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脚皇后——明太祖朱元璋妻马秀英

大脚皇后——明太祖朱元璋妻马秀英
作者：招福　
　　
　　一、皇后丈夫的人生
　　
　　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铁木真之孙忽必烈定国号为“元”，都燕京（称大都，今北京）。同年，在杭州城南宋皇宫内，度宗皇后全氏生下了嫡子赵显。这个婴儿的人生，注定是一场悲剧，而悲剧的直接策划者，就是远方大都城的主人元世祖忽必烈。1276年，元兵攻陷临安城，五岁的赵显做为南宗小皇帝被俘，他的弟弟卫王赵昺及其生母杨淑妃则在混乱中逃脱，和同样脱难的大臣们组成了南宋流亡皇朝，1279年，小朝廷与元朝追兵在广东新会县进行了最后一场崖山大战。兵败之后，丞相陆秀夫背着八岁的赵昺投海自尽。南宋灭亡。弟弟死后第十年，1288年，忽必烈将赵显送往遥远的西藏出家。1323年，53岁的赵显去世。据说他是被赐死的，原因就是他居然成了高僧，号合尊大师，不但徒儿众多，还在藏区娶妻并生子完普（赵完普亦为僧）。
　　元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赵显死了不过三十来年，元王朝就结束了它统治中原的历史。就这么短暂的时间，却更换了十一个皇帝，而其中皇权正常交替的还不到一半。
　　朝政的混乱和统治的残暴，促成横征暴敛，与人祸如影随形的，还有天灾。百姓在这样兵荒马乱的年月，为了活命不得不到处奔逃迁徙。在江苏沛县，就有这样一家姓朱的贫户。这家人在元初隶籍淘金户，必须四处淘金，即使无金可淘也要交大笔税款。无奈之下，朱家的当家人朱初一不得不舍弃微薄的家业，到处逃税。在很短的时间里，这家人先是迁居句容（朱巷通德乡），又迁居苏皖两省交界地带的泗州（今安徽泗县）。
　　元朝泰定帝四年（公元1327），朱家的一家之主朱初一病逝于泗州城北郊孙家岗（盱眙县仁集乡明陵村）。连年灾荒又加上一家之主的弃世，朱家儿孙不得不再次洒泪相别，各寻生路。朱初一的次子朱世珍（又名朱五四）带着妻子陈氏、长子朱重四、次子朱重六、三子朱重七以及两个女儿，再次离开孙家岗，迁居岳家所在的木场津里（今安徽明光市明东乡赵府村），成了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赤贫佃农。
　　做为这个佃农家庭的主妇，陈氏每天都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儿啼女哭中苦度。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这样一个生不如死的贫妇，竟在冥冥中与宋元明三个王朝的兴亡更替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陈氏的父亲姓名不传，史书也仅称他为“陈公”。陈公的人生就是一部传奇，他早年在乡间谙习巫术，后来从军做了名将张世杰的部属，并参与了南宋灭亡前夕的最后一战：崖山之战。在战役中，陈公被打落大海，又奇迹般地漂到岸边得了活命。由于这样的经历，陈公在逃生返乡路上也经历了百般艰险，最终也不敢久居家乡，而是避居津里，靠着早年所习的巫术维持生计。搁在今天不折不扣就是一个“巫师神汉”。巫师陈公只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招了个姓季的女婿，生下的长子传了陈家香火；二女儿则嫁了朱家。陈公的人生虽然艰难，却活到了九十九岁，总算扯了个平。
　　
　　举家迁至津里的第二年，即元文宗图贴睦尔天历元年九月十八(公元1328年10月21日)，明光东风湖荒滩上的朱家窝棚里，陈氏生下了她最小的儿子朱重八。他就是未来的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
　　这个儿子的孕育过程，史书上写得天花乱坠。说是陈氏在梦中遇神人授给她一个“置掌中有光”的药丸（恐怕说是明珠更实际些，反正姓朱）。陈氏在睡梦中将这丸药吞入了腹中，醒后口中尚有余香。等到孩子出世的时候，就更是红光满室，导致邻里都误以为朱家起火了，纷纷赶来搭救时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事实上，史书上的这一段说辞，与朱家乃“上古颛顼帝之后”的说法一样，都是出身贫寒的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自高身份的说法，现实中的朱元璋，是在苦难的家庭中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在中国历朝开国皇帝俱乐部里，朱元璋是唯一一个出身贫寒彻骨的成员。
　　
　　朱家逃荒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在东风湖的荒滩上。此后朱世珍又拖家带口地到处流浪，儿女乞讨，夫妻做雇农，先后去过虹县、灵壁，最后来到了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县太平乡孤庄村）。
　　“上屋搬下屋，不见一箩谷”。经过了多次搬迁，朱家的处境，到了贫寒都不足以形容的地步。在传说中，儿时的朱元璋曾经饥饿得想去挖小老鼠吃，却在鼠洞中发现了大老鼠储存过冬的各种粮豆。于是大喜过望地兜回家中，让母亲将这些粮豆煮成了一锅粥，饱餐了一顿。对这锅粥的记忆，一直在朱元璋的脑海中盘旋，当他登基为帝后，还特意要求御厨在那天熬制。据说，这一天就是腊八，而粥就是腊八粥。今天的人们仍然在腊八这天食用各色粮豆杂果煮制的八宝粥，又有几人体会得了朱元璋儿时的痛苦。
　　
　　在艰难中，时间推移到了元顺帝至正四年（公元1344），这年朱元璋十七岁。对于朱元璋来说，这个甲申是他一生都不愿回想的年份。就在这一年，江淮大旱，蝗灾又起，瘟疫随之肆虐，逃荒的、病死的、饿死的，江淮一带十户九空，朱家也未能幸免。四月六日至二十二日，短短的十几天里，瘟疫和饥饿就夺去了朱元璋父亲、母亲、大哥、大哥长子，共四口人的性命。
　　人死了总不能留在家里。可是这时的朱家穷得四壁萧然，哪里出得起棺材钱？朱元璋只能和二哥一起，将亲人的尸体用草席裹着先抬到村外去。据说玄乎的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地面居然涌成坟茔，将朱世珍夫妇给掩埋了。在传说中，这是老天爷为朱元璋这个未来皇帝选定的“风水宝地”，而且还特地为他做苦工，免去他挖土之累。与这样的玄乎相比，另一种说法更靠谱：两兄弟不忍将父母兄侄丢弃在乱葬岗，却又根本买不起葬地，于是抬着破席卷不知该往何处，只能在村外徘徊。缚席的草绳早已陈旧，一来二去的就散断了。兄弟俩无奈，只得将尸体暂时放在一处山坡下，两人先去向雇佣自家的大户哀求，指望能施舍一块葬地。再怎样的苦求，也没有激起大户丝毫同情。朱氏兄弟只能痛哭着回到山坡去。却吃惊地发现，方才一阵雷雨竟引致山上泥石崩塌，将家人遗体都掩埋了起来。目瞪口呆的朱家兄弟只能回村求助。幸好，这片山坡地属于另一富户刘继祖，他一口答应朱家兄弟就地为墓，埋葬家人。
　　据记载，凤阳是刘氏聚居地之一，此地先祖可上溯至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先前拒绝施舍葬地给朱元璋的大户也姓刘，与刘继祖还是至亲。二十年后朱元璋当上了皇帝，刘继祖被追封为“义惠侯”。
　　“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多年后朱元璋追想父母的死葬场景，依然难以控制情绪，嚎啕痛哭，这也成为他称帝后拒绝庆寿的原因。
　　
　　朱初一死后家人各奔东西的场面再次重演。随着朱世珍夫妇的弃世，朱家兄弟也不得不各谋生路。朱元璋的大哥朱重四（朱兴隆）寡妻王氏带着剩下的一双儿女（后来的江西大都督朱文正及福成公主）投奔娘家，二哥留在破屋里为朱家守业以祭奠父母，三哥就近做了另一户人家的上门女婿（此户也姓刘）。
　　最后是朱元璋。据说朱元璋小时候常患重病，曾在当地寺院中寄名，后来家庭难以维持生计，而他出生前后又“异样”连连，母亲陈氏做为算命先生的女儿，认为这个小儿子实在“命硬”，不止一次想要干脆将他送去出家，都因朱世珍反对而中止。如今朱元璋没处归着，又想到了母亲当年的计划，干脆自己把自己送进了寄名的寺庙皇觉寺当了和尚（原址在安徽凤阳县凤凰山日精峰下）。
　　然而破屋偏逢连夜雨。朱元璋本以为进了寺庙就能有片瓦遮盖，有充饥之食，却没有想到饥荒之年，寺庙所得施舍也极为有限，根本养活不了一众僧徒。和尚当了才个把月，朱元璋就不得不四处托钵游方。
　　
　　　  
　　
　　和尚游方，是好听的说法，但实际的情形却与沿街叫化乞讨没什么两样，还少了些头发。朱元璋在外游食，破衲芒鞋，走遍庐州（合肥）、光州（潢川）、汝州（临汝）、颍州（阜阳）等地，不但风餐露宿，而且途中卧病几死，历尽艰险和炎凉，才在三年后返回寺庙，过上了虽然贫困却还有屋顶遮风挡雨，也有粗衣淡饭保障的生活。这样的日子，大约是自朱元璋出生以来最舒服的了。
