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掠夺性外交的大暴露(《中俄密约》研究之二)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沙俄政府向西伯利亚大举扩张、公开在中国境内修筑支线铁路的大好时机。而1894年初朝鲜东学道起义则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先导。
19世纪70年代以后，朝鲜逐渐沦为日本、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其中，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掠夺尤甚。它通过朝日《江华条约》大肆向朝鲜倾销商品，掠夺粮食原料，垄断朝鲜的交通运输业，控制朝鲜的对外贸易。日本还强迫朝鲜向其支付巨额赔款。这一切无疑地增加了朝鲜农民的负担。
1893年，朝鲜发生了大灾荒，饥民食不果腹，骨瘦如柴，遍地流民。而王室、官吏不但不予抚恤，反而继续勒索敲诈。全罗道古阜郡赵秉甲借机巧立名目，增加水税，中饱私囊，农民苦不堪言，又诉苦无门，忍无可忍，于是在秘密团体“东学道”的组织下，于1894年4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集团的斗争。起义者一路上势如破竹，连克古阜郡和全罗道首府全州，京城为之震动。惊慌失措而又无力镇压起义的朝鲜统治者急忙向清廷求援，清廷答允，并在日本再三敦请下，于6月6日在汉城西南150余里的牙山登陆。清廷的这一举动，正中了日本政府的奸计，使其对外扩张、侵略的野心得逞。
如所周知，1864年的日本明治维新为其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此后，日本为资本原始积累和开辟市场，而大肆向外侵略、扩张，叫嚷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制定了“大陆政策”，首先侵占朝鲜，进而征服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朝日《江华条约》的签定，实际上是日本政府实施“大陆政策”的第一步，远远不能满足日本的侵略胃口。它还时刻在窥测方向，寻找机会。朝鲜东学道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日本政界一片欢声雷动，认为这正是日本继续实施大陆政策的千载难逢的良机，日本有的报纸还赤膊上阵，大喊大叫，拼命鼓吹说，政府如能迅速出兵朝鲜，“宣扬国威此其时，百年大计在一战。”
日本政策在得知清廷应邀出兵朝鲜的消息后，立即一而再、再而三地派外交官员敦请清廷迅速出兵，并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口吻说，日本此举“别无他意”，如将来也出兵的话“不过借保护本国使馆为名，调兵百余人来汉城而已”，决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清廷未能周密考虑，贸然出兵，正中日本侵略者下怀，不仅为中国人民造了苦难，而且为沙俄等西方资本主义扩大对华侵略创造了良机。真是俗语说得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6月初，在天皇的“御准”之下，日本政府即大举调兵谴将，做好了出兵朝鲜的各种准备。6月7日，即清军出兵的第二天，日本政府宣布出兵朝鲜。9日，日本先遣部队在朝鲜仁川登陆，并强行闯入首都汉城。接着，又不顾朝鲜政府的抗议和清廷的交涉，继续增兵。至6月底，集中在仁川、汉城等地的日军已达7000—8000人，而牙山的清军尚不足3000人，一时间，朝鲜半岛烟云密布，战争迫在眉睫，但又敌众我寡，形势十分紧张。
面对日本日益嚣张的侵略气焰，把持朝政大权的慈禧太后（又称西太后），不仅不作积极备战，反而大肆操办自己的60寿辰庆典。[1]自1894年（光绪二十年）初，西太后就提取海军经费，大修颐和园。甲午战争[2]爆发后，她视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于不顾，指使清北洋大臣李鸿章从速了结此事，免得耽误做寿。而李鸿章更把北洋海军看作自己看守地盘的私人工具，不愿用其与日本硬拼，以免损害自己的实力。因此在日本政府磨刀霍霍的时候，李鸿章就积极秉承西太后的旨意，竭力争取“和平”的局面。于是，他指使总署（即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简称）电告欧美各国政府：“日先开衅”，“此事在我理直气壮”，又亲自自致信英领事：“言及应由英外部令水师提督带铁甲快船赴日责问，勒令撤兵。”为请英国出面调停，李鸿章又提出一份“中英同盟密约草稿”，图以出卖国家的利益来换取支持。由此可见，李鸿章所作的一切，一言以蔽之，就是寄希望于欧美列强，敦请他们出面干涉，促使日本政府尽快从朝鲜撤兵。
6月23日，日本军队在牙山海面击沉了一艘名为“高升”号的英国轮船。李鸿章以为这正是联英拒日的大好时机，指使总署与英国驻华大使欧格讷多次会谈，希望英国助自己一臂之力。但是，日本政府很快向英国赔礼道歉，英国政府不再纠缠。英使欧格讷在会谈中态度十分冷淡，除了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表示“我政府甚为不悦”外，就是斥责“有中日俄三国会议之说”，亦即中国联合俄国拒日。在总署再三询问之下，欧格讷表示：“本国政府大约另有办法。”什么办法呢？这就是英国大臣金伯雷表示的：英国不愿采取威胁手段迫使日本撤兵。至此，李鸿章方才感到：“英人意似簸弄生事，外和内谲，殊难信。”适时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表示愿助清廷。于是，李鸿章又转而求助于俄国。
早在1894年2月下旬，俄国驻东京公使希特罗渥就嗅到了朝鲜将发生“叛乱”的气味，并指出有几个日本人参与此事。他说：
我自私人方面秘密得来的消息，似乎有人在朝鲜准备一次严重的叛乱，……此次叛乱将于今夏爆发至此不过秋天；……有若干日本人参与并纵容此事，朝鲜谋叛者向这些日人声言，叛乱将对日本有利。
3月10日，俄国公使喀西尼紧急致电外交大臣吉尔斯，指出“弥漫朝鲜已相当时期的愤激情绪，正在日益扩大其范围”，急电还附了一份中国驻汉城商务代表袁世凯致直隶总督李鸿章一份秘密报告的译文[3]，希望俄国政府密切注视中日两国政府的态度。喀西尼在急电中一再强调说：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一件事实，即全朝鲜陷于沉重而日益增长的不安已有相当时日，这种不安极易转为公开暴动，从而必然引起中国或日本的干涉。
我们当然不能置身局外。我国驻远东外交代表与阿穆尔最高当局，对邻国局势的演变应较前更加注意，以免在形势转向对我们不利时感到手足无措。
5月20日，俄国驻汉城代表韦贝致电沙皇，要求派一艘战舰驻朝鲜海面，“以观局势发展，于事当有裨益”。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阅后，立即御批“转送海军代理大臣”。不久，他又亲自批准，派遣一艘炮舰，进至仁川，密切监视朝鲜局势的发展事态。
沙皇政府野心勃勃，但又诡计多端。侵占西伯利亚、吞并中国东北三省和灭亡中国，以及侵吞朝鲜，是沙皇俄国政府早就梦寐以求的事。此次东学道事件的发生，沙俄政府未必不想趁火打劫，但权衡再三，觉得时机未到，不敢贸然行事，于是来了个“贼人不露相”。6月初，俄国政府表示自己“不愿与闻”朝鲜内政，致“电驻日俄使调处”中日战事。实际上。这是一箭双雕之举：对清廷来说，俄国不仅没有干预其藩属之国朝鲜的内政，而且在清廷急需议和之机给了其一臂之力，使清廷产生了依赖俄国的思想；对俄国来说，俄国极不愿意日本在朝鲜扩张势力，此时“调处”中日战事，真乃牵制日本的大好时机。从事态的发展而言，俄国政府的这一招的确收到了效果。
6月20日，李鸿章在天津会见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告诉后者说：朝鲜“叛乱”虽已大致被平定，但中日两国军队“之在场使两国几乎无法避免武装冲突”。李鸿章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恳请喀西尼将中国“希望俄国出面调停此事”的请求转告沙俄政府，“以迫使日本立即与中国同时从朝鲜撤退军队”。为了坚定沙皇政府“调停”的信心，李鸿章又告诉喀西尼：“中国政府认为俄国于此事有直接利害关系，故俄国有出面调停的特殊权利。”说到这里，李鸿章又故意把话锋一转：
其实，英国已向我提议出面调停，但我认为宁可要求俄国调停此事。
6月22日，喀西尼把李鸿章的上述谈话电告了沙俄外交大臣吉尔斯，并谈了自己的意见：
我认为我国决不应错过目前中国要求我们担任调停者的机会，况且此事对于我们既无任何牺牲，又能大大增加我国在朝鲜以及整个远东的势力，并足以消除在朝鲜发生不可避免而对我方甚为不利的武装冲突之可能。
吉尔斯阅读此电文后，完全同意和支持喀西尼的意见，向沙皇建议：
我认为应速将喀西尼伯爵来电内容通知我国驻东京公使，并嘱其竭力劝告日本政府
就同时撤退军队一事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
沙皇政府经过认真研讨，认为俄国自应抓住当前的天赐良机，以调停中日关系为契机，扩大俄国在朝鲜、乃至远东的势力；但又认为以自己的国力和财力，目前与日本公开对抗是不适宜的；至于与清廷的关系，目前应使清廷加强对俄国的依赖关系，因而必须对其示以笼络[4]。
6月23日，俄国外交部电令驻日公使希特渥，嘱其劝告日本政府与中国同时从朝鲜撤军。这种没有任何实际措施为依托的、无关痛的劝言，却坚定了李鸿章紧密依靠俄国的信心。此后不管日本政府如何向朝鲜增兵，也不管其日益增强的歇斯底里式的战争叫嚣，李鸿章均一忍再忍，一再妥协退让，不作任何战争准备，从而更加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同时也为清廷在这场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埋下了可悲的种子。
沙俄政府蓄意插手朝鲜的意图，遭到了日本及其支持者英国的强烈反对。日本驻俄公使奉命通知俄国政府：
日本认为只有利用目前形势，保证朝政的独立及尽可能地谋取朝鲜的福利。但是，日本政府认为在未与中国商妥组织混合委员会来拟定必要的地方改革，或则此后中国不再干涉日本改进朝鲜王国国内情况的企图以前，不能由朝鲜撤兵。
与此同时，俄国驻日公使希特罗渥则谈到了英国的态度，即与日本“站在一起”。他在6月25日致俄外交大臣吉尔斯电中说：
关于李鸿章所言英国建议（即前述李鸿章对俄使喀西尼所说的“英国已向他提议出面调停”）一事，我有理由表示怀疑，英国显然正在等待时机，而一旦我国以任何方式表示援助中国时，英国很可能站在日本一边。
为此，希特罗渥建议“最好不立即明白地表示意见”，“应将我们的劝告以书面形式提出，抑或仅作口头建议”。6月29日，他与日本外务大臣作了长谈，提出了口头和书面建议，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于是他得出结论：“我深感以言语说服日人，实难见效”。
7月1日，喀西尼致电吉尔斯，告诉后者说：“英德两国正在竭力密谋反对俄国居中调停的权利。”喀西尼还说，李鸿章告诉他：“英国驻北京公使郑重警告中国政府，勿令我国（俄国）居中调停”。这使俄国在各列强中一时陷于孤立状态。
但是，李鸿章依然不死心，坚持认为俄国的调停是“避免战争的唯一途径”。为了报答俄国的“效劳”，李鸿章又当面告诉喀西尼说：
中国正式承认，俄国具有与中日两国共同解决朝鲜内部组织问题的权利。
而俄国又不愿放弃自己早已制定的国策，于是联合法、美二国，继续承认“调停”事宜。但也遭到日本“极其婉转但又坚决地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俄国虽然感到“朝鲜问题可以说是发生在我国门口，毗邻我国的滨海省，对我国有密切关系”，然而，俄国由于自己的羽翼尚未丰满，又受到英国的牵制，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得稍事收敛自己的行动。7月中旬，喀西尼在沙俄外交大臣的训令之下，约见李鸿章，向他明确宣布了“俄国政府对目前问题的看法”。概括而言，就是：俄国政府拒绝了李鸿章提出的“俄国积极干涉朝鲜纠纷的意见”，俄国“不愿干涉朝鲜内政”，“在解决朝鲜问题中拒绝担任重要角色”，请清廷另筹良策。俄国驻汉城代表更宣布：“友好的调停已告失败。”与此同时，英国驻京公使更向清总理衙门施加压力，要中国向日本让步，“任它自由处理朝鲜内政”。这样，李鸿章乞求沙俄等国出面“调停”的幻想自此终于破灭，他虽然认识到，“从现在起，……战争已在所难免”，但还是不作积极的准备。[5]而日本政府在英国的支持下，更加有恃无恐，趾高气扬，于7月底不宣而战，突然袭击牙山的清军。中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了。
甲午战争爆发后，英国首先发表声明，宣布“中立”，并以私函形式通知了俄国外交大臣。沙俄外交大臣依据“帝国政府所遵循的目标”：
不为远东敌对双方任何一国的一面之辞所乘，也不被他们牵累而对此局势有所偏袒的看法。
在致俄国阿穆尔区总督杜霍夫斯科依电中明确表示：
帝国政府认为对朝鲜纠纷引起的中日战事没有特别发表中立声明的必要，但帝国政府也不想干预此战争。
这等于明确表示了“不干涉”的方针。但是，沙俄帝国主义的所谓“不干涉”，并不是真不介入中日战事，而是从中窥测方向，选择有利时机，为自己谋取最大限度的侵略利益。正如与沙俄政府经常打交道、对沙俄侵略本性有深刻认识的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所说：
当时俄国对中日两国的真正企图，如果不能兼获鹬蚌之利，也必须尝到熊掌或鲜鱼的一项美味，只是等待时机而已。
事实正是这样。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沙俄对日本的侵略意图颇有狐疑，派驻日公使责问日本政府：“日兵不问（朝鲜）乱事，只图侵王京（汉城）是何意？”但当日本表白绝对尊重俄国在朝鲜的利益时，俄国立即复照表示“满意”和理解，暗中支持日本的侵略行为。对此，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认为，中日战争是把日本作为工具的俄国政府挑拨起来的。”中日战争爆发后，沙俄政府又通过其驻日公使向日本政府表示，希望两国彼此交换意见，并携手合作，以防英国等列强从中干涉。沙俄还以所谓的俄国拒绝了李鸿章要其直接干预朝鲜事务的请求一事，向日本政府暗送秋波，同时再次要求日本政府切实尊重俄国在远东的利益。以上种种事实，充分暴露了沙皇俄国帝国主义企图牺牲中国的利益以拉拢日本、鼓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外交意向。
