鲜的状况，并且要象在日本那样也在朝鲜提倡自由主义。
  大井宪太郎在 1885 年为了自由的目的对朝鲜发动了一场异想天开的对外扩
  张的远征，在同一时期，很快被日本警方取缔的东洋社会党的创办人樽井藤
  吉写了一本小册子《大东合邦论》，号召日本和朝鲜合并成一个称为“大东”
  的国家。他和其他一些人一样，都认为种族战争正在迅速降临，再也不能采
  取不彻底的措施了。必须建立亚洲的团结。这些计划既包括狭隘的地区观念
  和傲慢自大，也含有理想主义和信仰；它们既吸引着最坏的明治时期本国至
  上论者和沙文主义者，也对最优秀的明治时期普遍拯救论者有号召力。同
  样，象中江兆明等自由派理论家坚持把中国的维新和日本的维新结合起来，
  并且早在 1881 年，植木枝盛已经组织了兴亚会。甚至随着 1889 年颁布明治
  宪法从而使争取议会自由运动的主流更加靠拢明治政府以后，主流中的激进
  派，即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利用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热烈
  兴趣去维护其先驱者的亚洲意识，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了。①
      日本的自由主义左派提供了他们私人与中国革命派合作的鲜明例子。宫
  崎滔天被孙中山称颂为“今之侠客也。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
  心，发拯危扶倾之志。日忧黄种陵夷，悯支那削弱”。宫崎及其几个弟兄从
  早期自由主义运动中脱颖而出，他们试验了基督教，陶醉于亨利·乔治的单

 

② 在《中国》第 21 期（1965 年 8 月）第 7—22 页中，可以看到关于东亚同文会和东亚同文书院的历史和

贡献的权威性简明概述。

① 对某些这类事情的讨论，见詹森的《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第 163—189 页。关于宫崎的全集，见宫崎

龙介和小野川秀美合编的《宫崎滔天全集》。

  一税解决法，并且献身于中国的革命事业。①
        由于这些关于危机、信仰和觉悟的论旨在明治时期的环境中是如此重
  要，所以那些为其同胞心目中的崇高理想献身的人能与上面简单介绍过的许
  多集团有着多方面的融洽关系，就不足为奇了。许多重要事件的关系纯粹出
  于命定的巧合。例如，政党运动的两个领导人大隈重信和犬养毅执政时正值
  帝国主义在中国扩张造成的危机触发了戊戌变法之际。宫崎滔天的终生事业
  的开始、孙中山受到支持他的日本要人的引见、北京的百日维新、大隈和板
  垣的宪政党内阁的产生、同文会的成立、中国维新派的逃亡日本、学生运动
  的发起等事件，于是都接踵而来了。
        上面已经指出，在政治避难中自然地成为上层人物的中国维新派受到了
  高级日本人士的照顾和殷勤接待。日本政府中的最高层人士提供了帮助，使
  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日本。这件事的大部分由同文会的领袖近卫亲王穿针引
  线，而且他暗中参与了此事的全过程。康有为会见了日本领袖人物，受到大
  隈伯爵的殷勤接待，并与近卫本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在谈话中近卫把明
  治中兴的长期准备与百日维新表面上的仓促进行作了对比。近卫强调了他一
  贯的主张，即关心中日两国具有共同的政治和文化，认为必须实行亚洲门罗
  主义。但是近卫集团感觉到，康有为名声太大，不宜长期留在日本；于是在
  1899 年春季，近卫筹集了外务省的秘密经费，供康有为前往加拿大的温哥
  华。梁启超也与近卫及其他地位显赫的日本人会过面。1899 年近卫亲自来中
  国。他在中国几次与具有维新思想的官员进行长谈。张之洞就日本让康、梁
  避难以及梁的著作对中国的留日学生可能产生害处之事表示抗议。近卫不同
  意这个抗议，也不同意把维新派说得那么重要，他宁愿把话题扯到他爱谈的
  中日合作和共同关心的事务方面。在此以前不久，近卫还在香港会见了接受
  日本政府的经费的宫崎和平山周，以便了解华南的政治形势。①
        象宫崎和平山那样活跃的自由派，在中国的革命派而不是在中国的维新
  派或日本的贵族中，找到了天然的朋友。1900 年，宫崎大力促使康有为和孙
  中山合作，此事深深地引起康有为的怀疑，以致最后他被新加坡当局所捕，
  而近卫在他日记中提到此事时，骂他的同胞［宫崎］为“阴谋者”。发展与学
  生运动的关系也需要时间。在早期，当留学生仍被谨慎地资助并且偏重于学
  术活动时，孙中山及其日本朋友受到中国留日学生的支持还比较少。但后来
  随着留学生人数的增加、人员的日趋复杂以及政治活动的日益加强，革命的
  情绪蔓延滋长起来了。同时日本的民族情绪因为事实上正掉头去反对俄国，
  所以对上述情况并没有立刻引起不舒服。结果中国的革命派在日本人以及中

