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学作品里的情欲世界>>

(ZT)
一切经典文学作品里最出色的部分也许就是细写美人们的欲望，这欲望是那样透露了勃勃的生机，可是外界或内部却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力量压迫它，让它得不到通畅的落实，由此引发出许多的叛逆、挣扎、反抗和觉悟。

　　北京大学翻译《百年孤独》的教授赵德明先生授课时，曾问学生们有没有看过性心理学，一屋子的人笑而不答。结果他也笑了，对大家说：你们不要觉得好笑，这种事成年人每天都做，不看怎能了解自己、了解别人、讲究卫生、写好文章呢？

　　的确不假。人类历史虽说漫长，小说的历史也已不短，但我们的情欲世界却一直淹没在人物的背后，仅仅在最近几个世纪文学作品才敢于直面它纷乱的光影。如果不去过分计较，只对它笼统作一下比较的话，那么西方文艺家对它细部上的观察、了解先于中国，这得益于他们理性分析技能的发达，至于总体性的感悟把握，传统之中国却不弱于旁人，她对它有一套完整而成熟的说法和设计，它们是独特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包含的智慧则有待今人重新诠释与理解。

　　其智慧核心就是，情欲像饮食一样，再自然不过，没什么神秘，越过它，人们倒是看重了处于其上的情或爱。后来，从宋朝以后，它被描述为丑恶的东西，属于应该祛除的东西，之所以不加阉割，只因为人需要靠它传种接代。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从文艺思想的角度看，情欲与文艺家几乎是无缘的，他们是平行的两条线，其间没有交点、叉线，中国传统文艺乃以清虚、含蓄、怨刺为最高境界，从而乏有激越、旷野、嘹亮的作品。

　　单论文学，它的源头为《诗经》、《楚辞》，二者对人性的发现都只限于美好的情思上。在那里，美人们若隐若现，可望不可及，勾起我们无穷的遐想与怀念；其间既有美感，又有怅恨，所以我们深情婉转、凄迷哀感，内里搀不进“欲”的成分。

　　曹植的《洛神赋》第一次正面描写了美人的风姿，可终因人神相隔，只能“浮长川而忘返，思绵绵而增慕”！其价值在于它承继屈原、宋玉之风流，而开启后来——这位丽人形象是高度抽象的，不具个性色彩，因此在《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出现以前，它就成为许多美人形象的模子和影子。而只有深入美人的内部，还她以个性，那个形象方能撑开，具备真实的欲望——优秀的作家所着力描写的，也便是这些欲望以及欲望背后的动机、冲突等等。

　　一切经典文学作品里最出色的部分也许就是细写美人们的欲望，这欲望是那样透露了勃勃的生机，可是外界或内部却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力量压迫它，让它得不到通畅的落实，由此引发出许多的叛逆、挣扎、反抗和觉悟。

　　《西厢》能够卓然标立，在于它所写的正是偷情，并把这偷情当了春心萌动时的处子们合理、正常的情欲需要。这样的思想在当时可算大逆不道，而且男女之身份悬殊判若霄壤，作家却以平等的眼光欣赏他们的爱情。

　　《西厢》偷情的那段文字殊为精致而大胆。请看：“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但蘸着丝儿麻上来，鱼水得和谐，嫩蕊娇香蝶恣采。半推半就，又惊又爱，檀口吻香腮”“春意透酥胸，春色横眉黛，贱却人间玉帛。杏脸桃腮，乘着月色，娇滴滴越显得可爱”。

　　同样是“偷情”，小说中写来就要细腻许多。西门庆与潘金莲第一次时的云雨之事就比《西厢》详实。它主要写的是女方潘金莲的外在特征：“罗袜高挑，肩膀上露一弯新月；金钗倒溜，枕头边堆一朵乌云。誓海盟山，搏弄得千般旖旎；羞云怯雨，揉搓的万种妖娆。恰恰莺声，不离耳畔；津津甜唾，笑吐舌尖。杨柳腰脉脉春浓，樱桃口呀呀气喘。星眼朦胧，细细汗流香玉颗；酥胸荡漾，涓涓露滴牡丹心”（《水浒传》24回。又可参见《金瓶梅》4回）。