然而，也必须看到，沙俄政府对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又廑记在心。沙皇俄国君臣注意到了下述事实：
朝鲜问题可以说是发生在我国门口，毗邻我国的滨海省，对我国有密切关系。
我国为朝鲜的邻邦，我国在朝鲜的利益实在重大，所以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事件不能不保留绝对的行动自由。
因此，外交大臣吉尔斯奉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敕令，于8月9日召集了由财政大臣维特及陆军大臣等人参加的特别会议。特别会议接受了维特等人的提议，得出了五点结论，其中最重要的是：暂时不必参加中日“纠纷”；继续促使中日两国政府注意尊重俄国利益；注意中日战争的结果“应是保持在朝鲜的‘现状’”[6]；遇有“意外情况时增兵朝鲜边境”。会议结果在报经亚历山大审阅时，他特别强调中日战争的结局应是维持朝鲜的“现状”，否则俄国的利益就会受到严重损害。
因此，沙俄君臣几乎一致认为，日本一旦占领朝鲜，不仅与俄国成为邻国，构成潜在的威胁势力，而且俄国在远东的唯一出海口——朝鲜海峡落入日本人之手，而失去了出海航行的自由权。所以，自8月中旬以后，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多次对李鸿章表示，俄国对日本的侵略行动不能置若罔闻，已和英、法等国取得一致，“要为达到缔结和约而继续努力”，同时要李鸿章密切注意和维护俄国在朝鲜和远东的利益。这无疑于给正处于绝望之中的李鸿章打了一针强心剂，使他再次产生倚赖沙俄帝国主义出面调停的幻想。
就在沙俄给李鸿章吃定心丸的同时，沙俄外交大臣吉尔斯奉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敕令，又于8月21日召开了由财政大臣维特及陆军大臣、海军代理大臣等人参加的第一次特别会议，研究和制定俄国对朝鲜问题的“行动方式”。
吉尔斯在会议开始时就指出：“由于中日两国间业已发生战争，目下我们究竟应采何种行动方式？假如交战国之一方成为战胜国，而想破坏朝鲜领土的不可侵犯性时，我们又将采取何种决定？”他还向沙俄的决策者们通报了俄国为“尽一切力量去阻止中日间可能发生的战争”而作的国际努力，即先后和英、法、德、意和美国商谈和交换意见。英国认为，由于日本拒绝从朝鲜撤军，最好建议由中日两国共同占领朝鲜，日军撤至朝鲜南方，清军则要撤至北方。法、德、意等国支持英国的意见，而美国则希望“给北京及东京方面以温和的劝告”。吉尔斯希望俄国政府“应当努力与英国及其他有关政府共同促使”中日两国停止军事行动，并通过外交方式达成和平协议，但协议的基础必须是在朝鲜保持“现状”。这就是说，不能让日本独吞朝鲜，否则“我国（俄国）西伯利亚东部海港通大洋唯一出路的朝鲜海峡，将落在日本手中，如此我们将很难保持航行日本海面的自由。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更公开地叫嚷：
朝鲜“现状”的维持，应是我们今日远东政策的主要目标。日人占领朝鲜对我们最为不利。
外交大臣和陆军大臣的意见，获得了财政大臣维特和其他与会者的一致赞成。这次特别会议得出了五点结论，其中最重要的是：俄国的现实利益不允许政府积极干涉中日战争，要努力以外交方式解决朝鲜问题；继续促使中日两国政府注意尊重俄国利益；注意中日战争的结果“应是保持在朝鲜的‘现状’”；今后一旦遇有“意外情况时增兵朝鲜边境”。会议结论在呈请亚历山大三世裁夺时，他御批道：“同意会议的结论。”并特别强调中日战争的结局必须是维持朝鲜的现状。在亚历山大三世等人的眼里，朝鲜本身是“不足道”，将其作为牺牲品也不足可惜，但绝对不能让朝鲜成为敌视俄国的工具。为自己一个国家的私利，不惜把别的国家和民族作为祭祀品，沙俄真不愧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帝国主义。
9月下旬，沙俄驻天津领事会晤了李鸿章，对他说：
喀使（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三四日内来津，奉国命在津过冬，会商一切。俄廷初意不改，不愿倭得韩地。
数日后，来天津“过冬”的喀西尼奉沙俄政府之命，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以外交方式解决朝鲜事件，中日战争后，应保持朝鲜的“现状”；如有必要，俄国将向俄朝边境派兵，帮助维持那里的“秩序”。西太后闻听此信息，大喜过望，立即召见户部尚书、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命他马上去天津与李鸿章商谈此事。翁同龢是个主战派，对西太后、李鸿章一味妥协政策心存不满，但又无力左右清廷政局。如今接到西太后的命令，表示不愿去充当议和的说客。西太后对此大为光火，但又自知理亏，不好发作，于是把怒气撒到了李鸿章身上。她严令翁同龢说：
你可责问李鸿章，清军屡战屡败，他将负什么责任？他准备采取何种办法结束这场战争？
翁同龢被逼无奈，只得硬着头皮去了天津。见到李鸿章后，将西太后怒责其贻误军机事述说一遍。只见李鸿章长时间地注目着翁同龢，甩出几句：
你是户部尚书，知我平时一开口索要军费即受到斥责，此时却来责问我。谁不知道，缺饷、缺经费的清军水师怎能抵挡住日军的进攻呢？
翁同龢质问他说：
身为大臣，就该忠于职守！那你为什么不向朝廷索要军费呢？
李鸿章听罢此言，不觉火从心起，不紧不慢地反问翁同龢：
平时朝廷上下总是怀疑我飞扬跋扈，只顾扩大自己的势力；有些大臣又不断弹劾我营私舞弊，我若再喋喋不休地索要军费，那今天还有我的立足之地吗？
翁同龢沉默了一会儿，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赶紧转换话题，问他：
东北乃系祖宗发祥之地，万一被日本占据，那该怎么办？
李鸿章见时机已到，胸有成竹地合盘托出了自己的如意算盘：
既意经费拮据，军队腐朽而不能打仗，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路：议和！要议和，只有联俄。
看！李鸿章在这里居然以一个沙俄帝国主义政府代理人的身分，要求清廷迅速派一个使臣访俄，以固邦交。他还声言，如果能够这样做，俄国既会出面调停，而又一定不会占领中国东北三省。
就这样，清朝最高统治集团，从西太后到李鸿章，在避战乞和方面步伐完全一致起来了。李鸿章也的的确确不愧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名副其实的“议和状元”。
然而，日本侵略军在战场上依然气势汹汹地向其节节进攻。到1894年底、1895年初，短短的几个月中，不仅占领了朝鲜全境，而且侵入到中国东北，夺取了李鸿章经营十余年的大连湾和旅顺军港，同时又在山东威海卫将李鸿章苦心经营16年的北海舰队围困港中，使之成为瓮中之鳖。中日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从根本上打乱了沙俄政府原来的战略意图，使其从速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向远东尤其是中国和朝鲜扩张的目标和野心，一齐落了空。
为了应付摆在目前的不利形势，沙俄政府的决策层根据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敕令，于1895年2月1日召开了有关中日战争的第二次特别会议，着重讨论为“保护”俄国在远东的利益而应采取的措施。
特别会议由沙俄皇室成员、海军上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主持。他在会议一开始时就指出，自去年8月21日的特别会议以后，远东中日战场业已发生了急剧变化，而日军节节的军事胜利，令人十分担心“上次会议中根本不能预见到的中日冲突的那些后果”。他要求出席会议的决策人物，讨论一下俄国在目前形势下应采取哪些措施，同时还要审查一个问题，即俄国在朝鲜问题上是与其他列强共同行动，抑或单独行动。
在会议上，沙俄决策者们为“保护”国家利益，个个使出了浑身解数，献计献策：第一，关于如何“保护”俄国的利益。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认为，为保卫俄国在远东的利益及获得在朝鲜海峡自由航行的保证，俄国应迅即占领朝鲜半岛南端的巨济岛，并在岛上建立“居留地”，“一如香港之为英国的军事基础一般”。侍从武官长万诺夫斯基对此表示赞同，不过他认为“现在还不必出此一着”，因为目下还未到“紧急关头”，“日本政府似还尊重我国的利益”。外交临时代理大臣基斯敬也认为，目下形势使“我们不必占领巨济岛或其他任何地区，因为这样可以显出我们对太平洋沿岸并无任何侵略目的，由此可与日本及其他有关国家保持以前的友好关系”。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认为，占领巨济岛对俄国是有益的，但保持它就需要相当的海陆军力量。海军代理大臣契哈乞夫认为，为不引起日本方面的抗议，“最好是占领满洲的一部分”。而陆军大臣则认为，俄国应当考虑到在西伯利亚铁路未完成以前，“占领满洲的一部分是有困难的”。参谋总部大臣奥布鲁乞夫也认为，目前尚不必作任何有关“占领”的企图，必须努力保持朝鲜的独立。财政大臣维特提出：“在中日战争中，我们应依旧暂时采取不干涉政策，但同时我们应准备应付任何事变，我们应增强我们在太平洋上的海军。”这一提议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为此，维特还进一步表示，关于增加海军舰队的特别费用，“财政部在拨款方面并无困难，其数目可由海军部和财政部协议”。
第二，关于联合其他列强共同行动问题。
维特认为，英国在远东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因此它较俄国更愿意中日间建立和平。亚洲司司长克卜尼斯特在发言中支持维特的意见，认为这是英俄两国共同行动的基础；俄国应利用目前时机，“现在就和伦敦内阁达成协议”，只有这样才能“稍微防止中日冲突的恶果，俾便获得西伯利亚铁路建筑完成的必要时间，到那时我们才能全副武装我们的物质力量，并能在太平洋问题上占有适当的位置”。奥布鲁乞夫更进一步指出，在朝鲜问题上，俄国不仅应与英国共同行动，而且还应与法国、乃至其他列强共同行动。会议主席亚历山德罗维奇则提出，在朝鲜问题上，外交部如有可能就应与英国达成协议；如不能与英国达成协议，有关“以后的行动方式可以再召集会议讨论”。他也强调：“为了和平以及使日本更注意俄国的声明起见，增强武力是有用的。”
经过紧张的讨论和反复权衡利弊，特别会议最后确定了沙俄政府所应采取的方针，这就是：第一，增强俄国在太平洋的舰队实力，使之强于日本；第二，谋求同欧洲列强、主要是法国达成协议，一旦日本政府在与中国缔结和约时所提出的要求，侵犯了俄国的重要利益，则应对日本施以共同压力。
2月8日，沙俄政府开始与英、法、德国商议“联合调停”的问题。
早在1894年底，清廷鉴于日军来势汹猛、清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向日本提出停战媾 和的要求，次年一月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等为谈判代表，抵达日本广岛。但日本政府以张荫桓等人地位、声望、权力均不及李鸿章为由，将其逐出广岛，并声言时机未成决不透漏媾和的条件（实际上日本初定的媾和条件相当严苛，如夺取辽东半岛、台湾、澎湖，索赔10亿两白银等），“使第三国在事前绝无插足的余地”。这使英、俄、法、德等国十分惶惑：“若言让土地，或南或北，英、法、俄如何处？”因此于2月8日英、法、俄、德四国决定“联合调停”中日战事，并决定，如日本提出的议和条款不涉及渤海湾及中国东北地区、保证朝鲜的“独立”，则诸列强一齐对中国施加压力，强迫其接受日本的媾和条款。与此同时，沙俄政府又威逼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要清廷迅速与日本讲和（实际上借此探听日本提出的媾和条件），并声言俄国不能迫令日本停战，从而堵死了清廷依赖俄国结束战争的道路。14日，沙俄驻日公使希特罗渥奉命与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举行密谈，告诉他说：
俄国皇帝闻中日两国将要召开媾和谈判，甚为欣喜，俄国切望早日解决中日战争。
希特罗渥还提出，如果日本在不妨碍朝鲜独立的前提下提出割地，俄国不会从中作梗。他还以一个教唆犯的口吻告诉陆奥宗光说：
日本要求割让台湾，俄国对此毫无疑义。
2月底，俄德两国政府更达成了协议：
日本如接受俄国的朝鲜完全独立的要求，则交换条件是俄国保证在和谈中支持日本取得赔款、领土割让及重新调整中日间商务关系。
此后，俄国政府还多次告诫日本政府，日本若割取中国大陆土地，欧洲各国均会提出异义，这对日本来说决非上策。
沙俄政府的拙劣表演，充分表明它只希望用牺牲中国领土台湾的办法，谋求与日本达成某种秘密交易；但俄国决不允许日本侵犯其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否则就会招致欧洲各国的非议。这就为后来的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埋下了重重的一笔。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上旬，日本占领了整个辽东半岛，清廷被迫派遣朝廷重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到日本马关与日本政府谈判议和。
