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起来说，老芦对国内问题的分析，有几个过低：过低地估计了市场经济对人们意识行为潜移默化的影响；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耐受（或/和适应）能力；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遗忘能力；过低地估计了中国目前“多元化（或伪多元化）”社会各派力量之间的抗衡。
经过十几年的商品经济大潮的洗礼，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毛时代不同的是，这是一种自然嬗变，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不可逆的改变。概括起来说，人们完成了这样一些转变：从造反派到口头造反派的转变；从理想主义到犬儒（务实）主义的转变；由以前的狂妄自大到自大、自卑和自恋之间的来回震荡。下面就我知道的大陆情况，边叙边议，给老芦白活几句。说的对、吃我的药，说的不对、分文不取。一家之言，敬请拍砖。说完之后还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在美国吹你的欧罗巴芦笛，俺在大陆吹俺的家乡金唢呐。
就从工农官学商这么个顺序说起吧。
1、工人老大哥
工人老大哥的情况跟老芦在《满纸荒唐语，一把辛酸泪》那篇文章里说的情况差不多，老大哥们的情绪老芦把握的也很准。还有一个老芦没提到的，就是老大哥的特殊地位。老毛的谋略中有重要的一条，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或曰9个指头对1个指头。什么人属于什么指头，与“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有关。在过去几十年里，始终在9个指头里的，只有工人老大哥。老毛去世后老大哥的社会地位绝对地、大幅地下降，生活水平相对下降，人人一本血泪帐，个个苦大仇深，就是老芦说的那么回事。我想补充的有下面三个地方。
老芦最担心的事情，可能就是某些理想家（民主家或革命家，一俅样），煽动人民造反，“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天安门前红旗乱”，使中国再度陷入战乱，再次被推进万复不劫的深渊。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老芦，在没有外敌入侵的和平时期，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现在国内不管干什么事情，人们都要先算一笔帐：我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值不值，干什么都先搞成本核算。当今中国社会，杀头的买卖有人干，赔钱的生意没人做。就为了“到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滚一滚”，就冒着杀头危险，跟着某委员（或学者、教授）扯旗造反，不值！况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军队武器、通讯、运输装备的全面改善，全国上下一盘棋，根本没有什么三不管地区，红色政权连在20年代的印度都不可能生存，何况今日之中国。星星之火，难以燎原，欧洲小于连那泡尿就能解决问题。所以，随着造反成本急剧增加，能大难不死挺最后到小姐牙床上打滚的几率极小。而且人们似乎已经看透了，就算能成功又怎么样？“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到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滚一滚，以后还不得又要打回到自己的土炕去，能够长期占据牙床的又有几个？再者，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谁也知道，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夺权无一例外地都是本国发生了外敌入侵，且本国完败或节节败退（若有例外请高手补充）时获得成功的，在和平时期，这种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
我在现实生活中也接触过社会底层，遇到过不少倒霉蛋，个个恨得牙根铮铮作响，但丝毫没有要上山打游击的意思，顶多就是希望有人上山打游击。他们不是不能，不是不敢，也不是没人挑头，而是都知道不划算。肯吃苦的去盖楼、挖煤，想投机的卖几扇注水猪肉，倒腾几箱盗版光盘，或者趁着天黑卖点烤羊肉串，成本不高，风险不大，城管抓住也就是没收个秤砣什么的。干上少则三两年，多则四五年，都能买到地主小姐的那样牙床，在上面驴打滚都成。犯懒的，就靠着一千多元的工资，或大几百元的下岗补贴，搓搓小麻将，吃点麻辣烫，混一天少两晌，也可以凑合过。现在人人一把小算盘，一个比一个打的精。甭管嘴上怎么说，心里个个明镜，谁也不比谁傻多少。
请诸位说说，这算不算社会进步？
另外一个变化，就是随着大学扩招，工人与知识分子的界线已经不那么分明。我统计了一下我们学校的年轻教师、在读博士、硕士，90%以上都是工农子弟。而我们小区的2个水暖工，都有正规大学的文凭。你根本无法界定“谁是老百姓，谁是赵勇刚”。工农子弟在普通大学占的绝对数量还是比例都相当大，也就是说，谁都有逃离苦海的机会。工农并不像人们说的“痛恨贪污腐败”，而是痛恨自己没有贪污腐败的机会，高考扩招给了他们的子弟更多的机会。总起来说高考现在还比较干净（艺术类除外），猫腻大都出现在第三批和补录。工农子弟因为经济负担过重上不起学的还是极少数，有不少就是赖到最后不交学费也都毕业了。
