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在华北如何抗战——文强口述自传 第十八章 辗转进山

文强口述自传 第十八章 辗转进山

　　１９４２年春，我在珍珠港事变后从港澳逃回重庆，正是戴笠做了财政部缉私署署长不久，原定我为湖南省缉私处处长，不料，在宣布我为缉私处处长的这一天，毛人凤请我到渝舍吃饭，席间，毛人凤突然对我说：“戴老板深知你这次不避艰险地自海外归来，早内定你到湖南主持缉私处，但目前华北局势复杂而紧张，必须加强对孙殿英部的工作，在本局高级官员中，以吾兄担任这项工作为最适宜。”

　　毛人凤问我意向如何，我几乎什么都没有想，马上表示个人没有什么打算，只要是工作需要，一切听从安排。毛人凤听了觉得有些意外，因为当时军统里认为各省缉私处长一职，是难得的美差肥缺，为此明争暗斗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毛人凤很高兴，不等散席，就用电话报告了戴笠，戴笠对毛人凤说：“邀念观兄到曾家岩戴公馆赴宴。”

第二天，我到了曾家岩戴公馆。席间，除了戴笠，还有人事处长龚仙舫，情报处长何芝园，电讯处长魏大铭等人。戴笠说：“念观兄，你不愧校长的学生，我已签报加委你为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

　　这次要到太行山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目前华北局势很复杂，孙殿英、庞炳勋是两个很难对付的老狐狸，尤其是孙殿英，很狡诈。我与他之间，是拈香拜把的特别关系，又有胡宗南的嫡系部队在山上，现在派你去，我就放心了。”

接着，毛人凤，龚仙舫、何芝园谈到一些军统组织在华北遭受日伪打击而整个垮台的情况，要我此去恢复组织，在太行山成立军统局华北办事处。

我有些糊涂，问戴笠：“这次我去太行山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戴笠想了一下，说：“刚才人凤、仙舫他们说到恢复本局在华北地区的组织固然重要，但若对孙、庞控制不了，不能利用他们开展敌后工作，华北工作是打不开的。

　　校长指示，在中条山区沦陷、珍珠港事件发生的不利形势下，太行山成为华北惟一的敌后根据地，必须稳稳地控制住孙、庞两部，配合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才能确保山区为我军所用，否则，必将被共产党吃光，黄河以北无我军立足之地，则中原地区旦夕可危。你的主要任务是要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使太行山这个惟一根据地确保不落入日寇和八路之手，这样才能在国际上说得起话。”

我听完戴笠的话，大概戴笠察觉我面有难色，为了打气，在饭后又向我说：“校长在一两天内要召见你，不要穿西装，穿中山装，或军便服都可以。”戴笠又随手塞给我一张纸条，发给我特别费１万元，又叫副官挑了一支马牌三号左轮手枪送给我。毛人凤在一旁看了，向我说：“老文，老板待你可以说是特别厚爱了。”我刚从上海、香港、澳门死里逃生回来，又要到那么复杂的环境里去，我还能说什么呢？

为了见蒋介石，我在重庆观音岩中央饭店里，几乎整天都不敢出门，等了两天，到第三天中午，戴笠坐车接我到曾家岩去见蒋介石。戴笠笑着说：“服装不错。对校长说话要简明扼要，有问就答。”

我们先在蒋介石的特工室登记，然后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坐在当中，旁边坐着宋美龄，有个青年参谋站在蒋介石身后，手里拿着个记录本。蒋介石指着宋美龄介绍：“这是夫人。”我敬了个礼，喊了声“师母”。

蒋介石问：“四期的？”

“四期政治科。”

蒋介石叫我们坐，我和戴笠在他对面坐下。蒋介石很客气，说：“雨农向我报告得很详细，你在上海几进几出，很辛苦，你给雨农先生的电报我都看到了，我记得你电报里有这样一句话：‘为国牺牲，义无反顾。’你从‘八·一三’起到现在，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成绩，黄埔学生里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只有你一个，很辛苦啦。”

我站起来答道：“为国尽忠，应该做到的。”我说：“我写了一个书面报告。”

蒋介石说：“我看到了，写得很好。简单明了。有些是我过去不知道的。看了你的报告，全部的情况我都了解了。关于香港沦陷的情况，你写得很详细。对于珍珠港事件，我们太大意了，当时我们这里也破译了日本的电报，但是美国人英国人不相信，搞成这个样子，教训哪。”

“日本人占领香港后的第四天，香港的钞票就不让用了，只能用日本钞票，看来日本人准备得非常周全。”我把香港的情况简单扼要地向蒋介石作了报告。

蒋介石说：“你这次回来的工作，雨农想让你到湖南去当缉私处处长，我改变了，你是研究日本问题的，要搞远一点，你到西北去，帮助胡先生（胡宗南），在西北遥看日本问题。我告诉你，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今天为止，香港失掉了，新加坡失掉了，马尼拉失掉了，珍珠港也被日本人偷袭了。而且我们送给英美的情报都是你整理出来的，英国人想不到美国人也想不到，他们会吃亏，后悔不及。总结一句，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很高。中美英苏这四大国里面，现在把我们中国摆在第一位，我们是控制日本人的主力啊。日本人在滇缅路，有四百多万人，是日本人的主力，如果没有我们的军队上滇缅路，没有美国的武器帮助我们，连印度都失掉了，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失掉了。”