日本侵略军占据辽东半岛，对沙俄政府在远东的侵略计划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这使沙俄政府认识到，自己千方百计想把祸水引向台湾（即此前的鼓动日本霸占台湾）的阴谋破了产，如今日本已成为俄国争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霸权的头号劲敌，于是急急忙忙地收起“不干涉”政策，而积极行动起来。在海上，沙皇政府迅速向远东调派了20余艘军舰，在渤海湾一带游弋；在陆地，沙俄政府在中国北部边境集结重兵，并将符托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驻军移驻吉林，以防中日战事北移触及俄国某些领土和利益。在外交上，沙皇政府得知李鸿章赴日谈判的消息后，正如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所说：此时俄国虽与其他列强同处旁观的地位，“然彼常锐敏其眼光，注意中日战争之进行，苟发现谋自己利益之机会，决不懈怠”。果然，俄国在私下里与英、法等国紧急磋商对策。在割地问题上，俄国一方面通过沙俄公使告诉李鸿章，中国政府如不向日本割地则不能“结局”；同时又令清驻沙俄公使许景澄转告李鸿章：到日本谈判，不要轻易“允地”，可以拒绝，使谈判暂时停顿，这是一种国际“惯例”。沙俄的这种态度看似矛盾，实际上说穿了一点也不矛盾。在沙俄政府眼里，中国必须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但决不能允许日本吞并辽东半岛——此为俄国人的囊中物。
4月1日，沙俄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真的发生了。这一天，日本政府在向中国提出的议和条件11款中，就包括辽东半岛。这就进一步触怒了沙俄君臣。新任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于4月6日两次上奏沙皇，对日本要吞并朝鲜表示愤怒：
日本所提和约条件中最引人注意的，无疑是他们完全占领旅顺口所在地的半岛；此种占领会经常威胁北京，甚至威胁要宣布独立的朝鲜；同时由我国利益来看，此种占领是最不惬意的事实。
他在奏折中，一方面依然忧虑地说，由于英、法、德三国对日本的态度不明朗，而俄国势单力薄，“目下并无其他办法，只能非常友谊地对日本政府指出，旅顺口之占领将永远阻碍日本恢复对中国的良好关系及成为破坏东方和平的借口”。他认为这一点也应成为其他列强“亦有同样的顾虑”。另一方面，罗拨诺夫却趁火打劫，对中国露出了狰狞的刽子手面目。他在上沙俄的奏折中继续说道：
如果我们满足了我们在远东的现状，而仅限于巩固自己的地位，当然没有比中国更好的盟国了。……可是，如果我们被迫用进攻行动来满足我们在远东的迫切需要，则情况会大大改变。我们的目的可能双重的：我们要在太平洋上获得一个不冻港，为便利西伯利亚铁道的建筑起见，我们必需兼并满洲的若干部分。
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文中“我们的目的可能是双重的”一句后批了个“即”字。这表明沙皇君臣想在中日战争中，利用中国在战场上的失败趁火打劫，兼并中国东北。
对日本提出的媾和条件，沙皇君臣中反对最力的当属财政大臣维特了。
维特认为，中日条约对俄国十分不利。因为日本在中国大陆取得了辽东半岛，“就挨近我们了”。也就是说，俄国的沿海地区和边疆地区，原先是同日本隔海相峙的，“而现在，日本已登上大陆，在大陆上找到了好处，而在这块大陆上我们也是有切身利益的，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怎么办？”
如何应付突如其来的远东国际形势的变化？维特在苦苦地思索着。他觉得，把俄国势力扩展到远东，这是历届沙皇的梦想，当今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当皇太子时就出巡过那里，但尼古拉二世还“没有形成任何（对远东问题的）肯定的计划”。这就要求当时独自处理远东问题的维特“全面考虑”：如何应付“已规定由日本占有整个辽东半岛的日中条约”。维特得出了一个结论：
对俄国最有利的是，应该以强大的而不好动的中国作为自己的邻国，这样，俄国的东方才能保持安宁，这也是为俄罗斯帝国的未来造福。因此，我很明确地感到：不能让日本在北京周围扎根，不能让他获得像辽东半岛那样的一块要地，这个地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桥头堡。经过这番思考，我就提出：必须阻止上述日中条约的实现。
根据维特的建议，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于4月11日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会议由海军上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主持，着重讨论了在中日议和新形势下俄国的运动政府。
沙俄政府的决策者们在会议上出现了一些分歧。例如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认为，俄国必须与日本保持良好关系，利用日本牵制俄国的敌人——英国，另外，获取不冻港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需要获得日的支持。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则指出：日本对中国所提的“和平条件中，以朝鲜独立及日本占领满洲南部对我们最为重要”，因此必须要求日本军队真正退出朝鲜。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则强调说：
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指望日本的友谊，它不仅对中国战争，还要对俄国战争，以后会是对全欧洲。日本人在占领南满以后，决不会止于此，无疑将向北推进殖民。
财政大臣维特在会议上的发言最为激烈。他在这次会议上，阐述了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
俄国的一切利益，许多年来一直就在于使中国不致发生任何变动，为此必须全力坚持使中华帝国保持完整、不受触动的原则。
为此，维特声调俱厉地喊叫：日本在当前挑起的敌对行动“主要是针对我们的”。他指出，如果俄国现在允许日本人占领满洲，那么他们就可以凭借从这次战争中获得的数亿卢布赔款，全部吞并朝鲜，把蒙古人、满洲人都“吸引到他们那一边。这样不出几年，日本天皇就会成为中国的皇帝。因此，就有一个问题明确地摆在了俄国的面前：
任令日本占领南满，待西伯利亚铁道筑成后再为自己取得报偿，或者现在即决定积极阻止此种占领，对于我们不知何者较为妥善？
维特还说，他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利弊，为了保卫俄国领土和西伯利亚铁路，俄国政府“最好现在就积极行动”，首先要坚决声明：
我们不能容许日本占领南满，假使（日本政府）不履行我们的要求，我们将采取适当的措施。
维特敦请沙皇和俄国政府，假如日本置俄国的要求于不顾，俄国不惜兵戎相见：立即令俄国舰队攻击日本海军，并轰击日本港口。他还满怀信心地说：
这样我们就成为中国的救星，中国会尊重我们的效劳，因而会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我们的国界。
维特真不愧是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侵略分子，狡猾奸诈，诡计多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这次会议得出了下述结论：
（一）在中华帝国北方保持“战前状况”，先以友谊方式劝告日本放弃占领满洲南部，因为此种占领破坏我们的利益，并将经常威胁远东的和平；假使日本坚持拒绝我们的劝告，就对日本政府宣布，我们将保留行动的自由，而我们将依照我们的利益来行动。
（二）正式通知欧洲列强及中国，我们方面并无任何侵占意图，为保卫我们利益起见，我们认为必须坚决主张日本放弃占领满洲南部。
历史似乎又让人琢磨不透，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一夜之间竟成了一个救人于危难之中的侠客。这真是对历史绝妙的讽刺。
但是，维特对特别会议作出的这两项决定，依然不满意，将自己的意见上奏沙皇尼古拉二世。于是，尼古拉二世召集了只有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外交大臣罗拔诺夫、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和财政大臣维特四人参加的御前会议[7]，认真听取了维特的意见。最后，尼古拉二世决定采纳维特的建议，并责成外交大臣罗拔诺夫立即执行。
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该条约包括《讲和条约》十一款、《议订专条》三款和《另约》三款，主要内容有：清廷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清廷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清廷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二万万两，该款分八次于七年内付清。此外还有向日本开放通商口岸及日本货物进口中国享受免税等特权。
沙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在得知日本终于抢走了早被俄国视为“势力范围”的辽东半岛之后，立即亲自出面或指令俄驻外大使，联络英、法、德等国对日本进行共同干涉。由于俄国的努力，更主要的是俄、法、德三国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利益的一致性，使三国结成了暂时的同盟，对日共同进行干涉。
中国东北三省（即所谓的“满洲”）是世界帝国主义阵营争夺的焦点。苏联历史学家阿瓦林指出：
争夺满洲的主角一开始就是日本和俄国，后者直到资本主义列强采取共同行动为止。满洲一开始就引起了美国资本的特别注意，也是它的渴望的目标。渗透到地球上各国角落的英国资本对满洲也一直非常“有兴趣”。在为满洲而搏斗的列强共同行动中法国和俄国也经常叫嚷：其中每个国家对满洲都有或大或小的打算。此外，关于满洲问题提出要求或放弃要求往往成为所有资本主义“大”国相互游戏中的一张王牌。
那么，在这次对日干涉中，为什么只有俄、法、德三国参加呢？
美国是后起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19世纪末叶，美国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夺美洲的殖民地上（1898年的美国和西班牙的战争就是其结果），而无暇顾及“满洲”，因此它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始终严守“中立”。
英国——正如阿瓦林所说—— 一直对“满洲”非常有“兴趣”，因此对沙俄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和扩张始终抱有高度警觉性。于是就利用日本以牵制沙俄。中日战争爆发后，英国表面上“中立”，实际上纵容日本侵略和夺取东三省。《马关条约》签定后，英国认为该条约不仅没有破坏和损害自己在东亚的利益，相反“因为新埠口的开放和更巨大的便利的让与，将给国际贸易带来好处，而且日本的胜利将阻碍俄国政策在满洲和朝鲜的进展”。正是这些原因，当俄国请其参加干涉日本的活动，英国总是“半吞半吐”地予以“谢绝”；而当日本提出“援助”请求时，英国同样回答说：“英国对于日本虽抱最恳笃友情，同时亦不能不考虑自国之利益，故不能应日本之提议，援助日本。”
法国自1892年以后，与俄国结成了俄法同盟，在同盟中处于“小兄弟”的角色，一切抑仗“大哥哥”的鼻息行事。因此，在对日干涉之中，“法国愿意和俄罗斯毫不分离，并且希望通过援助中国得以保证它和中国的善邻与友谊关系”，以从清廷手中索取“报酬”。
德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工业大国，为寻求原料产地和市场，对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早就垂涎三尺。但德国因争夺巴尔干半岛，与俄国早已势同水火。在俄土战争中，俄国就因为德国与奥匈帝国的联合掣肘，向巴尔干寻求扩张和出海口的愿望向泡沫一样破灭了，对德国更是怀恨在心。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在谈及德国政府言行时说：“颇为暧昧模棱。”具体表现是：
彼等（指德国）虽屡云对我国（指日本）表同情友谊，而其臣民屡向中国输入战时禁制品，其退伍士官公然参加中国军事，德国政府假装不见，唯自己利益是图。
实际上，德国是坚决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这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了的。只不过在公开场合上给人一种不偏不倚的“中立”形象。
1894年11月，英国曾向欧洲各国政府提议联合干涉中日战事时，德国首先予以拒绝，向日本表达了“德色”。马关条约签定前，德国驻日公使两次致电陆奥宗光说：“媾和条件已泄，德国政府别无重要异议。”“媾和条约之条件，欧洲报纸上批评尚好，尤其关于偿金，即令其额更巨，亦决无异议。”对日本吞占东三省等地，德国也“固持不动”。不料，4月13日，风云突变，德国立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德驻日公使急电陆奥宗光说：
若日本政府向中国求特别经济的利益，德国政府亦当反抗。对德国恳切之意思，日本诸事有详细通知德国政府之义务。为缓和一般舆论，希报告本使。
对此，陆奥宗光颇感迷惑不解，他写道：
事隔仅一日前后，电报之意味如此矛盾，果系何故，是非德国政略上发生变化而何？
陆奥宗光猜对了，正如清朝署两江总督张之洞所说：
德向助日，因俄法牵制，复忌其强，遂有压日之举。
事实也是这样，德国政府认为时机已到，即利用俄、日的矛盾，将俄国的视线转向东方，减轻自己在欧洲争霸中所受沙俄的压力；再者，德国也想借共同干涉之机，一方面离间俄法同盟，“使俄法立于孤立之地位”。另一方面“欲恢复为德国幸福所必要之俄德亲交，作成尔后提携之阶梯也”。还有，德国利用联合干涉成为中国的“救星”，自然可以从中国取得一个立足的港口和各种政治、经济利益。