　　一眨眼，又是五年过去了。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红巾大起义爆发。
　　
　　会爆发起义，当然是因为天怨人怒积累已久，事实上在元朝统治的中后期，起义就一直没断过。而红巾起义最终结束了元朝的统治。
　　点燃那根爆发起义引线的不是火，是水。黄河水。
　　自至正二年以来，黄河就象疯了一样，连年决堤泛滥，百姓民不聊生。拖到至正十一年，元政府终于议定了修复河道的主意。
　　四月，元顺帝命工部尚书贾鲁为河防使主持治河。贾鲁动用民工15万，再加淮扬驻军2万，共计十七万人之众，耗银“中统钞百八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六锭有奇”，在短短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就修整了沿河缺口一百零七处，堵塞决口并使黄河回归故道。对于贾鲁的修河成就，明朝人曾评价说：“贾鲁修黄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载后，恩在怨消磨”；认为贾鲁“竭其心思智计之巧，乘其精神胆气之壮，不惜劬瘁，不畏讥评”，完成了一项泽惠后世的功业。
　　然而这项治河工程，在当时却是实在劳役太重、时间太紧，加上直接役管的官吏不但鞭役务工的军民，还克扣他们的粮饷，更何况这些军民已经多年在灾害中饱受苦难却被元朝廷弃之不顾，积怨已到爆发的边缘。
　　颖州（今安徽阜阳）人刘福通和栾城（今河北栾城西）人韩山童早已经在策划造反，并利用白莲教宣传“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还编出民谣广泛流传“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此时他们看准时机，将一只凿好的独眼石人埋在黄陵岗（山东曹县西南）附近的黄河河道处，有意让民工掘出。
　　独眼石人出现的消息很快传开，使早已对韩氏父子深信不疑的教众群情振奋。刘福通又宣布说韩山童乃是宋徽宗的八世孙（先生贵姓？），定能“重开大宋之天”。决定择日起义，并以红巾为号。
　　既是皇家后裔，预了要做皇帝的，当然要有点派头，搞些仪式。然而就在众人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消息却泄露了出去。还没能正式成事，韩山童就被捕杀，只有其妻杨氏和其子韩林儿侥幸逃入武安山。（虚荣心害死人啊）刘福通当即奔至颖州，宣布造反。
　　由于策划已久，民怨又深，起义势头极佳，没多大功夫，红巾军就占领了颖州、上蔡、毫州、项城、息州、光州等地，直属人马超过十万。闻听消息，江淮各地纷纷响应，濠州富户郭子兴也是其中之一。
　　郭子兴祖籍曹州，其父原是个到处游走的算命先生。某日这郭先生游至定远（今安徽定远），正遇上城中某巨富为嫁女发愁。皆因此女天生盲眼，里人害怕日后儿孙亦盲，因此根本无人敢于问津。郭先生便“见义勇为”地应承了下来（恐怕他自己视力也不佳）。婚后盲小姐不但为郭家生了三个身强体壮的健康儿子，还带来了大笔嫁妆，郭家从此大富，也为郭子兴后来结纳四方强梁、担当领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郭子兴是那位算命先生的次子。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春，郭子兴集中自己平日交结的数千人，攻占了濠州（即凤阳），从此也成为红巾军的一路统帅。
　　
　　而此时的朱元璋，正再次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
　　元将彻里不花被派来平息濠州民变，然而他根本不敢与红巾军正面交锋，唯一的本事就是四处杀戮平民抢掠财物冒充军功俘获。至正十二年的二月，灾难波及皇觉寺，寺院不但被元兵抢掠，还被放火焚烧，幸亏和尚没啥头发难以冒充敌首，僧徒们的吃饭家伙才得以保全。二十四岁的朱元璋也随着逃命的僧众离开了皇觉寺。然而众人皆有去处，他却发现自己留在家乡的二哥三哥以及各自妻儿都命丧兵乱了。朱元璋只得回到一片狼籍的寺院，在神像前动用起外祖父的本事，向天占卜吉凶。可是无论是当和尚还是重拾家业，问卜的结果都不吉利。他想起曾有红巾军中的同乡劝说自己投军，决定为此再卜一次。结果这一次得了个上上大吉，大喜过望的朱元璋遂于闰三月甲戌（4月15日）这天投奔濠州郭子兴，开始了他的军伍生涯。
　　
　　二、缔结姻缘
　　
　　无论是当时的实际情形，还是后来的历史发展，都证明投奔郭子兴对朱元璋的人生，乃至千万世人的命运，都是一次根本的转折。
　　朱元璋投军之初，便被郭子兴收为麾下亲兵；他做过和尚略识文理，水平远非一帮目不识丁的老粗所能比，而且他初次参与战事就非常英勇，表现得完全不象个吃素的和尚，立即就立下战功升为十夫长。朱元璋的表现使得郭子兴一家都对他刮目相看。尤其是郭子兴的媵妾小张夫人，她一见朱元璋就认定他是个“异人”，劝郭子兴进一步招徕。郭子兴采纳了张氏的建议，决定将朱元璋召为女婿。
　　从有限的记载来看，郭子兴的两个妻妾都姓张，大张夫人生了三个儿子，可惜老大战死了，只剩了老二郭天叙老三郭天爵，小张夫人除了亲生一个女儿之外，还有一个养女。郭子兴经过一番掂量之后，决定将养女嫁给朱元璋。
　　
　　郭子兴的养女姓马，据说闺名秀英。她不但出身寒微而且身世凄凉。她的父亲马公早年与郭子兴是挚友，大约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而是郭子兴倾家结纳的市井强梁之一，理由很简单，他原本是宿州人氏，却因为在家乡地方杀死人命，不得不亡命天涯。
　　躲避追捕的马公在定远与郭子兴成了好朋友。据史书的记载，马公的妻子郑氏“早卒”，可能在亡命途中丧于定远，也可能更早，丈夫犯下命案前她就在女儿极幼弱的时候就去世了。再强悍的男人也不能忍心不顾自己的孩子，马公逃离故乡时害怕女儿被官府捉去，没有将她留给亲戚，而是带着一起走的。此时他没有家眷更无亲属，又背负着命案，遂将女儿交托给郭子兴的夫人照料。泪眼中父亲止步于郭府内宅门口的那个模糊身影恐怕是小马氏对父亲最后的印象。她再也没有等到父亲接自己回家的那一天。马公此后的经历不见于史书，似乎没多久也死去了。小马氏从此成了郭子兴的养女。
　　
　　
 　　
　　虽有抚养之恩，但总体来看马秀英在郭家仍然是寄人篱下处境艰难的。得出这个推测结果的原因有几条：
　　第一个理由，传说中马皇后有双大脚。马氏品德超众，相貌气度都无懈可击，唯一的“缺陷”，就是她的那双大脚。据说明朝建立以后，曾经就有这样的好事者在灯会上亮出了一道灯谜，谜面是一个怀抱西瓜的大脚女人，谜底是“淮西大脚女人”，暗讽皇后有双大脚。结果此谜语恰恰落在朱元璋的眼里，他在大怒之下竟要将挂着此灯谜的那条街上人家统统抄杀，幸好被马皇后及时劝阻。那条街因此被京城百姓称为“灭街”，又讹为“篾街”，由于这名字实在不吉利，街上又设有糖作坊，最后被改称“糖坊廊”，位置在如今南京中华路至长乐街之间。
　　中国汉族女人的裹脚风气由来已久，据说始于南唐后主宫妃窅娘，又说在此之前虽不曾明确裹脚，却也自古就认为女人双足纤巧才美观，可以说是早为裹脚埋下伏笔了。到元朝的时候，汉女裹脚已经蔚然成风，世上人看女子美不美，首先看的不是面貌风姿，而是看她有没有一双好小脚。不裹脚的女子也是往往嫁不到财势丈夫的。因此但凡是成个规模的人家，都要咬紧牙关让女儿裹脚，淮扬一带风气更盛。郭家做为安徽地方的大富财主，当然家中女子都是要裹脚的。可是他的养女马秀英却偏偏是一双没有缠裹过的“天足”。现代人听说裹脚都觉得太不人道，可是在那个年代不为女儿家裹脚，其严重程度不亚于毁了女孩儿的容貌，完全可以算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当然，马氏没有裹脚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她自幼丧母，父亲根本不知道如何照料女儿，结果就耽误了裹脚的时机。然而她出嫁的年龄和所嫁丈夫的身份，却是另两个理由，也足够让我们明了她的处境。
　　马秀英出嫁之时已经年满十九，在那时候完全够得上“大龄”老姑娘的标准了。就算她有双大脚不好求配，但能耽搁到这年龄，郭子兴对这养女的上心程度也就有限得很了。除此之外，为她选择的夫婿是朱元璋，更是一个显示出郭家并未厚待养女的重要理由。
　　
　　当然，光看外表朱元璋配马小姐还是完全绰绰有余的。说到朱元璋的相貌，民间一直传说他长得极其丑陋，而且满脸痘疤麻子，令人望而生畏，还有画像为证。但是在明孝陵里还有另一副画像，像中的朱元璋着实相貌非凡。而在更多的历史记载中，朱元璋形貌伟丽气度非凡，后一幅画像应该才更接近他本人。
　　关于朱元璋的外表，《明史》称其“姿貌雄杰”。而他投奔郭子兴时发生的一件事也可以做为佐证。