蒋介石又说：“还有一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呢？美国的石油从印度修一条油管，一直修到缅甸，一直修到云南，这是历来没有的事，这样一来，我们打破日本对我们的封锁，它对我封锁不住了。这样相对地，把我们的国际地位提得很高。可是，中国在西北方面有大祸，大祸临头啊。”

我不明白蒋介石在说什么问题，又不好多问。

蒋介石向我布置任务：“胡宗南就在西安，你在他那里设立一个机构，遥看对日本的问题。你的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你到第八战区去，胡宗南会给你安排好的。你从胡宗南那里再到太行山，将来要到东北，现在看来很明显，日本问题已经快要结束了，日本人垮了，俄国人起来了。你的任务要对付俄国人，你从太行山起一直到东北，要就专门对付俄国人。”

当时，我不知道蒋介石讲这些话给我听干什么，只是感到自己的任务非常重大。

“你这次去华北的任务，比在海外也许还要困难一些，要注意与党、政、军、团各方面通力合作来对付华北的复杂局面。我要说的话，已经向戴副局长说过，你知道吗？”蒋介石问。

我答：“戴副局长已经将委员长的指示详细向我说过，为确保太行山敌后根据地，要以控制孙，庞两部为主要任务。”

我起身告辞时，蒋介石问：“家眷安置好了没有？子女上学了没有？”

那时我妻子周敦琬在成都去世，葛世明照管着小孩，但是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回答：“安置好，上学了。”

见过蒋介石后，戴笠催我马上动身。临行前戴笠交给我两封他的亲笔信，一封加盖火漆密封给胡宗南，一封敞着口给蒋鼎文，还有一本密电码本给庞炳勋。

动身那天，毛人凤、连谋、余乐醒、杨清植等送我到珊瑚坝飞机场。

到太行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飞到兰州改乘西兰公路的汽车到西安停留一些日子，再坐闯关车到洛阳，到洛阳后，还要等军统局派的随行人员到达，才说得上北渡黄河进入太行山的事。

说来也不顺，第一天，已经飞到了天水上空，不料天气突变，飞机上都结了冰，凑凑合合飞了一整天，不得已返回重庆。

　　第二天，我又到飞机场，毛人凤等再到机场送行。飞到秦岭上空，天气竟然和昨天一样恶劣，飞机只好再度折回重庆。

　　第三天，我和送行的毛人凤等都失去了信心，上飞机前，我向送行的朋友们说：“如果飞机再返回，我决不惊动你们了，送行已经送够了，谨此辞谢。”

第三天，总算飞到了兰州。我在兰州特警训练班（兰州铁桥头西北特务养成所）住下。一些军统朋友来会我，他们向我谈了不少西北的情况。我在兰州停留了一个礼拜后，坐了两天的长途汽车，到了西安。

我在西安住在玄枫桥甲十四号戴笠的公馆，里面住的还有西安军统负责人王鸿骏和他的老婆。在王鸿骏的陪同下，我拿着戴笠的加盖火漆密封信，见到了胡宗南。胡宗南对我说：“老同学，校长派你到太行山是好事。你在西安多住些日子，同我身边的幕僚多认识认识，为进入太行山做些准备。”

胡宗南说：“我帮助你在这里建立第八战区调查统计室，你是少将主任。你在这里住两个月，一切准备好了以后，你就到洛阳，洛阳属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你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把关系搞好，然后你就到太行山，现在华北只有太行山这块地方还在我们手里头了。”

当晚，胡宗南请我和王鸿骏到胡公馆进餐。席间，在座的还有参谋长罗泽闿、战干团教育长蒋坚忍、陕西省耀县专区专员梁干乔、政治部主任顾希平等。胡宗南向诸位介绍我是蒋委员长派来的，要诸位多多与我谈有关西北和太行山的情况。

一连好多天，胡宗南都给我安排得满满的，要我到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战干团、游击干部班、宝鸡特种兵联合分校等单位去讲话，胡宗南还经常问我一些问题，如“上海、香港、澳门沦陷后的情况”，如“你对抗日的前途是乐观呢还是悲观”，还有“对国共合作前途有什么看法”等等。有一天深夜，我和胡宗南谈话后回到戴公馆，王鸿骏还在等着我，见我回来，说：“老兄到西安一个月了，连背影都难见到，真是大忙人，也是大红人啊。”

我把心事也就端了出来：“要去太行山就赶紧去太行山，要留在西安就留在西安，现在这算是怎么回事？”