就这样，各怀鬼胎的俄、法、德三个帝国主义国家走到了一起，决定联合起来从日本的血口中夺取猎物了。
马关条约缔结后，英文版京津泰晤士报刊载了中日缔约过程中的各种公报、协定、会谈记录或会谈摘要。实际上，这些文献公布之前，清朝总理衙门的王大臣们，根据李鸿章的指示，每天按时把中日和谈的详细情况通知俄、英、法、德、美等国驻华公使。这就使他们对中日和谈的情况了如指掌，从而为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赢得了足够的时间。
1895年4月3日，清总理衙门的王大臣们给欧美列强驻华公使的通知，“坚持地论说关于（条约中）关于领土、政治及财政秩序条款的苛刻性质”，请求他们的政府向日本政府呼吁，“使较中和与宽仁一些”。各国公使把此事迅速转呈各自的政府。
4月12日，李鸿章接到“欧洲方面消息说，德国将和俄国、法国联合，在对日本的和平提案采取同一的态度”。
4月18日晚，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通知总理衙门，要清政府耐心等待，不要急于批准中日马关条约。于此同时，中国驻俄、法、德公使也分别从所在国政府获知同样消息。而在这前一天，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致电驻东京公使哥屈米德，将沙俄政府的通知内容转告他，要他向日本政府“作同样意义的表示”。沙俄政府的通知内容是：
日本和平条件的审查，迫使俄国政府得出这个信念：日本拟据辽东，对中国京城将是个经常的威胁，同时将使朝鲜的独立成为虚影。因此，它将成为东亚和平的永久阻碍。俄国在东京的代表将把上述的话通知日本，且劝它肯定地放弃这半岛的占领。
俄国的这一通知也几乎同一时间通知了法国，法国政府也立即致电驻日公使，嘱其向日本政府“作同样意义的表示”。由此可以认为，沙俄政府的通知拉开了三国干涉还辽的序幕。
4月20日，德国驻日公使一人独自来到日本外务省，面色十分神秘地对外务省次官林董说：奉本国政府极重要训令，“明日当与某国之公使等来访，欲面晤外务大臣”，所说的某国“不能言明其国名”。林董称，首相、外交大臣均不在东京。他一人坐等两天，不见“他国公使来会”，心中颇为纳闷。
直至23日，俄、法、德三国驻日公使一齐来至外务省，向日本政府宣读本国政府声明。俄国政府的声明是：
俄国皇帝陛下之政府，兹查阅日本国向中国所要求之媾和条件，对辽东半岛归日本所有一节，不但认为有危及中国首都之虞，同时亦使朝鲜国之独立成为有名无实。以上实对将来远东永久之和平有所障碍。因此，俄国政府为了向日本国皇帝陛下之政府再度表示其诚实之友谊，兹特劝告日本国政府，放弃确实领有辽东半岛一事。
法、德两国政府的声明完全与俄国政府的相一致。三国政府公使还代表各自政府，限令日本政府于15日内答复。与此同时，三国军舰纷纷出动，停泊在渤海湾一带。仅俄国在中日换约的预定地点烟台，即有大战舰20多艘，次等兵船及铁甲舰、快舰等20余艘。这些战舰均奉命24小时内随时出航，各舰都昼夜升火，禁止船员上陆。俄国还将符拉迪沃斯托克（即中国海参崴）视为“临战地境”，急召预备兵，规定不论工农商贾均驱之入军伍；当地的日侨均被集中于一地，随时令其撤退。德国更帮虎吃食，德皇亲自向俄皇推荐俄海军中将梯得夫，让梯得夫就任德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推荐电以讨好的口气说：
梯得夫之海上伎俩经验，朕所夙知。
总之，俄、法、德三国的举动向世人显示出，对日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三国干涉事件的突然爆发，给毫无思想准备的日本政府以极大震惊和不安，“已成骑虎之势”。24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会上，伊藤提出了如下三种方案：
一、即令遭遇新增加敌国之不幸，此时断然拒绝俄、德、法之劝告；二、招请列国会议，于该会议处理辽东半岛问题；三、此际宁完全容纳三国之劝告恩惠的交还辽东半岛于中国。
按理说，日本是决不愿把到口的肥肉轻易吐出的，但由于战争消耗了国内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战后已是国库空虚，军备匮乏，军力骤减，无力与三国抗衡，但又不甘心退还辽东半岛，因此，御前会议决定采用第二种方案。但当伊藤把这一决定告知在舞子养病的外交大臣陆奥宗光时，后者感到，召开国际会议无异于“新增敌国”，一旦清政府与俄、法、德三国联合一体，马关条约定然成为“废纸公文”，日本所获的全部利益顷刻化为乌有。最后，伊藤和陆奥两人商定，先不轻易决定对策，而是确知“为此次发动者本人俄国之意向，尤为必要”。随即致电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电文说：
中日媾和条约已经我皇上批准之今日，抛弃辽东半岛颇属为难。若俄国政府念及伤害从来日俄两国长年亲密之善邻关系非得计，则贵官可要求其对此次之劝告再加考虑；且望告以“日本将来虽永久占领辽东半岛，亦不危及俄国之利益；关于朝鲜之独立，日本政府不论如何当使俄国政府充分满足”之意。
日本此举真可谓打错了算盘。因为沙俄不容日本染指东三省的决心是坚定的。此前一个月日本驻美公使给陆奥外交大臣的急电，就说明了这一点。该电报告说：
美国国务大臣将其驻圣彼得堡美国公使电报大要密告本使：近来俄国之欲望非常激昂，俄国将乘现今之轇轕，增加其势力于中国，希望占领中国北部及满洲。当反对日本占领该地方及为朝鲜之保护者，三万俄兵已驻屯中国之北部，有渐次增加之形势。俄国军人屡图使该政府变更其对日友谊的意向，故俄日两国利害当至冲突。
而当喀西尼将伊藤和陆奥电报内容转呈沙俄政府时，沙俄方面又玩了一个花招：4月27日，喀西尼回电日本政府说，他在与俄外交大臣长时间讨论后，希望给日本政府一个“有利之回答”，看俄外交大臣“之颜色似稍有所感动，当约俟仰祈俄国皇帝之睿虑”。谁知，就在日本政府紧张的神经稍显松弛之时，陆奥宗光又接到了喀西尼的一封电报，该电大意是：
俄国皇帝以日本之请求，并非有十分理由，足使俄国撤回劝告，故不予采纳。
日本想使俄国改变初衷的愿望，至此彻底破了产。无奈之下，日本政府依然野心不死。随即电令日本驻英公使加藤，要他面晤英外交大臣，企盼英国伸出一双友谊之手。殊不料，英国政府认为，为一日本而得罪俄、法、德颇为不值，于是扳正面孔说，英国政府在中日战争初，即已决定概不干涉，而今与日本协力，即系干涉，与英国初衷相违。再者，英国虽对日本抱有友情，但与三国亦系友邦。所以英国最后告诫日本说：
此时除（争执双方）彼此酌量以自己之决断及责任行动外，无他法。
随之，日本又向意大利和美国政府求援，均无功而返。这终于使日本得出结论：
第三国实力上强援之不能得，亦已明白。
4月28日，喀西尼又从圣彼得堡给陆奥发出一份措词强硬的电报。电报说，俄、法、德三国已在日本海面集结了强有力的舰队，不顾开战的危险，此举“果为我国之得计否，本使不能知”，可由日本政府去权衡，“贵大臣若觉得到底不能抵抗彼等，则如本使前电”，抛弃朝鲜土地，放弃永远占领辽东半岛。他还强调俄法关系“不能分离”，任何人破坏不了。
至此，日本已觉再不退让必吞恶果。于是在4月30日致电喀西尼：
日本帝国政府政府熟考俄国皇帝陛下政府之友谊劝告，且欲表彰重视两国间之亲密关系，故于因马关条约批准交换保全日本国之名誉及威严后，对于追加如下之条文于该约中表示同意。第一，日本政府对于奉天半岛之永久占领权，除金州厅外，完全抛弃，但日本国与中国商议后，对于抛弃领土，当定相当之报酬金额。第二，然日本政府迄中国完全履行媾和条约之义务时止，有占领该领土为担保之权。
不料，日本的这一退让依然不能满足俄国的胃口。5月3日，喀西尼又去电说：
俄国彻头彻尾认日本领有旅顺口为障碍，故决议维持最初之劝告，而该决议已经俄国皇帝裁可。关于本事件，本使虽沥满腔热血，痛论苦言，竟不能使我国政府翻其初志，深为遗憾。
至此，俄、法、德三国的强硬态度已把日本逼到了绝境，迫使其最后下决断。伊藤和陆奥经过紧急磋商，断定此时是实行下述政策的时机：
对于俄、德、法三国虽然让步，但对于中国一步不让。
于是，陆奥宗光草就了日本回答三国的电文：
日本帝国政府根据俄、德、法三国政府之友谊忠告，约定抛弃奉天半岛之永久占有。
该电文通过日本驻三国公使交到了三国政府手中。5月9日，俄国驻东京公使奉命来到日本外务省，宣读俄国政府的来电。电文说：
俄国皇帝陛下得知日本国抛弃辽东半岛永久占领之通告，认日本皇帝陛下因此措置重表示其高见，兹为宇内和平，特述祝辞。
德、法两国政府也向日本政府“表示祝贺”，这真使日本政府“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至此，三国干涉中的棘手问题宣告解决。
本来，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在三国干涉还辽过程中，还想要日本承担不在澎湖列岛建筑防御工程，以确保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权。德国外交大臣向罗拔诺夫指出，这一想法“似乎完全越出了（三国干涉事件）行动计划的范围之外”；再者，日本军界对日本政府及皇室的让步行为舆情激昂，使后者处于困难境地，这很可能“将危及我们迄今为止的行动的完全成功”。这样，就终于打消了罗拔诺夫的幻想。
日本在三国干涉压力下，虽被迫表示放弃辽东半岛，但其侵吞该地区的野心依然没有泯灭。于是转而耍一花招，即“大大增加”清廷赎取辽东半岛的偿金，“使中国永远不能还清为上计”，这样，日本赖在辽东半岛就有了充实的借口，也赌住了三国的嘴。7月19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俄、法、德三国政府：
日本政府鉴于中国偿付与交还地域价值相当之款额殊属困难，特将以交还辽东半岛为条件之赔款数目，定为五千万两；
日本政府准备于中国偿清上项赔款及战争赔款第一次应付数目后，将军队撤至金州，并于中国交付第二次战争赔款及交换修订通商航行条约后，即全行退出辽东半岛。
沙俄政府一眼即看穿了日本的狡诈目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亲自出面，指示俄驻法、德公使向所在国转达他的声明：
日本要求五千万两银子作为放弃辽东半岛的赔偿是过度的，相信必须运用压力使日本把它的要求减低至一半之数。
由于在向中国借款问题上与俄、法两国发生矛盾的德国政府，此时公开支持日本的要求。德国副外交大臣罗登汉于7月24日公开对俄国公使说：
像以前一样，五千万两银子作为赎还（辽东半岛）这样一个大而重要的地方，我认为是宽和合理的。一般来说，日本的金钱要求，是围绕着合理的范围。
8月9日，罗拔诺夫亲自接见德国驻俄国公使，双方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辩论。罗拔诺夫坚持认为日本的要求是过度的，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这将引起一个（日本）无止境迟延（从辽东半岛撤退）之借口”。他指出，首先应该确定日本撤退半岛的日期。罗拔诺夫要求德公使请把他的意见转达德国首相，并能予以接受。德公使依然不满俄抛弃德国单独向中国借款的举动，因而坚持说日本的要求“并不过高”，不能认为是专断的要求。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德国皇帝亲自出面干预，敕令德国政府：
不要不和协，而且要谨慎；对俄不是不友谊的，借我们的合作来减低俄国对日本的要求。
他还决定德国尽管迎合俄国意旨，并指出日本“退还辽东之赔款要求应减为三千万两”。
8月23日，罗拔诺夫通过俄国驻柏林代办向德国政府宣布：
（俄国）皇帝深感（德国）威廉皇帝减少日本要求退还辽东赔款之动机。以日本于此款支付后立刻撤出辽东为条件，我们接受这三千万两以代替五千万两之数目，我们也放弃照战争赔款支付条件分期支付之原意。
11月8日，中日两国签定了《交还奉天省南边地方条约》，规定：清廷须在11月16日之前将库平银三千万两交与日本，索还辽东半岛，日军在款项交清后三个月内全部撤出辽东半岛。至此，俄、法、德三个帝国主义列强干涉还辽的活动结束。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确是赎回了辽东半岛，但是自此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均增加了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依赖性，使自己在沙俄帝国主义掠夺性外交的罗网中越陷越深，而终于不能自拔。另外，由于沙俄是这次事件的赢家，而输家日本自然怀恨在心，伺机报复，这自然加剧了各帝国主义列强、首先是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东北三省的矛盾，为日后日俄战争埋下了种子，但深受其害的依然是中国。
[1]1894年是西太后60寿辰之年。
[2] 1894年为中国农历甲午年，故日本政府挑起的这场中日战争，称为中日甲午战争，简称为甲午战争。
[3] 喀西尼在致吉尔斯的急电中说：袁世凯的报告自“极秘密方面得来”，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袁世凯在报告中告诉李鸿章：面对一触即发的朝鲜“叛乱”形势，日本已派舰保护其商家和居民；中国商民在此居住者也不在少数，目下皆忧虑不安，但朝鲜海面只有中国一小舰停泊，势难东西兼顾。他希望李鸿章能迅速电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舰迅速来朝鲜海面，“停泊此间以保护我臣民”。
[4] 李鸿章坚定依赖俄国的态度，连喀西尼都看得非常清楚。他在6月24日致俄外交大臣电中说：“目下局势极为紧张，而中国正在急切等待俄国的决定，认为这是和平了解的唯一希望。”
[5] 德国驻远东代表所发出的朝鲜事件第一阶段的报告中就指出：“李鸿章在军事上没有充分准备，战争亦使中国人感到措手不及。”
[6] 外交大臣吉尔斯在这次会议上强调说：“朝鲜本身是不足道的，可是由于它的软弱，如果被交战国一方统治，可能成为敌视我国的工具。”
[7] 尼古拉二世在看了外交大臣罗拔诺夫送呈的特别会议记录后，“曾表示愿听一听参加会议者每人之意见”。于是，四大臣入宫觐见，举行了御前会议。