适应学说也在发挥作用。由于几十年来的既成事实，人们逐渐适应这种变化，老大哥们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已经开始认可。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这次涨工资，50岁的公务员、大学教师，工资涨幅是500-1000元，同样年龄的工人工资涨幅是100-200元，离休干部2000-3000元。就硬是这么涨了，老大哥们的反应远不像80年代初那么激烈，仅仅是发发牢骚、骂两声娘而已。一位当年的工宣队老工人和我聊天，说起当年那个兴奋，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但在一通骂街、颂毛之后，突然蹦出这么一句：当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其实也是瞎闹，我们能管什么大学啊，也就会修个水管什么的。看来大家都在进步啊！
说起老毛对现在中国的影响，这里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以后得专论。从90年代初开始，就有人告诉我说老毛正在复活，中国很快就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改革开放不过是个小插曲。以后一轮又一轮的毛泽东热，尤其是每逢诞辰和忌日，官方的和自发的活动都很多，人们都隐约感到“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来临，不说起义暴动，至少也的闹个飞行集会什么的。稍有平静，又联想到“暴风雨前的黑夜总是异常平静”，这样“盼星星盼月亮”地等了十五年，也看不到老人家有什么一点动静，在水晶棺材里待的挺稳当，眼看中国在“错误”的路线上越滑越远，白让我兴奋了半天。老邓倒是外国人说的那样，成了“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目前中国的情况，很有点“毛学为体、邓论为用”的意思。总起来说，老毛在中国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影响，而且实际影响越来越弱。如果让我用两句话来概括，那就是：
一、老毛永不死，只是渐凋零（我篡改的，麦克阿瑟原话是：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毛与中国社会渐行渐远，毛主义复辟即使从技术上讲也无任何可行性；
二、在当今中国，老毛是神不是人。抽象说样样伟大，算细帐什么都是一塌糊涂。所以，最后的定位就成了部分中国人的精神寄托。举个例子说明吧：我们附近理发店、饭店林立，做其他买卖的也不少。大部分都是供个关老爷，少数也有摆毛主席像的，不少还每天烧香，口中念念有词。但烧香归烧香，谁都知道真发财还得靠精打细算、起早贪黑，外加偷税漏税、以次充好、坑蒙拐骗什么的，谁也不把烧香拜佛真当回事。
还要罗嗦一句，在讨论老毛问题的时候，一定先要定义一下是说的哪个皮上的毛：造反有理之毛？党领导一切之毛？为人民服务之毛？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之毛？赋诗填词之毛？老芦经常说的是第一个毛，官僚们誓死捍卫第二个毛，而大学生、工农等崇拜第三个毛，运动员、官兵、企业家热爱第四个毛，文学小青年们（可能还包括本坛中老年）喜欢第五个毛。还有人对各张皮上的毛都喜欢或都反感。其实人们心中的“毛”还远不止这些，多如牛毛。最近中央电视台又推出一部电视连续剧《恰同学少年》，写的是小毛上中专的事，这又多了一个青春帅哥、泡妞高手的形象，很是讨新新人类们喜爱。如果不弄清概念，大家只会在一起扯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尽管崇拜毛的人数量不少，彼此之间根本不是一回事，很难汇成一股洪流，去“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底层可以打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旗号闹事，上边也可以用“加强党的领导，击推XX分子对党的猖狂进攻”来镇压，中产阶级则可以用“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来调和。有趣的是，人们并不是说说而已，心里就是这样想的。
总起来说，我认为中国近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社会进步，局部出乱子的情况会不少，但也不大会出现全国性的血腥动乱。老芦在《假如…》一文的末尾，给出了发生革命（或民主）暴乱的三个条件（以下简称芦三条），我认为还应该加一条：造反者及领导人的素质。现在全国人民大都类似王朔笔下的那种市俗痞子，即使造反，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危害有限。造反队伍中是需要大量痞子，但也不能都是这些货色。梁山泊一百零八将至少还得有个卢俊义、宋江、柴进这类仗义疏财、侠肝义胆的好汉吧，当年共产党也有个南陈北李，现在还找得出类似的人物吗？如果挑头造反的都是一群起哄架秧子的泼皮牛二，能造个P的反啊。