　　仔细看一看，我们会发现这两段描述其实是大同小异的。想想也是，如果我们只关注外在的动作、行为本身，那么从古而今这事儿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在情欲层次上人性也是共通的，即使有差别也没有太大分别。决定人物命运的不在这些，而在情欲背后的那些动机以及由动机带来、引发的后果。

　　西门庆的动机不纯，含有罪恶的成分；潘金莲受他诱引，不自觉地陷进去；本来这对她不合情理的不幸婚姻是一种最彻底的反抗，值得我们同情与谅解，但是她为了使偷情合法化，后来参与谋杀亲夫，这才走上犯罪之道，可谓所托非人！

　　他们代表了一对极端——作家把情欲当成丑恶之物，当它是犯罪的药引子，尤其是《金瓶梅》，它干脆就把对所有美人的喜爱与忘情当成罪过，其经典的叙述语言就是“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1回）

　　西门庆的纵欲无度诚然能耗干他的精力，他对女人也是无情的，他的癖性就是什么美女子他都想霸过来。但是霸占别人是有条件的，没有他那种条件的人根本无望。何况，我们这个社会的流氓毕竟是少数，有他那种条件的也不一定就会像他那样，因此，该小说想通过这样一位特殊人物的故事去教人戒色是行不通的，我们姑妄听之。

　　《红楼梦》的主题之一也是教人“自色悟空”，但它的男主人公贾宝玉身上没有露骨的情欲冲突，仅有的一次是他大梦醒来后觉得好奇，就与袭人偷了一把，但作者一笔带过，未作停留。其它地方也都极力隐藏，只可意会。从中不难看出曹雪芹对于人性中正当的情欲表现没有直接去面对，或者说他是有意回避的，潜意识中把它当成了丑事，觉得应予超越，当它为“空”的，一首“好了歌”就足以说明问题。所以，一部《红楼梦》虽然“大旨谈情”，但是贾宝玉所爱的却只能是那些清纯、娇美的“女儿”，既不是所有的女儿，更不是所谓的“女人”。在他眼里，惟有前者是好的，后两者却个个不好，这样才有了他如下一段惊世骇俗的高论：“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2回）“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进而，凡出嫁后做了“女人”的都是坏东西（77回）。

　　另一方面，贾宝玉去袭人家看她时，房中有三五个女孩子，他留心不忘的却只是那个穿红衣服的，因为只有她“实在好得很”，其余的长相一般，没能惹他种下情根、情种。而宝钗让他留心进取、功名，他就觉得“好好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36回）。上述这些人在贾宝玉那里都不是好的，这就有点古怪。毕竟他深深爱着的贾老太虽然年龄大了，老伴儿死了，没有性生活了，可她是过来人，也在已经出嫁之列。何况还有他母亲、王熙凤等人呢？

　　林黛玉是脱俗清纯的，他才觉得她好，视她为知己。但他对她只有情爱，敬慕她，当她是女神，不对她产生情欲，只进行“意淫”！

　　上述发生了情欲的故事中，男女双方的关系却不是平等的，在那里女人是花，供男人去摘去采。

　　男人凭什么占有女人呢？不外有三：一者凭才情，次者凭财势，末者仗权力。

　　在我们的历史上，官越大糟蹋美人越是应该的；最高的权力者无疑是皇帝。所以皇帝糟蹋美人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最残忍的糟蹋莫过于这样：炀帝杨广用专供之小车幸童女，小车上有暗机，可以缚其手足。因为所缚童女一点也不能动，所以行幸时可以毫不费力。他就把车子命名为任意车。炀帝得到此车后快不可言，就把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月宾哄上了车，谎称要陪她去各处游玩。月宾不知是计，方才上去早有许多金钩玉轴将她的手足紧紧拦住，炀帝看着大笑道：“有趣，有趣。今日不怕你走上天矣。”随将手来解她的衣服。月宾先犹不知，见炀帝来解衣，忙伸手去搪，却哪里动得一毫？这才心慌起来。炀帝见她这样更觉欢畅，哪里顾得她死活，便解了衣服恣意去寻花觅蕊，痛得月宾骄喘不递，浑身香汗沾沾……此刻她“含颦带笑，一段楚痛光景，就像梨花伤雨，软软温温，比昨夜更觉十分可人”。