引用书目：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光绪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内部读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沙俄政府向西伯利亚大举扩张、公开在中国境内修筑支线铁路的大好时机。而1894年初朝鲜东学道起义则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先导。
19世纪70年代以后，朝鲜逐渐沦为日本、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其中，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掠夺尤甚。它通过朝日《江华条约》大肆向朝鲜倾销商品，掠夺粮食原料，垄断朝鲜的交通运输业，控制朝鲜的对外贸易。日本还强迫朝鲜向其支付巨额赔款。这一切无疑地增加了朝鲜农民的负担。
1893年，朝鲜发生了大灾荒，饥民食不果腹，骨瘦如柴，遍地流民。而王室、官吏不但不予抚恤，反而继续勒索敲诈。全罗道古阜郡赵秉甲借机巧立名目，增加水税，中饱私囊，农民苦不堪言，又诉苦无门，忍无可忍，于是在秘密团体“东学道”的组织下，于1894年4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集团的斗争。起义者一路上势如破竹，连克古阜郡和全罗道首府全州，京城为之震动。惊慌失措而又无力镇压起义的朝鲜统治者急忙向清廷求援，清廷答允，并在日本再三敦请下，于6月6日在汉城西南150余里的牙山登陆。清廷的这一举动，正中了日本政府的奸计，使其对外扩张、侵略的野心得逞。
如所周知，1864年的日本明治维新为其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此后，日本为资本原始积累和开辟市场，而大肆向外侵略、扩张，叫嚷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制定了“大陆政策”，首先侵占朝鲜，进而征服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朝日《江华条约》的签定，实际上是日本政府实施“大陆政策”的第一步，远远不能满足日本的侵略胃口。它还时刻在窥测方向，寻找机会。朝鲜东学道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日本政界一片欢声雷动，认为这正是日本继续实施大陆政策的千载难逢的良机，日本有的报纸还赤膊上阵，大喊大叫，拼命鼓吹说，政府如能迅速出兵朝鲜，“宣扬国威此其时，百年大计在一战。”
日本政策在得知清廷应邀出兵朝鲜的消息后，立即一而再、再而三地派外交官员敦请清廷迅速出兵，并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口吻说，日本此举“别无他意”，如将来也出兵的话“不过借保护本国使馆为名，调兵百余人来汉城而已”，决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清廷未能周密考虑，贸然出兵，正中日本侵略者下怀，不仅为中国人民造了苦难，而且为沙俄等西方资本主义扩大对华侵略创造了良机。真是俗语说得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6月初，在天皇的“御准”之下，日本政府即大举调兵谴将，做好了出兵朝鲜的各种准备。6月7日，即清军出兵的第二天，日本政府宣布出兵朝鲜。9日，日本先遣部队在朝鲜仁川登陆，并强行闯入首都汉城。接着，又不顾朝鲜政府的抗议和清廷的交涉，继续增兵。至6月底，集中在仁川、汉城等地的日军已达7000—8000人，而牙山的清军尚不足3000人，一时间，朝鲜半岛烟云密布，战争迫在眉睫，但又敌众我寡，形势十分紧张。
面对日本日益嚣张的侵略气焰，把持朝政大权的慈禧太后（又称西太后），不仅不作积极备战，反而大肆操办自己的60寿辰庆典。[1]自1894年（光绪二十年）初，西太后就提取海军经费，大修颐和园。甲午战争[2]爆发后，她视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于不顾，指使清北洋大臣李鸿章从速了结此事，免得耽误做寿。而李鸿章更把北洋海军看作自己看守地盘的私人工具，不愿用其与日本硬拼，以免损害自己的实力。因此在日本政府磨刀霍霍的时候，李鸿章就积极秉承西太后的旨意，竭力争取“和平”的局面。于是，他指使总署（即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简称）电告欧美各国政府：“日先开衅”，“此事在我理直气壮”，又亲自自致信英领事：“言及应由英外部令水师提督带铁甲快船赴日责问，勒令撤兵。”为请英国出面调停，李鸿章又提出一份“中英同盟密约草稿”，图以出卖国家的利益来换取支持。由此可见，李鸿章所作的一切，一言以蔽之，就是寄希望于欧美列强，敦请他们出面干涉，促使日本政府尽快从朝鲜撤兵。
6月23日，日本军队在牙山海面击沉了一艘名为“高升”号的英国轮船。李鸿章以为这正是联英拒日的大好时机，指使总署与英国驻华大使欧格讷多次会谈，希望英国助自己一臂之力。但是，日本政府很快向英国赔礼道歉，英国政府不再纠缠。英使欧格讷在会谈中态度十分冷淡，除了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表示“我政府甚为不悦”外，就是斥责“有中日俄三国会议之说”，亦即中国联合俄国拒日。在总署再三询问之下，欧格讷表示：“本国政府大约另有办法。”什么办法呢？这就是英国大臣金伯雷表示的：英国不愿采取威胁手段迫使日本撤兵。至此，李鸿章方才感到：“英人意似簸弄生事，外和内谲，殊难信。”适时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表示愿助清廷。于是，李鸿章又转而求助于俄国。
早在1894年2月下旬，俄国驻东京公使希特罗渥就嗅到了朝鲜将发生“叛乱”的气味，并指出有几个日本人参与此事。他说：
我自私人方面秘密得来的消息，似乎有人在朝鲜准备一次严重的叛乱，……此次叛乱将于今夏爆发至此不过秋天；……有若干日本人参与并纵容此事，朝鲜谋叛者向这些日人声言，叛乱将对日本有利。
3月10日，俄国公使喀西尼紧急致电外交大臣吉尔斯，指出“弥漫朝鲜已相当时期的愤激情绪，正在日益扩大其范围”，急电还附了一份中国驻汉城商务代表袁世凯致直隶总督李鸿章一份秘密报告的译文[3]，希望俄国政府密切注视中日两国政府的态度。喀西尼在急电中一再强调说：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一件事实，即全朝鲜陷于沉重而日益增长的不安已有相当时日，这种不安极易转为公开暴动，从而必然引起中国或日本的干涉。
我们当然不能置身局外。我国驻远东外交代表与阿穆尔最高当局，对邻国局势的演变应较前更加注意，以免在形势转向对我们不利时感到手足无措。
5月20日，俄国驻汉城代表韦贝致电沙皇，要求派一艘战舰驻朝鲜海面，“以观局势发展，于事当有裨益”。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阅后，立即御批“转送海军代理大臣”。不久，他又亲自批准，派遣一艘炮舰，进至仁川，密切监视朝鲜局势的发展事态。
沙皇政府野心勃勃，但又诡计多端。侵占西伯利亚、吞并中国东北三省和灭亡中国，以及侵吞朝鲜，是沙皇俄国政府早就梦寐以求的事。此次东学道事件的发生，沙俄政府未必不想趁火打劫，但权衡再三，觉得时机未到，不敢贸然行事，于是来了个“贼人不露相”。6月初，俄国政府表示自己“不愿与闻”朝鲜内政，致“电驻日俄使调处”中日战事。实际上。这是一箭双雕之举：对清廷来说，俄国不仅没有干预其藩属之国朝鲜的内政，而且在清廷急需议和之机给了其一臂之力，使清廷产生了依赖俄国的思想；对俄国来说，俄国极不愿意日本在朝鲜扩张势力，此时“调处”中日战事，真乃牵制日本的大好时机。从事态的发展而言，俄国政府的这一招的确收到了效果。
6月20日，李鸿章在天津会见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告诉后者说：朝鲜“叛乱”虽已大致被平定，但中日两国军队“之在场使两国几乎无法避免武装冲突”。李鸿章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恳请喀西尼将中国“希望俄国出面调停此事”的请求转告沙俄政府，“以迫使日本立即与中国同时从朝鲜撤退军队”。为了坚定沙皇政府“调停”的信心，李鸿章又告诉喀西尼：“中国政府认为俄国于此事有直接利害关系，故俄国有出面调停的特殊权利。”说到这里，李鸿章又故意把话锋一转：
其实，英国已向我提议出面调停，但我认为宁可要求俄国调停此事。
6月22日，喀西尼把李鸿章的上述谈话电告了沙俄外交大臣吉尔斯，并谈了自己的意见：
我认为我国决不应错过目前中国要求我们担任调停者的机会，况且此事对于我们既无任何牺牲，又能大大增加我国在朝鲜以及整个远东的势力，并足以消除在朝鲜发生不可避免而对我方甚为不利的武装冲突之可能。
吉尔斯阅读此电文后，完全同意和支持喀西尼的意见，向沙皇建议：
我认为应速将喀西尼伯爵来电内容通知我国驻东京公使，并嘱其竭力劝告日本政府
就同时撤退军队一事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
沙皇政府经过认真研讨，认为俄国自应抓住当前的天赐良机，以调停中日关系为契机，扩大俄国在朝鲜、乃至远东的势力；但又认为以自己的国力和财力，目前与日本公开对抗是不适宜的；至于与清廷的关系，目前应使清廷加强对俄国的依赖关系，因而必须对其示以笼络[4]。
6月23日，俄国外交部电令驻日公使希特渥，嘱其劝告日本政府与中国同时从朝鲜撤军。这种没有任何实际措施为依托的、无关痛的劝言，却坚定了李鸿章紧密依靠俄国的信心。此后不管日本政府如何向朝鲜增兵，也不管其日益增强的歇斯底里式的战争叫嚣，李鸿章均一忍再忍，一再妥协退让，不作任何战争准备，从而更加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同时也为清廷在这场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埋下了可悲的种子。
沙俄政府蓄意插手朝鲜的意图，遭到了日本及其支持者英国的强烈反对。日本驻俄公使奉命通知俄国政府：
日本认为只有利用目前形势，保证朝政的独立及尽可能地谋取朝鲜的福利。但是，日本政府认为在未与中国商妥组织混合委员会来拟定必要的地方改革，或则此后中国不再干涉日本改进朝鲜王国国内情况的企图以前，不能由朝鲜撤兵。
与此同时，俄国驻日公使希特罗渥则谈到了英国的态度，即与日本“站在一起”。他在6月25日致俄外交大臣吉尔斯电中说：
关于李鸿章所言英国建议（即前述李鸿章对俄使喀西尼所说的“英国已向他提议出面调停”）一事，我有理由表示怀疑，英国显然正在等待时机，而一旦我国以任何方式表示援助中国时，英国很可能站在日本一边。
为此，希特罗渥建议“最好不立即明白地表示意见”，“应将我们的劝告以书面形式提出，抑或仅作口头建议”。6月29日，他与日本外务大臣作了长谈，提出了口头和书面建议，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于是他得出结论：“我深感以言语说服日人，实难见效”。
7月1日，喀西尼致电吉尔斯，告诉后者说：“英德两国正在竭力密谋反对俄国居中调停的权利。”喀西尼还说，李鸿章告诉他：“英国驻北京公使郑重警告中国政府，勿令我国（俄国）居中调停”。这使俄国在各列强中一时陷于孤立状态。
但是，李鸿章依然不死心，坚持认为俄国的调停是“避免战争的唯一途径”。为了报答俄国的“效劳”，李鸿章又当面告诉喀西尼说：
中国正式承认，俄国具有与中日两国共同解决朝鲜内部组织问题的权利。
而俄国又不愿放弃自己早已制定的国策，于是联合法、美二国，继续承认“调停”事宜。但也遭到日本“极其婉转但又坚决地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俄国虽然感到“朝鲜问题可以说是发生在我国门口，毗邻我国的滨海省，对我国有密切关系”，然而，俄国由于自己的羽翼尚未丰满，又受到英国的牵制，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得稍事收敛自己的行动。7月中旬，喀西尼在沙俄外交大臣的训令之下，约见李鸿章，向他明确宣布了“俄国政府对目前问题的看法”。概括而言，就是：俄国政府拒绝了李鸿章提出的“俄国积极干涉朝鲜纠纷的意见”，俄国“不愿干涉朝鲜内政”，“在解决朝鲜问题中拒绝担任重要角色”，请清廷另筹良策。俄国驻汉城代表更宣布：“友好的调停已告失败。”与此同时，英国驻京公使更向清总理衙门施加压力，要中国向日本让步，“任它自由处理朝鲜内政”。这样，李鸿章乞求沙俄等国出面“调停”的幻想自此终于破灭，他虽然认识到，“从现在起，……战争已在所难免”，但还是不作积极的准备。[5]而日本政府在英国的支持下，更加有恃无恐，趾高气扬，于7月底不宣而战，突然袭击牙山的清军。中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了。
甲午战争爆发后，英国首先发表声明，宣布“中立”，并以私函形式通知了俄国外交大臣。沙俄外交大臣依据“帝国政府所遵循的目标”：
不为远东敌对双方任何一国的一面之辞所乘，也不被他们牵累而对此局势有所偏袒的看法。
在致俄国阿穆尔区总督杜霍夫斯科依电中明确表示：
帝国政府认为对朝鲜纠纷引起的中日战事没有特别发表中立声明的必要，但帝国政府也不想干预此战争。
这等于明确表示了“不干涉”的方针。但是，沙俄帝国主义的所谓“不干涉”，并不是真不介入中日战事，而是从中窥测方向，选择有利时机，为自己谋取最大限度的侵略利益。正如与沙俄政府经常打交道、对沙俄侵略本性有深刻认识的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所说：
当时俄国对中日两国的真正企图，如果不能兼获鹬蚌之利，也必须尝到熊掌或鲜鱼的一项美味，只是等待时机而已。
事实正是这样。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沙俄对日本的侵略意图颇有狐疑，派驻日公使责问日本政府：“日兵不问（朝鲜）乱事，只图侵王京（汉城）是何意？”但当日本表白绝对尊重俄国在朝鲜的利益时，俄国立即复照表示“满意”和理解，暗中支持日本的侵略行为。对此，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认为，中日战争是把日本作为工具的俄国政府挑拨起来的。”中日战争爆发后，沙俄政府又通过其驻日公使向日本政府表示，希望两国彼此交换意见，并携手合作，以防英国等列强从中干涉。沙俄还以所谓的俄国拒绝了李鸿章要其直接干预朝鲜事务的请求一事，向日本政府暗送秋波，同时再次要求日本政府切实尊重俄国在远东的利益。以上种种事实，充分暴露了沙皇俄国帝国主义企图牺牲中国的利益以拉拢日本、鼓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外交意向。