　　据说，当时朱元璋离开皇觉寺来到濠州城，向守门人表明自己前来投奔。然而同去的人都被放了进去，偏偏朱元璋却被所有的门卒一致认定为朝廷派来的间谍，抓起来送到了郭子兴面前。红巾军绝多数都是乡农佣工市井人家出身，大家眼中见过的奇丑人士恐怕远远多于端正漂亮的，朱某人假使当真丑到畸形，恐怕也不过是被门卒们讥笑一番罢了。能被认定是元朝廷所派的间谍，还被径直送去见首领，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实在不象个穷困潦倒的丑八怪，而是长着一副百姓心目中“官家人”的好皮囊好派头。（声明，我绝不是歧视劳动人民）
　　朱元璋的好相貌果然不凡，就连见惯世面的郭子兴都不禁啧啧称奇，亲自为他解开捆绑，还在交谈后立即收做亲兵侍卫。——这时的朱元璋还未曾立下什么战功，郭子兴仅以“奇状貌”的理由就收为亲兵，当然不可能是因为他长得畸形，而是因为他长得仪表堂堂。理由？您在身边瞧瞧，能跟在领导身边的司机警卫秘书，哪个不是长得有模有样的？几时见过领导挑跟班的时候专拣丑的要？
　　最后，促成联姻的关键人物，是郭子兴的小张夫人。她一见朱元璋，就认定他“异人也”。能使女人留下如此好印象，怎么说也该是美男子，轮不到丑八怪。当然有时女人为逢迎老公，也会说老公的丑部下是个人物。却绝不可能产生要招丑八怪为女婿，让自己以后天天看那张丑脸的冲动。
　　现在说起来，郭子兴为养女选中的女婿既然一表人材，又是一代开国皇帝，似乎听着格外不同，显得老郭对养女多么多么好似的。但在许嫁那时候，郭子兴可怎么也没有想到朱元璋竟会当上大明皇帝，当时在他的眼中，朱元璋长得再姿貌非凡，也不过是自己一个有些本事的和尚亲兵而已，不但孤身一个，而且穷得叮当响。不过是想要收他做个亲信，自己的女儿舍不得，就拿养女充数。——我这可没冤枉郭子兴。若干年后朱元璋有了相当规模，郭家不禁对当年的婚配深为追悔，势利使然之下，郭子兴的亲生女儿竟做了朱元璋的小妾，就是后来的郭惠妃（另有一位凤阳籍郭氏为宁妃）。若是当真认定朱元璋是个人物将要大大出人头地，郭子兴当日绝对要把自己的亲生女儿许嫁，就算年纪幼小也定要先订下婚配，怎么可能轮到养女。
　　
　　三、艰难的新婚生活
　　
　　在为养女招婿之后，郭子兴对待朱元璋的态度，每时每刻都显示出他把这对新婚夫妇当工具使到尽的态度。这个草莽英雄剽悍好斗，脾性又急躁猜忌，还有一身的土财主习气，虽然名份上朱元璋已经是他的女婿管他叫爹，算是“半子”，但他对待朱元璋与财主对待雇工、首领对待跑腿的没啥本质上的区别，与他对待自己那两个不成器儿子的态度相比，实在天差地别。在后来的一系列起义军内部倾轧、对外作战过程中，朱元璋的才智胆色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但浴血奋战，而且屡次冒死救了郭子兴的性命。起义军都公认他的本领无人能比。郭大帅当然也不得不承认这位女婿智勇双全，言必有中。然而即使如此，他对朱元璋也没什么好脸色。
　　郭子兴对朱元璋的态度，简而言之一句话：“拿我的碗服我管，任打任杀不许喊。” 出事了、有麻烦了，他就把朱女婿当成左右手般言听计从，还附赠满嘴甜言蜜语；只要麻烦今天过去了，明天就把朱女婿丢在一边，可劲疏远打击，甚至欲置之于死地。
　　实话说，郭大帅的这种作风，只怕也深入影响了他的忠诚侍卫朱元璋，后来朱某人对待功臣武将以及大明官吏的方式，更象是直接继承发扬自老郭。
　　
　　然而无论受到的待遇如何，在郭子兴本人未来的人生途中，朱元璋都对他极为忠诚，不计前嫌地竭诚效命。刚开始的时候或者可以说是因为他的命运已经与郭子兴休戚相关，必须力保其平安成就，但到了后来就完全可以说他是真正对郭子兴本人感激至深，一定要义气到底。
　　朱元璋对郭子兴的感激之情为何如此深，还是很好理解的。
　　
　　
　　
　　首先，朱元璋做为一个刚刚饱尝了世态炎凉的叫化和尚，自己都不把自己的性命当回事了，却突然得到了大首领的赏识，倾刻间成了起义军中的人上人——不管郭宅里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在外人面前，朱元璋的身份都是如假包换的“大帅女婿”。这身份对于他后来成就的功业起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郭子兴确有知遇之恩。
　　其次，朱元璋做为一个久无父母关爱的苦瓢儿，如今因为郭子兴的关系，又重新有了父母兄弟——不管怎么说，郭家也多少会给朱元璋一些“家庭温暖”的，哪怕仅仅是出于施舍收买。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对于此时的朱元璋来说，实在是梦寐以求。
　　更重要的一点，朱元璋做为一个自出娘胎就没有过一天饱暖日子，在最底层的夹缝里撑着长大的穷汉子，竟凭空得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郭家父子也许会对朱元璋百般刁难，但马氏却是真正将自己的人生命运都交托给了丈夫，对他爱入骨髓。朱元璋活了这许大年纪，头一次知道有个好女人体贴的滋味。追根溯源，对郭子兴和小张夫人的感激当然毋庸置疑。
　　
　　朱元璋与马秀英成婚的时候，正是濠州红巾军内讧激烈的当儿。当然，这也是郭子兴急于招徕亲信，决定招朱元璋为婿的另一层原因。
　　当初举兵时，郭子兴以家财富厚又有些学识的原故，被推出来当了首领，但这支军队中同时还有另外四人，也是首倡者，举事初成后他们也和郭子兴一样被红巾军封为“元帅”。这俞鲁孙潘四人虽然是穷苦人出身，脑子里却丝毫没有同情广大穷苦百姓的想法，根本就是穷凶极恶，不但粗野无文，更兼烧杀抢掠，完全是土匪两双。郭子兴对这四人非常鄙视，而这四人也看郭子兴不顺眼，合起伙来想要搞倒他，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做法，凡事都是四人说了算，有什么事都不与郭子兴商量，将他晾在一边。弄得郭子兴只能呆在家里闲晃。
　　朱元璋对这样的情形非常担忧，多次劝说郭子兴，这时的郭子兴却还不曾真正领教女婿的本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至正十二年底，元兵在对红巾军的作战中取得了一些胜利，击败了驻扎徐州的另一支红巾军（首领叫“芝麻李”）。这支红巾军的两名将领彭大、赵均用便率余部奔至濠州。这两人入伙资历比濠州诸帅都要久，又带得有自己的私部，因此虽是败军之将，仍然在濠州吆五喝六，位居濠州五帅之上。
　　拉帮结派的程序也随之开展。彭大有些学问，郭子兴与他交情好；另四人则与赵均用臭味相投。
　　近乎套得差不多了，四人的领头者孙德崖便趁机向赵均用说：“郭子兴那个土财主，和我们这些穷光蛋哪是一条线上的呢，他眼里只有彭大，根本看不起你老人家。”赵均用听说这话，气得两脚直跳。于是趁着郭子兴的得力亲信朱元璋不在身边，自个儿逛大街的机会把他给当街活捉，送到孙德崖家关了起来，准备痛打几顿然后一刀两段。
　　郭子兴被擒的那天，朱元璋正好从外地返回。正当他毫无知觉地准备进郭府的时候，一个朋友及时地拦住了他：“你的主上被对头抓了，下一个就要抓你了，你千万别回家。”
　　朱元璋说：“郭元帅对我有再生之恩，他有难我却逃跑，还能算大丈夫吗？”立即回去查看家中情形，却发现只剩了满屋子女人，和郭子仪有关系的男丁们，无论是儿子、侄子还是外甥舅子，都统统躲了起来。朱元璋当机立断，立即让小张夫人找来郭子兴的两个儿子，领着他们去向彭大求救，使彭大能够拦阻赵均用，延缓他下毒手的时间；自己则披甲执械亲自领着属下兵丁翻过孙宅围墙去搭救郭子兴。众人在孙家屋顶上到处掀梁揭瓦搜寻，又向孙德崖的家人追问，最后把孙德崖的祖父母都给杀了，才逼问出郭子兴被囚禁之处。打开地牢一瞧，郭子兴戴着枷锁铐镣，全身肌肤都被打得片片脱落，若是朱元璋再来晚一步，不用赵将军来砍头，他也要教孙德崖给活活打死了。
　　正当派系斗争即将进入最高潮的时候，元将贾鲁率军围困了濠州城。乱成一锅粥的濠州红巾军这才意识到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蚱蜢，重新联合起来。这一场围城之战，众人苦守了整整五个月，直到贾鲁第二年死掉，元军没了统帅才算熬过。困境解除后，尽管解困的真正功臣是阎罗王的生死簿，彭赵仍然论功行赏，自己封了自己当“王”，濠州五帅都要听他们调度。彭赵二人的直系部队更是狐假虎威，在濠州城里横行如螃蟹。
　　
　　由于遭逢荒年，又经过了元兵的长期围困，濠州一带粮草奇缺，郭家也未能幸免。朱元璋再次挺身而出，四处寻找门路，最后在一个朋友那里求来了一批私盐。在古代中国，贩卖私盐是必死无疑的大罪，私贩百余斤盐就够杀一个脑袋了。朱元璋又冒着掉头的风险将私盐运往怀远一带贩卖，将所得利润换了数十石粮食，尽数交给了郭子兴。
　　然而朱元璋的忠心和才干以及人脉，看在郭子兴两个儿子的眼里却是不可饶恕的大罪。有句话说，能够原谅别人的错误，却难以原谅别人的正确。又说接受恩惠容易，感激恩人极难。这些话用在两位郭家大少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做为一个养女婿，朱元璋先救郭家举宅性命，又为郭家寻来续命粮草，将郭家的嫡出儿子们比得颜面扫地。郭天叙郭天爵如何忍耐得住？他们誓要结果了朱元璋的性命不可。
　　