 

① 根据孙中山为宫崎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所写的序言。

① 从近卫日记对一系列事件的叙述中，可以研究他与其他人的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的脉络。他在 1898

年 10 月 16 日策划康有为来日，1898 年 11 月 12 日与他会面，1899 年 3 月 14 日收到供康使用的资金，1899

年 10 月到香港，1899 年 11 月 4 日与张之洞会面。见《近卫笃麿日记》，第 2 卷。

  国留学生中间找到了为他们的活动作了较好准备的场所。
        孙中山在 1895 年广州第一次起义的尝试失败后，已经逃到了日本。他
  在横滨剪掉了辫子，留了小胡子，并且穿了日本人裁制的西服。他后来回忆
  说：“中日战争后，日本人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
  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他从日本前往伦敦，在那里，中国公使馆对他的
  扣留和几乎成功的引渡使他出了名，这件事他在普遍被人阅读的《伦敦被难
  记》一书中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在 1897 年 8 月又到日本。这时他结识了宫
  崎和平山。他们原先应犬养毅的要求去中国调查政治，在那里从孙中山的朋
  友处听到他又回到日本的消息。孙中山很快对他的新朋友产生了吸引力。虽
  然他们听命于犬养，并且确实把孙中山介绍给他，但他们却忠于孙中山，忠
  于与孙共同持有的振兴亚洲的观点。
        他们第一项合作事业就是通过购买和运输武器以及小股冒险者去援助
  阿基纳尔多的菲律宾革命的计划。象那艘陈旧不堪的船只因超重运输枪炮而
  沉没那样，这次行动也失败了，使几个日本冒险者丧了命。在第二个行动中，
  日本人试图在百日维新的灾难性失败以后使中国的革命派和维新派联合起
  来，但也毫无成果。虽然革命派和维新派同样依靠日本人的庇护，而且接触
  同一批日本人（宫崎曾与康有为在香港会晤过，平山曾陪同梁启超到横滨），
  但中国的维新派很不信任革命派，认为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地位不如自己。早
  期得到犬养和近卫帮助成立的学校，很快就处于维新派而不是革命派的控制
  之下。在此期间，日本人中间的自由派冒险家却倾向于活跃的革命派，而不
  倾向于维新派。1900 年，唐才常在汉口发动的未遂的起义名义上都得到这两
  派中国人的支持，但此后，在急于进行变革的中国人中间就长期出现了分
  裂。①
        1900 年夏末，孙中山试图在广东省策动一次革命，发动时寄最大希望于
  日本的介入。起义的基地是当时已被日本人占领的台湾岛。这样就在一定程
  度上产生了一种期望，即日本将利用华北义和团之乱而进入华南。厦门事实
  上一度被日军所占领，这是为了对付一场策划好的反日“挑衅”。孙中山计
  划成立一个有几名日本人担任要职的临时政府。他的一个伙伴搜罗了广东省
  的秘密会社成员，开始领他们前往厦门，以迎接预期来自日本的人员和武器
  供应。在开始的几次战斗中，造反者所向无敌。但到起义开始两个星期后，
  当孙中山了解到日本的援助根本不会来到时，就传话放弃这一尝试。带着最
  后命令的日本人山田良政落到了清军手中并且被杀害。孙中山在为山田良政
  建碑的纪念词中写道：“君不以政府忻厌为意，衔命冒险，虽死不辱，以殉

 

