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美国后的第一个早上醒来被告知，明天下午才有到匹兹堡的飞机。这天无事，就在纽约市区闲逛。现在想想那时一定很好笑，领事馆在四十二街，不是什么好地方，而我穿着教育部帮着做的西服，好象还是尼子面料，也不买东西。经过一家咖啡馆时，几个可能是墨西哥人的青年男女，不知说什么，其中一男的又比又划地对我喊到：你能不能给这位小姐买杯咖啡(Can you buy a coffee for this lady)？我基本听懂了，但不知怎么办，想想后没理他，有点尴尬地走了。
那时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干什么事都听使馆的。第二天，上车去飞机场前，我见负责的人不跟我们一起走，就问他：司机知道去Us Air怎么走吗？他用训斥的口气说道，你以为司机是吃干饭的吗？！一下子我眼泪都差点掉出来了，一直我都对这事耿耿于怀。后来司机还真忘记停车了，把我停在另一航空公司门口，他告诉我怎么走后，连着说了几个对不起，接着送其它人。我拉着行李，一边小跑一边问，勉强跑到，差点就误了飞机。
那时的中国留学生很少，最先遇上的男生有梁和白两位，是他们帮我找的房。条件自然是很差的，还记得梁对我说，他刚到时，一进门就想哭。这世界有时很小，最先遇上的女生原来是在广洲外语学院和我一起培训过的。不仅如此，因为她个子小，在"广外"我还帮她拎过热水。有了这样三位朋友，心里踏实了一点。
数学和统计系有几位访问学者，都很热心。星期五，也是十月一日，去系里见了我的导师P.R. Krishnaia教授，也是印度人，算是报道了。虽然我九月一天都没上班，十月底，系里给了我两个月的工资，拿到了一千多美元。记得第一次收到家里的信，他们就说那么多钱，怎么用得完？换成人民币，差不多能有他们那时一生的工资加起来那么多！
后来应外国学生办事处的邀请，我也去了不少当地的中学给他们讲中国，我告诉他们，我在中国当工人时，开始的工资是每月二十人民币，半年后从熟练工转成技术工，工资四十。他们也很惊奇：觉得这么点钱怎么活？我那时在武汉军区后勤部物资供应站工作，一听就是好单位。住站里的单身宿舍，穿发的工作服，看病不要钱。工资除了买点肥皂，牙膏外，基本都买了饭票。但吃菜约四分钱，豆腐八分钱，肉可能要两角多是不能常吃的奢侈品。第一次工资的四分之一买了一个盾牌的乒乓球拍，年底凭票六十元买了一块钻石牌上海手表。玩的就更好了，下班后有乒乓球，篮球，也可打牌下棋，站里还常有电影，当然放什么你看什么。每周末有班车送回家，过年站里还分鱼分水果加餐等，是不是活得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