　　据说，这两位郭公子在用朱元璋提着性命换回来的粮食养足了精神之后，就不停地在郭子兴的耳朵边上灌邪风。郭子兴为人偏激自负，又对自己的儿子无条件信任，不消多大功夫就把朱元璋的好处都抛到了脑后，对他起了疑心。很快就找了个岔子把朱元璋关了起来。这机会立即就被郭氏兄弟利用起来，他们串通府中上下仆役断绝朱元璋的食物供应，打算饿死他。
　　做为妻子，马氏很快就知道了丈夫的处境，急切中她赶到厨房，趁人不备将刚刚出锅的炊饼偷藏在怀内，偷偷地送给丈夫。滚烫的炊饼直将她胸前的肌肤都烫焦了。如此蹊跷的伤势，很快就在府内女眷中传开。小张夫人赶来看望，听了养女的哭诉后大惊，立即去找丈夫理论。
　　郭子兴虽然自知理亏将朱元璋放了出来，但是对朱元璋的疑心却是不消反增，反倒觉得两个儿子的行径大得己心。从此后送到朱元璋夫妇房中的饮食，便公然打着“年岁荒歉”的幌子，少得可怜。
　　面对这样的境况，马氏想尽一切办法隐瞒实情，不使丈夫感到委屈，以免丈夫在郭子兴面前露出怨色惹出祸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心疼丈夫的她只能忍饥挨饿，将自己的一份饮食尽量节省贮存，供应丈夫的需要。于是，朱元璋的碗里从来都绰绰有余，而马氏自己却在饥饿中煎熬。这样的日子一直过了四个多月，直到郭子兴觉得朱元璋“态度良好”，自己又遇到了麻烦，重新起用朱元璋为止。
　　
　　　
　　至正十三年十月，总算消了气的郭子兴面对濠州城内两王五帅内耗，自己兵力有所不逮的局面，决定派朱元璋外出招募新兵。朱元璋告别妻子，返回了家乡。凭他的才能，很快就招得了七百多名兵士，他在其中选择了二十四人做为管兵的大小头目——这是他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亲信，也就是后来的“二十四将”，包括日后的明王朝开国元勋汤和、徐达等人。
　　郭子兴对养女婿的收获大喜过望，将七百余兵统统纳入自己军中。高兴之下也不再提想饿死女婿的事了，反倒封朱元璋做了“镇抚”。这也是朱元璋从郭子兴手里得到的第一个官职，这才算是真正摆脱了“和尚亲兵”的卑微身份，展开了他轰轰烈烈的人生。
　　假如没有马氏的忍辱负重上下周旋，挨饿供夫，朱元璋恐怕是等不到官封镇抚这一天的。
　　朱元璋是个苦命人，马氏也是个苦命人，两个苦人儿都早失父母同命相怜，又在朝不保夕，时刻都可能没了性命的起义军里相依为命，彼此怜惜；在孤立无援中誓同生死，依靠对方获取一点温暖，在这样的环境里培养出来的夫妻感情，是再不可能重新出现的了。朱元璋发迹后虽然姬妾成群，却再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取代得了马氏在他心中的位置。事实上，姬妾们与其说被他当做自己的女人，不如说是被他当做自己的财产。在朱元璋的心目中，他只有一个女人，那就是他的结发患难之妻。
　　对于妻子给予自己的一切，朱元璋终身念念不忘。直到他一统天下做了皇帝，仍然时时向群臣讲起，将妻子给自己的这些食物与史书上的“芜蒌豆粥”“滹沱麦饭”相提并论，讲到动情处，每每按捺不住将妻子比做唐太宗之妻千古贤后长孙氏。这样的话他不仅仅对臣属提起，在妻子面前他也如此说。对于丈夫的赞美，马皇后回答：“妾闻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妾同贫贱，愿无忘群臣同艰难。且妾何敢比长孙皇后也！”——这大约是因为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开始猜忌清除功臣的工作，马皇后在谦逊之余，希望能够为元勋们挽回命运。
　　
　　四、戎马倥偬中当上了“吴王妃”
　　
　　说起朱元璋称帝后屠灭功臣，而在此之前即使是猜忌武将元勋的宋王朝也不过就是“杯酒释兵权”，也不至于非置人于死地不可。很多人都认为朱元璋竟采取如此极端方式，是由于他儿时遭遇，因此脾气古怪残忍。这当然也是原因之一，不过这一点主要还是表现在施政猛苛上，论起屠灭功臣之举，恐怕与他在郭子兴父子身边的经历更有直接的关系。
　　
　　自从当上镇抚有了带兵权，朱元璋不但有了自己的亲信，立下的军功也越来越大。然而郭子兴却仍然把他当牛当马使唤。招募七百兵丁后，朱元璋在紧接着的一次奉命外出时中途染病而归，这场病来势凶猛，很快就到了昏迷不醒的地步，几乎夺了他的性命，总算命不该绝，最后总算苏醒过来，拣回了性命。病刚有些起色，郭子兴就迫不急待地在朱元璋卧房外做声做色。朱元璋一打听才知道，定远有支匪帮“驴牌寨”，托人带信来说打算投诚。然而这是一件极危险的差事，红巾军根本摸不清对方是否真心投诚，搞不好去招降的人就会被对方一刀两段。郭子兴既不舍得丢这块肥肉，又知此事不是儿戏，自己的子侄非但不是这块材料，自己也怕弄丢了郭家自己人的脑袋，便一心想要朱元璋去干这事，因此对朱元璋养病十分不满。
　　朱元璋明白其中原因后，毅然主动抱病请命，郭子兴大喜，假意推让安慰一番后，就毫不客气地下令朱元璋第二天便出发。
　　由于病未痊愈，朱元璋在途中曾经两次病倒，但在郭子兴的催促下，他每次都只医治了三天，没等病好就又起程。
　　果然，驴牌寨的寨主在初见朱元璋时虽言之凿凿，没两天就又翻悔了。在这危急时刻，朱元璋硬是凭着自己的智计，仅用三百人就制服了寨主，收录了寨中三千精壮兵员。
　　七天后，朱元璋率领这三千军士趁黎明时分突袭了元将老张的营帐。混乱中元将不知红巾军的底细，竟然弃军而逃。仅此一役，朱元璋就又收得了两万多兵，并一举夺得了滁阳。
　　
　　就在朱元璋纵横转战之时，濠州城的红巾军正窝里斗得一蹋糊涂。彭大在火拼中丢了性命，郭子兴也成了赵均用等人的瓮中之鳖。
　　朱元璋听说这消息，便派人去贿赂赵均用的左右，并游说赵均用道：“大王穷迫时，郭公开门延纳，德至厚也。大王不能报，反听细人言图之，自剪羽翼，失豪杰心，窃为大王不取。且其部曲犹众，杀之得无悔乎？”
　　赵均用知道朱元璋得了滁阳，兵力已过三万，畏于朱元璋的威名，不得不放了郭子兴一家性命，还让他带走了名下的一万余兵。
　　到滁阳后，朱元璋不但没有仗势报复郭子兴，反而主动将自己千辛万苦打下的滁阳城以及整顿得纪律严整装备精良的三万多兵将都交给了郭子兴。靠着朱元璋，郭子兴不但保住了全家性命，兵力派头比从前还暴涨了数倍。
　　照说郭子兴应该很感激朱元璋才是，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对女婿的感激之情只维持了两个月，郭子兴父子便故态复萌，不但对朱元璋百般猜忌，就连他的亲信李善长等人都被郭子兴强行召用。朱元璋倒是一如既往的逆来顺受，李善长却不肯离开自己投靠的主人，涕泪交流地拒绝征召。结果郭子兴疑心更盛，此后再有出征带兵的差事，统统都不准朱元璋沾边。非但如此，就连朱元璋所居院落的门户，没有郭子兴的允许都不得擅自在夜晚打开。
　　然而郭子兴虽有心扼杀朱元璋的领兵权，可惜他的亲信子侄们与朱元璋相比，却实在都是些草包货色，有时偶遇元军确有猛将统领，一大帮子人就都不敢应命领兵，个个甘当缩头乌龟。无可奈何的郭子兴只能面对现实，大半年后（元顺帝至正十四年十月），又重新让朱元璋领兵作战。
　　从此朱元璋的战功更盛，投靠他的各路人马也越来越多。郭子兴虽然迫于形势起用了朱元璋，却始终对他百般猜忌，甚至于在他的身边派“监军”，即使如此，郭氏兄弟还是看得眼热，还曾经试图毒杀朱元璋。亏得马氏聪慧警醒，不但时时向丈夫报讯挫败养兄的阴谋，还将朱元璋部属送给自己的所有物事都尽数转赠给郭子兴的妻妾，博取郭子兴的好感，从而根本上挽救了朱元璋的性命前途。
　　
　　此后郭子兴和朱元璋之间的关系，发展到最能胡思乱想的编剧也想象不出的地步。郭子兴一面完全依靠朱元璋应敌救命，一面又在两个儿子的撺掇下变着法子要置他于死地。可是当朱元璋被郭子兴死敌孙德崖之弟绑架后，郭子兴却又惊恐得吓出大病，不但立即答应放了孙德崖，还命令徐达去交换朱元璋回来。而且郭子兴的这场病直到朱元璋和徐达先后脱身返回滁阳城，都未能痊愈，再加上眼睁睁地放走了孙德崖，就更是郁闷。最后郭子兴竟就这么呜呼哀哉了。
　　
　　
 　　
　　郭子兴死后不久，（元顺帝至正十五年）春天，刘福通终于找到了“宋徽宗八世孙”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将其迎至亳州拜为“宋国”皇帝，号小明王，以“龙凤”纪年。红巾军起义算是有了一个说得过去的牌位。
　　对于此时的朱元璋来说，郭子兴的死和韩林儿的登基都是好消息。郭子兴死后，韩林儿以“宋皇帝”的名义，封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舅子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统领滁阳红巾军。朱元璋的名衔虽然最低，但他的威望才干远比另两人要高得多，军中良将精兵都只肯听从朱元璋的调遣。
　　不久，巢湖反元首领廖永安、俞通海率战船千艘指名归附朱元璋，滁阳红巾军从此有了水师，当年六月便渡过长江攻克太平（今当涂）。而倒霉的郭天叙张天祐却在攻打集庆（应天）时上了诈降元将陈也先的大当，被元王朝的守将福寿给砍了脑袋。