然而，也必须看到，沙俄政府对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又廑记在心。沙皇俄国君臣注意到了下述事实：
朝鲜问题可以说是发生在我国门口，毗邻我国的滨海省，对我国有密切关系。
我国为朝鲜的邻邦，我国在朝鲜的利益实在重大，所以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事件不能不保留绝对的行动自由。
因此，外交大臣吉尔斯奉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敕令，于8月9日召集了由财政大臣维特及陆军大臣等人参加的特别会议。特别会议接受了维特等人的提议，得出了五点结论，其中最重要的是：暂时不必参加中日“纠纷”；继续促使中日两国政府注意尊重俄国利益；注意中日战争的结果“应是保持在朝鲜的‘现状’”[6]；遇有“意外情况时增兵朝鲜边境”。会议结果在报经亚历山大审阅时，他特别强调中日战争的结局应是维持朝鲜的“现状”，否则俄国的利益就会受到严重损害。
因此，沙俄君臣几乎一致认为，日本一旦占领朝鲜，不仅与俄国成为邻国，构成潜在的威胁势力，而且俄国在远东的唯一出海口——朝鲜海峡落入日本人之手，而失去了出海航行的自由权。所以，自8月中旬以后，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多次对李鸿章表示，俄国对日本的侵略行动不能置若罔闻，已和英、法等国取得一致，“要为达到缔结和约而继续努力”，同时要李鸿章密切注意和维护俄国在朝鲜和远东的利益。这无疑于给正处于绝望之中的李鸿章打了一针强心剂，使他再次产生倚赖沙俄帝国主义出面调停的幻想。
就在沙俄给李鸿章吃定心丸的同时，沙俄外交大臣吉尔斯奉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敕令，又于8月21日召开了由财政大臣维特及陆军大臣、海军代理大臣等人参加的第一次特别会议，研究和制定俄国对朝鲜问题的“行动方式”。
吉尔斯在会议开始时就指出：“由于中日两国间业已发生战争，目下我们究竟应采何种行动方式？假如交战国之一方成为战胜国，而想破坏朝鲜领土的不可侵犯性时，我们又将采取何种决定？”他还向沙俄的决策者们通报了俄国为“尽一切力量去阻止中日间可能发生的战争”而作的国际努力，即先后和英、法、德、意和美国商谈和交换意见。英国认为，由于日本拒绝从朝鲜撤军，最好建议由中日两国共同占领朝鲜，日军撤至朝鲜南方，清军则要撤至北方。法、德、意等国支持英国的意见，而美国则希望“给北京及东京方面以温和的劝告”。吉尔斯希望俄国政府“应当努力与英国及其他有关政府共同促使”中日两国停止军事行动，并通过外交方式达成和平协议，但协议的基础必须是在朝鲜保持“现状”。这就是说，不能让日本独吞朝鲜，否则“我国（俄国）西伯利亚东部海港通大洋唯一出路的朝鲜海峡，将落在日本手中，如此我们将很难保持航行日本海面的自由。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更公开地叫嚷：
朝鲜“现状”的维持，应是我们今日远东政策的主要目标。日人占领朝鲜对我们最为不利。
外交大臣和陆军大臣的意见，获得了财政大臣维特和其他与会者的一致赞成。这次特别会议得出了五点结论，其中最重要的是：俄国的现实利益不允许政府积极干涉中日战争，要努力以外交方式解决朝鲜问题；继续促使中日两国政府注意尊重俄国利益；注意中日战争的结果“应是保持在朝鲜的‘现状’”；今后一旦遇有“意外情况时增兵朝鲜边境”。会议结论在呈请亚历山大三世裁夺时，他御批道：“同意会议的结论。”并特别强调中日战争的结局必须是维持朝鲜的现状。在亚历山大三世等人的眼里，朝鲜本身是“不足道”，将其作为牺牲品也不足可惜，但绝对不能让朝鲜成为敌视俄国的工具。为自己一个国家的私利，不惜把别的国家和民族作为祭祀品，沙俄真不愧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帝国主义。
9月下旬，沙俄驻天津领事会晤了李鸿章，对他说：
喀使（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三四日内来津，奉国命在津过冬，会商一切。俄廷初意不改，不愿倭得韩地。
数日后，来天津“过冬”的喀西尼奉沙俄政府之命，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以外交方式解决朝鲜事件，中日战争后，应保持朝鲜的“现状”；如有必要，俄国将向俄朝边境派兵，帮助维持那里的“秩序”。西太后闻听此信息，大喜过望，立即召见户部尚书、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命他马上去天津与李鸿章商谈此事。翁同龢是个主战派，对西太后、李鸿章一味妥协政策心存不满，但又无力左右清廷政局。如今接到西太后的命令，表示不愿去充当议和的说客。西太后对此大为光火，但又自知理亏，不好发作，于是把怒气撒到了李鸿章身上。她严令翁同龢说：
你可责问李鸿章，清军屡战屡败，他将负什么责任？他准备采取何种办法结束这场战争？
翁同龢被逼无奈，只得硬着头皮去了天津。见到李鸿章后，将西太后怒责其贻误军机事述说一遍。只见李鸿章长时间地注目着翁同龢，甩出几句：
你是户部尚书，知我平时一开口索要军费即受到斥责，此时却来责问我。谁不知道，缺饷、缺经费的清军水师怎能抵挡住日军的进攻呢？
翁同龢质问他说：
身为大臣，就该忠于职守！那你为什么不向朝廷索要军费呢？
李鸿章听罢此言，不觉火从心起，不紧不慢地反问翁同龢：
平时朝廷上下总是怀疑我飞扬跋扈，只顾扩大自己的势力；有些大臣又不断弹劾我营私舞弊，我若再喋喋不休地索要军费，那今天还有我的立足之地吗？
翁同龢沉默了一会儿，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赶紧转换话题，问他：
东北乃系祖宗发祥之地，万一被日本占据，那该怎么办？
李鸿章见时机已到，胸有成竹地合盘托出了自己的如意算盘：
既意经费拮据，军队腐朽而不能打仗，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路：议和！要议和，只有联俄。
看！李鸿章在这里居然以一个沙俄帝国主义政府代理人的身分，要求清廷迅速派一个使臣访俄，以固邦交。他还声言，如果能够这样做，俄国既会出面调停，而又一定不会占领中国东北三省。
就这样，清朝最高统治集团，从西太后到李鸿章，在避战乞和方面步伐完全一致起来了。李鸿章也的的确确不愧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名副其实的“议和状元”。
然而，日本侵略军在战场上依然气势汹汹地向其节节进攻。到1894年底、1895年初，短短的几个月中，不仅占领了朝鲜全境，而且侵入到中国东北，夺取了李鸿章经营十余年的大连湾和旅顺军港，同时又在山东威海卫将李鸿章苦心经营16年的北海舰队围困港中，使之成为瓮中之鳖。中日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从根本上打乱了沙俄政府原来的战略意图，使其从速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向远东尤其是中国和朝鲜扩张的目标和野心，一齐落了空。
为了应付摆在目前的不利形势，沙俄政府的决策层根据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敕令，于1895年2月1日召开了有关中日战争的第二次特别会议，着重讨论为“保护”俄国在远东的利益而应采取的措施。
特别会议由沙俄皇室成员、海军上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主持。他在会议一开始时就指出，自去年8月21日的特别会议以后，远东中日战场业已发生了急剧变化，而日军节节的军事胜利，令人十分担心“上次会议中根本不能预见到的中日冲突的那些后果”。他要求出席会议的决策人物，讨论一下俄国在目前形势下应采取哪些措施，同时还要审查一个问题，即俄国在朝鲜问题上是与其他列强共同行动，抑或单独行动。
在会议上，沙俄决策者们为“保护”国家利益，个个使出了浑身解数，献计献策：第一，关于如何“保护”俄国的利益。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认为，为保卫俄国在远东的利益及获得在朝鲜海峡自由航行的保证，俄国应迅即占领朝鲜半岛南端的巨济岛，并在岛上建立“居留地”，“一如香港之为英国的军事基础一般”。侍从武官长万诺夫斯基对此表示赞同，不过他认为“现在还不必出此一着”，因为目下还未到“紧急关头”，“日本政府似还尊重我国的利益”。外交临时代理大臣基斯敬也认为，目下形势使“我们不必占领巨济岛或其他任何地区，因为这样可以显出我们对太平洋沿岸并无任何侵略目的，由此可与日本及其他有关国家保持以前的友好关系”。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认为，占领巨济岛对俄国是有益的，但保持它就需要相当的海陆军力量。海军代理大臣契哈乞夫认为，为不引起日本方面的抗议，“最好是占领满洲的一部分”。而陆军大臣则认为，俄国应当考虑到在西伯利亚铁路未完成以前，“占领满洲的一部分是有困难的”。参谋总部大臣奥布鲁乞夫也认为，目前尚不必作任何有关“占领”的企图，必须努力保持朝鲜的独立。财政大臣维特提出：“在中日战争中，我们应依旧暂时采取不干涉政策，但同时我们应准备应付任何事变，我们应增强我们在太平洋上的海军。”这一提议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为此，维特还进一步表示，关于增加海军舰队的特别费用，“财政部在拨款方面并无困难，其数目可由海军部和财政部协议”。
第二，关于联合其他列强共同行动问题。
维特认为，英国在远东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因此它较俄国更愿意中日间建立和平。亚洲司司长克卜尼斯特在发言中支持维特的意见，认为这是英俄两国共同行动的基础；俄国应利用目前时机，“现在就和伦敦内阁达成协议”，只有这样才能“稍微防止中日冲突的恶果，俾便获得西伯利亚铁路建筑完成的必要时间，到那时我们才能全副武装我们的物质力量，并能在太平洋问题上占有适当的位置”。奥布鲁乞夫更进一步指出，在朝鲜问题上，俄国不仅应与英国共同行动，而且还应与法国、乃至其他列强共同行动。会议主席亚历山德罗维奇则提出，在朝鲜问题上，外交部如有可能就应与英国达成协议；如不能与英国达成协议，有关“以后的行动方式可以再召集会议讨论”。他也强调：“为了和平以及使日本更注意俄国的声明起见，增强武力是有用的。”
经过紧张的讨论和反复权衡利弊，特别会议最后确定了沙俄政府所应采取的方针，这就是：第一，增强俄国在太平洋的舰队实力，使之强于日本；第二，谋求同欧洲列强、主要是法国达成协议，一旦日本政府在与中国缔结和约时所提出的要求，侵犯了俄国的重要利益，则应对日本施以共同压力。
2月8日，沙俄政府开始与英、法、德国商议“联合调停”的问题。
早在1894年底，清廷鉴于日军来势汹猛、清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向日本提出停战媾 和的要求，次年一月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等为谈判代表，抵达日本广岛。但日本政府以张荫桓等人地位、声望、权力均不及李鸿章为由，将其逐出广岛，并声言时机未成决不透漏媾和的条件（实际上日本初定的媾和条件相当严苛，如夺取辽东半岛、台湾、澎湖，索赔10亿两白银等），“使第三国在事前绝无插足的余地”。这使英、俄、法、德等国十分惶惑：“若言让土地，或南或北，英、法、俄如何处？”因此于2月8日英、法、俄、德四国决定“联合调停”中日战事，并决定，如日本提出的议和条款不涉及渤海湾及中国东北地区、保证朝鲜的“独立”，则诸列强一齐对中国施加压力，强迫其接受日本的媾和条款。与此同时，沙俄政府又威逼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要清廷迅速与日本讲和（实际上借此探听日本提出的媾和条件），并声言俄国不能迫令日本停战，从而堵死了清廷依赖俄国结束战争的道路。14日，沙俄驻日公使希特罗渥奉命与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举行密谈，告诉他说：
俄国皇帝闻中日两国将要召开媾和谈判，甚为欣喜，俄国切望早日解决中日战争。
希特罗渥还提出，如果日本在不妨碍朝鲜独立的前提下提出割地，俄国不会从中作梗。他还以一个教唆犯的口吻告诉陆奥宗光说：
日本要求割让台湾，俄国对此毫无疑义。
2月底，俄德两国政府更达成了协议：
日本如接受俄国的朝鲜完全独立的要求，则交换条件是俄国保证在和谈中支持日本取得赔款、领土割让及重新调整中日间商务关系。
此后，俄国政府还多次告诫日本政府，日本若割取中国大陆土地，欧洲各国均会提出异义，这对日本来说决非上策。
沙俄政府的拙劣表演，充分表明它只希望用牺牲中国领土台湾的办法，谋求与日本达成某种秘密交易；但俄国决不允许日本侵犯其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否则就会招致欧洲各国的非议。这就为后来的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埋下了重重的一笔。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上旬，日本占领了整个辽东半岛，清廷被迫派遣朝廷重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到日本马关与日本政府谈判议和。