老芦在《假如…》一文的末尾，还给出了避免革命（或民主）暴乱的六点建议（以下简称芦六点），并指出领导人不接受的两个原因，其实还应该考虑一个因素：第四代领导集体也要算小帐，不仅仅是能不能的问题，还有合算不合算的问题。从搏弈论的角度看，不管成功不成功，改革都对他们个人利益绝没有任何好处，不改革小日子也过得下去。现在这些社会矛盾，通过“加大打击力度”、“政策倾斜”等手段虽然不能根治，都可以缓解。每次恶性事件最后的结果都是坏事变好事，劣绩变政绩。只有领导人在“有理想（至少也是有想法）”的情况下才会搞什么改革。而且，现在只有体制外的反对派（包括民朋和极左派），体制内根本不存在改革力量。现在提出体制内改革的都是一帮像谢韬（最近提出民主社会主义那位）、李锐、李普这样80多岁的老家伙，快离世了，可以不再考虑什么利益了，想痛痛快快说两句真心话，其实际影响可忽略不计。
还记得老艺术家赵丹临死前说了句什么吗？“管的太死，文艺没希望”。
知道某左王怎么评论的：“这个赵丹，临死前还放个屁！”。
2、农民同盟军
农民的情况差别很大，不好说。和距离城市的远近、交通是否便利、有无资源关系很大，很难一概而论。有的农村接近甚至超过了欧美，有的宛如非洲。关于“真穷、真苦、真危险”的情况，网上已经有不少了，不再赘述。不过，国家这几年还是干了两件大好事。
一是免征农业税。歪（芦氏语言）？官方的说法是调整经济结构、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务农积极性、提高农业竞争力、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等等。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合算！农业税要挨家挨户收，成本极高，动用大量的人力、警力，弄的天怒人怨，真正收到国库的没几个大子，看来中央领导也学会了算帐。
再一个就是在没有出现任何动乱的情况下，中国完成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官方数字是50%，这可能包括一部分平时在城市打工，年岁大了干不动时回家的。对这些人来说，那责任田就是养老保险。其实，只要不搞人民公社，全国有十分之一的人种粮足够，主要还是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就业问题。近几年经济的飞速发展，近似疯狂的修路、架桥、盖楼，给这些苦命的农民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就像当年延安窑洞住上了北京娃一样，大量的农民在城市里买了商品房（城市边缘的二手房居多），实现了农转非的梦想。我担心的只是，能持久乎？
不同的农民对老毛的态度也不一样。有非常崇拜的，各地农村自发地为老毛建纪念堂、庙宇、树碑、立像的不少。也有的正相反，认为给老毛糟蹋最狠的就是农民，这样的人也不少。我们农村老家就有一位，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如果老毛不蹬腿，至今农村老家连擦屁股纸都用不上。列位年轻看官可能不知道，直到70年代中期，虽然当时贴大字报的纸张可以围地球转好几圈，而绝大多数农村（无论南方北方），在大便后连揩腚纸(含报纸、黑纸、白纸等一切纸类)都用不起，只能用石块、土坷垃、玉米叶、玉米秸杆、树枝、树叶、瓦片、竹片解决（因地区而异，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有人说那是一个擦屁股纸都用不起的时代。坛子里下过乡的人不少，谁见过农民用过纸揩腚？当年林思云讨论“农村大饥荒”问题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这厮生在南京乌衣巷，长在日本东京湾，农村根本没去过，就在那“下车伊始、哇啦哇啦”，和别人大谈农村问题，我倒很想让他找出一个用得起揩腚纸的农村来。
说起这些事情来，我常常觉得老芦很可怜，有时候又觉得很悲壮。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说服对方相信昨天刚刚发生在中国千家万户的事情。而且老芦的很多学问和见解，在国人看来是什么“了不得、不得了”的东西，在西方社会只是家喻户晓的常识。说句令老芦伤心泄气的话，有些还不是21世纪的常识，是17、18世纪欧洲的社会常识。记得有一次给同事推荐老芦的一篇文章，里边提到国家行政权力应该尽可能地退出某些领域，包括高校。那位同事看完以后拍案叫绝，以为有发现了什么新理论。其实，在德国17世纪的宪法里就明确规定：国家只能给高校投资，不能干涉高校的管理和业务。还有，轱辘笛反复说明的朝野双方互相妥协，从长远看比斩净杀绝、痛打落水狗对双方都有利，恐怕至少也是英国人在17世纪光荣革命前后就已经整明白的事情。还有，像什么个人主义与“坑蒙拐骗、损公肥私”不搭界的解释，竟然还就是写出来给生活在欧美的黄皮大博士们看的！我真想像不出来老芦把这些事情说出来给鬼子们听会有什么反应，可能真会“槽牙集体脱落”。
还接着说农村吧。农村教会最近发展的也很快，什么教都有（包括邪教），可能主要还是基督教。据说，现在基督徒80%以上在农村，也不知道是福还是祸。还是老芦说的那个现象：同是基督教，彼此之间根本不是一回事。好多教堂还自己制定了五花八门的教规和戒律。有一次路过某村，听到里面有唢呐声，别人告诉我说那是教会的唱诗班在活动。看来，天兄、天母、天嫂什么的出现恐怕是迟早的事。农村教会的事虽然我没专门做过调查，但曾看到过一些这样的条幅：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农村，基督教大有可为；