　　朱元璋遂帅部转攻集庆，福寿苦守多日，最终在巷战失利后自刎。自朱元璋起事以来，福寿是他所遇到唯一一个为元王朝死节的蒙将，他因此对福寿的英勇深表钦佩，予以厚葬。直到建立明王朝以后，朱元璋仍然对福寿念念不忘，直到洪武四年，仍然下令为福寿以大夫礼立庙祭祀。
　　十月，小明王韩林儿下令提拔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李善长为经历。不久又升其中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李善长为左右司郎中，其亲信大将均为元帅。而郭子兴最后一个儿子郭天爵则为中书右丞。
　　郭天爵对自己所得的待遇以及在军中虚有其名的事实，感到愤愤不平，想了许多办法要暗害朱元璋。然而此时的郭天爵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呼风唤雨的郭少爷了。事情败露后朱元璋毫不手软地诛杀了郭天爵。虽然小张夫人和郭小姐靠着马氏的情面留在朱元璋身边妥善供养，但郭家却就此绝后了。后来郭子兴虽被追封为“滁阳王”，可是为他奉祀的却只有旧邻舍了。
　　
　　与郭家父子的恩怨，看在朱元璋的得力部下眼里，恐怕很容易使他们觉得自己跟随的上司，是一个极有江湖义气、滴水之恩报以涌泉的好主子（郭家虽然绝后，但郭小姐和小张夫人得到了优待，郭天爵之死也可算是咎由自取），加上他智勇俱全又有逢凶化吉的好运气，谁都会觉得应该充分信任朱元璋，对他竭尽全力，也因此完全相信日后能够成就功名，安享富贵。
　　然而与郭家父子的前前后后，对于朱元璋本人来说，就是另一番滋味在心头了。想当初自己是如何全心全意地报效郭子兴？与自己对郭子兴曾有过的忠诚和功绩相比，自己的部属们还没谁能及。可那又如何？自己还不是变了么？还不是绝了郭家的后嗣，夺了郭家名份下的权力么？郭子兴在生时曾经多次想向自己下手，最后总是功亏一篑，要是他毫不顾虑地当真下了杀手，只怕郭氏兄弟最后也不会落得如斯下场。
　　这么一想之后，恐怕朱元璋在称帝后很容易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功臣元勋们都是有真本事的，若想要保住自己的儿孙不重蹈郭氏兄弟覆辙，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统统灭光。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效仿了自己祖籍沛县的老乡刘邦，不但在称帝后大封朱氏儿孙，还毫不手软地将开国元勋们一个个地消灭干净。
　　
　　郭天爵死后，滁阳大军无论是名份还是在事实上，都彻底由朱元璋统辖了。在很短的时间内，他的军队先后攻克了江阴、常熟、宁国、扬州、池州、徽州等地，并采纳老儒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让自己打下的地盘有足够的时间休养生息，积蓄力量。接受了小明王韩林儿所封的“吴国公”爵位。
　　
　　小明王韩林儿龙凤九年，朱元璋率领朱家军经过艰苦作战，付出三十五名大将阵亡、数万军士丧命的代价，击溃陈友谅的“大汉国”，丰饶的鄱阳湖平原就此成了他的势力范围。第二年（公元1364）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吴王，韩林儿也只能默认。
　　吴王朱元璋为自己设置了下属百官（李善长为右相，徐达为左相，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
　　与此同时，和丈夫相濡以沫多年的马氏，也在她33岁这年成为“吴王妃”，她在战事颠沛中生下的长子朱标则当上了王世子。这一年，马氏已与朱元璋成婚十二年。
　　
　　五、当上皇后
　　
　　成为吴王后，朱元璋继续马不停蹄地四出征伐。随着势力越来越大，他与小明王韩林儿的决裂也势在必行。龙凤十二年（公元1366）五月，在声讨张士诚的檄文中，他公开宣称“……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聚为烧香之众……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弥勒教”，就是白莲教，亦称明教，正是红巾军借以号召、韩林儿依此称帝的根据。——朱元璋的这番宣言表明他彻底脱离红巾军，决定另立码头的意愿。
　　然而依靠朱元璋维持局面的韩林儿却还被蒙在鼓里。就在朱元璋与他的最后一个对手张士诚作战已经胜利在望的时候，也就是龙凤十二年（公元1366）十二月，朱元璋派廖永忠去接小明王韩林儿“驾临”应天。雕梁画栋的“龙船”刚至瓜洲，就莫明其妙地沉进了江底，韩林儿当了十二年“宋皇帝”，就这么效法周昭王成了鱼虾之食。忠于韩林儿的红巾军也只能去向江水问答案了。由于这起“事故”，朱元璋对廖永忠“大发雷霆”，判他软禁数日，随后以“戴罪立功”为名再次重用。
　　
　　韩林儿死后，龙凤纪年宣告终结，朱元璋下令改用“吴元年”纪事。
　　论起来，张士诚也是个“吴王”，而且称王的时间比朱元璋还早。为什么大家都称吴王？据记载说，元顺帝即位之初，民间便有童谣，说是：“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于是张士诚便在平江（今苏州）自封吴王。而朱元璋则是被韩林儿封为“吴国公”，也在随后称了“吴王”。为免混淆，史书遂将张士诚称为“东吴”，朱元璋称为“西吴”。
　　朱元璋的西吴元年（公元1368）九月，即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九月，“东吴王”张士诚所据守的苏州城终于在八个月围城之后被攻克。
　　张士诚的王妃刘氏与私盐贩子出身的剽悍丈夫倒真是天生一对，在得知城破的消息后，她将所有嫔妾都强行和自己一起统统锁入宫中齐云楼纵火自焚，张士诚本人则在巷战失利后自杀未遂被俘，又将西吴宰相李善长骂了个狗血淋头，最后被暴怒的朱元璋活活打死，并焚尸扬灰。一十四年帝王梦，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哀哉！
　　
　　“东吴王”张士诚败死，朱元璋遂于十月派徐达常遇春北伐中原，开始了真正推翻元王朝之战。
　　十一月，徐达攻占下邳、沂州、太平、济宁、益都、临淄、昌乐，常遇春攻占东昌，元王朝的大都城已指日可得。看到这样的局面，各路武装也只能赶紧向朱元璋俯首听命。浙东武装首领方国珍就是在此时投降的（明朝建立后官封广西行省左丞，只吃干俸不许上任）。
　　
　　
 　　
　　在这样的大好情势下，李善长率文武官员劝朱元璋称帝。在十二月十一日和十二日连续两天的劝进之后，朱元璋“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并于八天后搬进了新建的皇宫。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同时宣布，若上天果然应允自己称帝，则登基的正月初四日定当放晴。果然天从人愿，纷纷扬扬的雪花和阴沉的天色都在这天一扫而光，应天城（今南京）一片霁朗。朱元璋正式称帝，国号明，从此开始了洪武纪年（元年为公元1368）。
　　就在自己称帝的同一天，朱元璋册封发妻马秀英为皇后，嫡长子朱标为皇太子。而在追封朱家先祖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妻子的父母。洪武二年，连照面都没打过的岳父马公被追封为徐王，岳母郑氏为徐王夫人，在朱家太庙东向建祠祭祀。马皇后以“孝女”身份亲手将生身父母的灵牌捧入祠中供奉致祭。
　　洪武四年，朱元璋打听到马公夫妇葬于宿州，又派礼部尚书陶凯前去当地立庙，并亲自为马公夫妇写下了一篇祭文。
　　文曰：“朕惟古者创业之君，必得贤后以为内助，共定大业。及天下已安，必追崇外家，以报其德。惟外舅、外姑实生贤女，正位中宫。朕既追封外舅为徐王，外姑为王夫人，以王无继嗣，立庙京师，岁时致祭。然稽之古典，于礼未安。又念人生其土，魂魄必游故乡，故即茔所立庙，俾有司春秋奉祀。兹择吉辰，遣礼官奉安神主于新庙，灵其昭格，尚鉴在兹。”
　　
　　“贤后”，这是朱元璋对妻子最真心诚意的赞誉。而马氏在明王朝建立后的所有言行，都显示着她确实无愧于“贤后”这个称号。
　　
　　六、贤后举止
　　
　　朱元璋生活节俭，马皇后在肃治内廷倡导俭朴方面，也与朱元璋互相配合。不但是平日自奉甚俭，遇到旱涝之年，还率举宫妃嫔蔬食；遇有战乱之年更是只吃粗粮野菜。做为皇后，她的日常服装不但毫无绣饰，质料也仅是粗丝所织，而且直穿到破旧时还不舍得更换。虽然自己如此节俭，她却命人织造被褥赐送孤寡及老年人，又让织工将剪裁所剩的原料残丝再次加工，织造成次等帛料赐给众王妃公主，警示她们当知百姓蚕桑艰难。
　　
　　做为皇帝，朱元璋妃嫔众多。论起来他光是有名可查的妃嫔就有三四十人，总共为他生下了四十二名子女。对于这些分享了丈夫的女人和她们的孩子，马氏也都一一予以善待，在妃嫔面前她平等相待，在所有的儿女面前她都是一位慈母。没有象一般的妇人那样哭天抹泪地控诉“吃了一辈子苦，男人一发达就搞狐狸精”，她恪守了自己皇后的身份职责，对于孩子们，她不但关心宠爱，而且还格外重视他们的教育；对于朱家的亲眷，她也极其厚待，尽到了做主妇、做天下之母的义务。（再声明，请大家注意五百年前的道德标准和婚姻制度。我可不是在鼓励现在的男人出轨女人容忍，请不要给我上纲上线。）