“胡戴不分家嘛。胡长官和戴老板两个人在干部的任用上，常常是互相在暗中考察的。胡手下的干部，要送戴处考察，戴认为忠实可靠，才调回任用或者留在戴处工作，戴手下的干部，要经过胡的考察后，才调回戴处。”王鸿骏指着自己说：“别看我在西北多年，我也是经过考察的。老兄不必性急，既来之则安之，反正你是有前途的。”王鸿骏的一番话很出乎我的意料，我不禁想起戴笠的那封加盖火漆密信，不知道信上说的究竟是什么。

从１９４２年３月到西安，一直到６月，我在西安呆了很长时间。戴笠从重庆来了电话，要我立即到洛阳城里办事处开始工作。我想，是不是考察结束了？

胡宗南对我说：“雨农催你先去洛阳再到山区去。由范汉杰率领的二十七军在太岳区，正准备对付日本人的夏季扫荡。这次日本人扫荡，不但是对中央部队的考验，也是对庞炳勋、孙殿英的考验。校长规定的任务你是知道的。如果到了山上有困难，随时打电报给我。”

出发前，胡宗南为我饯行，给我一个联络的密码本。

到洛阳要坐“闯关车”。当时，陇海铁路从潼关到宝鸡的一段，有日本人隔河炮击，火车必须在夜间悄悄闯过去，所以叫“闯关车”。我因为没有去过洛阳，就请在天主教会活动的军统人员李敦宗同行。

洛阳是蒋军的重镇之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就设在这里。司令长官蒋鼎文总揽了华北的党、政、军大权。蒋鼎文跟我还有一层特别的关系：他是黄埔的老师，我是黄埔的学生。

到了洛阳，我在洛都饭店住下。第二天，带着戴笠的那封敞口信到长官部见蒋鼎文。

蒋鼎文看完信，把信递给我让我看，我犹犹豫豫接过信，我现在还记得信的内容：“铭公老师钧鉴：兹奉委座批示，派文强同学为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前往太行山展开敌后工作，并切实达成联络我敌后作战部队的任务，谨函介谒，请赐指导。俾有遵循。
”
蒋鼎文说：“雨农一个月前有电报给我，说你去太行山的任务重要，太行山遭大旱，日本人乘机扫荡，　根据近期战报，胡宗南的基本部队溃不成军，军长范汉杰落荒而逃，竟然不如孙殿英、庞炳勋杂牌部队经得起拖。但是庞炳勋刚愎自用，特别是孙殿英狡诈多变，内部暗藏有共产党八路军分子，已经被发现的都被禁锢或者被赶走。艾经武（黄埔第四期），是我让他接替俞庸任游击纵队司令，不想他也经不起扫荡，投降作了。真是太丢人了！山上如果不好好整顿一番，将来不是日本人的天下，就是共产党的天下。委员长要确保华北这一敌后惟一根据地的决策是英明的。”

蒋鼎文让机要秘书周心万介绍我跟参谋长董英斌、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荫梧和冀察鲁豫四省的高级官员联系。

８月底，我正准备进入太行山区，忽然接到戴笠的电报，要我参加会审军统负责人赵理君活埋豫东专区专员韦名芳以及洛阳复旦中学教职员五人的案子。我为此在洛阳又耽搁了两个多月。

１１月初，戴笠到西安主持缉私干部训练班的毕业仪式，我就又到西安向戴笠汇报了赵理君活埋人一案的调查结果，并汇报了北渡前的准备工作。直到１２月初，蒋鼎文派二十七军补充团长饶石夫部队掩护我，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渡过黄河，通过日本人的三道封锁线，进入了太行山区。
　　自重庆辗转入太行山之行，竟然历时１０个月。

１９４２年的太行山，蒋军根据地遭到日本人的夏季扫荡，虽然经过半年的整顿，仍然异常混乱。

　　胡宗南把中央军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调回西安，派刘进接任正军长，李蓬仙接任副军长，另调胡长青的第四十五师和陈孝强的预备第八师入山。

我进山后先到二十七军根据地陵川，在军统局派驻太岳区的晋东南站站长乔家才的陪同下，与刘进见了面。

刘进很客气：“你是老大哥，黄埔第四期的。”

　　我从刘进的口中得知山上的情况确实很复杂。

　　蒋军对待八路军是如临大敌，划地为界，严密封锁；

　　庞炳勋、孙殿英这两支杂牌仇视中央嫡系部队刘进的二十七军；同在山上，几乎不相往来；

　　胡长青和陈孝强的眼中只有胡宗南而没有刘进。

　　刘进捶胸顿足，大发牢骚说胡宗南把他推到烂刺堆里。

　　他可能想到我一定会向重庆汇报，又言不由衷地说了些效忠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类的话。

刘进与我约好密码，以便随时联系。我怕军用电台万一有失，又与乔家才约好密码，如果一部电台出了问题，还有一部电台可以联络。我在陵川住了三四天后，前往孙殿英的驻扎地林县临淇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