① 关于早期革命运动及其兴衰，见薛君度：《孙中山、杨衢云和中国早期革命运动》，载《亚洲研究杂志》，

卷 19 第 3 期（1960 年 5 月）第 307—318 页。郝延平：《中国维新派和革命派之间流产的合作》，载《中

国论文集》，第 15 期（1961 年）第 91—114 页。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

  其主义，斯其难能可贵者。”①
      1900 年的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试图以来自印度支那和美国的支持来进行
  革命，但都没有成功（法国总督曾经邀请他在 1903 年前去访问印度支那；
  在美国，他曾试图支配三合会的领袖）。这些失败，再加上更早以前他因过
  去为他提供大部分追随者的华南秘密会社的成员无纪律和不可靠而产生的
  失望，使他相信他应从中国的留日学生（特别是从军事学校的留学生）中吸
  收人员。当孙中山在印度支那和美国逗留期间，学生运动明显地发展了。日
  本反俄情绪的高涨也很重要。黑龙会会员们看到他们的民族主义顺应着亚洲
  出现的机会，并且认为随着清朝的垮台，中国人对满洲的统治就将失去理论
  根据。因此，在黑龙会的正史中写道：“日本人在援助华南革命的行动中，
  同时发扬了爱国心和侠义精神。”②在此期间，原在 1903 年因抗俄组成的学
  生义勇队又为革命增添了力量。例如，黄兴回湖南企图发动一次起义。他开
  始时担任一所日语学校的教员，但同时还印刷和分发陈天华的革命小册子。
  实际上，在他创办的早期革命组织华兴会中活动的每一个成员，都已经是或
  者即将成为留日的学生。但是在这个组织策动一次计划在 1904 年爆发的起
  义之前，清当局袭击了黄兴的住所和他的日语学校，主要人物勉强沿着危险
  而困难的路线返回日本。在日本，曾经帮助过孙中山的这几个日本人立刻与
  他接触。他与孙中山一样，接受了“同文同种”的论点，并且与宋教仁一起，
  也成为日本人鼓励和援助的对象。①
      孙中山回东京时正是 1905 年夏末学潮高涨之时。他的革命纲领和口号
  已被制订出来。这时所缺乏的就是一个新的组织，但经过他和日本朋友给他
  介绍的黄兴的共同合作，这种组织出现了。经过一系列筹备会议以后，1905
  年 7 月 30 日在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家中组成同盟会。约有七十人出席，实
  际上全是中国留学生，他们代表了十八个省中的十七个省。正式的成立大会
  定在 8 月 20 日举行，这次是在坂本金弥家中举行的。有三位日本人——宫
  崎滔天、平山周和萱野长知——是正式会员，宫崎在 1907 年被授予代理权，
  以便作为该会的日本代表谈判武器给养。同盟会在留学生原在东京成立的各
  省同乡会的基础上组成；它另外还有传统秘密会社的宣誓仪式和秘密活动的
  特点，这些都是以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在西方学习时拟订出来的）和五个
  口号（其中之一是号召中日友好）的名义进行的。这样，同盟会最大程度地
  体现了中国通过留学日本以寻求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具体成果。

 

① 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第 82—104 页。惠州起义的失败促使宫崎写了《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

② 引自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第 111 页。关于孙中山与留学生的来往以及他与秘密会社的关系，见

郑冼秀兰的《同盟会》第 36 页。又见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 300 页以下。