　　关于马皇后教育子女的事，很多时候都有一个例子被举出来。说是朱元璋的儿子周王就藩，由于这个儿子脾性不好，马皇后对他很不放心，可是自己又不能随行管教，于是当周王来辞行时，她将自己身上的纰衣脱下交给江贵妃，派她随周王就藩，叮嘱她若是发现周王有过错，就披上皇后的衣服予以权责，周王若还不听话，江贵妃有权驰报朝廷。——只是在很多时候，这位“周王”被认为是朱元璋的第十五子朱植。然而朱植先为卫王后为辽王，离京就藩更要到洪武二十六年以后。而马皇后早在洪武十五年就去世了。所以按年代推算，故事中的“周王”应该是朱元璋的第五子周定王朱橚，他于洪武三年封吴王，十一年改封周王，十四年就藩开封，时间正好合缝。
　　
　　对于自己的家族，马皇后严格要求。由于马公夫妇没有儿子，朱元璋不忍见老丈人就此绝后，不止一次曾经想要派人在民间搜寻马氏远支族人过继给马公，并继承马公的爵位。马皇后虽然终生思念父母，每当提及自己早逝的父母就要悲哀流涕，但对于丈夫的心意，她却坚决地推辞，并说：“爵禄私外家，非法。”不愿让大明王朝又增多一个可能会扰乱朝纲骚扰百姓的“后族”。有了她这样的以身作则，朱元璋的其它嫔妃家族、明王朝初期的各亲王郡王妃家族，都十分收敛。
　　
　　如果仅仅是谨慎于妃嫔儿女与家族治理，只不过是尽到了一个皇家主妇的职司，还不足以被公认为“贤后”。
　　真正能显示马皇后贤德的，还在于她对待臣民的态度。
　　马皇后自奉节俭，对臣属却非常优遇。按制度百官早朝后由皇家供给饮食，马皇后亲自品尝官员的食物，觉得滋味一般，便特地向朱元璋进言道：“人主自奉欲薄，养贤宜厚。”官员的伙食从此大大改善。有一次朱元璋视察太学归来，告诉马皇后已有太学生数千之众。马皇后道：“太学人才济济固然是好事，但是太学生就读其间，只有本人能得到微薄的生活费，他们的妻子儿女靠什么养赡呢？”她就此设置了“红仓制度”，用以供养太学生的家眷。这一制度自马皇后手创以后，一直延续到明后期。马皇后此举不仅惠及读书人，而且推进了明朝的教育水准，实在是中国封建教育史上灿烂的一笔。
　　洪武二年（公元1368）年七月二十八日，元顺帝率后妃太子惶惶逃离大都（北京），奔往上都（今内蒙多伦县）。八月初二，徐达率部进入大都，终结了元王朝九十八年的统治历史。得胜而归的将领们带回了大量珠宝进献皇帝皇后。马皇后却对朱元璋说：“元有是而不能守，意者帝王自有宝欤。”朱元璋立即明白了妻子的话外之音，回答说：“我知道了，皇后你的意思是得贤才方为得宝。”马皇后立即向朱元璋行礼道：“诚如陛下言。妾与陛下起贫贱，至今日，恒恐骄纵生于奢侈，危亡起于细微，故愿得贤人共理天下。”又说，“法屡更必弊，法弊则奸生；民数扰必困，民困则乱生。”朱元璋对妻子适时的进谏虚心以纳，并感叹道：“真是至理之言！”命人记入史册。
　　
　　　　
　　七、皇帝丈夫的施政御下
　　
　　论起来，朱元璋恐怕是中国所有皇帝中最俭朴最勤政的一位。据记载，在修建南京明皇宫时，他下令取消所有的华丽装饰，宫室墙壁上仅有少许彩绘，而且内容都非常正面：后妃宫室绘耕织图；太子宫室绘朱元璋开国事迹图；而他本人起居的宫室墙上更是连彩绘都没有，全是历代治国箴言。除此之外他还是唯一一个把御花园改成“御菜园”的皇帝。洪武朝的明皇宫内连假山花木都没有，更别提造什么庭园。所有的院落空地里都栽上了菜，宫中菜蔬自给自足，朱元璋本人更是以蔬食为主，酒肉甚少。理政倦怠时时他便在菜地里徜徉，欣赏众人热火朝天的种菜景象。这番风光似乎比小桥流水更能使他恢复精力。
　　做为雇农加绿林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也按自己心目中的田园风光为农村制订了细致的规律并要求百姓们严格遵守。在他的打造下，所有的乡村都要选派有声望的老人每月宣讲道德规范，每到农忙季节，人们还必须在乡中老人的监督下黎明即起忙碌农活，若有偷懒生事的，不但自己要糟（不好好干活的，甚至会被流放边疆），就连乡老都不能避免责任。朱元璋同情百姓，厌恶凌虐百姓及偷懒不劳而获者的情绪，在这道诏书中一览无遗。
　　诏曰：“天下大定，礼仪风俗不可不正。诸遭乱为人奴隶者复为民。冻馁者里中富室假贷之，孤寡残疾者官养之，毋失所。乡党论齿，相见揖拜，毋违礼。婚姻毋论财。丧事称家有无，毋惑阴阳拘忌，停柩暴露。流民复业者各就丁力耕种，毋以旧田为限。僧道斋醮杂男女，恣饮食，有司严治之。闽、粤豪家毋阉人子为火者，犯者抵罪。”
　　早在登基之前，朱元璋还亲自带着长子朱标在农家住了好几天，要求自己的继承人体味民生疾苦，稼穑艰难。洪武三年天下大旱，朱元璋不但第一时间下旨免了灾区税赋，还带着所有的皇子在六月南京的烈日下爆晒，用这种中国民间最朴实也最自虐的方式求雨。这一晒就是五天，当大雨倾盆而落时，举国上下都认为是皇帝的诚心感动了上天。
　　朱元璋并不仅仅是要求百姓勤于耕织，他也对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自登基以后他事必躬亲，而且还严格遵守着自己制订的“百姓黎明即起”的时间表，除非病得不能起来，他都在每天凌晨四点就开始早朝，无论寒暑秋冬都雷打不动。这一坚持，就是三十多年。面对这样一个“以身作则”的皇帝，臣民们也只得将制度遵循不渝。
　　朱元璋在郭子兴手下讨生活时，无论受到怎样的待遇，都坚持要把自己接到的任务完成得尽善尽美。不能不让人怀疑，除了忠心之外，他或者还有一种完美主义强迫症状。也正是这样的性格特点，不但促成了他成就大业，也清清楚楚地表现在了他的治国方面：水必要至清，人必须克己。他自己是这么办的，也要求别人这么办，而且不许违反。
　　然而如大家所知，一样米养百样人，世界上的事情一但到了极端的地步，即使出于好意，麻烦也就要大了。
　　
　　朱元璋出身赤寒，因此对底层小民百姓感情很深，对官吏士绅文人却似乎有一种本能的厌恶。做贫农和造反的经历，更使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官吏欺压百姓是倾覆王朝的直接导火线。因此，为了避免百姓遭殃更为了巩固政权，他对官吏采取了严格的管治，对农民却颇为慈和。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他大力支持“民告官”，官吏若到乡间骚扰被百姓抓住控告并有据可查的话，他绝对是一面倒地支持，非但重处被抓官吏，还要重奖告官的乡民。他还编制了《明大诰》，专用酷刑重处官吏。只是此法实在残虐，动辄为几十两银子就将官吏剥皮楦草，或者并未贪污虐民也照样连坐，甚至砍头凌迟。因此《明大诰》及相关法令在朱元璋死后就被立即废止了。——事实上，百姓们虽然痛恨官吏欺压，恐怕也没有几个人真愿意为几句闲话几两银子就把他们处死，何况吏员们多是百姓邻舍出身，祖辈相交，就更没有谁愿意造成如此后果。现在的一部电影《秋菊打官司》就很好地诠释了这种心理。更遑论是这样的酷刑呢！
　　如前所述，朱元璋的人生经历不但使他厌恶官绅文人，也使他不信任异姓功勋。对于这些引起他疑心的人，他也象严治农村严治贪官那样用了最极端的解决手段。
　　对于明王朝开国元勋们的死，史料和传说都找出了若干理由。但在事实上，猜忌并计划杀戮功臣的事情，恐怕早在登基称帝之前，在带着儿子朱标过那几天农家生活的时候，就已经在朱元璋的脑子里成形了。
　　洪武三年，元顺帝北逃，朱元璋真正成了中原之主。就在这一年他大封诸子及开国元勋。受封的皇子皇侄孙共计十人，元勋三十五人。就在这一次封赏中，刚得天下的朱元璋就毫不客气地显露出了他对功勋们的忌惮。
　　按照朱元璋的意旨，开国元勋的功绩再大，也只能被封为公爵，所得的俸禄是每年三千至五千石，次一等的元勋封侯爵，每年九百至一千五百石。
　　然而对待儿女们，朱元璋可就不一样了。
　　他公开对元勋们宣称：“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联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对于皇帝这样的主张，群臣哪敢有意见？只得稽首对曰：“陛下封建诸王以卫宗社，天下万世之公议。”
　　既是“天下万世之公议”，皇帝也就不客气了。
　　于是：皇帝的儿子们封亲王，岁俸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纱罗各一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一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茶一千斤，马匹草料月支五十匹；皇帝的孙子们岁俸六千石，钞二千八百贯，皇帝的孙女们岁俸一千石，钞一千四百贯……侄孙朱守谦封靖江郡王，亦有岁俸二万石，钞一万贯，余物比亲王减半，马匹草料月支二十匹。公主受封后岁俸一千五百石，钞二千贯。——直到洪武二十八年，由于皇子凤孙实在太多，不得己减少了俸禄，也达到亲王一万石、郡王公主二千石，郡主八百石的程度。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特命诸皇子亲王在自己的藩国内豢养甲士，少则三千，多则一万九千，并且要“常岁训将练兵，临视周回险易，造军器务精坚堪用。”