推进神学思想建设，是办好教会的重中之重。
对于社会不公、贪污腐败、两极分化、环境污染的社会现象，像以往一样，中国农民再次表现出惊人的耐受能力。我在十年前就告诫全X，什么中国的贪污腐败已经排在了世界的第X，银行呆帐坏帐X亿，基尼系数已经接近X之类的警告，要注意，但不必大惊小怪，更不用杞人忧天。用电影《列宁在十月》（还是《列宁在1918》？记不清了）的话来说：我们不理睬它。就拿基尼系数来说，国际警戒标准早就超了，什么也没发生。贪污腐败连续多年第一，经济照样发展。西方经济学家、中国左派们多次低估了中国人民惊人的耐受能力。道理很简单，中晚期食道癌患者未经治疗者平均生存期为4个月，有人可以对付1年，有的2个月就进太平间，在医学上这叫个体差异，甚至很难说的出原因。同样是在海川挨驴蹄子，有人还没怎么着就受不了，恼羞成怒，遁之夭夭。有的人越挨踢越来劲，暴风雨更增加战斗豪情，这也是个体差异。有的民族，老虎尾巴摸不得；也有的民族，活猪不怕开水烫，这就是民族差异。不能不承认，这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养育了能够创造各种奇迹的民族。
这种能力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是一个从弱不禁风的林妹妹，成长成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成长过程。想当年，田间地头飘红旗，人民公社成立，户籍制度建立，两千年来，农民的迁徙自由第一次受到了限制，有谁“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自由主义”吗？我看到的情况正好相反，人们都是热泪盈眶，“翻身农民把歌唱”、“一切交给党安排”。那时侯的车站派出所、收容所，主要的收拾对象就是把进城的“陈焕生”们当盲流整治，也从没有听到过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有什么抱怨。我当年下乡的地方是前王庄，翻过山去是后王庄，那里挨着公路，交通便利。前王庄一个工是1角2分钱，后王庄一个工是1元6角，两个王庄的人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唯一的差别就是前王庄的媳妇往后王庄嫁的猛了些，仅此而已。最近发生的山西砖窑童奴事件，也就是玩得太过，媒体捅了出来，引起了城市里的绅士大哗。烧砖在农村，至少在北方农村，从来就是牲口活，根本没人当回事。
为什么中国人具有这种惊人的耐受能力？其中的原因我也说不清，还要借一双老芦的毒眼来看看。但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阿随的“点菜律”得到了相当部分民众的认可。
人们普遍有一种看法：就是共产党打下的江山，当然是共产党坐江山，共产党说了算，“党说咋办就咋办”。人们对国家领导人最高指示的认可程度、对“失误”的容忍程度，也与领导人对打江山的贡献呈正相关。比如说，我们参观韶山滴水洞回来，有人说了一句，60年代国家那么困难，还花几个亿修这种没用的破玩意儿，老人家一共也就待了十几天，太不像话了。马上就有人顶了回去：毛主席为建立新中国牺牲了六位（实际上是七位，而且第七位贡献最大）亲人，修个滴水洞算什么！那口气，就跟小兵张嘎里胖翻译的那句台词差不多：别说吃你几个破西瓜，老子就是在城里吃馆子也从来不问价！
对于农村以前发生的事情，包括大饥荒，很多人都淡忘了。我们有个学生，他说他奶奶是60年吃了观音土不能大便，结果活活憋死了。他说起这件事时那种淡漠的表情，好像是在说别人的奶奶。老芦在文章里谈到了中国人能够在世界立足是由于具有超强的吃苦精神和繁殖能力，好像还不全面，应该再加上这一条。六四也是一样，也就是海外香蕉们还折腾，国内已经是基本没什么人还说这事情了。年轻人知道柴玲、方励之、王丹的人绝对不如知道柔石、胡也频、殷夫的多。上次有个老同学回国探亲，同学一起喝酒时他老说这事，众人起腻，最后一致通过决议：若再提此事，罚酒三杯。看来老芦的《仇恨把我们引向何方》还应该有个姊妹篇：《遗忘带我们走向幸福》。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是我们的事业一定要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老帮菜们是否还记得，改编的语录歌好像还是戏曲风格）”。
本人认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各族人民超级的耐受能力和遗忘能力，是当前中国稳定的基本保证。
一旦过早、过快地给予人民什么“民主、自由（含伪民主、伪自由）”，人们就会失去这种原有的耐受能力和遗忘能力，国家真有可能被推进万复不劫的深渊。跟进化论揭示的道理一样，人们接触这些东西多了，原有的耐受腐恶的能力一定会退化。你们这些香蕉们，回国后谁不是喉咙痛、打喷嚏、流鼻涕、感冒、吐痰、气管炎什么的，这其实是一回事。
我们的民族生存原则，就像电影《芙蓉镇》里一句经典台词说的那样：活下去，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
普希金曾说过：
干吗赐给牲口以自由？
它们世世代代继承的遗产，
就是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正因为如此，首先要有启蒙，要让人们对“民主、自由”有需求才行；需要“重建常识”，让人们知道什么才是现代社会的民主、自由，应该怎样以最低成本获得民主、自由。