① 不过宋教仁从来没有完全接受日本人的这些论点。玉田典子（音）：《宋教仁和辛亥革命》，载《中国

论文集》，第 21 期（1968 年）第 189 页。关于黄兴，最详尽的材料为薛君度的《黄兴和中国革命》。对

宋教仁最充分的论述是 K.S.刘的《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一书。

      关于同盟会宣传的思想内容及其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的政治
  斗争，另有论述（见第九章）。同盟会的领袖有时面临一种艰巨的任务，即
  要对付某些革命派，因为后者不大相信日本舆论中的温和路线。胡汉民在《民
  报》撰文，为大隈伯爵的“善意”中隐隐流露出来的恩赐观点和傲慢态度以
  及日本政府更为明显的冷遇进行解释和辩护。①在 1907 年以后，当日本政府
  在一系列安排亚洲各国边界线的协定中选择正式与帝国主义合作，并要求孙
  中山离开日本时，甚至这些解释也不够了。孙中山的离日，象康有为八年前
  一样，也得到外务省秘密资金的安抚，这样就可以防止公开破裂或者他的日
  本民族主义友人的愤怒；但这又使革命派不能再利用他们的东京根据地，从
  而使同盟会的活动中心逐渐转移到了靠近中国的其他地方。孙中山离开后，
  留学生因同盟会中不同省籍和不同的思想意识而产生的离心倾向，削弱了它
  的团结和力量。但是随着中国青年中教育的提高以及民族主义和不满情绪的
  不断增长而出现的更重要的倾向，却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最后给革命运动
  带来了好处，虽然这些倾向并不直接给革命增光。
      随着革命的迫近，日本的直接影响衰退了。宫崎和萱野等革命党的代理
  人却成了政府监视和怀疑的目标。他们的秘密访问日本的中国友人也受到同
  样的待遇。友好的日本政府的形象逐渐变成了一个特别危险的帝国主义强国
  的形象，而它邻近中国和容易到达中国的有利条件也更加令人担心。辛亥革
  命爆发时，人们发现孙中山从美国启程，不是回中国或去日本，而是前往英
  国，这是因为他希望遏制可能发生的日本干涉；而东京政府本身也对事态的
  发展一点没有把握，所以它疏远了几乎所有可能在中国取得政权的候选人。
  在满洲，受日本军队支持的冒险家们最早企图成立一个独立的亲日缓冲国。
  在其他地方，孙中山的［日本］老朋友也在活动，但却不能提供或保证提供其
  同胞们的支援。社会主义者兼民族主义者北一辉与宋教仁交往密切，但他也
  设法每天向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打电报，报告混乱的政治局势。他后来退隐
  著书立说，颇有创见地解释了日本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社会为什么不能在
  重要的良机中树立自己的领导地位，为什么不能与一个为诞生而奋斗的中华
  共和国建立信任关系。包括宫崎和萱野在内的其他人士与孙中山的关系如此
  密切，以致他们在革命政府失败后也与孙中山一起迅速地失去了光彩。孙中
  山在短暂的成功之后又要重新依靠日本的善意了，此时他表明比过去更愿意
  作出关于日本在满洲享有利益的诺言。①
      日本人还在近代中国更长期更深刻的思想革命中起着作用。当日本政府
  在桂太郎首相（1901—1906 年；1908—1911 年）强调高压的帝国主义政策

 

① 岛田虔次在他的《辛亥革命的思想》（第 193—194 页）中讨论了大隈的几次演说。大隈在鼓吹中国必须

采纳日本意见这一点上采取了十分强硬的路线；胡汉民在《民报》试图把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

① 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乔治·威尔逊：《日本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北一辉》，第 45—53 页。关于北