　　既然藩王们都有自己的甲士，当然就要应征出战。于是在战功封赏方面，朱姓诸王所行也格外不同。
　　洪武年间，秦晋燕楚湘等亲王都曾经数次领兵出征，朱元璋据此给了晋王燕王各一百万锭重赏，楚王所得最次，也达马三千匹牛二千头牦牛一千头羊九千只。
　　与之相比，攻取元都定理中原的徐达只得了白金五百两，文币十表里；常遇春只得了文币一百表里。
　　对于这样天差地别的赏格，就连后世记载此事的书生，都不禁要发出叹息：“难道说攻取元都所得的府藏不够丰富，所以赏得这么少吗？”
　　
　　如果光是封赏少还好说，最大的问题是，就连这么些儿俸禄封赏，开国元勋们都不能保自己一生安享。
　　民间有个“火烧庆功楼”的传说，讲的是朱元璋在登基后曾经大宴功臣，却在宴中借故走开，并下令火烧宴席现场，将所有功臣全部烧死。
　　这个传说实在荒诞不经。不过事实上朱元璋的许多开国元勋们结局并不比烧死好多少。
　　
　　一般认为朱元璋杀功臣是由于忌惮他们日后扰乱朱家天下，是在为接班人“除去荆棘”。当然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朱元璋要求苛刻，不但是眼里进不得砂子，根本几乎连灰尘也容不得，而且从不讲什么功过相抵，功臣们也就只得落得如此下场。
　　
　　由于皇帝多是如此手段，因此民间也就有了各种传说。例如水军统帅俞通海，他本来是在攻张士诚时受伤，于朱元璋登基称大明皇帝前就病死了的（死于1367年四月初十），然而在民间传说中，却成了朱元璋派人在他家所住的街道上修了一座“百猫坊”（据说俞宅就在今天的南京彩霞街菜场一带），把附近一条巷起名为“赶鱼巷”（今甘雨巷），又派侍卫每天在秦淮河上钓鱼，还将钓上的鱼活活晒死。最终逼得俞通海只能寻了自尽，虽然这只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传说，但百猫坊确有，位置也确在俞府附近，有可能遭殃的是俞通海的后人或亲信吧。由此已足见朱元璋杀功臣事迹之一斑。
　　
　　在打击官吏的时候，朱元璋更是毫不手软，有杀错没放过。真正的贪官污吏当然死路难逃，可是清正廉明的官员也照样象割草一样地被他一批批除掉。加上朱元璋并非什么政经全才，很多时候他对很多事情也因此弄不清情况，可是即使如此，他在一头雾水中也照样喊打喊杀不误。算起来，被酷刑杀掉的父母官恐怕比贪官污吏还多。多少出身寒苦农家一心想要利民报国又维系着全家希望的读书人，在十年寒窗苦读后，才刚刚进入仕途，只为真正是一点鸡毛蒜皮甚至是根本没有发生过的小事，就成了冤魂。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莫过于当时的济宁知府方克勤。他虽然当上知府，仍然是一件布衣穿十几年，一日两餐素食粗粮，治下百姓则富足安乐。当他要调离时，百姓甚至做歌谣挽留道：“使君勿去，我民父母。”可是这样一个好官，在洪武八年（公元1375）的泼天冤案“空印案”中，也被毫无理由地处死。——方克勤，就是后来著名的建文忠臣方孝儒的父亲。——“空印案”说来其实很简单。按规矩，各司府州县都要将地方财政状况上报户部，由于财务表是人工核计，各地距京城路途遥远，为防有何差错跑冤枉路，官吏们都会带上一些备用的空白盖印文书，方便随时修改。然而无论别人怎样解释，毫无会计知识的朱元璋偏要认定这是在贪污，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做任何调查研究，就下令自户部尚书起，到各布政司、府、州、县，所有管官印的地方一把手都统统砍头，副手杖一百充军。上书辨冤的郑士利则被罚做苦工。（朱元璋时代倘有现代大学制度的话，恐怕财经学院再无人敢报名就读了。）
　　
　　更糟糕的是，朱元璋猜忌并报复强烈的脾性并不完全是针对元勋和官吏们的。
　　当年攻打张士诚的“东吴”政权时，朱元璋的“西吴”军曾经遇到过苏杭百姓的强烈反抗，以致于苏州一座孤城竟能在围困下坚持九个多月，多死了不少将士。张士诚死后，朱元璋决意报复民间对张士诚的支持，他决定“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大幅度提高当地的赋税。
　　于是，在皇帝的亲自过问下，苏州松江地区的税赋一古脑儿涨到了元朝的三倍、更超过了宋朝的五倍。一亩地的税粮竟超过七斗。苏州一府所要交纳的税赋，竟达到全国税赋总量的10%。除此之外，松江农民的活动范围也被严格控制，总括言之，就是“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晓”。由于朱元璋本人家族就是“逃税流民”出身，外祖父又曾经是个打着算命先生招牌反朝廷（虽然是元朝廷）的人物，因此为了以防万一，他还规定百姓们必须彼此互通邻里信息，对别人的家庭内务乃至活动场合都必须了解，谁要是想保留隐私瞒哄大众，即可捉拿送官。行医卖卜的人也只允许在本乡活动，若敢远游就要重治。
　　这些规矩对民众的约束，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皇朝，充满戾虐气息。而要求世人窥伺告发自己邻里亲朋的规矩，更成为流祸久远的重弊。
　　
　　朱元璋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刚愎自用，而且把人命完全不当一回事。无论什么事，不用调查也不用研究，只凭一时情绪，就“挥洒自如”地把好人或者轻罪之人统统杀了。如空印案就使人领略到了他的这一“特色”。
　　说到这个，蒙古族官员道同的冤案就不能不提。
　　道同先世蒙古，后改汉姓，是河间人。明朝建立后，他出任番禺知县，是一个出了名的孝子，也是一个诚意为民的好官。史书称，番禺守军蛮横，胡作非为，几任县令都不敢为民出头，直到道同莅任，才改变这一状况，“民赖以少安”。
　　谁知不久永嘉侯朱亮祖到了番禺，这家伙在地方上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却几次三番被道同顶了回去。当地豪门大户知道朱亮祖与道同不“道同”，因此纷纷贿赂朱亮祖求他为自己出头，朱亮祖便请道同吃饭，要他释放被当街示众的富豪悍仆。道同立即厉声质问：“你也算是堂堂大臣，怎能与这些人为伍？！”朱亮祖哑口无言，宴席不欢而散。
　　朱亮祖回到家里，越想越是恼怒，立即派人强行打碎锁栲放了那帮地痞，又把前来论理的道同鞭打了一顿。此后番禺地方的恶霸们以为有了护庇，纷纷得意忘形。尤其是朱亮祖在当地所纳小妾罗氏的兄弟，更是在地方上横行霸道。道同为民出头，将罗氏兄弟抓了起来。谁知朱亮祖竟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将人犯给抢了出来。而且还向皇帝上本，弹劾道同“傲慢无礼”。
　　事情到了这一步，道同就是想忍让也不可能了，也随后向皇帝递送奏章。他原以为按常理，皇帝怎么也要派人调查核实，才会最后做出决定。可是朱元璋一看了朱亮祖的告状信，就立马派人去斩杀道同。
　　杀手出发不久，道同的报告也到了。朱元璋这才明白自己做错了事，觉得道同鲠直为民，实在是难得，马上派飞骑去追赶杀手。然而由于道同得罪了广东布政使徐本雅，后一位使者虽与杀手同日抵达番禺，却被人有意拖延，直到杀手处死道同，赦使才被放进县衙。
　　
　　对于道同的冤死，番禺百姓都十分痛惜，纷纷在家中设立他的牌位祭祀。据说每有灵验，乡间从此传说，道同已经成了地方之神。据说直到今天，番禺地方仍在祭祀道同神。
　　
　　
　　朱亮祖的行径引起了朱元璋的震怒，这个杀人只凭一时性起而不是按司法程序办理的皇帝在大怒下立即命人将朱亮祖父子锁拿进京。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暹一起被朱元璋当廷鞭死。
　　可惜的是，道同之死并没有警醒朱元璋，此后仍然有数不清的人在这位皇帝的一时火性下无辜丧命，更糟的是他处死朱亮祖父子的方法：从此开了明王朝“廷杖”的先例。终明一朝，数不清的士大夫和清臣直士，都被这种极端的刑罚打掉了性命，打掉了人格尊严。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开杀戒的朱元璋渐渐觉得法规碍事，终于在洪武十五年决定改革禁卫军为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出名也最为其重用的，则是“锦衣卫”。这个锦衣卫有“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的职能，处理皇帝钦定的案子，相当于皇帝的私人警察部队，下设南北两个镇抚司，五个卫所，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在其中任职的校尉力士少则一千多则六万，被称为“缇骑”。他们有权自行逮捕刑讯乃至处决，锦衣卫将正常的司法机构视若无物。只要他们（或者皇帝）看不顺眼的，无论是宰相大臣还是平民百姓，都不需要任何真赃实罪，都可以在片刻间家破人亡。（朱元璋的这一做法，在后来被他的儿孙们广泛采用，终明一世，锦衣卫、东厂、西厂，搅得人世间血雨腥风，恐怖无比。）