日本侵略军占据辽东半岛，对沙俄政府在远东的侵略计划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这使沙俄政府认识到，自己千方百计想把祸水引向台湾（即此前的鼓动日本霸占台湾）的阴谋破了产，如今日本已成为俄国争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霸权的头号劲敌，于是急急忙忙地收起“不干涉”政策，而积极行动起来。在海上，沙皇政府迅速向远东调派了20余艘军舰，在渤海湾一带游弋；在陆地，沙俄政府在中国北部边境集结重兵，并将符托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驻军移驻吉林，以防中日战事北移触及俄国某些领土和利益。在外交上，沙皇政府得知李鸿章赴日谈判的消息后，正如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所说：此时俄国虽与其他列强同处旁观的地位，“然彼常锐敏其眼光，注意中日战争之进行，苟发现谋自己利益之机会，决不懈怠”。果然，俄国在私下里与英、法等国紧急磋商对策。在割地问题上，俄国一方面通过沙俄公使告诉李鸿章，中国政府如不向日本割地则不能“结局”；同时又令清驻沙俄公使许景澄转告李鸿章：到日本谈判，不要轻易“允地”，可以拒绝，使谈判暂时停顿，这是一种国际“惯例”。沙俄的这种态度看似矛盾，实际上说穿了一点也不矛盾。在沙俄政府眼里，中国必须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但决不能允许日本吞并辽东半岛——此为俄国人的囊中物。
4月1日，沙俄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真的发生了。这一天，日本政府在向中国提出的议和条件11款中，就包括辽东半岛。这就进一步触怒了沙俄君臣。新任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于4月6日两次上奏沙皇，对日本要吞并朝鲜表示愤怒：
日本所提和约条件中最引人注意的，无疑是他们完全占领旅顺口所在地的半岛；此种占领会经常威胁北京，甚至威胁要宣布独立的朝鲜；同时由我国利益来看，此种占领是最不惬意的事实。
他在奏折中，一方面依然忧虑地说，由于英、法、德三国对日本的态度不明朗，而俄国势单力薄，“目下并无其他办法，只能非常友谊地对日本政府指出，旅顺口之占领将永远阻碍日本恢复对中国的良好关系及成为破坏东方和平的借口”。他认为这一点也应成为其他列强“亦有同样的顾虑”。另一方面，罗拨诺夫却趁火打劫，对中国露出了狰狞的刽子手面目。他在上沙俄的奏折中继续说道：
如果我们满足了我们在远东的现状，而仅限于巩固自己的地位，当然没有比中国更好的盟国了。……可是，如果我们被迫用进攻行动来满足我们在远东的迫切需要，则情况会大大改变。我们的目的可能双重的：我们要在太平洋上获得一个不冻港，为便利西伯利亚铁道的建筑起见，我们必需兼并满洲的若干部分。
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文中“我们的目的可能是双重的”一句后批了个“即”字。这表明沙皇君臣想在中日战争中，利用中国在战场上的失败趁火打劫，兼并中国东北。
对日本提出的媾和条件，沙皇君臣中反对最力的当属财政大臣维特了。
维特认为，中日条约对俄国十分不利。因为日本在中国大陆取得了辽东半岛，“就挨近我们了”。也就是说，俄国的沿海地区和边疆地区，原先是同日本隔海相峙的，“而现在，日本已登上大陆，在大陆上找到了好处，而在这块大陆上我们也是有切身利益的，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怎么办？”
如何应付突如其来的远东国际形势的变化？维特在苦苦地思索着。他觉得，把俄国势力扩展到远东，这是历届沙皇的梦想，当今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当皇太子时就出巡过那里，但尼古拉二世还“没有形成任何（对远东问题的）肯定的计划”。这就要求当时独自处理远东问题的维特“全面考虑”：如何应付“已规定由日本占有整个辽东半岛的日中条约”。维特得出了一个结论：
对俄国最有利的是，应该以强大的而不好动的中国作为自己的邻国，这样，俄国的东方才能保持安宁，这也是为俄罗斯帝国的未来造福。因此，我很明确地感到：不能让日本在北京周围扎根，不能让他获得像辽东半岛那样的一块要地，这个地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桥头堡。经过这番思考，我就提出：必须阻止上述日中条约的实现。
根据维特的建议，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于4月11日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会议由海军上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主持，着重讨论了在中日议和新形势下俄国的运动政府。
沙俄政府的决策者们在会议上出现了一些分歧。例如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认为，俄国必须与日本保持良好关系，利用日本牵制俄国的敌人——英国，另外，获取不冻港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需要获得日的支持。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则指出：日本对中国所提的“和平条件中，以朝鲜独立及日本占领满洲南部对我们最为重要”，因此必须要求日本军队真正退出朝鲜。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则强调说：
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指望日本的友谊，它不仅对中国战争，还要对俄国战争，以后会是对全欧洲。日本人在占领南满以后，决不会止于此，无疑将向北推进殖民。
财政大臣维特在会议上的发言最为激烈。他在这次会议上，阐述了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
俄国的一切利益，许多年来一直就在于使中国不致发生任何变动，为此必须全力坚持使中华帝国保持完整、不受触动的原则。
为此，维特声调俱厉地喊叫：日本在当前挑起的敌对行动“主要是针对我们的”。他指出，如果俄国现在允许日本人占领满洲，那么他们就可以凭借从这次战争中获得的数亿卢布赔款，全部吞并朝鲜，把蒙古人、满洲人都“吸引到他们那一边。这样不出几年，日本天皇就会成为中国的皇帝。因此，就有一个问题明确地摆在了俄国的面前：
任令日本占领南满，待西伯利亚铁道筑成后再为自己取得报偿，或者现在即决定积极阻止此种占领，对于我们不知何者较为妥善？
维特还说，他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利弊，为了保卫俄国领土和西伯利亚铁路，俄国政府“最好现在就积极行动”，首先要坚决声明：
我们不能容许日本占领南满，假使（日本政府）不履行我们的要求，我们将采取适当的措施。
维特敦请沙皇和俄国政府，假如日本置俄国的要求于不顾，俄国不惜兵戎相见：立即令俄国舰队攻击日本海军，并轰击日本港口。他还满怀信心地说：
这样我们就成为中国的救星，中国会尊重我们的效劳，因而会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我们的国界。
维特真不愧是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侵略分子，狡猾奸诈，诡计多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这次会议得出了下述结论：
（一）在中华帝国北方保持“战前状况”，先以友谊方式劝告日本放弃占领满洲南部，因为此种占领破坏我们的利益，并将经常威胁远东的和平；假使日本坚持拒绝我们的劝告，就对日本政府宣布，我们将保留行动的自由，而我们将依照我们的利益来行动。
（二）正式通知欧洲列强及中国，我们方面并无任何侵占意图，为保卫我们利益起见，我们认为必须坚决主张日本放弃占领满洲南部。
历史似乎又让人琢磨不透，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一夜之间竟成了一个救人于危难之中的侠客。这真是对历史绝妙的讽刺。
但是，维特对特别会议作出的这两项决定，依然不满意，将自己的意见上奏沙皇尼古拉二世。于是，尼古拉二世召集了只有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外交大臣罗拔诺夫、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和财政大臣维特四人参加的御前会议[7]，认真听取了维特的意见。最后，尼古拉二世决定采纳维特的建议，并责成外交大臣罗拔诺夫立即执行。
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该条约包括《讲和条约》十一款、《议订专条》三款和《另约》三款，主要内容有：清廷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清廷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清廷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二万万两，该款分八次于七年内付清。此外还有向日本开放通商口岸及日本货物进口中国享受免税等特权。
沙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在得知日本终于抢走了早被俄国视为“势力范围”的辽东半岛之后，立即亲自出面或指令俄驻外大使，联络英、法、德等国对日本进行共同干涉。由于俄国的努力，更主要的是俄、法、德三国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利益的一致性，使三国结成了暂时的同盟，对日共同进行干涉。
中国东北三省（即所谓的“满洲”）是世界帝国主义阵营争夺的焦点。苏联历史学家阿瓦林指出：
争夺满洲的主角一开始就是日本和俄国，后者直到资本主义列强采取共同行动为止。满洲一开始就引起了美国资本的特别注意，也是它的渴望的目标。渗透到地球上各国角落的英国资本对满洲也一直非常“有兴趣”。在为满洲而搏斗的列强共同行动中法国和俄国也经常叫嚷：其中每个国家对满洲都有或大或小的打算。此外，关于满洲问题提出要求或放弃要求往往成为所有资本主义“大”国相互游戏中的一张王牌。
那么，在这次对日干涉中，为什么只有俄、法、德三国参加呢？
美国是后起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19世纪末叶，美国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夺美洲的殖民地上（1898年的美国和西班牙的战争就是其结果），而无暇顾及“满洲”，因此它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始终严守“中立”。
英国——正如阿瓦林所说—— 一直对“满洲”非常有“兴趣”，因此对沙俄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和扩张始终抱有高度警觉性。于是就利用日本以牵制沙俄。中日战争爆发后，英国表面上“中立”，实际上纵容日本侵略和夺取东三省。《马关条约》签定后，英国认为该条约不仅没有破坏和损害自己在东亚的利益，相反“因为新埠口的开放和更巨大的便利的让与，将给国际贸易带来好处，而且日本的胜利将阻碍俄国政策在满洲和朝鲜的进展”。正是这些原因，当俄国请其参加干涉日本的活动，英国总是“半吞半吐”地予以“谢绝”；而当日本提出“援助”请求时，英国同样回答说：“英国对于日本虽抱最恳笃友情，同时亦不能不考虑自国之利益，故不能应日本之提议，援助日本。”
法国自1892年以后，与俄国结成了俄法同盟，在同盟中处于“小兄弟”的角色，一切抑仗“大哥哥”的鼻息行事。因此，在对日干涉之中，“法国愿意和俄罗斯毫不分离，并且希望通过援助中国得以保证它和中国的善邻与友谊关系”，以从清廷手中索取“报酬”。
德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工业大国，为寻求原料产地和市场，对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早就垂涎三尺。但德国因争夺巴尔干半岛，与俄国早已势同水火。在俄土战争中，俄国就因为德国与奥匈帝国的联合掣肘，向巴尔干寻求扩张和出海口的愿望向泡沫一样破灭了，对德国更是怀恨在心。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在谈及德国政府言行时说：“颇为暧昧模棱。”具体表现是：
彼等（指德国）虽屡云对我国（指日本）表同情友谊，而其臣民屡向中国输入战时禁制品，其退伍士官公然参加中国军事，德国政府假装不见，唯自己利益是图。
实际上，德国是坚决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这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了的。只不过在公开场合上给人一种不偏不倚的“中立”形象。
1894年11月，英国曾向欧洲各国政府提议联合干涉中日战事时，德国首先予以拒绝，向日本表达了“德色”。马关条约签定前，德国驻日公使两次致电陆奥宗光说：“媾和条件已泄，德国政府别无重要异议。”“媾和条约之条件，欧洲报纸上批评尚好，尤其关于偿金，即令其额更巨，亦决无异议。”对日本吞占东三省等地，德国也“固持不动”。不料，4月13日，风云突变，德国立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德驻日公使急电陆奥宗光说：
若日本政府向中国求特别经济的利益，德国政府亦当反抗。对德国恳切之意思，日本诸事有详细通知德国政府之义务。为缓和一般舆论，希报告本使。
对此，陆奥宗光颇感迷惑不解，他写道：
事隔仅一日前后，电报之意味如此矛盾，果系何故，是非德国政略上发生变化而何？
陆奥宗光猜对了，正如清朝署两江总督张之洞所说：
德向助日，因俄法牵制，复忌其强，遂有压日之举。
事实也是这样，德国政府认为时机已到，即利用俄、日的矛盾，将俄国的视线转向东方，减轻自己在欧洲争霸中所受沙俄的压力；再者，德国也想借共同干涉之机，一方面离间俄法同盟，“使俄法立于孤立之地位”。另一方面“欲恢复为德国幸福所必要之俄德亲交，作成尔后提携之阶梯也”。还有，德国利用联合干涉成为中国的“救星”，自然可以从中国取得一个立足的港口和各种政治、经济利益。
就这样，各怀鬼胎的俄、法、德三个帝国主义国家走到了一起，决定联合起来从日本的血口中夺取猎物了。