一辉从中国拍的电报，见高桥正雄编：《九州与日本近代化》，第 4 册第 424—480 页。

  和西园寺（1906—1908 年；1911—1912 年）执政下的较温和的路线之间进
  行更替时，社会主义左派知识分子偶尔也找机会在演说和出版物中表达他们
  对议会制度不抱幻想的意见。宫崎滔天的弟兄宫崎民藏是亨利·乔治单一税
  理论的坚定拥护者，并在革命刊物《民报》中发表了两篇文章。没有理由可
  以怀疑这类观点和人事往来对孙中山土地问题观点产生的影响。②
      在无政府主义思潮中可以找到更为直接的影响。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
  代，日本就出版了关于俄国虚无主义的著作。日本的激进派后来认为他们在
  1882 年成立短命的东洋社会党之事即与这些著作有关。1902 年以后，对无
  政府主义的兴趣在日本不断发展。早稻田大学的一位教授写了一本关于俄国
  革命运动的有影响的著作，它着重谈了三个阶段的分期，即革命文学、宣传
  鼓动和暗杀恐怖活动。这本著作对中国革命派有影响。日俄战争进一步助长
  了日本人对俄国的兴趣，象二叶亭四迷那样受欢迎的小说家和成为战争化身
  的民间英雄广濑武夫等人，都深受俄国的价值观和文化的影响。无政府主义
  这个术语和概念是在 1903 年通过日译文传入中国人的语言和思想中的。就
  在这几年，俄国革命派中的个别英雄人物开始成为非常适合中国留学生仿效
  的典范。这十年中在个别爱国的自杀行动中，在留学生以先驱者自任的意识
  中，在他们对其政府的暴政的厌恶情绪中表现出来的激情，似乎都与俄国的
  事例有关。
      经过 1905 年的短暂革命后，一批俄国的避难者和革命派前往长崎。启
  程前往安南的孙中山通过黑龙会和萱野的介绍会见了他们。宫崎-萱野集团
  和这些俄国人一起办了名为《革命评论》的杂志，其宗旨是要加快中国革命
  和俄国革命的进程。虽然这个杂志不久被日本警方取缔，但它是在日本的左
  翼出版物大量涌现的气氛中产生的。《光》、《平民新闻》、《直言》等等
  刊物都可以从它们的名称中看出社会批判的潮流。当幸德秋水在 1906 年宣
  布他转奉无政府主义时，这一切都完全符合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发生的重大转
  折的情况。有一个时期，《民报》和《革命评论》互相借鉴，互相标榜。《民
  报》日益落在章炳麟和张继等人的手中，他们甚至在孙中山被逐出日本以前
  就对无政府主义发生兴趣。这些人根本不亲日（章炳麟对日本的文化和日本
  人的抱负确实有强烈的批判倾向），也不亲西方。但他们与日本的处境相同
  的人一样，也处在激进知识分子的大潮流中。他们谴责西方以及资本主义社
  会和制度方面的弊病；他们道德上的责难和审判虽然是以无政府的激进主义
  表达出来的，但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们自身传统中反对资产阶级物质主义
  的哲学思潮。
      关于日本对近代中国的自由派和革命派思想的影响这个大问题，不属于

 

② 伯纳尔：《1906—1907 年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 116 页。

希夫林：《孙中山的土地政策》，载《亚洲研究杂志》，第 26 卷第 4 期（1957 年 8 月）第 549—564 页。

  本章讨论的范围。①中国人在借鉴思想意识方面，越来越直接取材于西方的
  材料，而在从日文译成的中译本中，日本自己的思想也是难以确定的。但是
  两国的激进思潮显然不能孤立起来加以考虑。对留日的一代中国留学生来
  说，日本的激进派是私人朋友和道德巨人。景梅九的日记明确地指出，对一
  个有影响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听到象幸德秋水和大杉荣的讲话是多么重要。
  日本人的激进主义在东京的华人界中起了很大的作用。②
        日本的影响当然不是决定性的，但它补充和强化了中国人经历的更大的
  变革潮流。革命派本身在策划第一次革命时也不是决定性的人物；按照芮玛
  丽的说法：“他们创造了一个传统，而不是一次革命。”③要衡量中国领袖
  人物个人在与日本人交往时所受的影响是困难的。但在交往中却常常容易了
  解到某些日本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经历。“中国浪人”（人们对宫崎及其友人
  的称呼）在他们的一生中就被认为是这种日本人。对他们来说，建设一个新
  东亚的斗争是一项超越个人或超越民族界线的事业。但是在中日两国，国际
  主义的经验都证明是难以容纳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想潮流的。①

                                                                       （杨品泉译）

 

① 伯纳尔的《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提出了这个问题的几个方面。又见石母田正：《幸德秋水

与中国》，载竹内好编：《亚细亚主义》第 9 卷：《现代日本思想大系》，第 384—410 页。关于俄国人和

无政府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见唐·普赖斯的《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 年》和加斯特的

《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

② 关于会晤和接触，见竹内善作的回忆《明治末期中日革命运动的交流》，载《中国研究》，第 5 期（1948

年 9 月）第 74—95 页。但还可见斯卡拉皮诺和希夫林：《孙中山和梁启超的对抗》，载《亚洲研究杂志》，

卷 18 第 3 期（1959 年 5 月）第 321—342 页。其中所选的例子和论点都取自西方的材料。

③ 《革命中的中国》的导言，第 45 页。

① 黄兴在东京的寓所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学生组织新入会的总部，宫崎滔天的儿子是该会的创办人之

一。见亨利·史密斯第二：《日本第一批激进派学生》，第 5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