　　更残忍的还不是这个，而在于这个孩子被蹂躏一两个时辰后的表现——“月宾抽出手来，便不管一二，竟连身子倒入炀帝怀里说道：'万岁也太狠心，便不顾人死活。'”

　　她在经历了如此的折磨以后居然还能调情与卖乖，这确实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文字！有了这点乖巧，炀帝才会抱住她笑道：“顾了你的死活，朕的死活却叫谁顾？”说完这些话，二人偎依了一会，方走下车儿，依旧同到绣闼中去玩耍。（《隋炀帝艳史》31回）

　　在一切极权社会里，大大小小女子们的命运大概也只能如此吧？

　　女人的情欲觉醒，从完全被动变作主动，并在文学作品里得以张扬则已是晚近之事。现当代文学中对其感悟最到位的，我认为是深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劳伦斯）影响的《红牡丹》（林语堂）。

　　牡丹不过22岁就守了寡，她受不住，情欲强旺，对礼俗不屑一顾，精神上是完全自由开放的；在回家的远途中，不意邂逅自己的堂兄孟嘉，爱上了他，就毅然与他结合，可她心中对其初恋情郎也不乏温存，一直藕断丝连；那位堂兄出身翰林，仍旧单身，年龄已不小，后来她才觉到了这一点，感觉他做爱时的力道不够，因此她需要再找一个像自己一样的青春肉体，于是按捺不住的她走上大街找寻了起来。与女主人公大胆追求情欲满足相互一致的是林语堂之对情欲过程深入、细微的描写，在这里，他早已不遵守传统中国人的含蓄方式了，也不满足于以“花心”“露滴牡丹开”“嫩蕊”“酥胸”等朦胧、艳丽的语词来平面化地处理，只写外部特征，而是将它赤裸裸地撕开来写、撕开去写：

　　“两人仿佛忽然沉陷入远古洪荒的时代，不可知的原始天地，只有粘液，变形虫，有刺的软软的水母，吸嘬的海葵。只有肉的感觉，别的一无所有了。他们仿佛在全宇宙的黑暗里，在难以忍受的痛苦和喜悦里死过去……牡丹的手正在堂兄身上，以无限的甜蜜温软的情爱在移动、寻求、探索、捏搓、紧压、抚摩。……孟嘉所感觉的，在一次满足之后，并不是一种解决，也不是肉体压力的解除和摆脱，而是在亲昵的了解她的肉体之后，而对她的心灵有了新的认识，同时对人生有了一种新的力量，新的目的，因为他们的结合不只是肉欲的满足，而且是天生来的两个心灵全部的融洽结合。这一夜使他对爱有了一个新的体验，是他前所未知，以前认为断然不可能的；并且由于牡丹给予他的光与力，已经深入他的身心的光与力，更加大了他人性的深度。”（8章）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文字背后的东西，这就是人性的真正扩展和完善，也许都得归功于异性的滋补——异性间灵肉的完美结合能够成就其事，有了这样的结合，孟嘉对于牡丹的爱才能随之增进。

　　我之所以说《红牡丹》写得最到位，是因为林语堂本人环境、条件的得天独厚，他作品的手法和精神肌理中已经融会了中、西方成分，他对情欲有自身系统而别致的看法，因此，支撑他作品的东西不仅是他丰富的生活经验与智慧，娴熟的技巧，可贵的想象力，还有敏锐的思想和深厚而兼容中西的文化底蕴。当代作品中却很难见到如此充满思想光芒的人性意识与觉悟，他们没有先辈们的环境、条件，只好在大师们到达的光辉起点上倒退，退回单纯的描写——就事写事式的平面性描写了。

　　在我看来，西人文学作品中比我们多出的东西，我认为主要是作品背后作家们的“思想”——他们对情欲及其心理动机的认识、理解比我们早了一百多年，而伟大的作家对情欲又无不有自己全面与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巴尔扎克写过《婚姻生理学》，司汤达写过《爱情论》，其后的大师们又深受他们以及弗洛伊德、霭理士等人的精神分析和性心理学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们的准备不多，向来也不重视，笔底枯干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