　　
　　八、皇后，天下之母
　　
　　对于丈夫的这些作为，马皇后深为忧虑。
　　马皇后是一位极有正义感又极善良的皇后，有时她的善良得甚至显得天真。朱元璋定天下的时候，她虽然对丈夫千依百顺，只要丈夫需要，她就做一切力所能及之事，如亲制军衣军鞋，又如统率部属妻儿，或者将所有财物尽数犒军。不过这些事情对于她来说，只是恪守夫唱夫随而已，对于丈夫的雄心壮志，她也表示赞襄，只是她同时热切地希望并向丈夫进言：“男儿建功立业，你要定天下当然是好事，可最好是多行仁义以正道取胜，尽量不杀人少杀人才好。”
　　对于妻子的说法，朱元璋“善之”，不过可以想见他也只是“善”妻子的温柔敦厚，对于自己娶了个好女人高兴，而不是“善”妻子的意见。此后无论行军还是施政，他仍然往往在一片草菅人命的血雨腥风中进行。在权势富贵的斗争中，君子行径和偶尔的善念，只会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朱元璋不但将这一点奉行不渝，而且发挥到了极端。朱元璋一定不明白，妻子读了那许多书史，怎么在这方面偏跟自己差这么远。
　　为了劝谏丈夫宽待臣民，凡事三思，马皇后以“宋多贤后”的名义，在后宫中讲训宋朝家法。对于皇后的用意，曾有识窍的宫妃试图阻止，说宋朝治国理家过于仁厚，不足以效法。马皇后立即反驳：“过于仁厚有何不好？总要比刻薄好吧！”她又有意反问妃嫔：“黄老之术是什么？为何汉初窦太后好此？”妃嫔答道：“清净无为为本。若绝仁弃义，民复教慈，是其教矣。”马皇后据此叹道：“孝慈即仁义也，讵有绝仁义而为孝慈者哉？”
　　朱元璋时常因为宫人的细微过错发怒，每逢这时马皇后也故意发怒，抢在朱元璋处罚之前下令将犯错的宫女送往宫正司议罪。朱元璋对妻子的做法非常不解，问皇后为什么？马皇后回答：“帝王不应以自己的一时喜恶决定刑罚封赏。陛下你在大怒之时判罪，只怕宫女所受处罚会过于畸重。交给宫正议罪就会合适些。也希望陛下你在朝堂之上不要凭一时情绪就决定臣民罪罚，将论罪之人交给司法机构会更好些。”
　　
　　可惜，朱元璋虽知妻子谏言的用意，但是他仍然不愿改变自己的处事方法。马皇后不得己，只能趁着他退朝还宫时，抓住少得可怜的机会劝说。亏了马皇后的力量，总算还是有好些人的性命得到了缓救。
　　
　　曾经有人向朱元璋报告，说参军郭景祥的儿子企图谋杀父亲，朱元璋立即暴怒，下令处死这个儿子。此事幸亏被马皇后听见，她立刻拦住，说：“郭景祥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万一人言有误，你这不是把郭家的后代都给绝了吗？！”朱元璋这才反应过来，连忙召回杀手，派人去调查，果然是有人企图借皇帝的凶暴性子坑害郭家。
　　李文忠是朱元璋早死的大姐的儿子，自幼跟随在朱元璋身边，做了他的养子，十九岁便成为一员骁将，为明王朝第三大功臣，于洪武二年封曹国公。他后来奉命镇守严州，有人告他行止不法，朱元璋也立即听信，打算将他召回来处治。马皇后劝说道：“临阵换将不宜，何况文忠多年紧随，一向贤能，难道别人一句话就可以这么相信？”这才救了李文忠的性命。而事实不久大白，果是诬告。
　　宋濂是明初大儒，被公认为是世间第一才子，不但是太子老师，还主持编撰了《元史》。他本人也一向小心谨慎，总算平安退休。偏偏他的孙子宋慎被牵连进了“胡惟庸案”，倒霉的宋濂明明毫无过错竟也不能幸免，朱元璋非要把一大把年纪的他捉来处死不可。
　　面对老师的悲惨结局，太子朱标伤心欲绝，苦苦向父亲哀求，马皇后也去求情：“老百姓对子弟们的师父，尚且要礼敬终身，何况天子之家？再说宋濂早已无官无职隐居乡里，也不可能被人网罗谋逆。”朱元璋却不肯听从。丈夫对无罪的老臣如此无情，马皇后感到非常悲愤，于是当朱元璋吃饭的时候，她摆了满桌素菜，一点酒肉都没有。朱元璋问妻子为什么？马皇后回答：“妾要为宋先生做福事。”朱元璋见妻儿如此场面，没了办法，饭也不吃，丢下筷子就走了。
　　第二天，朱元璋终于下令免掉宋濂的死刑，改为谪配茂州。只可惜老迈的宋濂难以面对家破人亡子孙丧命的惨境，到茂州后不久还是忧愤而死了。
　　
　　
　　沈秀是中国富豪史中的一个奇迹，此人出身贫寒却白手起家，在明初时已经成为富可敌国的人物，以致于人们传说他拣到了一只“聚宝盆”，又说他挖到了逃亡的元将元帝藏财，称之为“沈万三”。在修筑南京城墙时，初建的明王朝财力有限，沈万三主动提出要出三分之一的费用，又愿意出钱犒军。
　　沈秀的表现若是遇到了汉唐宋各朝皇帝，多半能得到嘉奖，现如今遇上节庆，百姓们也一样能来个“军民联欢”，送些慰劳品。可惜沈财主偏偏遇上了朱元璋。这位出身赤贫的皇帝对于“富人”有一种近乎畸形的痛恨，听了汇报后立即借题发挥：“一介平民竟敢来犒劳军队，莫明其妙！得要立即杀掉。”马皇后虽然明知丈夫是在胡扯，也只得顺情劝说道：“我听说法令只用于诛杀不法之徒，而不能用于诛杀不祥百姓。沈秀做为不祥之民，自有上天降灾于他，您何必动用刑罚？”朱元璋这才悻悻然地改判沈秀流放云南。
　　朱元璋又下令犯罪的囚徒筑城，马皇后说：“赎罪罚役，国家至恩。但疲囚加役，恐仍不免死亡。”认为犯人已经疲惫不堪，若再服苦役只怕不免丧命。朱元璋听从了劝告，赦免了众犯人。
　　
　　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当朱元璋以极端的方式大火力猛治家国的时候，人们只有在马皇后这里，才能找到一丝安慰，看到一些指望。
　　可惜的是，马皇后不是神仙，她也是一个生死病死的普通人。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马皇后卧病。八月，皇后的病情逐渐变重，群臣都请求广觅良医。而朱元璋的情绪也随着妻子的病情起伏不定，他对着各处召来的名医大发雷霆：“如果救不了皇后，我就要你们的命！”
　　病榻上的马皇后听说了这个消息后劝说朱元璋：“人生在世，生死有命，祷祀又有何用？至于医生，也救不了命数当死之人！何必为我而罪连诸医？”朱元璋虽然应允了妻子，但是对丈夫的冲暴性子非常了解的马皇后却仍然从此拒绝服药，坚决不给丈夫在自己死后杀戮群医的理由。
　　妻子不肯服药，朱元璋虽然贵为皇帝也没有办法。很快，马皇后的病情急转直下，终于到了弥留的时刻。马皇后临终时，朱元璋守在妻子的身边，问她还有什么话要说吗？马皇后说：“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民得所而已。”就在八月丙戌这一天，五十一岁的马皇后离开了人世。九月入葬孝陵，谥“孝慈皇后”。
　　对于患难与共的妻子如此撒手，朱元璋十分悲痛，他不止一次当众恸哭。虽然他正在盛年，后宫又有许多嫔妃，但他从此再没有继立皇后。在他心目中，世上再没有其它女人配得上享有马秀英的地位。
　　对于后宫的女人孩子们来说，失去这样一位慈爱善良的皇后就更是无可挽回的损失，从此再没有人能够在易怒好杀的老皇帝面前保护他们，也再没有人能够那样真正发自内心地关爱他们了。宫人们做歌以寄托难抑的思念，歌曰：“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怀德难忘，于万斯年。毖彼下泉，悠悠苍天。”
　　也许是始终难忘夫妻之情，当十年后皇太孙朱允炆长大成人的时候，朱元璋为继承人选定的嫡妃是光禄少卿马全的女儿。在老皇帝的心目里，孙儿象自己一样娶姓马的女子为妻，应该是一件很值得安慰的事情。
　　
　　永乐元年（公元1403），明成祖朱棣追尊母亲为“孝慈昭宪至仁文德承天顺圣高皇后”，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明世宗朱厚骢再次追尊马秀英为“孝慈贞化哲顺仁徽成天育圣至德高皇后”。
　　
　　史书多称马皇后为“千古贤后”，这样的称谓固然恰当，可是同时也多少让人觉得不是滋味。对于马氏来说，用这样的称谓恐怕既不合她的本意，而且扯上了权力意味，反而对她的品德是一种污渎。如果一定要说，那么马氏就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中国女人。看起来似乎柔弱，实际却无比坚韧，平时柔顺无争，面对人世的一切风云变幻时却有无比的勇气充分的智慧明智的判断，能够承担许多大男人都畏葸不前的艰难困苦。最典型的中国女人还往往拥有最难能可贵的善良，即使自己都吃不饱，也要省出口粮怜惜丈夫养活儿女接济别人。而马氏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而她最与众不同的还有一点，正是这一点使无数人心服口服地称她为“千古贤后”。
　　
　　——在中国皇后群里，出身贫苦的非常多，然而绝大多数在一朝登顶后都贪得无厌只知揽权享乐，从前的少少优点也往往荡然无存，显露出一副暴发户的丑恶嘴脸，对于自己出身的穷苦阶层翻脸无情。——而马氏，却将她的善良睿智克己为人从微贱时一直保持到了睥睨天下之后，并终身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