马关条约缔结后，英文版京津泰晤士报刊载了中日缔约过程中的各种公报、协定、会谈记录或会谈摘要。实际上，这些文献公布之前，清朝总理衙门的王大臣们，根据李鸿章的指示，每天按时把中日和谈的详细情况通知俄、英、法、德、美等国驻华公使。这就使他们对中日和谈的情况了如指掌，从而为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赢得了足够的时间。
1895年4月3日，清总理衙门的王大臣们给欧美列强驻华公使的通知，“坚持地论说关于（条约中）关于领土、政治及财政秩序条款的苛刻性质”，请求他们的政府向日本政府呼吁，“使较中和与宽仁一些”。各国公使把此事迅速转呈各自的政府。
4月12日，李鸿章接到“欧洲方面消息说，德国将和俄国、法国联合，在对日本的和平提案采取同一的态度”。
4月18日晚，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通知总理衙门，要清政府耐心等待，不要急于批准中日马关条约。于此同时，中国驻俄、法、德公使也分别从所在国政府获知同样消息。而在这前一天，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致电驻东京公使哥屈米德，将沙俄政府的通知内容转告他，要他向日本政府“作同样意义的表示”。沙俄政府的通知内容是：
日本和平条件的审查，迫使俄国政府得出这个信念：日本拟据辽东，对中国京城将是个经常的威胁，同时将使朝鲜的独立成为虚影。因此，它将成为东亚和平的永久阻碍。俄国在东京的代表将把上述的话通知日本，且劝它肯定地放弃这半岛的占领。
俄国的这一通知也几乎同一时间通知了法国，法国政府也立即致电驻日公使，嘱其向日本政府“作同样意义的表示”。由此可以认为，沙俄政府的通知拉开了三国干涉还辽的序幕。
4月20日，德国驻日公使一人独自来到日本外务省，面色十分神秘地对外务省次官林董说：奉本国政府极重要训令，“明日当与某国之公使等来访，欲面晤外务大臣”，所说的某国“不能言明其国名”。林董称，首相、外交大臣均不在东京。他一人坐等两天，不见“他国公使来会”，心中颇为纳闷。
直至23日，俄、法、德三国驻日公使一齐来至外务省，向日本政府宣读本国政府声明。俄国政府的声明是：
俄国皇帝陛下之政府，兹查阅日本国向中国所要求之媾和条件，对辽东半岛归日本所有一节，不但认为有危及中国首都之虞，同时亦使朝鲜国之独立成为有名无实。以上实对将来远东永久之和平有所障碍。因此，俄国政府为了向日本国皇帝陛下之政府再度表示其诚实之友谊，兹特劝告日本国政府，放弃确实领有辽东半岛一事。
法、德两国政府的声明完全与俄国政府的相一致。三国政府公使还代表各自政府，限令日本政府于15日内答复。与此同时，三国军舰纷纷出动，停泊在渤海湾一带。仅俄国在中日换约的预定地点烟台，即有大战舰20多艘，次等兵船及铁甲舰、快舰等20余艘。这些战舰均奉命24小时内随时出航，各舰都昼夜升火，禁止船员上陆。俄国还将符拉迪沃斯托克（即中国海参崴）视为“临战地境”，急召预备兵，规定不论工农商贾均驱之入军伍；当地的日侨均被集中于一地，随时令其撤退。德国更帮虎吃食，德皇亲自向俄皇推荐俄海军中将梯得夫，让梯得夫就任德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推荐电以讨好的口气说：
梯得夫之海上伎俩经验，朕所夙知。
总之，俄、法、德三国的举动向世人显示出，对日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三国干涉事件的突然爆发，给毫无思想准备的日本政府以极大震惊和不安，“已成骑虎之势”。24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会上，伊藤提出了如下三种方案：
一、即令遭遇新增加敌国之不幸，此时断然拒绝俄、德、法之劝告；二、招请列国会议，于该会议处理辽东半岛问题；三、此际宁完全容纳三国之劝告恩惠的交还辽东半岛于中国。
按理说，日本是决不愿把到口的肥肉轻易吐出的，但由于战争消耗了国内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战后已是国库空虚，军备匮乏，军力骤减，无力与三国抗衡，但又不甘心退还辽东半岛，因此，御前会议决定采用第二种方案。但当伊藤把这一决定告知在舞子养病的外交大臣陆奥宗光时，后者感到，召开国际会议无异于“新增敌国”，一旦清政府与俄、法、德三国联合一体，马关条约定然成为“废纸公文”，日本所获的全部利益顷刻化为乌有。最后，伊藤和陆奥两人商定，先不轻易决定对策，而是确知“为此次发动者本人俄国之意向，尤为必要”。随即致电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电文说：
中日媾和条约已经我皇上批准之今日，抛弃辽东半岛颇属为难。若俄国政府念及伤害从来日俄两国长年亲密之善邻关系非得计，则贵官可要求其对此次之劝告再加考虑；且望告以“日本将来虽永久占领辽东半岛，亦不危及俄国之利益；关于朝鲜之独立，日本政府不论如何当使俄国政府充分满足”之意。
日本此举真可谓打错了算盘。因为沙俄不容日本染指东三省的决心是坚定的。此前一个月日本驻美公使给陆奥外交大臣的急电，就说明了这一点。该电报告说：
美国国务大臣将其驻圣彼得堡美国公使电报大要密告本使：近来俄国之欲望非常激昂，俄国将乘现今之轇轕，增加其势力于中国，希望占领中国北部及满洲。当反对日本占领该地方及为朝鲜之保护者，三万俄兵已驻屯中国之北部，有渐次增加之形势。俄国军人屡图使该政府变更其对日友谊的意向，故俄日两国利害当至冲突。
而当喀西尼将伊藤和陆奥电报内容转呈沙俄政府时，沙俄方面又玩了一个花招：4月27日，喀西尼回电日本政府说，他在与俄外交大臣长时间讨论后，希望给日本政府一个“有利之回答”，看俄外交大臣“之颜色似稍有所感动，当约俟仰祈俄国皇帝之睿虑”。谁知，就在日本政府紧张的神经稍显松弛之时，陆奥宗光又接到了喀西尼的一封电报，该电大意是：
俄国皇帝以日本之请求，并非有十分理由，足使俄国撤回劝告，故不予采纳。
日本想使俄国改变初衷的愿望，至此彻底破了产。无奈之下，日本政府依然野心不死。随即电令日本驻英公使加藤，要他面晤英外交大臣，企盼英国伸出一双友谊之手。殊不料，英国政府认为，为一日本而得罪俄、法、德颇为不值，于是扳正面孔说，英国政府在中日战争初，即已决定概不干涉，而今与日本协力，即系干涉，与英国初衷相违。再者，英国虽对日本抱有友情，但与三国亦系友邦。所以英国最后告诫日本说：
此时除（争执双方）彼此酌量以自己之决断及责任行动外，无他法。
随之，日本又向意大利和美国政府求援，均无功而返。这终于使日本得出结论：
第三国实力上强援之不能得，亦已明白。
4月28日，喀西尼又从圣彼得堡给陆奥发出一份措词强硬的电报。电报说，俄、法、德三国已在日本海面集结了强有力的舰队，不顾开战的危险，此举“果为我国之得计否，本使不能知”，可由日本政府去权衡，“贵大臣若觉得到底不能抵抗彼等，则如本使前电”，抛弃朝鲜土地，放弃永远占领辽东半岛。他还强调俄法关系“不能分离”，任何人破坏不了。
至此，日本已觉再不退让必吞恶果。于是在4月30日致电喀西尼：
日本帝国政府政府熟考俄国皇帝陛下政府之友谊劝告，且欲表彰重视两国间之亲密关系，故于因马关条约批准交换保全日本国之名誉及威严后，对于追加如下之条文于该约中表示同意。第一，日本政府对于奉天半岛之永久占领权，除金州厅外，完全抛弃，但日本国与中国商议后，对于抛弃领土，当定相当之报酬金额。第二，然日本政府迄中国完全履行媾和条约之义务时止，有占领该领土为担保之权。
不料，日本的这一退让依然不能满足俄国的胃口。5月3日，喀西尼又去电说：
俄国彻头彻尾认日本领有旅顺口为障碍，故决议维持最初之劝告，而该决议已经俄国皇帝裁可。关于本事件，本使虽沥满腔热血，痛论苦言，竟不能使我国政府翻其初志，深为遗憾。
至此，俄、法、德三国的强硬态度已把日本逼到了绝境，迫使其最后下决断。伊藤和陆奥经过紧急磋商，断定此时是实行下述政策的时机：
对于俄、德、法三国虽然让步，但对于中国一步不让。
于是，陆奥宗光草就了日本回答三国的电文：
日本帝国政府根据俄、德、法三国政府之友谊忠告，约定抛弃奉天半岛之永久占有。
该电文通过日本驻三国公使交到了三国政府手中。5月9日，俄国驻东京公使奉命来到日本外务省，宣读俄国政府的来电。电文说：
俄国皇帝陛下得知日本国抛弃辽东半岛永久占领之通告，认日本皇帝陛下因此措置重表示其高见，兹为宇内和平，特述祝辞。
德、法两国政府也向日本政府“表示祝贺”，这真使日本政府“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至此，三国干涉中的棘手问题宣告解决。
本来，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在三国干涉还辽过程中，还想要日本承担不在澎湖列岛建筑防御工程，以确保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权。德国外交大臣向罗拔诺夫指出，这一想法“似乎完全越出了（三国干涉事件）行动计划的范围之外”；再者，日本军界对日本政府及皇室的让步行为舆情激昂，使后者处于困难境地，这很可能“将危及我们迄今为止的行动的完全成功”。这样，就终于打消了罗拔诺夫的幻想。
日本在三国干涉压力下，虽被迫表示放弃辽东半岛，但其侵吞该地区的野心依然没有泯灭。于是转而耍一花招，即“大大增加”清廷赎取辽东半岛的偿金，“使中国永远不能还清为上计”，这样，日本赖在辽东半岛就有了充实的借口，也赌住了三国的嘴。7月19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俄、法、德三国政府：
日本政府鉴于中国偿付与交还地域价值相当之款额殊属困难，特将以交还辽东半岛为条件之赔款数目，定为五千万两；
日本政府准备于中国偿清上项赔款及战争赔款第一次应付数目后，将军队撤至金州，并于中国交付第二次战争赔款及交换修订通商航行条约后，即全行退出辽东半岛。
沙俄政府一眼即看穿了日本的狡诈目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亲自出面，指示俄驻法、德公使向所在国转达他的声明：
日本要求五千万两银子作为放弃辽东半岛的赔偿是过度的，相信必须运用压力使日本把它的要求减低至一半之数。
由于在向中国借款问题上与俄、法两国发生矛盾的德国政府，此时公开支持日本的要求。德国副外交大臣罗登汉于7月24日公开对俄国公使说：
像以前一样，五千万两银子作为赎还（辽东半岛）这样一个大而重要的地方，我认为是宽和合理的。一般来说，日本的金钱要求，是围绕着合理的范围。
8月9日，罗拔诺夫亲自接见德国驻俄国公使，双方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辩论。罗拔诺夫坚持认为日本的要求是过度的，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这将引起一个（日本）无止境迟延（从辽东半岛撤退）之借口”。他指出，首先应该确定日本撤退半岛的日期。罗拔诺夫要求德公使请把他的意见转达德国首相，并能予以接受。德公使依然不满俄抛弃德国单独向中国借款的举动，因而坚持说日本的要求“并不过高”，不能认为是专断的要求。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德国皇帝亲自出面干预，敕令德国政府：
不要不和协，而且要谨慎；对俄不是不友谊的，借我们的合作来减低俄国对日本的要求。
他还决定德国尽管迎合俄国意旨，并指出日本“退还辽东之赔款要求应减为三千万两”。
8月23日，罗拔诺夫通过俄国驻柏林代办向德国政府宣布：
（俄国）皇帝深感（德国）威廉皇帝减少日本要求退还辽东赔款之动机。以日本于此款支付后立刻撤出辽东为条件，我们接受这三千万两以代替五千万两之数目，我们也放弃照战争赔款支付条件分期支付之原意。
11月8日，中日两国签定了《交还奉天省南边地方条约》，规定：清廷须在11月16日之前将库平银三千万两交与日本，索还辽东半岛，日军在款项交清后三个月内全部撤出辽东半岛。至此，俄、法、德三个帝国主义列强干涉还辽的活动结束。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确是赎回了辽东半岛，但是自此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均增加了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依赖性，使自己在沙俄帝国主义掠夺性外交的罗网中越陷越深，而终于不能自拔。另外，由于沙俄是这次事件的赢家，而输家日本自然怀恨在心，伺机报复，这自然加剧了各帝国主义列强、首先是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东北三省的矛盾，为日后日俄战争埋下了种子，但深受其害的依然是中国。
[1]1894年是西太后60寿辰之年。
[2] 1894年为中国农历甲午年，故日本政府挑起的这场中日战争，称为中日甲午战争，简称为甲午战争。
[3] 喀西尼在致吉尔斯的急电中说：袁世凯的报告自“极秘密方面得来”，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袁世凯在报告中告诉李鸿章：面对一触即发的朝鲜“叛乱”形势，日本已派舰保护其商家和居民；中国商民在此居住者也不在少数，目下皆忧虑不安，但朝鲜海面只有中国一小舰停泊，势难东西兼顾。他希望李鸿章能迅速电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舰迅速来朝鲜海面，“停泊此间以保护我臣民”。
[4] 李鸿章坚定依赖俄国的态度，连喀西尼都看得非常清楚。他在6月24日致俄外交大臣电中说：“目下局势极为紧张，而中国正在急切等待俄国的决定，认为这是和平了解的唯一希望。”
[5] 德国驻远东代表所发出的朝鲜事件第一阶段的报告中就指出：“李鸿章在军事上没有充分准备，战争亦使中国人感到措手不及。”
[6] 外交大臣吉尔斯在这次会议上强调说：“朝鲜本身是不足道的，可是由于它的软弱，如果被交战国一方统治，可能成为敌视我国的工具。”
[7] 尼古拉二世在看了外交大臣罗拔诺夫送呈的特别会议记录后，“曾表示愿听一听参加会议者每人之意见”。于是，四大臣入宫觐见，举行了御前会议。
引用书目：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光绪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内部读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